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人才问题的重视，造就人才的途径。本文拟就两方面论述如次。
一、对人才问题高度重视
曾同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复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以下简称《书札》卷四）。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主要是因为人才的缺乏。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指出：“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反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复彭丽生》，《书札》卷一）。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呼吁封建地主阶级重视人才问题。他一再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按：曾国藩）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复胡宫保》，《书札》卷二十二）；“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著力处”（《复胡宫保》，《书札》卷五）。他谆谆告诫曾国荃说：“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致九弟》，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
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饷等全系之干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须引用正人”（《复毛寄云》，《书札》卷十八）；关于治军，他指出：“选将之道，诚为重要”（《复夏憩亭》，《书札》卷三），“法待人而举。苟非其人，虽则前贤良法或易启弊端”（《拟补长江水师各款续陈未尽事宜折》，《奏稿》卷二十六）；在办厘金问题上，曾国藩指示部下“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复郭意诚》，《书札》卷六）。总之，在各方面，曾国藩都把人才问题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二、造就人才的途径
关于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壬戍四月《日记》）。
“广收”指广泛访求、网罗人才，这是延揽人才之道。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衡才不拘一格”。曾国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人，“凡有一技一长者……断不可轻视”（《致九弟、季弟》咸丰七年七月十二日）。他指出，人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崛男子乎？”（《与李次青》，《书札》卷十七）曾国藩还认为不能因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他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如峣峣者过于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致恽次山》，《书札》卷十二）。“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复庄卫生》，《书札》卷五）。曾国藩本人对人才的延揽正是不拘一格的。薛福成说他“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迹疏》，《庸庵文编》卷一），并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鳖诈”闻名，曾国藩对他们仍予以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遽尔弃绝”（同上）。
二是求才不遗余力。曾国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复李黼堂》，《书札》卷六），白圭，战国人，曾任魏相，以善治生产出名。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史记·货殖列传》）。曾国藩认为，求才就要象白圭治生产、鹰隼猎获食物一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无慢室日记》中有“记人”类，其所记之人或为人所推荐，或师友所开之名单；并有自己亲自考察所得之记录。曾国藩另有《人才闻见日记》其中分“闻可”、“闻否”、“见可”分别记载。这类名单多数为各方面函折推荐，次为公论称誉，亦有自荐者（以上参见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湘乡曾氏文献》）。曾国藩求才不遗余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得一而可得其余。”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复李黼堂》，《书札》卷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求才要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慎用”，就是知人善用。曾国藩指出，对于人才“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复李黼堂》，《书札》卷六）。“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俗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笔记、才用》，《曾文正公杂著》以下简称杂著》（卷二）。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堵穴，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材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说：“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林翼）亦曰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薰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巳”（《蔡锷集•曾胡治兵语录•用人》）。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薛福成说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才录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迹疏》，《庸庵文编》卷一）。曾国藩对方子白说：“承荐令弟及武举张君，请束装来，敝营量才位置”（《复方子白》，《书札》卷十六）。对李翰章说：“如有来者，请阁下优加礼貌，先发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致李筱泉》，《书札》卷二十一）。所谓“量才位置”，“察其才而位置之”，就是指对部属量才录用。《湘乡曾氏文献》奏疏部分，收有曾国藩密查、保荐官员的奏折、清单数十余份，其中包括保荐范泰亨、周学濬、李鸿裔、向师埭、黎庶昌等人的《酌保贤员折》，《安徽、江西文职司道、知府密考清单》，《江苏、安徽、江西提督、总兵密考清单》等，共涉及文武官员三百二十余人，大部附有曾国藩的考语。
“勤教”就是谆谆教诲，“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迹疏》）曾国藩说：“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是也”（壬戍三月《日记》）。
“严绳”就是严格的管束教育。曾国藩对僚属要求甚严，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说：“我老师（按：指曾国藩）实在厉害。从前我在大营中，从他帮事，他每天一早起床，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偏要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上，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习以为常，也渐渐觉不甚苦，所以我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转引自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据薛福成说，曾国藩对李鸿章要求这样严格，是因为李鸿章“才气不羁”，曾国藩“故欲折之使就范”（《庸庵笔记》卷一）。
