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政治制度史方面，幕府问题常常被人忽略。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地方行政制度中，幕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我们研究它，不仅对晚清政治制度史，而且刘整个近代中国史的学习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晚清的幕府制中，曾国藩的幕府无论在组织、规模、作用和影响诸方面，都超乎其它而具突出地位。本文试就这一典型作一剖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
幕府，是刘清代乃至清代以前佐理地方主管官吏行政享务人员的一种通称。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已广泛存在，清代更为普遍和盛行。清朝时期，因各地督抚州县衙门中，除主管官员一人而外，别无其它的正式佐理人员。这些衙门又事务纷繁， “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幕宾相助”。所以，这些地方署衙无论大小，都开幕府（幕府又叫幕宾、幕客、幕友、幕僚、师爷等）。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主要是幕宾人数的多寡而己。
在有清一代的幕府中，阮元、陶澎、毕沅、卢见曾、骆秉章、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幕府都很出名，但就人数之众、制度之严密、成就之卓著、影响之深远当属曾国藩之幕府。
曾国藩的幕府开自1853年，10年左右，已人才称盛。李鸿章在诗中写道：“南丰老人应寿昌，说经舌粲莲花香；往往谈兵惊四座，却行伤足怨迷阳。吾宗（曾幕宾李元度）文雅兼武略，浙东争诵小诸葛；妄佛仍持苏晋斋，凌云未解相如渴。诗家许浑（曾幕宾许振祎）殊翩翩，苦吟欲度饭颗前；更有王郎（曾幕宾王闿运）歌砍剑，泻地涌出百斛泉。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牡丹时节金带围，定有五色云中见。短主薄、髯参军，纵横笔阵风运斤；为公折简访倪迂，添写江楼雅集图。”
徐珂在《清稗类钞》也说：曾国藩幕府人力济济，除“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浩、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剑、李鸿裔诸人。”
黄浚还说：曾国藩幕府中，“有三圣七贤之目。三圣，谓吴竹如、涂朗轩诸人。七贤，谓邓弥之，莫子偲诸人。”
薛福成记载得更为详细，名单更为具体。他说：“窃计公督帅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宏伟”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明练”则有郭昆焘、何应祺、邓辅纶、程恒生、甘晋、陈鼎、许振祎、钱应溥、蒋嘉棫、凌焕；“渊雅”则有方翊元、李鸿裔、柯钺、程鸿诏、方骏谟、向师棣、黎庶昌、吴汝纶等。“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有左宗棠、李云麟、周开锡、罗苎、吴坤修、李鹤章；“硕德”则有李宗羲、李瀚章、梅启照、唐训方、陈兰彬、王家璧；“清才”则有孙衣言、周学浚、何源、高心夔；“俊辩”则有周腾虎、李榕、倪之蔚、王定安等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並不责以公事者”：“古文”则有吴嘉宾、张裕钊；“阅览”则有俞樾、吴汝怀、陈学受、夏燮、莫友芝、王闿运、杨象济，曹耀相、刘翰清、赵烈文；“朴学”则有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王士铎、陈艾、张文虎、戴望、刘毓崧、刘焘曾、唐仁寿、成蓉镜、华蘅芳、徐寿等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干济”有冯焕光、程国熙、陈方坦、任伊、孙文川；“勤朴”则有洪汝奎、刘士墀、李光锐、王香倬；“敏赡”则有何源、李士棻、屠楷、萧世本等人。以上八十三人，“皆能襄理庶务、划繁应琐。虽其用之巨细不同，亦各有所挟以表见于世。”薛福成还补充说：曾国藩的幕友还不止这些，这个名单中除了“其碌碌无所称者”未录入外，那些“于未及同游者”和自己“知之不详”者亦未包括进来。
从上记载看来，曾国藩幕府人才不仅广泛，而且，人数可谓众多。1863年时， “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说确实非夸张之谈。
二
曾国藩在1853年出山治兵之时，身边并无多少佐理之才。为什么他能够在短短的10余年间网罗了如此之多的人才呢？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曾国藩对人才的大力延揽是分不开的。
由干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和官僚政治的影响，一大批经世之才、有识之士和具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得不到重用而遭到埋没和浪费。正如曾国藩所说：这些“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反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曾国藩的出山，就为这些抑郁不得志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挥其才能的场所和借“军功”上爬的捷径。
然而，对曾国藩来说，大量的人才是不会自动而来的，必须广为访求，不遗余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曾国藩从如下方面进行了努力：
一、托人推荐。曾国藩除了对自已熟知的人才，如刘蓉、李元度、陈士杰等人直接发信邀请而来外，对其它人才的寻求主要是通过“托人推荐”来实现的。被托之人是曾国藩的师友或幕宾，其中，幕宾的作用很大，他们如“蛙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所以，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为幕宾推荐而来者最多。
