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出身农家，祖辈与功名利禄无缘。28岁他侥幸进入翰苑，十年七迁，37岁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这么年轻的二品大员，在清代湘籍官员中并无先例。晚年更是位极人臣。他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号“功臣”，又是以儒家为主体、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忠诚推崇者，还是洋务运动的开山祖师。近代不少政治领袖人物深受其影响，连青年毛泽东也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身后的这一百多年来，褒之者誉之为“一代楷模，治世能臣”，是“一代伟人”；贬之者毁之为“汉奸、卖国贼、曾剃头”，是“千古罪人”。评价尽管有天壤之别，但在“知人论世”上却都不无欠缺，且有时被“政治实用”所囿，所论者偏，所见者浅。
唐浩明在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对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重新开掘、反思、重构和再评，力图还人物以本来历史面目，并发掘其历史蕴涵。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将曾国藩由历史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来考察，将之置于整个即将崩溃的封建大文化背景之中，全方位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笼罩下的人生状态，从而塑造出一位颇具认识意义的悲剧文化之中的悲剧人物。
一
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成熟和文化积淀，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宋明理学为核心，以忠君敬上为目标，兼融道家、法家、释家及小农经济思想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体系。这种文化根系渗透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毛孔，经过不断的浇灌、积蕴、蔓延，已经成为笼罩那个时代的每个国人灵魂的参天大树。这棵大树在唐宋时期最为枝繁叶茂，辉煌灿烂，然而在明清时期已经烂熟了，千年老树已不能再生长，内腹受百虫侵扰，已经迟暮和腐烂，并禁锢得它的土地越来越窒息和愚昧。这块土地孕育了新的种子，要求新陈代谢，成长为一棵年富力强的新大树。同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潮宛若一阵清新之风吹入黄河岸边，西方列强亦用炮舰轰开国门，贪婪的吮吸掠夺。在内外交困之中，老树仍顽强的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的维持着摇摇欲堕的统治。这就是特定时代为曾国藩准备的政治历史舞台。
曾国藩，作为在老树中熏陶成长的杰出士子，作为传统文化行进到封建末世的一个聚焦点，中华传统封建文化之中积极和消极方面都在他身上得到充分而深刻的体现，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维护这种封建文化的“中流砥柱”。他的勃勃雄心、坎坷经历都是无人比拟的，凭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深研，在夹缝之中他做得很出色，不愧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然而随着他身后的封建文化体系的崩溃，他也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打倒，而走向失败。正如唐浩明所说：“曾国藩既不是圣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悲剧，不同于岳飞、韩信，他不是怀才不遇，才未尽用，或大才小用，他有大才，也得到发挥。他的悲剧表现在他自己理想与他所处时代的矛盾上。”
二
