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湖湘文化受外界关注和评论并引以为豪的是它所特有的人才现象。但这种现象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的。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一部《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 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0.77％。而近代以来，情况就大不同了。据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类知名人物1 238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16人，占总数的9.4％，而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竟有83人，占总数的10.9％。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总数的17.3％；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总数的48％；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45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总数的28.7％。这种现象常令世人惊叹不已。一篇刊登在纽约《北美日报》上的“社论”这样称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一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具体表现，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体上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产生了五个人才群体。
第一个人才群体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这是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陶澍系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在任内对吏治、盐政、漕运、河工等厉行改革，成效卓著。贺长龄系长沙人，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刻书兴学，洁己爱民。其弟贺熙龄曾提督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倡立湘水校经堂。魏源系邵阳人，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代贺辑《皇朝经世文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龚自珍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鸦片战争后，他主张学习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一人。除以上几位代表人物外，该时期的人才群体中尚有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为官勤政廉明，尤爱惜人才与振兴地方学务的道州人何凌汉；历任国史馆协修、提调、四川学政，晚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的何凌汉之子何绍基；曾署广西巡抚、继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后授云贵总督的长沙人、贺长龄之婿劳崇光；历任府、道、臬、藩，署两江总督，著《国朝学案小识》的著名理学家唐鉴；为官刚直不阿，在监察御史任内一月三上奏章、弹劾不避权贵、声震朝野的益阳人汤鹏；以诗文名噪一时，辑《沅湘耆旧集》、访求与校勘王夫之遗书的新化人邓显鹤；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在任内整饬河江、清理盐务、并上疏筹建外海水师的湘阴人李星沅；曾任国子监学官、广西学政、后辞官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余年、有著名弟子数十百人的清泉（今衡南）人丁善庆；曾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东、湖北巡抚的衡阳人常大淳，等等。但是，上述这些人才，虽然都是湖南籍人，但他们当时从事的活动，基本上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湖南省外；其思想和主张，也基本上没有对当时的湖南产生作用和影响。严格地说，作为一个人才群体，它还不像后来的湘军集团那样，既有群体的意识，又有群体的行动。
第二个人才群体出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这是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可以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的“杰作”。曾当太平天国兴起之时，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督办团练。他效法明代戚继光的做法，组建团练武装——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湘军的最大特色是文人治军，其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书生。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湘军将领凡182人，书生104人，占57.7％。曾国藩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凡立有军功者，均向朝廷举荐。故十余年间，湘军将领中升至总督者有湘阴人左宗棠，湘乡人曾国荃、杨昌浚、刘岳昭，衡阳人彭玉麟，长沙人杨岳斌，新宁人刘长佑、刘坤一，浏阳人李兴铣，邵阳人魏光焘，包括曾国藩本人在内一共11人；升至巡抚者有益阳人胡林翼，湘阴人郭嵩焘，新宁人江忠源、江忠义，湘乡人刘蓉、刘锦棠、蒋益澧、李续宾，宁乡人刘典，凤凰人田兴恕，桂阳人陈士林共13人，升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达143人。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开列咸丰、同治、光绪3朝的名人共142人，其中湘籍的40人，占28.2％。又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开列中兴人物121人，其中湖南籍的87人，占59.6％。如上所证“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
