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兴盛的贡献

（一）军营时期湘军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首先，湘军诸将在战争空闲里，养成了看古人书、作经世文的习惯，留下了大量著作。湘军领导层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集团，他们的日常行为体现了浓厚的文化特色，正所谓“文人点兵”。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被誉为近代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在转战各地的军营里，曾国藩不仅阅读过大量文化典籍，撰写了《曾国藩全集》中的大量文字作品，还经常与来自湖南的从军文人幕僚李元度、何栻、王闿运、罗汝怀、吴敏树、唐训芳、左宗棠、刘蓉、彭玉麟、李兴锐、郭嵩焘、郭昆焘、邓辅伦、丁果臣、欧阳兆熊等和诗、作联、次韵、修改文章，同时又广泛搜集各类民间古书奇文。军营里过多的文化活动，势必会对军务带来一定的影响，对此，曾国藩说过：“余在军中，颇以诗文废正务。”曾国藩的职业特点和个人爱好使他无法放弃早就养成了的读书写作的习惯，而且居官作战均不改常度。有了主帅的带头，其他从军人员也纷纷在军营中读书赋诗作文，如李元度。在军营里，李元度坚持勤读古人书，“每空山月上，一镫熒然披吟斗室中，如与诸巨公才人节士联袂接裳，亲承其声欬”，经常与自己的老师曾国藩、幕友邓辅伦（弥之）、吴坤修（竹庄）、陈鼐（作梅）、许振棉（仙屏）、李鸿章等探讨古文、诗赋的写作技巧，又广泛搜集古代文化典籍，相继写成了《军中札记》、《石钟山祠记》和《昭忠祠记》等著名作品。文官郭嵩焘虽然军旅生涯不长，但他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至书市购书，留意当地士大夫的诗赋作品并记录在案；其次是观赏各地的文化古迹，写下观后感。他的日记日后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宝贵的遗产。其他湘军官员如胡林翼、左宗棠、王珍、曾国荃、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宜、杨昌浚等也都相继留有闻名全国的书信、奏折、诗文等作品，堪称佳作。湘军早期将领罗泽南、王珍师徒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他们所率领的老湘营部队所到之处，必请当地大儒给将士授课。学习儒学在部队里蔚然成风，时人回忆说：“每到夜间营门关闭，刁斗之声与读书声相闻。”后期湘军将领杨昌浚的文笔非常不错，他在赞美左宗棠开发西北的贡献时，曾写下一首扬名海内外的词作：“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该词可以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媲美。

其次，湘军捐饷建家乡学校、增地方学额，极大地推动了晚清湖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在湘军兴起之前，湖南限于独立为省的时间较短和经济势力弱小等原因，学校的设置除了省会长沙老牌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衡阳的石鼓书院、邵阳的爱莲书院、道州的濂溪书院、醴陵的渌江书院小有名气外，其他各州县的书院设置不多，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咸丰初年，由于太平军入境屯兵的毁坏和常年供应四境之征的军饷消耗财力，政府投入兴办学校的资金严重缺乏，导致了各地府学、县学、书院、私塾日渐衰败。省会长沙本应该是各郡县观礼效法的教育兴盛之地，却也“府学自道光十八年巡抚钱公修后渐圮。咸丰二年，粤寇犯楚，长沙戒严，学为屯兵地，井灶之所发掘，牛马之所蹄啮，遂大坏”。为了振兴家乡教育，繁荣地方文化，湘军将领们纷纷捐款兴建书院、学校，广增学额、生员。咸同年间，湖南湘军将领捐建或补建的学校有曾氏学堂，湘乡籍的湘军主将联合捐建的湘乡宾兴堂、东皋书院，胡林翼捐建的益阳箴言书院，李元度、张岳龄捐建的平江天岳山馆，湘军各路将领共同捐建的长沙求忠书院、攸县的东山书院、宁乡的玉潭书院、常德的朗江书院等。与此同时，考虑到湘军在前线的卖力作战和捐献军饷等行为，清政府给予湖南相应的学额奖励，湖南的学额迅速增加。咸丰三年，湘军将领李元度以平江团防出力，获准增加了该县文武学额各三名。咸丰七八年间，李元度再次倡议所部将士捐十万两欠饷，请求朝廷增广平江县文武学额各十名，又捐五万银两请增广岳州府文武学额各五名，皆获准。稍后，以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张凯章、赵玉班、萧浮泗等为代表的湘乡籍湘军统领跟着效法，捐银十万，获得增广学额十名。其他州县如长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醴陵、龙阳等也同样照办。据统计，从咸丰初年到同治七八年间，湖南因军事捐输所增广的学额达八百余名，另外有一些新增的生员没有计算在内。湘军的此种善举，使得湖南的应试人数增加，中试的科考人数迅速上升，湖南逐渐跻身为文化大省。