从文化底蕴去挖掘曾国藩的独特个性及其性格悲剧，是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基点。
首先，唐浩明对传统文化的展示坚持一种以历史写实为原则的态度，以写人为视点，实事求是地把曾国藩作为一个建立了不凡的功业但一生过得痛苦压抑的人物去进行描写，克服了以往评价曾国藩或为“圣相”、或为“元凶”的偏颇。
作品打破了由人物的社会身份去定性处理角色的模式束缚，使人物具有生命感，而不仅是呆板固定的木偶。曾国藩被由“反动派头子”的角色还原成为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性情爱好。当他千里奔母丧，一见母亲灵堂即晕倒在地，表现出至情中人的天性。他也想在诗文上有所成就，欲与梅伯言试比高，可惜缠身政界而无暇更深地钻研，引为憾事，这种不服输的心理与常人无异。他身上也有懦弱的一面，靖港之败、樟树之困都令他想自杀了之。当他挽刘蓉时插科打诨，当他携彭玉麟忙里偷闲游赤壁、访焦山，以及待春燕温柔细腻、体贴恩爱……都无不体现出他正常人的情感与思维，令读者摒除各色光环，而感受到了他的炽热心跳。正如唐浩明所说：“曾国藩个性中有两重性，一边较多来源于他的资质，另一边较多来源于他的修养。他的资质与常人无异，而他的修养却是超等的。这两个侧面共同组成曾的性格，这样的性格才是活生生的。”这里的“修养”，正是指的超人一等的封建文化修养。
正由于曾国藩毕竟是“理学名臣”、“一代圣相”，特定的文化、身份和时势，迫使他一点点埋藏自己的真性，一步步走向封建文化为他设计的“圣坛”，所以当他实现事业的颠峰时，个人天性却慢慢扼杀了。譬如亲弟曾国华九死一生从沙场逃回。他作为兄长却为那块“神圣”的皇帝赐匾而牺牲亲情，逼国华上庐山当道士，做一个活死人；心爱的小妾春燕撒手归西，只愿自己能葬入曾家祖坟，然则曾却基于对“名教”的维护只将春燕客葬它乡；当攻下江宁，明明他心神激荡，喜形于色，却为模仿谢安“巨变不惊”的胸襟气度，而刻意追求表面装得无事。作品不仅突出理学名臣曾国藩用名教扼杀感情、泯灭自我的性格特点，而且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扼杀人性的劣根性。
中国最后这一位大儒，活得很累很累。
其次，作品写出曾国藩作为以儒学为主体、以理学为核心的思想的集大成者，仍不时流露出其书生本色，体现出封建传统文化塑造的文人模式。
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系统封建教育，入京前师从湖南著名学者欧阳凝祉、汪觉庵、欧阳坦斋等。考中秀才后进岳麓书院，入翰苑后更拜一代名师唐鉴攻读理学。加上湘学重性理，讲节操，立足经世致用，造成他平日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一旦风云际会，出而担当天下大任的文化性格。他主张作学问就是恢复天地间“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曾国藩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内圣”方面。他注重砥砺品行。特别在“静”字下功夫。他生活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日记等，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器重，当朝皇帝也多嘉评。他也爱好琴棋书画，也曾钟山谈文颇有见地，也曾刻印船山文集泽被后世，也曾自撰檄文喊出“卫道”口号，这些都无不表现出其儒雅风采。“外王”方面，他始终保持朝廷大员、三军统帅的威仪气度。当他身陷长毛而神色不变，言谈从容；当邓绍良大闹火宫殿，他却泰然自若，有理有节，威严之极，令手握刀兵的邓反而气馁畏缩。并且他推行“王道”，建军索官夺饷，强硬的政策换来了战争胜利。正因为他内外兼备，名利双收，而被当时士子推崇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圣相”完人。