需要指出的是，湘军这个人才群体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兴起的。对于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维护王朝的统治而与造反者敌对并行之以镇压，诚不可为之曲护。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湘军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以曾国藩为首的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却又是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翻译西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近代的海军与国防等，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无疑应当肯定。并且湘军集团中还有像左宗棠与郭嵩焘这样的人，前者堪称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后者则为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最早认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继魏源之后的又一位思想超前者的人士。
湘军集团的崛起改变了湖南在过去的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辛亥志士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杨氏所说的“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实际上就是一种觉醒了的群体意识及行动。因此，湘军集团应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才群体。近代湖南人才之盛是从湘军的崛起才真正开始的。梁启超称道：“湘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热，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湘军使得湖湘弟子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第三个人才群体出现在维新变法时期的清朝光绪年间。这是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时湖南巡抚陈宝箴锐行新政，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赞助变法，湘中志士如浏阳人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和风凰人熊希龄等乘时而起，与湘乡人蒋德钧、张通典，长沙人皮锡瑞、黄膺、杨毓麟、毕永年、沈荩，新化人邹代钧，邵阳人樊锥，湘潭人易鼐，临湘人吴獬，武陵（今常德）人戴展诚、戴德诚、蔡钟濬等相互结纳联络，在一帮康门弟子如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的帮助下，以救亡图存、革新清朝的政治与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开学会、立学校、办报社、整顿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与制订保卫局章程，并兴办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把一个在甲午战前守旧落后的湖南，变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与前面两个人才群体相比较，该时期的人才群体系由一批极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所构成。他们多为热血青年，没有什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都是为了救亡才走上历史舞台的。梁启超评述道：“湖南向以守旧闻天下，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有人认为：如果说变法维新以康有为“公车上书”发其端，那么真正赋予它以实践的，则是湖南的新政。康有为说：“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梁启超亦云：“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然而，真正令全国人们刮目相待、心悦诚服的还是该时期湖南人的那种为追求真理目标而无私无畏、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如谭嗣同为了变法而“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染北京菜市口；唐才常为“勤王”组织自立军于汉口，计划发难于长江流域，因事泄湘中志士被捕杀者二十余人，其中死事最烈者，便有湖南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少年英才湘阴人林圭，慈利人李炳寰、田邦璇，武陵（今常德）人蔡钟浩4人。故国人群视湖南人“尽掷头颅不足痛”，将保国救亡的希望都寄托在湖南人身上。梁启超说：“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杨度则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第四个人才群体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清朝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这是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与前一个人才群体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不仅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有的成员原本就是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而且还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受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与前一个人才群体略有不同的是，该人才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这些留学生身居异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民族危难的刺激，认识到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于是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以推倒这个王朝作为奋斗目标。这个人才群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激进的、叱咤风云的的革命志士。如长沙人黄兴、杨毓麟、秦力山、毕永年、章士钊、左学谦、易白沙、徐佛苏、文经纬、彭渊恂，新化人陈天华、谭人凤、邹代藩、邹永成、陈润霖、曾杰、曾继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吴景鸿，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冀，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李发群、傅熊湘、程潜，湘乡人禹之谟、杨王鹏、张昭汉、陈荆、陈方度，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胡元倓，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宁乡人黄濬、周震麟、陈家鼎，常德人刘复基、赵必振，衡山人陈范、陈撷芬、唐群英，湘阴人范源濂、陈嘉佑，澧县人蒋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张学济，临澧人林伯渠，益阳人姚宏业，宁远人欧阳振声，乎江人凌盛仪，凤凰人田应诏等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后来又都在日本东京或国内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9人中，湖南籍的占20人。