二、 “衡才不拘一格”，亦不“以资地限之”。曾国藩认为：人才不能求全责备， “衡才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如峣峣者过于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倖全。”所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就是说，求全责备，就会有跟不识才。对于真正的有才者，应顾其大节，用其所长，而不要斤斤计较其一点小过。对于人才之资地，更不应“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候，身为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
在曾国藩的这种主张下，一大批地位不高的怀才不遇之士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之中。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些幕府成员来自近10个省份，其中出身为附生、诸生者约占1/2——2/3。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等一大批人物，就是“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务，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能。”包括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鳌诈”而闻名的李世忠、陈国端，曾国藩也“不肯遽尔弃绝”，对其重用。曾国藩幕府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
三、知人善用。曾国藩认为，对人才是否能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亦是吸引人才的关键所在。“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怎样才能“器使而适宜”呢？首先要“知人”，了解被荐者的道德品行、性格和特长。曾国藩备有专门的笔记本，记载被荐者的情况。这些情况除了别人的介绍之外，就是曾本人的亲自考查。有机会时，曾国藩总是亲自出面与来者进行面谈，从中观察和了解其才。《西学东渐记》中就有过类似内容的详细记述。在曾国藩实在抽不出空时，就让其信任的幕友前去面谈，“阴使相其能否，然后决定分别任用”。凡善治军者，则安排到大营内务处；善韬略筹画者，让其参与机要工作；善综核者，即安置到粮台、转运局、支运局、厘金筹饷局等机构；善军械船炮制造者，则安置于制造局善文墨者；则让其治文书函牍工作，总之，“其用之也，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
四、礼贤下士，且厚其俸养。曾国藩对人才的访求，态度诚恳，甚至不惜卑躬屈节。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曾经常“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每牒府县招致贤俊，牧令虽牯旧习，然亲见大人尊官与乡民诸生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颇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致使不少人皆以“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投奔而来。对于前来者，曾又待如宾客，诚心相待，不仅每次用餐都要陪“大家同时吃饭”，而且，无论如何繁忙，每天都要与客会面与幕府一谈，要么与其写字、下棋，要么与其证经论史或筹划大计。总之，对其信任，对其平等，使其关系密切，自在无束。
为了使幕客“勿去”，曾国藩还厚其俸养。他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就说：要想汲引人才，使之不去，必须舍得花钱，否则， “是以人心不附”，所以，不仅幕客的俸养比清朝同级官员的薪水多至数倍乃至数十倍，即是士兵的俸养也要比国家经制军队——八旗绿营士兵的待遇高至1——4倍。这种作法，对于那些当兵就是为了吃粮、入幕也是为了解决家庭经济问题的士人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三
除了上述方面外，曾国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很注重对幕府人才的陶熔、造就和选拔。
曾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必须是德才兼备，其中，德是最重要的。他说： “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更傅以它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这里所说的“朴实廉介”标准，关键是“朴实”二字。所谓“朴实”，就是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巧语媚上，做事勤勤恳恳，遇事能“劳苦忍辱”。而当时的清朝官员大多缺乏这种品质，以致于官气十足，“好讲资格，好向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翻，”这是造成官场、吏治败坏的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败坏局面，就必须陶铸一批“朴实”的“正人”来作表率。怎样来陶铸呢？曾国藩的作法是：
其一，转移。所谓转移，就是自立准绳，以身作则，影响和改变幕宾的不良习惯，以造成勤朴的风气。曾国藩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人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我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又说：“此后侍与老前辈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 “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藉以报国者也。”曾国藩为了让幕宾们养成早起习惯，自已就首先放醒炮即起；为了使幕宾们养成有规律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他自已首先把一天起床、见客、下棋、看书等活动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这在曾国藩的日记中看得十分清楚。这些规范活动，使人看起来近乎刻板。为了打消官气，他自己首先屏除官场排场，并力禁部下迎送的虚文等。这些表率作用，对幕宾们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