然而，他也摆脱不了千年来士子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他一生中最大理想即渴望报效君王建功立业，创一番周公、孔孟、韩愈、李泌、王阳明般的伟业，作一中兴名臣。他有着强烈的入世愿望，当他游岳阳楼时，豪情满怀，壮志凌云，渴望以范仲淹为榜样，干一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业。这种宏伟抱负一直贯穿他人生始终，成为奋斗中的精神支点。然而三十年的跌打滚爬，磕磕碰碰，宦海沉浮，历经炎凉，使他又不时流露出归隐名山，耕读一生的出世念头。其父曾麟书撰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将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宫责，世事不闻不问，且把艰辛付儿曹”，以及风光秀美的荷叶塘和淳朴敦良的农家，都在这位毅勇侯脑海中刻下深深烙印，每当他仕途遇挫，便油然而生返荷叶塘之愿。出世与人世的思想不时在他脑海中激烈冲突，直至他经陈敷老道一番感化，对道家思想有更深的理解，才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以这种手段处世，逐渐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而体现出曾国藩以儒家为本兼融释道的独特文化人格魅力。
再次，作品具体充分地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曾国藩极为复杂矛盾的性格，正是文化矛盾的体现。他既魄力宏大，有时又胆气薄弱；冷酷残忍，有时又温情脉脉；老谋深算，有时又轻信人言；敢于斗争，往往又忧谗畏讥；自强自立，又非常相信命运；严肃冷漠，又不缺诙谐风趣。这些都不只是自然个性特征，更体现了文化原则各个侧面的内在矛盾。他性格矛盾的二重性就是因为以文化原则作统辖，才得以有机的融合和统一。所以，曾国藩兼有农家子弟的勤俭朴素、读书士子的真诚高雅、官场老手的圆滑世故、理学大师的严谨端方、乱世人杰的残狠奸诈。因此，一方面，居家他是仁慈坦诚的好父亲，好兄长，好朋友；做官，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有为的下级，有主见好打交道的同事；作文，他词切理辞，写出了品格。另一方面，他干了不少亏心事，但做得冠冕堂皇，让人只能朦胧感觉到却往往抓不住他的错处何在；他的品格有着无法忽略的劣质，但被他用懿德美辞掩盖得那么巧妙，了无痕迹。而对于亏心事，他存着真诚的愧疚并往往尽力弥补，对于劣质，他心中常怀深深的忏悔。人孰无过？他这种追求心灵解脱的超越努力理应得到肯定。然而，在过后的行为过程中，他又老戏重演，故态复萌，非此不可，从杀金松龄到杀韦俊便是典型例证。
他的这种性格矛盾，集中表现在“韧、平实”和“伪、权谋”的对立统一上。
有人戏称曾国藩为“文韧公”，很精确地概括了曾的性格特点。如果说任何一个能作出一番大事业的人都有某一方面超常之处，那么他就在于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他欣赏《挺经》，凭此总是绝处逢生；他信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黄老医世人之心病”，领悟“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深味“作文与作官并非一回事”，“行事迂回而进”，“退让以守其雌”，绝不书生意气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同时他追求平实之境，不达目的不罢休。当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他能忍住朝野诟骂而围安庆不动，直至破城令太平军走向败势。农耕社会崇尚实际的精神，儒家文化推崇平易的深刻，在他身上有活生生的体现。古剑铭“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集中概括了他的处世作风。
然而这位儒家风采的理学名臣，干起事来却极为老辣残忍，体现出他另一方面的性格：“伪、权谋”。当他办团练、剿“土匪”、灭洪杨，以军事统帅身份出现时，是一副杀戮无忌的狰狞面孔，他说“乱世须用重典”，严刑峻法，酷毒无比。明明青粼被自己推上断头台，却笑咪咪为青粼饯行；明明欲杀李秀成而后快，却和蔼如友的“诱供”；明知道学先生的《不动心赋》是一派胡言，却摆出恭敬拜读吹棒的姿态；明咀先后依附权臣穆彰阿、肃顺、奕诉，却能三十年中一个个靠山倒台自身不倒。尤为滑稽的是他告诫陈国瑞，一不要“梗令”，他却置朝廷三番五次谕旨而不顾，硬要索督抚大员衔才肯出山；二不要“扰民”，他却素有“曾剃头”之称，对湘军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不要“私斗”，他却为个人势力同湘赣官僚斗得你死我活。怨不得左宗棠曾大骂他为“伪君子”。
