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贱苟，又名何文秀、何文华，生年不详，湖南道州蒋居桥乡岩头村(今道县四马桥乡岩头村)人，湘南天地会首领，早年家贫，粗识文字。
1852年太平军进军湘南，何贱苟加入太平军，“随洪秀全攻长沙、陷武昌”。被授予“太师”称号。1853年春，何贱苟返回故乡，联络会党，自称“普南王”，举起反清义旗，组织会众至5000余人，以“常宁的五洞、桂阳的白水洞、道州的岩头村、宁远的癞子山为据点”，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形势鼓舞下，并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当时清朝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写道：“今该匪不杀人，不放火，所至抢掠富民谷米，分给贫民，故从之者众。而官兵所至骚扰，使民不畏贼，转畏官兵。”
1853年4月，何贱苟派部将何禄、吴玉老十率部击败驻杉树村的清军，嗣又乘胜围攻道州城，阵斩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于11月27日攻占道州城。当湘军统帅曾国藩侦知何贱苟起义军仅数百人的情报后，便先后两次派部将共率800人前去围剿，并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保证“应可了事”，让其“不必挂虑”。
同年11月29日，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何贱苟率军撤离道州，向西转移。曾国藩闻讯后又加派千总周凤山率部于30日赶赴洋泉，联合当地团练与何贱苟军接仗，终因寡不敌众，何贱苟军失利，被“杀毙五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为保存余部，何贱苟率军“退据土岗，赶筑土城。”曾国藩为一网打尽之计，“又派储玫躬一营前往围剿”。由于“杉树岗以南，山岗缭远，峭隘窄径”，使曾国藩担心“山深径岐，搜捕难遍”。最后因清军“搜山焚巢”、“穷搜力追”和族人告密，12月6日起义军骨干吴玉老十被俘。
经过审讯吴玉老十，曾国藩才确知“此会实有四千余人”，而“搜山所杀戮，团族所捆送，又诛屠一百余人”，总共杀害了“二百余人”，据曾国藩折称：何贱苟部经此打击后，“其余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尤其“如洋泉、杉树等处绅庶，见贼胜，则戈矛以助贼势；见官兵胜，则簟壶以犒王师”，“若不趁其未发认真搜捕，则后日更为费手”，“将来必酿巨案”。曾国藩还谈及缴获的战利品：“大旗二面，竞有一丈五尺长，一丈宽，如风帆然。上绘龙虎，中书大四字：一日‘定中扫清'，一日‘集贤招勇'，字迹有佳”，还有“各种印板，如号衣、腰牌、圣兵前几军、后几军之类甚多”。从中可看出，何贱苟部“实巨患也”。此后，何贱苟起义军从常宁五洞转到桂阳泉洞、泗洲寨等处，12月13日，遭遇清军后发生激战，清军“张润农在桶水获小胜仗”，14日，起义军翻山到“蓝山、嘉禾一带”，并联合尹尚英起义军攻打蓝山，24日，与清军储玫躬部“两次开仗”，被“杀毙六七百人之多”，再次失利。于是，何贱苟率余部转回道州四马桥，联络以胡有禄为首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军，1854年1月1日与清军安长泰部在道州四马桥发生激战，给清军以沉重打击，把总吕至贵、王銮被打死，起义军一时声威大振。
曾国藩获悉清军的败讯，他急派邹寿璋与知府张荣祖率兵增援，1月6日，清军与何贱苟部大战于道州四眼桥的教头坪，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义军损失300多人。通过比较，曾国藩从所获旗帜、腰牌、令箭、图记中看出何贱苟起义军与太平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断定何贱苟军“与金陵之'粤匪'相通，此股‘会匪'，实为湖南之巨患”。
1854年2月，何贱苟剃发改装潜入广西灌阳，集合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围攻道州城，“屯城西武侯庙，亟攻城不克，退清源洞九十九湾，据峻岭，筑土城，为负蜗计”。灌阳知县涂泰琛纠合清兵围攻何贱苟军，“擒先锋陈秀升，夺其太平军总制旗”。
1854年8月，何贱苟在广西恭城与东安朱洪英、广西起义军胡有禄会合。10月31日联军占领灌阳，建立“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何贱苟为前营都统”。次日起义军挥师道州，在长田击败陈立纪团勇，乘胜围攻道州城。当何贱苟的家属被知州冯岜杀害的消息传来后，义军无比激愤，于是“攻城益急，或用藤牌护体，滚地前进，或架设木梯，肉搏登城”，战事十分激烈。由于湘军在此预先设有重兵把守，起义军的多次猛烈进攻未能何贱苟
何贱苟，又名何文秀、何文华，生年不详，湖南道州蒋居桥乡岩头村(今道县四马桥乡岩头村)人，湘南天地会首领，早年家贫，粗识文字。
1852年太平军进军湘南，何贱苟加入太平军，“随洪秀全攻长沙、陷武昌”。被授予“太师”称号。1853年春，何贱苟返回故乡，联络会党，自称“普南王”，举起反清义旗，组织会众至5000余人，以“常宁的五洞、桂阳的白水洞、道州的岩头村、宁远的癞子山为据点”，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形势鼓舞下，并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当时清朝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写道：“今该匪不杀人，不放火，所至抢掠富民谷米，分给贫民，故从之者众。而官兵所至骚扰，使民不畏贼，转畏官兵。”