再次，湘军设编书局、采访忠义局，编纂校刊书目，撰写褒忠录等，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成果。为了不让战争毁坏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先后在安徽行营和两江总督驻地的南京设立安庆编书局、金陵编书局等文化机构，组织幕员搜集、校刊和编撰各种古书和现刊，如《王船山遗书》、《王船山丛书》、《两江忠义录》、《算学二十一种》、《几何原本》等活动。同一年，时任湖北巡抚的湘军统帅胡林翼也在武昌请王闿运、丁取忠、刑高魁、张华理、姚绍崇、汪士铎、胡兆春、蒋照、厉云官，莫友芝、张裕钊、程霖寿等文人分别编写和校刊《读史兵略》、《湖北褒忠录》、《大清中外一统舆图》等等。一些文化名士纷纷结集在湘军统帅的门下，将军的幕府俨然成为文人的机构。

随着湘军出省征战全国各地，战死疆场的人员日渐增多，为了抚慰忠灵，维持地方风化，湘军诸将领先后在江南各省设立忠义局、褒忠局，由文员供职于内，一方面组织并选派文员到各地州县调查采访死难的忠烈，记录在案后上报朝廷，分别旌表，酌议从优抚恤，另一方面要求各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出示遍行晓谕，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厅、州、县汇报，或由死难者家属经禀，然后汇总到督抚大员处，由其随时具奏朝廷，请建总祠、总坊，对那些死得悲壮的将士还可以奏请另建专祠，以便名垂青史。湘军幕僚、湖南文人罗汝怀、吴敏树、方宗诚、郭嵩焘、王闿运、徐宗亮等先后参与了撰写墓志铭、碑文、地方志、采册、《褒忠录》或《忠义录》等活动。成丰八年，曾国藩奏请在湘乡县城修建忠义祠，纪念该县出境征伐而阵亡的近五千余名员牟勇丁，并请求为湘乡籍的湘军将领罗泽南、王錱、刘腾鸿建立专祠，饬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宣传朝廷褒忠励节之道。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又应李元度的请求，奏请在平江县城建立忠义祠，以激励人心，维持风化。其他湘军领导人物和清政府官员也纷纷为死去的湖南籍官兵奏请建立专祠，如长沙府十二忠祠（分别纪念湘军著名将领江忠源、塔奇布、罗泽南、胡林翼、李续宾、王珍、萧启江、李续宜、张运兰、黄润昌、江忠义、李臣典）、曾文正祠、三公祠（祀已故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潘铎）、刘忠壮祠（祀刘松山）。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各州县都相继为死难的湘军将士建立了宗祠和专祠，这些宗祠和专祠为后世所景仰，成了近代湖湘文化体系中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同光年间离职回乡后的湘军将领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同光年间，有一批湘军将领相继回到湖南，成为湖南缙绅阶层的重要代表。他们或者出谋划策，或者亲历亲为，四处奔走，多方筹措，再度为家乡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离职回乡后的湘军文官积极筹建地方书院学校，亲自主讲学院课程，培养人才。成同年间湖南遭受兵燹，湖南各地的学校有一半被毁坏，群士的学业受阻。战事结束后，广大中下民户聚落凋残，无力求学，有志于学业的士子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一来，“三年大比，赴会城者里以千计，就试礼部数千里而遥，出门惘惘，行色不壮，世无庄驿，困乏缺供，其谁不退然中阻哉”。鉴于此种情形，湘军将领或者与湘军有关的政府官员在离职居乡后，纷纷捐款创办学校、书院等教育机构，亲自在学校、书院主持教学，为培养人才、发展家乡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武陵人陈启迈在家乡捐建了朗江书院。亲自主持书院工作长达六年之久，多次为书院提供补足学生的经费。宝靖的胡兴仁前后共捐助军饷5万余两，使得宝靖的生员名额增加了8名，他还捐建宗祠，置办祀田，设立义学。李元度联合平江绅士张岳霖创办了天岳山馆书院，招收本县生童入馆求学。衡阳彭玉麟捐银12 000两，主持创办了船山书院，吸纳各地学员就读。湘军将领席宝田也曾参与创办诂经书院。此外，湘军名将杨载福在原籍乾州厅捐修文庙书院，筹添乾凤永宝乡试号舍，建节孝祠等文化设施。善化人劳崇光也捐巨资修建县中义学。湘阴的郭嵩焘在辞官居乡期间，捐建了地方的贡院、考棚，先后主讲于长沙的校经堂、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等学校。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让更多湖湘弟子景仰先贤，郭嵩焘在每年九月初一，先后邀请李元度、郭昆焘、罗汝怀、黄彭年、吴敏树等著名文人聚集于省会思贤讲舍、曾文正公祠堂浩园等地致祭，同时举办景仰屈原、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等湘籍先贤的公益活动。每年的春秋两季，郭嵩焘又主讲于湖南著名的讲坛阵地思贤讲舍与禁烟公社，倡导文明开化之风和正人心风俗之气，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实现正人心、开民风的目的。在郭嵩焘看来，“天下人心风俗，成乎学校”，创办校经堂、思贤讲舍的目的就是“期使贤士大夫及后进聪明之士共相讲习，以窥知圣人立学之旨，因以系属人心，使骛于学”。由于湖南当局和湘军将领们对教育的重视，各地学校也注重人才的培养，湖南涌现了各种人才，例如数学人才丁取忠、黄宗宪、左潜、曾纪鸿；外交人才郭嵩焘、曾纪泽；文史人才王先谦、王闿运、周寿昌、邹带钧、阎镇珩等。有了湘军将领的大力扶持和捐办书院学校，近代湖南掀起了兴办学校教育的热潮。

