自鸦片战争始，资本主义列强以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蒙上了屈辱的阴霾，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弱国无外交”成为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理论定势。然而，在清政府的外交官吏中，曾纪泽以自身的人格信念，胆魄识见、气度才华，与列强折冲樽俎，力挽危难情势，或护持疆土尺寸必争；或坚守主权刚硬不让，显示出一个中国外交官员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独特的文化人格，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
一
曾纪泽自1878年出任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使俄大臣，到1885年卸任，前后共计八年。这在他五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只占一个短暂的阶段。但是，他在八年的使外任职中不仅倾注了全部的智慧、精神、心力，而且对被列强窥伺、虎视的国家安危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焦虑心理，正如他在《伦敦禀九叔父》一函中说的“一腔愤血，寝馈难安。”
许多研究曾纪泽的文章都讲到其一生经办的最大一件外交事务，也是最棘手的一件外交事务，就是为推翻崇厚与沙俄签订的“里瓦机亚条约”重开中俄谈判。曾纪泽于1880年3月3日(庚辰正月二十三日)在巴黎接到清政府委派他使俄的电文“将崇大臣所定约章再行商议，展诵之下，惶惧失措。”他深知崇厚的慑强怯懦使所订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权益，而再与凶蛮强霸的沙俄商议改约无疑从虎口夺食。他在写给丁日昌的信中分析道：“夫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况且对此事清政府内意见分歧，李鸿章力主批准条约，他在奏折中说：“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曲在我则侮必自招。”左宗棠等将领则主战“先折之以议论(交涉），委婉而用机；次决以阵战，坚忍而求胜。”清政府虽气恼崇厚与俄所订之约，却一意避战保和，要在谈判桌上达到改约目的。
对此，曾纪泽在“连旬心绪尤恶”的巨大压力下，冷静地分析国内外时势，对比中俄各自军事力量的优劣，仔细研究了崇厚所订条约的全部内容，写下了《敬陈管见疏》。他在这份上疏中详尽陈述了通过谈判达到修改条约的思路，指出崇厚所订条约大体分为三部分：分界、通商、偿款。权衡三部分须改动的内容，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分界是谈判的关键“，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这样才能够在重开谈判中避免决裂，得以在谈判桌上逐条辩论，尽力为国家减少受损权益。曾纪泽在赴俄谈判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对俄国政治、经济形势，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作了考察分析，以确定谈判对策。同时，他又仔细查看研究了伊犁地区的山川地势，从中、俄、英、德等国出版的中国地图的比较对照中，发现俄国版地图将伊犁定为阿克苏之西是错误的，也匡正了左宗棠关于伊犁大城与阿克苏南北相望的说法。曾纪泽利用列强各国之间利益争夺的矛盾，如英与俄争夺新疆，“英人忌俄特甚”的心理，赴俄都圣彼得堡时，带英人马格里，法人日意格作随员。到俄国第三日，他便派子马格里去见驻俄英使德佛楞，日意格见驻俄法使商西，了解英、法对中俄重开谈判一事的态度，并从英、法公使处获取有关俄方的部分信息。德佛楞对马格里说：“中国使者初到外部，吉尔斯等必以厉色相待，无须介意，久之总可转圜。”还提出可望促成谈判的三条建议，要马格里转告曾侯。法使商西“言不如英使之详”然而，态度恳切。英、法的看法，特别是英公使德佛楞对俄外交大臣吉尔斯了解较深，判断有据，使曾纪泽对中俄谈判多了一层把握。曾纪泽从1880年7月30日到圣彼得堡，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伊犁条约》，前后历时七个月，“宾主诘难数十万言”，在外交谈判的唇枪舌剑中，他抱着“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的宗旨，思虑缜密，对应敏捷，“叠次厉声争辩”，没有因为一句话不妥，授柄予对方，使谈判陷入被动、僵持、或造成破裂之局。面对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外交部顾问热梅尼和驻华公使布策，这些“阴柔狡狠”的外交老手，他据理力争，刚柔并用，灵活地运用外交策略，甚至注意在不同场合，不同性质的问题上对态度、语气的相应选择。如对改订条约，热梅尼以战争相威胁，要他公然申明永远不索回伊犁时，曾纪泽不为淫威所屈，严词拒绝。在商订新约过程中，热梅尼、布策等提出俄国因“遣船备边”，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向中国索赔。曾纪泽回答：“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对方恃强要挟“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针锋相对“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在有关商务的谈判中，曾纪泽则缓和态度，语气平静，开诚布公申明商订各条有益于中国，同样有益于俄国，使对方感觉到中国所提要求考虑到了双方的利益，便于接受。