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960位会员中，湖南籍的有156人。由于众多的湘籍志士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阵营，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同盟会的活动与斗争，无论是组织的、宣传的、武装暴动的，抑或是暗杀的，都凝聚着湖南人的业绩和勋劳。尤其是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孙中山称赞黄兴在钦廉起义中以两百人抵挡清军两万人，是“不可以常理论的”“非常的战斗”，而“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到了辛亥革命这一年，几乎在全国各地到处可以看到湖南人矫健的身影。如黄兴等人在广州黄花冈起义中孤军奋战，血染战衣；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汉秘密运动，首举义旗；武昌首义后焦达峰与陈作新等又在长沙率先发难；长沙光复后湘军又最先援鄂。据统计，武昌起义后各省纷起独立称都督者凡25人，其中湖南籍的就有7人。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是蔡锷在云南组织起护国军。最先发动讨袁。1920年，陈独秀赞扬湖南人的精神时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第五个人才群体出现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也是受惠于前一个人才群体的激励而成长起来的。这一时朝，湖南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以先辈的行动为榜样，继续探索救中国与改造社会的道路。1918年4月，湘潭人毛泽东与湘乡人蔡和森、宁乡人何叔衡等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8月，毛泽东去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毛泽东等人又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建立起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13名代表中有4名是湖南人，即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零陵人）、周佛海（沅陵人，后叛党）。这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中，湖南籍的又占了近20名。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湘乡人）、贺民范（邵东人）、李达、李启汉（江华人）、李中（双峰人）、何孟雄（酃县人）、邓中夏（宜章人）、周佛海、陈云培（长沙人）、缪伯英（长沙人）、罗章龙（浏阳人，后分裂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朝，湖南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省份。当时大批的青年投身革命队伍，有的前往黄埔军校，黄埔一期的645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180多人；有的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讲习所中，湖南籍的有36人；还有的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该讲习班的416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384人。1927年初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已达40万人，同年7月湖南农会会员已达600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的一半。1927年秋收起义后，在建立井冈山、湘鄂西、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中，湖南籍的军事、政治人才数不胜数。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迁至岳麓山下，合而为一，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京津学者云集，带动了后来湖南一批又一批青年奔赴延安，仅1939年湖南分赴延安的就有5批多达100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湖南大学为中心开展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湖南不少青年奔赴解放区，有的则配合南下大军开展游击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上，选举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4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3人，即毛泽东、刘少奇（宁乡人）、任弼时（汨罗人）、林伯渠（临澧人）、李富春（长沙人）、李立三（醴陵人）、罗荣桓（衡山人）、贺龙（桑植人）、蔡畅（湘乡人）、彭德怀（湘潭人）、滕代远（麻阳人）、徐特立（长沙人）、谭震林（攸县人），占总数的29.5％；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即黄克诚（永兴人）、王首道（浏阳人）、谭政（湘乡人）、刘先胜（湘潭人）、粟裕（会同人）、王震（浏阳人）、宋任穷（浏阳人）、张际春（宜章人）、陈赓（湘乡人）、肖劲光（长沙人），占总数的30.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1人，即毛泽东、刘少奇、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彭德怀、罗荣桓、徐特立、蔡畅、李烛尘（永顺人）、程潜（醴陵人）占总数的17.5％。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在所授予的10位元帅中，湖南籍的有3人，即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占总数的30％；在所授予的10位大将中，湖南籍的有6人，即许光达（长沙人）、陈赓、肖劲光、黄克诚、粟裕、谭政，占总数的60％；在所授予的55位上将中，湖南籍的有19人，即王震、邓华、甘泗淇（宁乡人）、朱良才（汝城人）、苏振华（平江人）、李涛（汝城人）、李志民（浏阳人）、李聚奎（安化人）、杨勇（浏阳人）、杨得志（醴陵人）、肖克（嘉禾人）、宋任穷、宋时轮（醴陵人）、陈明仁（醴陵人）、钟期光（平江人）、唐亮（浏阳人）、陶峙岳（宁乡人）、傅秋涛（平江人）、彭绍辉（湘潭人），占总数的34.5％；在所授予的175位中将中，湖南籍的有45人，即丁秋生（湘乡人）、王紫峰（耒阳人）、文年生（岳阳人）、方强（平江人）、方正平（平江人）、孔石泉（浏阳人）、甘渭汉（平江人）、向仲华（溆浦人）、汤平（浏阳人）、刘先胜、刘志坚（平江人）、刘转连（茶陵人）、刘金轩（祁阳人）、刘培善（茶陵人）、刘道生（茶陵人）、杨梅生（湘潭人）、李寿轩（邵东人）、肖新槐（宜章人）、吴信泉（平江人）、何德全（长沙人）、邱创成（平江人）、张震（平江人）、张藩（浏阳人）、张令彬（平江人）、张经武（酃县人）、张翼翔（浏阳人）、陈正湘（新化人）、欧阳文（平江人）、欧阳毅（宜章人）、周仁杰（茶陵人）、周玉成（祁阳人）、钟赤兵（平江人）、饶子健（浏阳人）、姚抃（邵阳人）、晏福生（醴陵人）、郭鹏（醴陵人）、唐天际（安仁人）、唐延杰（长沙人）、曹里怀（资兴人）、彭明治（常宁人）、赖毅（平江人）、廖汉生（桑植人）、谭希林（望城人）、谭冠三（耒阳人）、谭家述（茶陵人），占总数的25.7％；在所授予的792名少将中，湖南籍的更达129人（名单从略），占总数的16.2％。