人才既经“广收”而致，又以“慎用”各尽其才，然后饬以“勤教”、“严绳”，自然陶冶而成。薛福成说曾国藩“遭值时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鞭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闑启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志，斯所以能迴轮轴而变风气也”（《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卷二）。薛福成以其地主阶级思想家的眼光看到了曾国藩在造就人才方面所费的苦心。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在人才问题上曾国藩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是人才简拔必须秉公。
他说：“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主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货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市一己之私恩乎？”（癸亥四月《日记》）曾国藩对晚清官场贿赂公行、滥用保举的风气十分反感，认为它是导致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主张秉公简拔人才。曾国藩对塔齐布的荐举就是一例。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时，塔齐布“抽调操阅，暑雨不辍”（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每当曾国藩检阅，塔齐布“必短衣蹑屩带刀侍”（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一《塔忠武公齐布》），因而受到曾国藩的嘉奖。副将清德对此嫉妒，唆使提督鲍起彪对塔齐布进行侮辱。曾国藩上疏将清德革职问罪，力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且云“塔齐布将来如出战不力……甘与同罪”（同上）。朝廷于是赏塔齐布副将职。曾国藩曾高兴地对人说：“今岁在武员中赏识塔将，实以今日武营习气退缩，浮滑，殆不事事，骄蹇散漫，如搏沙者之不能成饭，太息痛恨，求如塔将之奋勇杀贼者，实为仅见，以是屡加器许，此外亦乏亲信之人”（《与吴甄甫制军》，《书札》卷二）。后来塔齐布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确实不愧为湘军一员凶猛的悍将，他出生入死，殚精竭力，在湘、鄂、赣战场上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国藩衡人不重亲疏。对李元度亦是一例，李与曾国藩交契甚深。咸丰十年八月，李元度为太平军李世贤部击溃，徽州失守，曾国藩以他“贻误大局，责无可辞”，请旨将其“革职挈问，以示惩儆”（《周天受殉节请恤折》，《曾文正公奏稿》）。时李鸿章以“李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声言“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不为所动，乃自拟稿（见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李傅相入曾文正幕府》）。
二、是关于人才的标准
曾国藩认为，官场、吏治的风气直接影响到社会，欲从吏治人心上正本清源，衡人必将封建道德修养摆在首位。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必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且广也”（辛酉十一月《日记》）。“譬之如水，德在润下，才即载物溉田之用；譬之如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无德主之，则近于小人”（《笔记十二篇•才德》，《杂著》卷）。他还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俗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就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答欧阳功甫》，《书札》卷一）。所谓“志趣高下”即是否有“忠义血性”，有“进德”之心。这是识别人才的重要标准。
另外，曾国藩选择人才重“纯朴”。他说：“于纯朴中简择人才，庶可蒸蒸日上”（《致李希庵》，《书札》卷六），“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价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它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复方子白》，《书札》卷六）。曾国藩所谓“纯朴”主要是指尚实，无官气，不虚夸；不是以大言惊人，巧语媚上，而是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他说：“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翻……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须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者”（《复李黼堂》，《书札》卷六）。曾国藩治湘军，选将素重有“乡气”之人，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等均属此类。他说：“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八九”（《复彭雪琴》，《书札》卷六），“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复姚秋浦》，《书札》卷九），曾国藩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复李眉生》，《书札》卷十二）。
曾国藩在品衡人才上，还提出了勤、恕、廉、明的要求。他说：“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管带护军喻参将吉三禀奉委照料太湖各营帮同办理营务请示遵行由》，《批牍》卷三）。曾国藩并指出，“明”有高明、精明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书赠弟四则•明》，《杂著》卷二）。“勤”、“恕”、“廉”、明”四字中“唯勤字最要紧”（《管带护军喻参将吉三禀奉委照料太湖各营帮同办管理营务请示遵行由》）这四个字概括了曾国藩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和他们在道德修养与任事能力上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曾国藩以“忠勤”并举，说：“以人事与天事争衡，莫大于忠勤二字。乱世多巧伪，唯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偷情，唯勤者可以遏其流……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骨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笔记十二篇•忠勤》，《杂著》卷二）。这就是说，把对封建朝廷的绝对忠诚与不辞艰辛的苦斗精神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出舍身卫道的“大智”“大勇”。
其三，强调人才由陶冶、磨炼而出。
曾国藩认为才能是磨炼造就而成的，即使是最好的玉石也须经过琢磨陶冶才能成器。他说：“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勤错舛，迟久而后进……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曾文正公文集•送郭筠仙南归序》），强调“人才由陶冶而成”（己未九月《日记》）。他还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劝戒绅士四条》，《杂著》卷二）。
从曾国藩的哲学思想看，他是相信“天命”与“气稟”的（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然而他在造就人才的问题上又重视主观努力的作用，相信才识是可以增长、扩充的，表现出一种求实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形成与曾国藩治军、治政的长期实践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不乏可取的内容，对于今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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