由于曾纪泽摸清当时俄国内外所处的不利形势，把握住其不敢贸然开战的心态，不惧不躁，反复折冲，力争不止，1880年12月27日(庚辰十一月二十六日)，沙俄外交部只得送来节略一节，同意在七个方面改订原约。此后，曾纪泽又与布策商谈条约稿具体内容，不分昼夜，逐句争辩，字字推敲，遇到双方意见分歧，布策借故刁难推托时，曾纪泽便径直到俄外交部去申说，不肯丝毫苟且、迁就，直到汉文、法文、俄文三份稿约章程参酌校对无误后，才与俄的吉尔斯、布策分别签字盖印。这场外交谈判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较量，也是文化人格的展示。曾纪泽到俄之初，拒绝与他谈判的吉尔斯在《伊犁条约》签订后，也由衷地赞扬对手说：“不惟出众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虽然《伊犁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但与原约相比，不仅为国家挽回了一部分领土和主权，而且在当时以强凌弱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能与俄国重开谈判，改订新约实属外交的成功，有增于中国在世界的声威。
二
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任上，最痛心的事就是中法战争，中国以陆战的胜利签订了不败也败的《越南条款》。1881年，他自俄返法时，正逢法国侵犯越南北部，公开否认中国在越南原有的地位，要求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图谋把侵略触角伸入云南。曾纪泽回法国后即病倒，因他路经德国时，顺道到克虏伯军工厂参观，厂房内高温蒸烤，出来后寒风呼啸，急雨淋身，加之在俄旷日持久的谈判早已身心倦乏，多种因素作用下身体便承受不住，他仍强挣病体到法外交部与外交尚书桑迪里交涉越南问题。他在致国内的电文中提出“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舰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曾纪泽从越事开始就坚持中国对越南的管属之权，不承认法越之间避开中国订立的任何条约，他一方面连连咨文法外交部，一再宣告中国这一严正立场；同时致函越南王，揭露法对越南的侵吞之心，提醒越南不可与法签订任何条约，否则后患无穷；又频频发电回国内详细陈述主战望和的建议和主张。然而，清政府的对外方针是避战求和，李鸿章在与法驻华公使特力古的谈判中一味迁就，妥协退让，致使法侵略者更加有恃无恐。曾纪泽忧心如焚，他在“伦敦复左宗棠”信中愤怒指出：“李相与法使特力古议越南之事，闻尚未有头绪。此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他于是采用外交手段，动员舆论的力量“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曾纪泽在越南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并将法侵越的行径公之舆论的做法，使法外交部万分恼火，新任法外交部长沙梅拉库更是气急败坏，不仅在法议院对曾纪泽竭尽诋毁能事，而且宴请各国使节时，唯独不发请帖到中国使馆。当曾纪泽因外交事务到达外交部与其晤面时，沙梅拉库态度蛮横，甚至不顾外交礼仪，以侮辱性言词来发泄内心的愤恨。
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畏首畏尾，无坚决抗法的意向，而越南封建统治层在国王阮福◇死后，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权位之争，不能聚集力量一致御侮，遂在强敌压境之下，屈服求降。1883年8月25日（癸未年七月二十三日），法、越签订《顺化条约》，法国攫取了对越南的控制权后，进攻的目标直接对准了中国。法茹费理政府一面在谈判桌上实施外交讹诈，对中国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一面又推进侵略战争，胁迫清政府就范。曾纪泽对此态度明确，主张不畏强权，坚决抵抗。他说：“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所畏也。”他深深顾虑“我若为彼所慑，遽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