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1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籍的7人，即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贺龙，占总数的41％；选举了97名中央委员，湖南籍的30人，即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彭德怀、陈赓、黄克诚、滕代远、肖劲光、谭政、粟裕、贺龙、王首道、宋任穷、李维汉（长沙人）、张际春、刘先胜、肖克、邓华、谭震林、许光达、王震、胡耀邦、欧阳钦（宁乡人）、李立三、陶铸（祁阳人）、曾希圣（资兴人），占总数的30.9％；选举了73名候补中央委员，湖南籍的14人，即杨得志、谢觉哉（宁乡人）、甘泗淇、帅孟奇（汉寿人）、杨勇、周扬（益阳人）、李志民、苏振华、廖汉生、章蕴（长沙人）、宋时轮、钟期光、江华（江华人）、李昌，占总数的19.1％。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兴旺景象，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群体。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痛言：“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应当说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的腰也伸了，气也吐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论如何估价湖南人的贡献都不为高。1920年陈独秀曾提出了要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湖南人，他们所造的桥的确要比他们的乡先辈所造的要“雄大精美”得多。1949年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湖南的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桥”。1971年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如此赞道：“今天，说起中国，没有人会不提到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的一生经历实际上也就是新中国的历史。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深刻的影响，那是很少见的。”
二
近代湖南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这一直是学术界长期来追寻探索的热点。我认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要之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地域环境是人才成长的土壤。一定的地域环境决定了本土居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决定了所产生的人才的素质、性格及其人才所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湖南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湖。自古以来湖南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然自宋元以来，经过几次大的移民之后，到了近代，湖南人在族源、血缘方面已经同清代以前的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人口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民族犷悍、强韧和刻苦耐劳的习性，从而在近代湖南便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这种乡俗民气必然渗透到近代湖南人的一般社会心理意识中，衍化为一种湖南人所独具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而成才。此其一。其二，湖南的农业经济，经过这些移民数代的垦殖耕种，特别是对洞庭湖区的开发利用，自康熙以后，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把湖南变成了全国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真实地反映了湖南农业在国内的重要地位。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康熙末年以来湖南境内的湘潭、岳阳等地便已是闻名全国的商业重镇。经济的繁荣又会使得湖南的文教昌盛。清代以来湖南的教育一直发达。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没有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就成为空话。故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乃是湖南人才蔚起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与保障。此其二。其三，古代湖南“四塞之国”的格局，到了交通逐渐发达的近代，随着洞庭水系的畅通与粤汉铁路的修筑，已经打破。昔日偏远封闭的湖南，一跃成为南来北往的走廊，这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贸易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得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也因此得以传人，从而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也更新湖南人的观念，促使湖南人走出封闭，走出湖南，走上改造中国与社会的成才之路。
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与时俱变，但其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依然不变。经世致用的传统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学风从宋代的湖湘学派起开始提倡。胡宏说：“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崇尚实学，隐居40年，著书立说，博采众家之长，将经世致用之学推向极至。但王夫之在世时其学不彰。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被尘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年间，始由新化学者邓显鹤等先后汇刻24种，共157卷，称《船山遗书》。到太平天国时期，复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广泛收集，在原有基础上扩充汇刻为62种，计298卷，仍称《船山遗书》，从此王夫之的学说与影响方日渐扩大。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编辑刊行的《皇朝经世文编》也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士人注重经世的作用。