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绖出山，创建湘军。在长期征战中，凭其深厚的学养，研究军事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研究，以前偏重于阶级性的批判，缺乏从军事角度对其中的合理成份和有价值的思想进行客观分析和深入探讨，本文试就曾国藩的治军历程特别是他与太平天国的军事对垒，从正反两方面对其军事思想进行研究，以求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一、别树一帜、另建新军的建军思想
曾国藩的建军思想有二：另起炉灶，创建新军；选将募勇，编制成军。
湘军成立之前，八旗已经衰朽，清王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绿营。绿营平时分地驻防，遇有变故，便抽调集中，命将统率，组织成军。因此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更重要的是，绿营官气深重，吸食鸦片者很多，打仗时官兵远放枪炮，不能伤中敌人，敌人迫近，就抛弃枪炮溃退不止。清朝统治者也深知绿营腐败不可恃。故曾国藩建军，“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不可，他认为，建军“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曾国藩另创新军代替绿营的决策非同凡响，它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曾国藩创建湘军，把选将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他认为，一个湘军将领应具备四方面的基本素养：
第一，血性为主。血性就是有忠义之心，即要求湘军将领放忠清王朝，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太平军顽抗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在他看来，选用有血性者为将，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的效果，从而带领全军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而战，使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第二，廉明为用。曾国藩说：“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钱银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曾国藩强调将领宁“廉”，是由于绿营将帅尅扣兵饷、冒领缺额入囊自肥的腐败行为，早已激起绿营士兵的不满，并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对将领有所约束，是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强弱的大问题。
至于“明”，是要求将领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明之一字，主要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威，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第三，简默朴实。简默即少大言，不夸夸其谈，朴实即不浮滑取巧。曾国藩选将很看重这一点，他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圓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教手下将领李元度“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拔塔齐布于末弁之中，看中的就是他的朴实，曾国藩论沈葆桢的前途不可限量，其过人之处也在于朴实。故湘军选拔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第四，坚忍耐苦。曾国藩曾任兵部侍郎，深知行军作战倍尝艰苦，故其选将以“耐冷、耐闲、耐劳、耐苦”的标榜，提倡“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取人以“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手到眼到”为准。“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叮咛是也”。在曾国藩的倡导下，湘军将领都具有苦撑苦熬，勇于战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从而带领湘军迅速成为一支最凶悍的武装力量。
从以上四点选将要求，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选将把封建道德放在首位，注重将领的品质操守。他认为，才生于情，智可以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也就是选拔那些能自觉尊奉封建伦理道德，忠于封建君主的“忠义血性”之士，以他们为湘军的基本骨干，从根本上保证这支军队的阶级属性。
对于湘军士兵的招募，曾国藩极其重视，亲定招募三大规条：第一，统兵必亲自招幕，不假手于人；第二，严定选兵标准；第三，必在湘南原籍招募，取具保结。从而确保士兵的素质和质量。
曾国藩组织湘军，鉴于绿营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端，用自招的山农，以代有籍的士兵。统兵必亲自招募，指凡统帅欲建军，拣统领数员，各檄募若干营，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层层挑选以成军。曾国藩明白说出此制的用意：“勇营之制，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湘军招募，严定选兵标准。它的招募之规为：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受用。对此，曾国藩说：“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乡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因此湘军招募士卒，以湘乡、宝庆一带偏僻的地方为主，专取精壮的、朴实的、有土气的山民。
另外，湘军招募兵士必就原籍招募，取具保结，是指要招募的士兵，必须有邻舍具以保结，并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以便清查，其无保的不收。不准以无根的游勇、营棍充数，因而兵士都系土著，有家室妻子的恋顾，在营其上司也易于管束，遇有私逃，则营宫、统领禀知本省，可按籍逮捕，从而对兵士予以束缚。