曾纪泽在与法交涉中刚硬不弯，不容于法国政府，法的一些外交官员视他为逼迫清政府打开西南门户，掠夺更多权益的最大障碍，必欲千方百计排除之。同时，曾纪泽备战抵御的思路也与李鸿章忍让求和的外交方针相抵牾。李鸿章对曾纪泽在越南问题上种种建议一概置之不理，而当他在1884年5月接到法官员福禄诺的信“曾侯（纪泽）一日不行调开，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此事（议和）。”就在其要挟下，让总理衙门将曾纪泽驻法大臣一职撤掉，调往伦敦，以驻德大臣李凤苞兼代驻法大臣。一年之后，中国军队在北越战场全面获胜的情况下，李鸿章与法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了连法国侵略者都感到意外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越南条款》。至此，中国西南大门对侵略者敞开。曾纪泽与李鸿章同为清廷官吏，在事关国家权益的原则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立场态度，泾清渭浊，充分表现出“薰莸同器品原异”，两种高低有别的人格品质。
三
曾纪泽是清政府中为数不多的有远见善思考的官员之一。他在出使英、法、俄的外交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列强各国形同虎狼的本质，彼此之间为各自的利益和殖民地明抢暗夺，互不相让，但一涉及对付中国则相互援手，沆瀣一气。“故西国势众而气壮，中国势孤而气懦。”即使对日本“西人虽亦笑之，然有事辄相援庇。”为此，他处理外交事务时，从不完全靠向哪一方，或偏听某一国之词，能够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行事准则，不妥协、不屈从。他认为对西方各国“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中，国家的强盛很重要，国势强大，就能自如地驾驭、处理各种关系，不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挈大耳。”他提出中国的文化、礼仪、习俗与西方各国是不同的，不能因此方面的种种不同而鄙视他们，但西方各国也不能依仗这些不同就可肆无忌惮大行有悖情理的事。在外交事务中，仍要以中国的情理标准来衡量、取舍，“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绌。理有不足，则见机退位，不自恃中华上国而欺陵远人。可许者开口即许，不可许者始终不移。”确立了不卑不亢，不欺不屈，注重信义的外交行为准则。
曾纪泽在使外其间，亲身体验到列强各国恃强称霸，清政府怯懦退让，使中国权益日益沦丧，诸如“西人在华犯事归领事馆惩办，而华民在西国属地犯事者不能归华官惩办”的外交不公与无奈。特别是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中，曾纪泽对主持外交的李鸿章退让妥协，法国政府侵略意图步步得逞倍感焦虑不安，乃至影响到身体健康。1883年7月20日（癸未年六月十七日）他从巴黎发往清政府总署总办的信函中提到：“近日每晨起辄咯血数口，血虽不多，颇形委顿。……诚恐法人再加凌辱，则病必增剧而不可救矣。”此时，他年仅44岁，与他五年前出国时的精神体质相比已判若二人。他在致亲友的信中，也屡屡表露出对国家前途的深深担忧。如1883年9月11日（癸未年七月初九日），他在复两个外甥的信函中痛心地说：“法兰西欲吞并越南，蓄谋已久，……始也枢廷译署诸公暨合肥相国，均于鄙说不甚措意，事已发动而后图之，未免退晚，其间李相又为法使宝海所骗，遂致不可收拾。现已成相持之势，能否免成战祸，竟未可知。余终日焦灼，百事颓废。”正如他担心的，事态进一步恶化，同年12月，侵越法军进攻北圻山西清军，挑起中法战端。国人群情激愤，清廷官员也议论汹汹，当时中法官员有一种说法，即李主和、曾主战，中法开战大有归之曾主战的结果。曾纪泽在对国是的忧愤交集中复信友人言及自己的态度主张：“法越一案，弟虽屡进曲突徙薪之策，然审国势，外度敌情，实未敢侥幸生事，存孤注一掷之心。……夫纪泽所谓备战者，特欲吾华实筹战备，示以形势，令彼族知难而退。即使终归无济，而法人办理此事尚有寸寸节节阻难之势，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国属地者，不至接踵而起，此区区之苦衷也。至于不欲启衅之心，未始不与合肥同也。惜备战稍迟，法人增兵略地，获得已多，譬诸骑虎，势难复下。吾华以惧战过甚，反酿成不得不战之势，此可为太息者也。”由此可见，曾纪泽并非逞强显能，一味好战，只是与李鸿章的“不欲启衅之心”大相径庭。曾纪泽主张积极备战，以不怕一战，准备一战的态度去阻止战争，以战争消除战争，更含有以此警示一切对中国心存觊觎的列强不敢群起效尤。李鸿章则是惧战、避战，不计利害，不顾后果地屈从，反而助长法的嚣张气焰，促其肆意挑起战衅，使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曾纪泽不管自己的主张与位高权重的李鸿章态度相左，不顾舆论对己的不利影响，再三直言中国宜及早积极备战以消弭战争，他切实实践了做出的承诺：为保全国家大局“须看得性命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