其二，勤教。所谓勤教就是谆谆教诲。曾国藩说：“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是也。”在实际活动中，曾国藩利用一切机会，如饭后的闲谈，平时的会面，彼此之间的书牍信札等，对幕属进行教诲训导。其内容小至个人的治心治身，大至治军理财等，他都不厌其烦的把自巳的信条、经验和体会殷殷传授。李鸿章说：曾国藩有“秘传法”共“十八条” “挺经”， “这都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这十八条“挺经”是否都使幕宾们学到了手，就很难讲了。但它确实庚一些幕宾如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李鸿章等人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熏染。例如李鸿章，除了每天有规律的起居活动是受到曾国藩的影响之外，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诸如外交思想方面，李鸿章自己就说：“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出之力。”接着，李鸿章讲述了自己任直隶总督时曾国藩向他传援办理外交的秘诀：同外国人办交涉，“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化，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还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这番教训深以为然。他还说：“我老师的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无怪乎有人说：李鸿章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指曾国藩）”。“数十年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可见，曾国藩的思想不仅对幕府、而且对清朝政治的影响都是不能低估的。
其三，严绳，即严格的管束和教育。曾国藩一生奉行的道德修养原则是“诚敬”二字。诚即不欺己不欺人，敬是勤慎有恒。诚敬二字是儒家修养沦的总原则。因为诚是仁的原则，敬是礼的原则，而仁又是礼之本，礼是仁之用，所以，抓住了诚敬二字，就抓住了封建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曾国藩就是拿这个总原则，象严师管束弟子那样来管束幕宾。曾国藩首先要求幕府做到不撒谎、不晏起二个方面。因为不撒谎是诚字的工夫，不晏起是敬字的工夫。做到了不撒谎、不晏起便是做到了诚敬的工夫。能诚敬，才能负巨艰、当大任。这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浅近，但它实为修身任事的基本。所以，在这两个方面，曾国藩对幕宾要求甚严。李鸿章就深有体会地说：“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大营中，从他帮享，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是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还有史料记载说，一次李鸿章撒谎而遭到曾国藩的严厉批评。“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文忠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遂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文忠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文忠为之悚然。”
曾国藩对幕宾的严绳要求除了“不稍姑息”的严厉批评之外，对于“寻常幕僚，则礼貌有加”，并以“黄老擒纵之术”使其就范。《水窗春呓》记载说：“辛酉（1861年），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危甚，时李肃毅己回江西寓所，暮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在曾国藩的这种有区别的“严绳”之下，幕宾们确确实实的得到了一定的磨炼和陶铸。
其四，破格超保。幕宾们经过实际工乍的磨炼和曾国藩的耐心陶冶，符合其标准的人才造就出来了。于是，破格超保，使成材之人次第得以大用，后起之人亦有所劝勉，乃成了曾国藩“树人”的另一重要手段。
曾国藩认为，对人才的超保虽不可“妄举”，但不可不举，否则，就不可能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基于此，曾国藩对人才进行了积极的选拔和保举。据统计，在同治年间，经曾国藩选拔和保举的幕府和军功人员至三品以上者有八千人左右。从这方面讲，曾国藩幕府可以说是召集和训练人才的综合学校。
四
在清朝咸丰以前，幕宾主要是帮助幕主管理刑名、钱谷、文书之类的实务性工作。而曾国藩的幕府是在自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情况下出现的，其活动又是围绕着军事展开的。所以，强烈的军事性即“政务性”，就成了曾国藩幕府的一大特点。
由上特点又决定了下述特点：第一，幕府中产生了上下等级的区别和职称的变化。在此之前的幕府中，幕主与幕宾、幕宾与幕宾的关系是平等的，亦无职称的区别，彼此之间，均礼相待。曾国藩的幕府成员，许多是从事治军、作战、筹款、粮草征收和船炮制造等实际的行政事务工作。而这些工作又因地位的不同和隶属关系上的区别，决定了幕府成员之间上下等级的存在和职称的变化，如营官、总办，帮办等。尽管这种现象并没有在末参加实际行政事务的幕府中产生（在这些幕府成员中仍保持过去的那种平等、尊崇的礼遇），但这种新变化，却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幕府中出现了奖惩和保举制度。清代前期，因幕府不是国家正式职官，因此，虽有劳绩亦不能奖叙。曾国藩幕府，因与实际的军务与政务工作结合一起，需要大量有才干的人员去领导，因此，曾国藩就不能不打破禁例，对其熟知的幕府成员进行“破格录用”致使许多人“不次骤迁”，成了军界与政界的显赫人物。同样，对于担当一定重任的幕府，若工作失误造成损失，同样要给予惩罚。李元度是曾国藩交契甚深的幕友，后在咸丰十年八月，其部被太平军李世贤击溃，徽州失守。曾国藩即以“贻误大局，责无可辞”为由，请旨将其“革职拿问，以示惩儆”，可见，处理亦不客气。