他的“权谋”还体现在他深谙历代权臣的用人之术，有自己一套识别、考察、培育、驾驭、笼络人才的办法。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向来有口皆碑。首先他精通相人之术，譬如他发掘杨载福、康福于草莽之间，提拔搭布齐、刘连捷于行伍之中，访求赵烈文、彭玉麟于隐士之林，不少人被他从芸芸众生中挖掘出来，打磨雕凿，成为光耀人世的栋梁之材。其次他有“千金买马骨”的寻才爱才之诚心，当那个读《三国》读蠢了脑袋的邹半孔来献攻城“奇计”时，众人听得啼笑皆非，他却仍郑重奉上白银，顿时名传于野，各方志士争相来投，幕府人才济济，世人竟以进“曾氏幕府”比“中举”还荣耀。再次，他能弃小隙而任大用，譬如他对左宗棠、沈葆祯的态度。还有，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笼络人才的一套办法，明明是他将王錱排挤回湘，却赠心爱之书《二十四史》，鼓励王做一代名将，令王感激涕流，至死不忘曾公“恩情”。当彭玉麟含蓄暗示“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令他进退两难：训之，彭是自己爱将，的确出于对自己一片忠心；不训，这种“犯上作乱”的不臣之言传出去非同小可。曾国藩却棋高一着，巧妙跳开，轻描淡写的说：“安徽巡抚一职，我明日就拜折推荐，请你不要推辞！”安抚彭郎的手腕令人拍案叫绝。自然，曾国藩的辨人用人风格，更集中体现在他对李鸿章的磨砺、栽培、笼络和驾驭上，这里不赘述了。
曾国藩身上“韧、平实”与“伪、权谋”的结合，也正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活生生的封建文化人格的典型。
三
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悲剧，集中体现在他一生致力的三个梦的破灭。
第一，湘军灭逆与整顿吏治之梦的破灭。
作者从文化视角来涵盖、粘合当时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道德冲突，把人物置于一百多年前清廷与太平天国的矛盾、满汉矛盾、清皇室宗派矛盾、官场内部斗争等几大矛盾之中。曾国藩就游弋于这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艰苦地创建了这支文人统率的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强大军队，去灭洪杨“逆教”。然而朝廷却始终对这位战功赫赫的统帅心怀猜忌，当曾国藩血祭出师正欲建功立业之时，却被当头棒喝莫名其妙降二级使用；当他刚得鄂抚实职没几日，却被取消而挂衔东下。为此，他不得不委屈求全，保全自己，而且每次报捷都把无功的满官捧在自己前头；刚破天京，他便打发九弟回原籍“养病”，并遣散湘军，自剪羽翼。他“囿于尽忠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不敢起兵反对已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清王朝，竭力维护自己的忠臣形象。晚年的他终于看到亲创的湘军日益腐败，走向“卫道”的反面，而且朦胧意识到湘军可能由朝廷保卫者变为其掘墓人。事态朝违背自己心愿的方向发展，自己却无能为力。并且他深知从根本上说太平天国并非他所灭，而是其自身文化误区、内讧、变质和外国势力介入而导致灭亡。他一生最值得骄傲的这一成果从根本上讲却非自己之力，心中不是滋味。
他总督两江时，曾下决心整顿吏治，企图在两江创建一块移风易俗、堪比汤周的乐土，并以此作为典范推广全国，从而实现中华大治的“中兴”之梦。然他刚整顿贪官裕祺就栽了跟斗，因为投鼠忌器，他不得不顾忌自身、家族和整个湘军的命运。这种小农思想使他无法放开手脚施展。创建乐土成了一纸空文，百姓愈加困苦，盗贼愈加猖獗，秦淮河的繁荣只不过成了废墟上的泡沫。“同治中兴”成了神话。他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病入膏肓的封建时代末期已经不容地做“周公之梦”了。
第二，洋务运动和自强之梦的破灭。
他也渐渐明白，仅靠封建纲常已不能维系封建文化统治。他开始有意识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推行“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开放思想，并招纳了一位受洋化教育的人做女婿，企图对内强化自身，对外委屈忍让，以图自强。李鸿章则是他这套理论的忠实推崇者。这是曾国藩试图对整个封建文化体系自上而下的疗救，然而在病人膏肓的肌体上，这种畸形的补救无异于万金油治癌症，曾国藩也只有发出“终然学黄鹄，浩汤沧溟飞”的苍凉感叹。封建末世的“体”不是某些西学之“用”所能扶得住的。