按清朝的兵制，绿营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四个部分。标兵的任务是在各行省居中镇守，并预备战时调遣，协、营、汛所属之兵则分驻各地，其主要任务是守敌防汛。由于清军建制的原则是天下要害的地方，皆设兵镇戍，根据地形的险易，定兵数之多寡，因此其编制定员没有一定标准。因此，曾国藩建立湘军，对军队编制进行了改进。湘军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500人，营下设四哨，每哨108人，哨下设队，每队12人，层层管辖，层层节制。营的兵员数目是固定的，兵员增加，营也随之增加。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利于调遣，克服了绿营因编制定员不一，不易训练，战时临时凑合成军，号令不行，行动不一的混乱状态，大大改善了统帅的指挥功能。可以说，曾国藩的建军思想，是为了克服绿营的种种弊病和超越其传统而提出的，符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在现实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勤字为先的治军思想
军队成立之后，如何治军，是关系到军队战斗力强弱和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湘军的训练上。
曾国藩自称训练之才，治兵以善于训练自负。他对士兵的训练，既有思想教育，又有军事操练，尤重思想教育。在长沙初练湘军时，曾国藩“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话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若口滴杜鹃之血”。他苦口婆心，开诚布公，教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并创作一首《爱民歌》，作为湘军士兵的识字课本，在每次训练中，只教一、二句，先让士兵识字，后理解其内涵，循环往复，身体力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部队。他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泽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曾国藩自称他在“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故其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亲定湘军训练日夜常课之规七条，要求士兵每日夜须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演操二次，其要旨只在一个“勤”字。他说：“早晨站墙，日日操练，断不可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又说：“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因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因为勤点名，士兵就不能私出游荡，为非作歹；勤演操，会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勤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不但有备无患，且教习于平时，到战时方能镇定。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统淮军援沪，虽已做了统帅，曾国藩还再三叮嘱他要亲自点名、看操、站墙子。在曾国藩以勤字为先的治军思想训练下，湘军士兵的素质和战斗力远远超过绿营，并逐渐取代绿营而成为清王朝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三、稳健进取的战略战术
曾国藩用兵，极其重视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布署。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长江下游的城市金陵，针对这种状况，曾国藩为湘军制订了占领武汉、九江、安庆，最后夺取天京的以上制下、步步进逼的战略方针。他说：“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九江，“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其轻重与武汉亦略相等”。而安庆，曾国藩认为：“安庆之得失，定乾坤之转与不转。安庆关系淮南之全局，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在曾国藩看来，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就可控制鄂、赣、皖三省长江两岸广大地区，从而湘军有了巩固的后方，粮饷来源就有了可靠的保证。同时，武汉、九江、安庆皆为沿江城镇，湘军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就等于掌握了长江制江权，从而可断绝天京的水路运输，就可以取建瓴之势，由上而下，进逼天京。
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根据当时形势提出了“先剪枝叶，后拔其根”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定下三路进攻的军事部署：第一路左宗棠军从皖南入浙，攻取浙江；第二路由李鸿章率刚组建的淮军奔赴上海，争夺苏、常；第三路曾国荃军在湘军水师配合下，顺江而下，直指金陵。同时，由曾国藩自己指挥湘军的超部、张运兰部，进攻宁国、广德、芜湖、巢县等地，保障曾国荃部的后方安全，并策应进攻浙江的左宗棠部，由李续宜部担任机动增援部队，兼顾战略后方湖北。这样，就形成了对天京的布局宏大、思虑周密、环环相扣的战略包围圈。从形成战略包围到1864年的几年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急于进攻天京，而是致力于完成剪除枝叶的工作。到1864年，天京四周数百里的太平军领地均被湘军占领，这时曾国藩才决定拔除本根。天京倾刻陷落。
湘军用兵战术，以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争取主动为原则，其要端有四：一扎营垒以自固，二慎拔营以防敌袭，三看地势以争险要，四明主客以操胜算。湘军初建，仅有两万人，鼎盛时才达十二万人。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湘军不得不采取攻势防御，先求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隙致人而不致于人。
起初，湘军不懂扎营要领，屡为太平军所破，曾国藩惩前失，乃学太平军扎营之术，并博考中国古代扎营成法和历代战争的得失，亲定“扎营之规”，要求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即修挖墙濠，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濠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此后湘军都依照这个规条扎营。曾国藩对部下李元度说：“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中国近代名将蔡锷高度评价湘军的这个筑营措施“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湘军不但扎营以求自固，他进攻敌人的坚垒、名城，也用扎营战术来围困敌人以收功。