其次，湘军武将热衷补办学历，求学名师，思慕先贤，刊行书籍，弘扬了乡土文化。部分湘军将领是因军功而被保举、提升为各地方督抚大员的，他们在传统士大夫的眼里，属于非正途出身的官员，常常被世俗小看和轻视。为了向世人证明他们也会舞文弄墨，身上不乏文人素养，战争结束后，他们开始关注自身文化品位和学识的提高，希望决不落后于正途出身的科甲人员。早在同治初年，曾国荃被清廷提升为浙江巡抚时，就在信中向哥哥曾国藩诉苦，担心自己因为没有科班出身的经历而写不好奏折。曾国藩鼓励他延请士子入幕，虚心请教，一定会有功效。同治三年，被提拔为浙江巡抚的湘军将领蒋益澧在杭州聘请两名拔贡为自己的家庭教师，就舍廨讲论，替自己补上文化课。为了弥补自己缺乏学历的遗憾，蒋益澧还在任期内大行捐助，增设书院经费，开办义学。同治九年，跟随刘长佑从军多年的湘军武将陈展堂被保举为道员加布政使衔后，决定回乡参加省城举办的乡试。此后，那些被保举为一二品大员的武官也纷纷回乡参加乡试，并逐渐地形成了风气。不仅如此，湘军将领们还热衷于刊行古代先贤的经典著作和地方文献，如曾国藩兄弟对明末清初湖南著名思想家、学者王夫之作品的刊刻和湖南地方志的编撰。同治元年，曾国荃督师安徽，朋友赵惠甫告诉他衡阳籍的文化名人王船山遗著因为战争遭到毁坏，希望他能为此事出力。于是“国荃乃谋重刻”，初设局于安庆，捐资8 000金，聘请湘潭人欧阳兆熊主理其事。1864年7月，曾国荃所部湘军攻克南京后，将刊刻《船山遗书》事务移到金陵书局。1865年，完成了全书的刻写。《船山遗书》的刊布，使王船山的思想得到了传播，船山文化也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和象征。同治七年，湖南巡抚刘崑谋求修撰湖南通志兼开办湖南书局，成立了专门的通志局，并邀请居乡的湘军幕僚和大员郭嵩焘、罗汝怀、李元度、曾国荃等著名人士主理修撰湖南通志事宜。湖南通志的撰写得到了湘军大员的资助，前后经历了近十年时间最终完成。