1853年4月，何贱苟派部将何禄、吴玉老十率部击败驻杉树村的清军，嗣又乘胜围攻道州城，阵斩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于11月27日攻占道州城。当湘军统帅曾国藩侦知何贱苟起义军仅数百人的情报后，便先后两次派部将共率800人前去围剿，并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保证“应可了事”，让其“不必挂虑”。
同年11月29日，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何贱苟率军撤离道州，向西转移。曾国藩闻讯后又加派千总周凤山率部于30日赶赴洋泉，联合当地团练与何贱苟军接仗，终因寡不敌众，何贱苟军失利，被“杀毙五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为保存余部，何贱苟率军“退据土岗，赶筑土城。”曾国藩为一网打尽之计，“又派储玫躬一营前往围剿”。由于“杉树岗以南，山岗缭远，峭隘窄径”，使曾国藩担心“山深径岐，搜捕难遍”。最后因清军“搜山焚巢”、“穷搜力追”和族人告密，12月6日起义军骨干吴玉老十被俘。
经过审讯吴玉老十，曾国藩才确知“此会实有四千余人”，而“搜山所杀戮，团族所捆送，又诛屠一百余人”，总共杀害了“二百余人”，据曾国藩折称：何贱苟部经此打击后，“其余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尤其“如洋泉、杉树等处绅庶，见贼胜，则戈矛以助贼势；见官兵胜，则簟壶以犒王师”，“若不趁其未发认真搜捕，则后日更为费手”，“将来必酿巨案”。曾国藩还谈及缴获的战利品：“大旗二面，竞有一丈五尺长，一丈宽，如风帆然。上绘龙虎，中书大四字：一日‘定中扫清'，一日‘集贤招勇'，字迹有佳”，还有“各种印板，如号衣、腰牌、圣兵前几军、后几军之类甚多”。从中可看出，何贱苟部“实巨患也”。此后，何贱苟起义军从常宁五洞转到桂阳泉洞、泗洲寨等处，12月13日，遭遇清军后发生激战，清军“张润农在桶水获小胜仗”，14日，起义军翻山到“蓝山、嘉禾一带”，并联合尹尚英起义军攻打蓝山，24日，与清军储玫躬部“两次开仗”，被“杀毙六七百人之多”，再次失利。于是，何贱苟率余部转回道州四马桥，联络以胡有禄为首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军，1854年1月1日与清军安长泰部在道州四马桥发生激战，给清军以沉重打击，把总吕至贵、王銮被打死，起义军一时声威大振。
曾国藩获悉清军的败讯，他急派邹寿璋与知府张荣祖率兵增援，1月6日，清军与何贱苟部大战于道州四眼桥的教头坪，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义军损失300多人。通过比较，曾国藩从所获旗帜、腰牌、令箭、图记中看出何贱苟起义军与太平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断定何贱苟军“与金陵之'粤匪'相通，此股‘会匪'，实为湖南之巨患”。
1854年2月，何贱苟剃发改装潜入广西灌阳，集合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围攻道州城，“屯城西武侯庙，亟攻城不克，退清源洞九十九湾，据峻岭，筑土城，为负蜗计”。灌阳知县涂泰琛纠合清兵围攻何贱苟军，“擒先锋陈秀升，夺其太平军总制旗”。
1854年8月，何贱苟在广西恭城与东安朱洪英、广西起义军胡有禄会合。10月31日联军占领灌阳，建立“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何贱苟为前营都统”。次日起义军挥师道州，在长田击败陈立纪团勇，乘胜围攻道州城。当何贱苟的家属被知州冯岜杀害的消息传来后，义军无比激愤，于是“攻城益急，或用藤牌护体，滚地前进，或架设木梯，肉搏登城”，战事十分激烈。由于湘军在此预先设有重兵把守，起义军的多次猛烈进攻未能奏效。
1855年，当太平军重返湖南、捷报频传之际，何贱苟、朱洪英与胡有禄率部转战于湘桂边境。5月21日，大败广西兵勇，随后分兵两路：一路人道州境，一路由道州、零陵边境绕攻东安。5月31 日，义军占领东安，生擒知县赖史直。这时湘军王錱等部前来反攻，筑营城外孔明台及两旁高山，互为犄角，与义军连日作战，双方互有胜负。6月13 日义军又发动猛烈攻势，首先摧毁清军千总赵庆祥营，随即猛攻江忠淑、王錱营，江忠淑部未战即溃，王錱部抵挡不住，也狼狈逃窜。不久清军又增援来犯，战事日趋激烈，刘长佑接领江忠淑所部。8月7日，义军败于孔明台，又连败于唐帽山、周家岭、五界牌；何贱苟围攻道州不利后于七月下旬退回广西全州。9月18日，与知府刘长佑激战于全州白沙，再度失利，便转战至东安县城，不料“在桐子山口又被湘军王錱部打败”。损失军帅、师帅多名。义军开始由零陵向祁阳与邵阳交界的四明山转移，准备在此凭险据守，坚持战斗。不料行至良村，遭到湘军千总蒋荣华部的包抄，胡有禄坠马被俘，何贱苟率余部1000余人进入四明山。9月19日遭到王錱军火攻，何贱苟不幸壮烈牺牲，义军死者近1000人，余皆逃散。
何贱苟领导的湘南天地会起义，是湘南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从1853年春至1855年9月转战于湘、粤、桂之间，攻占10余城，极大地牵制了湘军的力量，为太平军转战东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