咸丰六年，湘军围武昌，挖前濠来防武昌城内的太平军出击和突围，挖后濠以拒太平军的救兵。一般人虑不及远，笑挖后濠为拙，后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援军接近武昌，于是湘军的后濠变为前濠，以抗拒石达开，人又叹其巧。由此可知湘军围攻敌人时运用扎营战术的巧妙。咸丰十一年，胡林翼指示进攻安庆集贤关的湘军将领的超“切嘱莫攻贼垒，而于距贼垒二里外，以兵力分前后左右围之。每一面只须三营，遥遥相制，邀截樵汲，静待十日，贼必无水、无米、无薪，自行奔溃”。鲍超遵照胡林翼的命令，不到20天，就把守集贤关的太平军四个坚垒全部攻克。这样关系重大的战果，只是从运用扎营战术轻易得来。考湘军战役，其夺取九江、安庆、乃至天京，都是运用扎营战术来围困坚城而夺取的。
湘军拔营有两个特点：第一，队伍要严整，哨探要严明；第二，不求神速，但求稳妥。对此，李鸿章说：“楚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湘军用兵，不患敌袭，不患中伏，很少有在拔营的时候，遭到全军覆没的事，正是由于其扎营的成规周密所致。
湘军作战，极重地势。由于作战的方略，随山地与平原地势的不同而迥异，所以在作战前，湘军的统帅、大将，必审地势的险易。如湘军攻武昌，曾国藩先乘小舟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先轻骑赴余杭察看地势。他们都在看明地形以后，才定进攻的方略。其他将领如塔齐布、罗泽南、王錱等，都以善看地势见称。塔齐布常以单骑清晨独往看地势，不使将士得知，罗泽南每战必先精审地势。他们身经大小百战，都以战前先审地势、扼险要、而后出奇制胜。不独统帅、将领以亲看地势为第一义，其下营官、哨官以至哨长、队长，人人都以看地势为行军的要务，人人都知道审择地势。故湘军用兵很少陷于危地，常据险要以制敌命，出奇而致胜。
曾国藩用兵，重视“主客”的说法，以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他说：“贼来寻我，以主待客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善作客。”以主待客，便得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故能蓄锐以应；以静制动，故能待变而起。主胜而客败，故要我常为主，敌常为客。凡敌来攻营，则凭墙坚守，避其税气，坚忍不出，待敌气衰力疲，彼竭我盈，然后出战，常收胜利。倘若遇敌为主成为客的时候，则必须反客而为主，如攻城不可力取，必筑坚垒以自守，挖长濠以困敌，使敌不得不来攻，我便反客为主，敌便反主为客。这个战术的妙处在于，我不先去寻敌，却要敌来寻我。到了敌来寻我的时候，我则千万不要出来应战，而我常为主。就可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操纵敌人，待机而制敌。我越守得久，敌人的弱点就越暴露得明，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四、厚饷养兵、确保供应的后勤保障思想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历来是军队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条件。孙子兵法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针对当时绿营的弊端。曾国藩对军队的后勤保障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制度创新上，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厚饷养兵，二是建立粮台，三是设立长夫之制。
厚饷养兵，就是大大提高湘军官兵的俸饷，达到绿营官兵俸饷的二至三倍。这样，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常离营兼他事而荒于训练的弊病，使湘军士兵除个人用度外还可贴补家用，平时安心操练，战时出生入死，从而提高战斗力。同时，曾国藩也希望将领有丰厚的薪俸，可减少尅扣兵饷事情的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
1854年，曾国藩专门设置统一办理饷需军械事务的机构——粮台。粮台有八所，设总理事务一人，以揽其成，各所有委员若干人，以司其职。湘军粮台有两个特点：第一，粮台人员不是朝廷特派人员经理，而由主帅委派，只对曾国藩一人负责，故粮台之权操于曾国藩手中；第二，粮台转运方便，能保证供给。湘军粮台，靠其水师的精锐控制长江，完全掌握长江的水道运输，转运方便，可供持久战。因此曾国荃率军围攻天京，李秀成带领全盛的陆军，打不下天京南门外曾国荃的军营，并不是湘军战斗力强于太平军，而是因为湘军的粮道近在江边，由水师运输，保证了粮运供应源源不断。而太平军的粮道则是由陆路运输，以当时的交通条件，陆运是千难万难的。太平军的冬衣、粮食运不上来，无法持久作战，不得不退却。所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总结这一役未能成功的原因说：“因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而湘军能够打败太平天国，粮运便到，是一大因素。
清朝军制规定绿营官兵除进行战事外，还要承担各种繁重差役，因此造成绿营平时缺乏训练，战时后勤不济。为克服这种问题，提高湘军士兵战时的行运速度，1854年曾国藩在湘军中实行“长夫之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承担军中杂务的长夫，每营配有长夫180名，搬运行李、帐篷、刀矛枪弹及各种军用物资，每名长夫月发饷银三两。长夫制的建立，一则避免了像绿营那样抓差拉夫、扰害百姓，二则使湘军士兵平时专心训练，打仗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提高其战斗力。“长夫之制”的建立是加强军队后勤保障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其后的军队建制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客观上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并造成了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军阀割据局面。我们不否认曾国藩是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其军事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而其军事思想中的许多精华，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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