再次，多数湘军大员都留下了许多文化作品，经过当时或后世的编定或刊刻，成为今天优秀的湖湘文化遗产。在近代湖南，湘军领导层绝大多数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武兼备的人才，他们在任职前、期间或者辞官还乡后，都留下了为数不等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了今天研究近代湖南社会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著名的文献资料和作品有：曾国藩的《曾国藩全集》二百二十八卷、胡林翼的《胡文忠公全集》四卷、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一百二十三卷、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全集》、刘坤一的《刘坤一遗集》、刘长佑的《刘慎武公遗书》、彭玉麟的《彭刚直公奏稿》、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等。此外，还有郭嵩焘的大量作品，如《郭嵩焘日记》四卷、《养知书屋诗文集》四十三卷、《郭嵩焘奏疏》十二卷、《绥边征实》、《礼记质疑》、《湖南通志》、《湘阴县图志》等等；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汉书补注》等等，此外，他还著有很多有关古代名书、诸子的集解以及《虚受堂诗文集》等等；王闿运的《湘军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桂阳州志》、《湘绮楼文集》，另有大量经学著作如《周易说》、《尔雅集解》、《春秋列表》、《尚书笺》等200多卷；李元度的《天岳山馆文钞》等等。这些文献和著作既奠定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基础，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今天我们以岳麓书社为中心的湖南文化出版事业。

二、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兴盛的历史影响

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兴盛乃至整个晚清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其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有如下几点。

其一，湘军创造性地发展和弘扬了近代湖湘文化，使近代湖南成为人才繁兴之沃土、敢行天下先的省份。如前所述，湘军将领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无论是在军营还是故里都表现出对文教事业的不懈追求和辛勤耕耘，对外来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审视。像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李元度等，他们经常“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军营生活使他们最早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可以“剿发捻、勤远略”。他们将传统的湖湘文化加以改造，进行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了近代湖南学子们从道咸年间的经世致用到同光年间的中体西用观念的转变。湘军的兴起，达到了曾国藩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的目的，使近代湖南人才辈出。诚如学术界所言，湘军兴起之后，近代湖南形成了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个阶段的人才阶梯。如果说湘军成立之前，湖湘文化仅仅只是一种区域特色的学术文化，对全国影响不大的话，那么，通过在湖湘文化中孕育和成长、出省后主动吸取了外来文化、具有了新思想、新观念的湘军领导人物的发展和弘扬，湖湘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化源流中具有了独特风采和征服力的区域文化。近代以降的湖南有志之士无一不受湘军的救世情怀和学术传统的影响，而他们的先进思想与革命思想又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像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杨毓麟、陈天华、唐才常等革命志士的救世活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表达过对湘军领袖人物的敬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此外，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在湖南学子和志士中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敢行天下先的文化心理和以湘军为自豪、以湖南为骄傲的湖湘情结，培养了湖南人奋发向上、不甘服输的精神。

其二，湘军义无反顾地担当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成了中国军事、政治近代化运动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军领导人物，面对内忧外患的政局和国情，义无返顾地图谋国富民强，成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实践者。他们实践“中体西用”的理论，创办了一批洋务企业，开启了中国企业近代化的先河。曾国藩率先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军用企业——安庆内军械所，聘请熟悉科技和外文的人才，首倡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左宗棠则创办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洋务企业，如福州船政局和兰州机器织布局等，主张暂借外债解决棘手的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提出创办民办企业。湘军其他领导人物如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曾国荃、刘坤一等也纷纷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民用机器设备，投资近代金融业和实业。郭嵩焘的思想和行为则更为先进，他主张士大夫经商，与外国人有礼有节地交往，认真审视西方文化，主张朝廷实行相关的政治制度改革。这些湘军人物成了近代士大夫和军功绅士中的开明人物，湖南因为有湘军及后代人物积极倡导文明开化，辛勤经营教育和实业团体，成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意识比较先进开明的省份。以上这些，反映了湘军人物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湘军成为中国政治、军事近代化运动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显示了湖湘文化向近代转变的新特征。

综上所述，湘军成立时绝大部分高级将领和文员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军营里以文化促军事，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如和诗作赋、编书重教、增广学额、捐建学校等，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同光年间，湘军文武官员回到家乡后，致力于繁荣地方文化事业，不仅注重自身文化修养，由重武转向尚文，还大范围地捐建省会、地方学校，倡导文明开化之风。他们之中文化素养较高的又积极从事著述创作，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湖湘学子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