由上看出，曾国藩的幕府制度是严密的，特点亦很突出，当然，它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也是空前的。这种影响体现为：
第一，它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为“同治中兴”打下了基础。太平天国兴起之后，清廷调集多路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不但毫无成绩，反而接连败北。曾国藩一介书生，能率领湘军将太平军镇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幕府的帮助。幕府的帮助主要有三：一是为曾国藩筹划军事、扭转了不少的战略失误。1854年，刚刚出山的曾国藩在岳州接连吃了败仗，被迫退守湘川中流，但又陷入靖港和湘潭太平军的夹击之下，处境困难。初事军事的曾国藩一度感情用事，要听天由命。幕宾陈士杰等人竭力苦劝，应占据湘潭，作为根本立足之地。曾国藩无耐而依之，调集水陆军队，拼死攻占了此地。事实证明，湘潭的占领，不仅使湘军摆脱了灭亡的厄运，而且，对于鼓舞多次受挫的湘军士气和以后的军事发展起了关键作用。1861年，曾国藩在祁门被围，处于困境。曾国藩又意气用事，要作困兽之斗。他不听幕宾的力谏“转移”，一意率军攻打徽州，结果遭到惨败，数员大将战死。曾退至休宁，羞忿万分，“并书遗嘱，部署后事，军中皇皇，莫知为计。”幕友欧阳兆熊等“乃寄书与之，论死生之道，进退之义”，并建议“退至东流，兼顾南北两岸”。曾国藩始回心转意，“数日回营，又十数日移节东流”，离开了祁门，并将大营设置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这样，才脱离了困厄，出现了生机。
总之，在不少关键时刻，幕府的帮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刘进攻南京必须先清后路、站稳脚根的战略方针；克南京后设立长江水师的作法；裁遣湘军应安排就地垦荒的计划等等，无不受着幕府建议的深刻影响。
二是为曾国藩筹集了大量军饷，有力保证了战事的进行。曾国藩的湘军不是国家的经制军队（后来发生了变化），粮饷只能自筹而不是国家拨给。湘军有10多万人，但粮饷的供应却基本能得到解决，这又与曾国藩的幕府筹划有极大关系。根据资料证明，为湘军提供粮食和其它军需物资的重要部门，如粮台、转运局、支运局、厘金筹饷局等机构，几乎都是由曾国藩的幕府成员所控制的。李瀚章、甘晋、郭嵩焘、郭昆焘、杨象济、李兴锐、黄冕、胡大任等一大批幕府人物就是其中的骨干分子。这批人有筹饷、理财的理论和才干，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才使湘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各种军需补给，为曾国藩解除了相当的后顾之忧。
三是直接为曾国藩领兵打仗。曾的幕府人物中，不少人原来就是办过团练或打过仗的，入幕之后，又历练军务，成了统兵大员。如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吴坤修、李元度、唐训方、李榕、李鹤章、林长春、左楷、屈蟠等，就是这样一批人物。他们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除上述方面外，幕府在为曾国藩治理文书奏章、船舶枪械制造、地方文事，吏治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为洋务运动和清廷统治提供了大批的有用之才。曾国藩是一位经世之士，在其幕府中亦集中了一批懂科技通洋务的专门人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曾国藩就利用这批人才探求新法，翻译西书和创办洋务军事工业。1863年，曾国藩还在安庆召集了有关算学、天文、机器等方面的专家一二百人，研究如何全面兴办洋务工业。正是在这样一批人才的基础之上，洋务运动才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之下拉开了序幕。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一批幕府人物也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通过曾国藩的选拔和保举而成了办理洋务著称的人物。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是出自曾的门下；一批从事洋务外交、留学教育、科学技术和机器制造的专门人才，如薛福成、郭嵩焘、黎庶昌、陈兰彬、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也无不出自曾的幕府。这批人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至于在晚清统治的其它领域，曾国藩幕府成员的作用亦不能低估。除了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沈葆桢、郭嵩焘等人担当了清廷的重要职务外，刘蓉、李宗羲、刘典、李瀚章、李兴锐、郭嵩焘、彭玉麟、陈士杰、李榕、倪文蔚等一批人物也成了清廷的封疆大吏或某一方面要职的担当者。这批人在同光年间的国家事务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第三，促使了地方权力的上升和割据势力的膨胀，加速厂清王朝的垮台。咸丰以前的督抚权力实际并不很大，因为财权、人权、军权都直接控制在中央，督抚事无巨细，皆听命朝廷。而曾国藩是自办湘军，士兵和官员不是中央调拨或委派，而是自已招暮和物色，所以，各种权力自已掌握，佐理事务的幕友亦只听曾国藩一人指挥。这些兵将和幕友在后来不少人成了国家的正式官员，军队逐渐成了国家的正式军队，一些办事机构诸如厘金局等亦逐渐纳入地方行政之中而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但这些官员和军事统帅们听从曾国藩一人指挥的局面仍无大改变。
随着越来越多的曾国藩幕府成为地方大员，他们亦仿效曾的作法，利用幕府控制各种权力。这样，督抚破格用人，人才多出幕府，幕府又多带职，官幕交相轮转，使人权、财权和军权日渐操于地方大员之手，清朝高度的集权统治遭到了削弱。自此之后，中央和地方之间，满州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从而导致了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这种局面的出现，恐怕是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