人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如左宗棠自幼便胸怀大志，自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他18岁时就已将《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国为己任，将经济、义理、考据、词章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戊戌时期，谭嗣同师从笃信船山之学的欧阳中鹄，而谭在推崇王夫之方面比其师有过之而无不及。谭不仅服膺王夫之“道随器变”的唯物论和“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而且发挥王夫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一人私天下”的思想，以“冲决网罗”的气概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也深受船山之学的影响。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对王夫之的学术影响做了如下评论：“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暗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的《王船山史说申义》也称：“船山史学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由上可见，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实际上是以经世致用与船山学说作为内容。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似与此种精神养料的滋润哺育不无关系。
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机遇。时势造英雄。人才的成长，需要环境，更需要机遇。近代湖南，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动荡的社会局势，始终聚集着世人的目光。先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广西进军湖南，使湖南成为战场。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军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也因此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功成，不只是在中国增添了一大批湘籍官吏，而且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湖南历来是农业大省，人们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群视入伍当兵为不肖者所为。社会上流行“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谚语。但湘军集团的出现，特别是文人也能治军，这就改变了昔日一些人的职业价值观念：一部分人愿意离开故土外出闯荡，许多青年学子也乐于投笔从戎。可以说，湘军的示范作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激励着湖南的有志者发奋进取。
但湖南人醉心于湘军的荣耀和影响也不过三十余年。到了甲午战争爆发，辽东战场上，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居然也不堪一击，这就使得湖南人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部分有识之士隐约感悟到湘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了救亡，湖南人需要重新奋起，寻求新的出路。故甲午一役成为了湖南求变的契机，也可以看作是为湖南的第二批人才的兴起创造了机遇。然而第二批人才要从第一批人才所建立的旧秩序和所营造的旧氛围中走出是比较艰难的，故甲午战后湖南的新旧之争最为激烈。但应当承认，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新政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最终流产了，但湖南人的思想观念却普遍地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湖南人以追求新思想为目标，不能说不是湖南维新派的功绩。
20世纪初年，清廷实施新政，可以说为湖南第三批人才的兴起创造了机遇。这主要是留学热潮的出现。湖南是内陆农业大省，商业贸易比不上沿海省份。因此湖南人所看重的出路多为读书与当兵两途。但读书，因为科举已废，通往仕途的路已被切断；而当兵，到新式的军队中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故20世纪初年湖南的青年学子多选择了出国留学一途。据载湖南的留日学生曾经居各省之冠。正是从这批湖南的留日学生中，产生出了后来在国内推倒清朝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
民国建立后，政局依然动荡不安。从“二次革命”中经护国、护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革命运动，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锋的战场。连年的战乱与兵燹，给湖南人民以难以生存的感受。然而也是这种难以生存的环境，又为湖南第四批人才的兴起创造了机遇。这第四批人才中的许多英雄人物，经过了比他们的乡先贤更加长和更加艰苦卓绝的磨砺，终于创造了比先辈们更加辉煌的业绩。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是湘籍人才之间的相互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重要手段。近代湖南人才之所以出现群体现象，即一出现就是一大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帮带、扶植和举荐的关系。人才需要发现和爱护，更需要培养、扶植和举荐。而所有这些往往都是先从人才各自周围和所熟悉的人中开始的。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拔举彭玉麟、杨载福于微末之时，重用罗泽南、李续宾于军旅之中。对于优秀人才，他会通过各种形式向朝廷举荐。经他提拔举荐的人才几乎遍于海内，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为主构成。萧一山《清代通史》统计的87名湖南中兴人物中，湘乡的有36人，占总数的41.4％。此外，他也重视联姻和从学生、亲属中选拔人才。如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儿女亲家；罗泽南与胡林翼也是儿女亲家；江忠源、彭玉麟师事曾国藩；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曾国荃、王錱、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曾贞干、曾纪泽都是一家人，系兄弟父子关系。江忠源、李续宾、刘蓉、罗泽南各自的同胞兄弟，都在湘军中担任要职。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结成一体，走向社会，发挥才智，形成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大抵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