1884年6月，曾纪泽已被撤去驻法大臣一职回到伦敦，他对中法之间交涉的前景更感忧虑，心绪、身体状况愈益呈下降之势，他在写给九叔父的信中说：“自巴黎来英，意兴恶劣，手颤难于作字，久未寄禀，他事之废弛更可知矣。”他对李鸿章与法福禄诺签订《简明条约》愤懑不已：“吾华兵力不足，议和亦是正办，惟所议之和约，侄愚未敢以为是耳。侄去年所争于法廷者，诚难如愿而偿，法廷所许于侄者，何难令其如言而践？吾华闻法不索兵费，遂将全越让之，且云中国南界亦由法人保护，后患何可胜言！”从曾纪泽与亲友的信函中，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国家前途的深重忧患，无法排遣，驱除不去的焦虑心情；感受到他对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不能苟同，对中法交涉中误国病民举措的愤慨和无力回天的悲怆。曾纪泽不同于清政府中那些浑浑噩噩，姿意享受；或保守迂腐、冥顽不化的官吏们，他在外交活动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藏私念、竭尽心力，做了许多人难以做到的事，显示出一种在封建官吏阶层中罕有的文化操守和人格境界。
四
曾纪泽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秉承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对传统文化和伦理有着根本的认同和恪守，在他的思维意识中也掺杂有错误的认知。使外期间，他目睹西方政体严密有序，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却认定“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不为罕也。……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括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但他并不囿于这种认识，又能顺应时势，努力了解和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刻苦学习外语。他出使英、法时，已能用英语交谈，写文章，核改外交文件。他在离国前往英国赴任的海轮上仍自学法语，持之不辍。
曾纪泽比较早就认为中国在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后，只有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走振兴图强之路，才不至被列强瓜分蚕食。为此，他很重视对西方新科技的了解和掌握，他在使外期间，参观、考察了德国、英国的各种机器制造厂、炼钢厂和军用工厂。他在格林尼治天文馆看到各种精密仪器，其中天体望远镜随星空运转，觉得“精巧如神，不可思议。”他考察英国乌理治炮局时，对看到的各种吨位大炮的质材、射程、穿透力都作了详细记载，对治炮局下属各厂的规模、铸造工序、机器设备也一一作了记录。
虽然，曾纪泽目睹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军工产品优良精密，但他为清政府向西方各国购置兵船军械时，持极为慎重的态度，并不一味迷信，盲目订购，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斟酌再三，再作决定。1880年4月，李鸿章准备向英购买10具水雷，英制造局提出必须整批买50具，合计各项费用需耗资4万英磅。曾纪泽表示反对，他说：“水雷之器，制行未久，各国大战事，未闻以演水雷奏功者。效验尚不可知，岂可遽捐多金购之。”他自己购置兵船枪炮时，必事先对性能、价格等进行全面了解，既注意英、德各国武器膛口尺寸不一，此国的弹药不能用之彼国的武器，枪、炮与弹药必须配套购进，避免重蹈有的国家忽略此类问题，使所购军械成为废品的覆辙；又注意吸取“往年购买，或寙败不合用，或价值泛滥”的教训。1885年10月，清政府电旨曾纪泽订购快舰。他接到旨令后，立即找来英、德舰船的设计资料，反复比较两国舰船的不同构造，吃水、马力、速率、炮位设置等等要项，即使连船舱口式样这样一些细节可能出现的问题都逐一研究后，将在英国定造快舰的决定电告李鸿章。继之，曾纪泽派人在英国各港口考察、甄选定造快舰的厂家，认定阿模士庄船厂所造舰船最好，各国向其订购数也最多，又恐其要价太高昂，便将中国派人在各船厂咨访的消息宣扬出去，再到阿船厂去谈判时“该厂恐贸易为他人所夺，估价稍为公平。”思虑的细密，用心的周到由此可见一斑。曾纪泽对以往购进的兵船也多做考察，有时还亲自去试验场地观看演试，了解船只功能，发现存在的问题，再次定购便能提出具体的要求，使之改进。他在英时向英商定购一批蚊子船（小兵船），他就提出中国已购回的船只存在两大缺点：一是船小炮大，炮只能前射，不能左右转动；二是船舱窄狭，载兵员太少，有开炮的兵勇，无法载射击的兵士，船上的枪支形同虚设。船商在言之凿凿的实证前予以认可，将新定造的蚊子船作了改制。
曾纪泽以“朝廷不恤巨币续购利器，似不妨参考尽善，精益求精”的信条，尽可能地用好每一两银钱，不肯有丝毫的懈怠。
1885年冬天，他从驻英大臣一职上卸任回国。此后，不再被清政府委以重任，他的满腔忧国爱国之情只能“鱼跃鸟飞都入曲，海天无际独鸣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