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代名人，其思想对近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毛泽东“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一生把曾国藩奉为精神导师。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者和统帅，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才思想。本文拟从其访求人才、转移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四个方面对曾国藩的人才思想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一秉至诚以访求人才

曾国藩认为，凡欲求事业之成，必以聚人才为首务。他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集之击物，不得不体；又如蚊之有母，雄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儿得一而可及其余。”又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黯华之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访求人才，一则求贤若渴，以类相求，一则分别真伪，崇实贬华。

咸丰二年，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在途中接到母亲病死的讣闻，奔丧回籍。时太平天国围攻长沙，进军岳州，克汉阳府，清廷于是下渝湖南巡抚，著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旨就在长沙创练湘军。

湘军初创，急需人才，曾国藩“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有所布告，皆统启自名，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与曾公可与言事。”在曾国藩知人爱才的感召下，一时思自效者，无不投趋辕门。曾国藩既具知人之明，且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章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正如薛福成所记载:“曾国藩知人之誉，超轶古今，或邂逅于凡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才，尤属不遗余力。尝谓江忠源未达时，以公事入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公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胡林翼以桌司统兵，隶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耀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其在籍办团练之始，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载福、彭玉麟，或骋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与至诚相共，律获各尽所长。”而“其待部下，一秉至诚，将士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海，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故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用，而国藩见有善则无不极口称誉。”可以说，曾国藩把大批具有各种才能的人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奠定了他的事业成功和湘军胜利的基础。

　　二、崇拙尚诚以“转移”人才

转移人才，就是要以自己的趋向，来转移习俗而陶熔人才，用自己的人格来感化和影响他人，造成一种勤朴的风气。

清朝在咸丰前的军队有两种，一种是由旗人组成的军队即八旗，一种是由汉人编成的军队即绿营。八旗自入关以后，就开始腐化，没有什么战斗力。咸丰十年督办河南军务原任钦差大臣胜保说，八旗“非初历戎行，即素性怯懦。”而绿营官气深重，“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越超退避，专拣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诱，求便私图。”而且绿营中吸食鸦片者很多，绿营官兵打仗时远放枪炮，不能伤中敌人，到敌人迫近，就抛弃枪炮狂奔不止。所以清朝统治者也深知绿营腐败不可峙，屡次下谕奖励地主阶级兴办团练。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募勇时，亲定《招募之规,其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的募兵标准可概括为一个“拙”字，他打算通过此举，倡导新风气，开创新局面，彻底革除绿营的官气深重、投机取巧之弊病。

曾国藩认为，官气重的人，心窍太多，圆滑取巧，遇事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件上体察一番。而乡气多的人，有朴实廉介的本质，遇事能劳苦忍耐，故湘军选拔，凡遇官气重，心窍多，浮滑取巧的人，都屏斥不用。他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教手下将领李元度说:“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的人，则风气易于纯正。”故曾国藩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拔塔齐布于末弁之中，只取他一个“拙”字，他论沈葆桢的前途不可限量，其过人之处也在一个‘拙’字。拙，便是朴实，便是不会圆滑取巧，便是遇事能劳苦忍辱，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能负责到底。

在湘军的训练中，曾国藩同样用“拙诚”来要求部属。他自称“在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故其治军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亲定湘军训练日夜常课之规，要求士兵每日夜占墙了二次，点名二次，营官看操二次。他本人每日黎明即出巡视营墙，按期检阅操练，日中清厘文卷，接见宾僚，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倾刻之暇逸，他教其部将“早晨站墙，日日操练，断不可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治军以勤字为先，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因为勤点名，则士兵不能私自游荡，为非作歹；勤操练，则壮其体魄，熟其技艺；勤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不但有备无患，且教习于平时，到战时方能镇定。同治元年，李鸿章统淮军援沪，已经做了统帅，曾国藩还再三叮嘱他要亲自点名、看操、站墙子，以身作则，把沪军训练好。

在长沙初练湘军时，曾国藩每次都亲身训话，“每次与诸兵弁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虽不敢云说话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故薛福成说曾国藩:“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其素所自勖而助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已贵。感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三、勤教严绳以培养人才

所谓勤教，就是不惮烦的教训。曾国藩教训僚属，小而个人治心治身，大而治军治国，他把自己的信条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他们。严绳，就是用严师管束弟子的方法来管束部下僚属。曾国藩一生标榜“诚敬”两字，能诚敬，方能负巨艰，当大难。他认为，能够做到不晏起，不撒谎，便是做到诚敬的工夫。他对这两件事极为重视，以为事中浅近，而实为修身任事的基本，严绳部属人人都得做到。在其部属中，李鸿章受曾国藩的影响最大，吴汝伦说李鸿章:“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治国论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李鸿章初入曾国藩幕府时，对曾国藩每日招幕僚在黎明会食的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日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摧他起床吃饭，说必须等到全体幕僚到齐才吃饭。李鸿章披衣踉跄而往。在吃饭时曾国藩一言不发，食毕，非常严肃地告诉李鸿章，“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 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其就范，李鸿章一生事业从此开端。他对手下人说，自此以后他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些都是他的老师曾国藩造就出来的。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在靖港、九江和樟树镇大败后的艰难岁月里，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所以曾国藩称与李元度情谊深厚，始终不渝。李元度擅长文学而不知兵，因曾国藩的荐举，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领兵驻防徽州，当太平军李侍贤部来攻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出城接仗，一触即溃，徽州易手。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虽有李鸿章等一班幕僚的苦苦劝阻，但曾国藩坚持已见，终将李元度弹劾去职。

曾国藩同时亦要求手下将领对所带兵勇勤教严绳。他说:“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缥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思，兵勇之父母妻了亦感思矣。”在曾国藩的苦心教导和培养下，湘军将领无一人变节投降，士兵也有较强的战斗力。

　　四、慎择务实以使用人才

曾国藩用人，本着慎用的原则，任人唯贤，量才使用。他说:“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他使李瀚章办厘金，教李瀚章用人说:“目下总以求才为第一义，仆己缄托各处荐人。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这种徐徐的考察人才而后把其位置的方法，便是曾国藩慎择用人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曾功藩使用那些招致人幕的人物，长于治军的，便把他们安置到营务处去，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用。精于综核的，便把他们安置于粮台，或厘金筹饷局，使其学习理财筹饷等工作。善于制造的，便把他们安置到制造局中去，使他们做造船制炮等工作，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使他们各得其所，能尽其用，用尽其才。

曾国藩用人，以“务实”为原则，‘常悬“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尺度。他说:“大抵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已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头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手到眼到者。”他对“五到”作进一步阐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擎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犊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忡再三苦口叮咛是也。所以他手下的湘军将领，都是埋头苦干，不说大话，具有坚忍精神的人。对于才干出众、功绩卓著者，曾国藩乃出以破格超保。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求明降谕旨，必能感激图报。”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奏称:“候补四品京堂左宗棠，前在湖南赞助军事，肃清本境，克复邻省，其才可以独当一面，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运，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又奏称:“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样则跃马入阵，暮则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在《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奏折中，再次对左宗棠大大称赞，要求将左宗棠由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左宗棠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保举一次，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帮办军务而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达到了与自己同级的职位，故左宗棠称赞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在曾国藩人才思想的影响下，大批人才聚集在他的周围，这些人帮助曾国藩实现了文治武功。另一方面他们在曾国藩的举荐下，登上了晚清政治舞台，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我们不否认曾国藩是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的，由于他的努力，客观上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其人才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而其人才思想中的许多精华，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