更为可悲的是，他的自强之梦被天津教案击得粉碎。他的所作所为是整个清廷软弱屈服外交路线的产物，他的举措虽非汉奸卖国贼的行为，但扮演的却是不光彩的角色，是一个在外国强权面前丧失民族尊严的软骨头——为求得和局害怕战争不惜委曲求全，这更是封建文化的产物，是曾国藩忠君的思想主线而造成他个人的耻辱。他蓄积数十年的“自强之梦”，源于封建末世的忠君，毁于封建末世的忠君。
第三，重兴封建文化之梦的破灭，这实质是曾国藩最惨重的失败。
曾国藩的抱负是继承道统，陶铸人心，整顿世风，强国富民。当他血祭出师时，就打着“卫道”旗号；每次召见书生，必定礼谦有加，以为社会栋梁出自于其中；他编篡的《经史百家杂钞》。就特地增加了理学节义之文；他刚任两江总督时，就着力重振桐城古文；他最受士子称道的，就是攻下江宁之初，马上重修贡院，恢复因战乱而中断多年的科举。但实际上他自己也隐约意识到，八股取士有极大弊陋之处，往往并不能选拔真正人才。他对科举的坚持，只不过是一种对“正道”的坚持，哪怕这条“正道”已然到了末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江宁乡试，老秀才活活冻死在贡院门外；薛福成不事科举，却因精通经济之学而纳才幕府；千年宗圣之家，却以种植鸦片维持生计；连总督自己心爱的女儿纪静，也被封建礼教压抑得郁郁而终。这一切都昭示着：封建文化已到了崩溃之时。
曾国藩自己的儒家理想也由昂扬走向消沉，由坚实走向动摇，由生机勃勃走向萎缩，逐步崩坏与坍塌。当他返京述职时，见京城纸醉金迷，慈禧专断擅权、不计民生，而大失所望；当他一生荣耀达到极点的一天，自己在荣耀的外表下却大感虚空疲倦；临终前，他做了一个奇梦，开始对自己奋斗一世是否有价值也开始怀疑起来。他就仿佛一头羸弱的老牛，在薄暮中疲惫不堪的奔走劳作，到头来却一切成空，自己亦成他人的祭品。他开始感到“堂堂大清王朝，竟如同一座百年贾府”即将倾覆，他的一切努力，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经过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三十年的宦海沉浮，二十年的惊涛骇浪，他已愈来愈有种空虚幻灭和渺小无为之憾，明白自己仅是无力挽回颓败之局的废棋子。并非无因，小说首尾均笼罩在办丧事的悲凉气氛之中：从曾国藩奔母丧开篇，到他为维护末世封建王朝，企盼“挽狂澜于既倒”，终至心衰力竭，而别人为他办起了丧事终卷，一切也都在黑雨滂沱中结束了。与其说这是曾国藩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中国封建文化熏陶下封建末世的文化人格的悲剧，含意深长。
四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时间背景离当代人的现实已经很遥远了，但它具有很强的当代意识和现实意义。作者以现代意识来观照、审视历史，从而还原了曾国藩这个矛盾重重的历史人物，也不乏一种深刻的“以史鉴今”的意义。
曾国藩走了。无论在《血祭》中的屡屡受挫和锋芒初露，《野焚》中的犬牙交错和长驱直入，《黑雨》中的极大成功而又彻底失败，他都极富性格的魅力和行为的魅力，也不乏“功成名就”。但他的行为的动力在于要挽封建末世狂澜于既倒，扶封建末世大厦于将倾，在这一根本点上，既落后于同世的洪秀全，更落后于稍后的孙中山（尽管洪、孙亦各有其局限）。这就决定了曾国藩扮演的只能是封建末世的全力回天却义无力回天的悲剧人物。这种人物悲剧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已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却仍顽强和顽固地以封建文化原则谋求不能也不应有的封建“中兴”之梦；从而落后于时代。掩卷深思，在对人物、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拷问中，将给现代人以警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永远具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文化心态，与时俱进，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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