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自幼即受湖南社会风气和老师蔡用锡、贺熙龄等人的影响，笃嗜《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机要等，具备了一定的地理、军事知识。1847—1853年，胡林翼为贵州知府，开始带兵作战，参与镇压贵州少数民族起义，编练黔勇300名；1854—1861年，胡林翼为湘鄂军统帅、湖北巡抚，编撰《读史兵略》28卷，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政绩、军功显赫，最后累死在与太平天国对垒中。胡林翼是湘军以及湘系的核心统帅，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性人物。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军事思想，史学界却未加以充分研究，这影响了对胡林翼的研究，也影响了整个太平天国时期历史研究的深人，使一些历史现象和史实难以澄清和说明。鉴此，笔者拟对此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19世纪50年代，军事历史已进人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不仅清政府军，而且太平天国军队都采用了火器如大炮、火枪等先进武器。这使原先普遍采用的城堡守御战形式让位于攻防相兼的野战形式，攻防相兼的野战形式成为当时战争的普遍形式。战争方式的变化，要求军事制度本身进行变革以相适应。原有的绿营制度不仅兵将世袭，战斗力低下；而且兵将分离，兵饷分离，调遣、指挥、召募与遣撤均不归将领掌握，这显然与要求兵强将精、调度灵活、运转方便的攻势防御战争不相适应。胡林翼早就认识到绿营军制的落后和绿营本身的衰败，“每兵百名，侵蚀空旷，殆将及半，其半在伍者，皆城中稿房队目之姻娅，仆妾之党耳；胎已病深，来头已久，油滑怯懦”，以致在与太平天国对垒中出现“闻警先逃，接仗即溃，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为耻”的局面。胡林翼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主张仿效戚继光“束伍成法”，召募练勇练兵，实行军事制度改革。胡林翼在贵州时就编练了一支300多人的黔勇，对勇营制度作了大胆的尝试，后来，在与太平军对阵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建军治军思想。

（一）建军思想

1、首重“提纲领”。

胡林翼吸取了绿营制腐败的教训和古人治军的经验，认为：“凡勇须自招自募者，乃能战。治军如结网和振衣一样，应先“提其纲”、“挈其领”，应在“提纲领”三字上下功夫。他与曾国藩、王錱一样，都继承了戚继光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从统帅、统领、营官、哨长、什长、士兵，逐层选募，层层负责。

（1）胡林翼十分强调择将、用将的重要性。认为：“兵事之强弱，系于一将；将得其人，弱者可强；将不得人，虽强易弱”“夫军事以人才为根本，得少、为上”；“兵勇之强弱，惟视将领为转移”。胡林翼自督师以来，无日不以选将为急务。胡林翼择将不拘资格，只在“勇、才、品”三方面讲求，主张少而精。他说：“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举、贡、生、监、白丁，皆可不拘资格”；“不仅择其勇，择其才，尤须深择其品”。

第一，择朴勇之将。他认为：“敢勇倡先则将之本分”，“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令唯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因此，胡林翼择将“专尚朴勇，尚须从气概中讲求”。　　

第二，注意选择有“才”、“智识”、“器识”的将帅。他认为将领“不在勇而在谋”，“统领须坐定勇敢不算本领外，必须智略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则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审势，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因此，他认为作为统领应具备智、才、识三种素质。

第三，特别注意选拔有“良心、血性、品德、志气”的将才。胡林翼所谓的“良心、血性”，就是要有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拼命精神。他十分注意选择廉正之将，认为“廉洁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固结士心，历久长胜”。他还注意选拔有志气的将才，认为将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胡林翼与曾国藩一样，以良心血性为将帅的首要素质，由此选拔出来的将领必然忠诚地为清政府效劳。这种原则为后世治军者所继承。蔡锷就称：“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　　

尽管胡林翼选拔的是为统治阶级卖命效力的将领，其择将思想仍受阶级观局限，但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这又是符合军事科学要求的，即将领应具有为某种政治势力服务的思想，应具备勇敢、智略、才识、品德等素质。正因为如此，他的择将思想才为后世治兵者如蔡锷、张学良、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继承。

（2）在士兵、将官选用上，多以同学、同乡、师友、亲戚关系相联结，多用家乡本地人。他主张“一方一县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这样，乡族、私人情谊将官兵联结在一起，保证了兵营的团结和战斗力。在士兵选用上，他主张“以山乡为上，百技艺皆可为勇，农夫猎户尤妙；专挑多力之人，亦是一法”；“近城市者最为难用，性多巧猾，书办差役，断不可为勇，亦断不可招人营中”。胡林翼这样做，保证了兵员的质量和军队的战斗力。

2、强调不断更新武器设备。

他主张：“冷热兵器相间配置，抬枪鸟枪与刀矛分队，相间而行；长短相间，奇正互应。”在晚年，他十分重视火器的作用，到处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湘鄂军。冷热兵器相间配置的武器装备适合野战与防御战相结合的攻势防御战争方式。

3、厚饷养兵。

他认为，饷制“不宽博，不足以养廉耻”。他制定的湘鄂军兵十分优厚，如戚继光、谭伦遗法。将士除个人生活外，还可以补贴家用。所以，兵士能专心操防，一洗以前绿营兵士因口粮不足而兼以小贩或手艺营生的情况；将领俸廉优厚，可以防其冒滥吃空和贪污军饷；将士平日积蓄还可以作退役后营生之本，从而解除了兵、将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兵、将的战斗力。

4、力汰劣将羸兵。

胡林翼对作战不力的勇营，主张“撤后另挑，不可就现成营伍而易新将，只有撤后马上招募。挑选健壮善战之官兵，乃能耳目精神归于一人”。兵将之间形成一种制约关系，可以避免士兵的营伍习气和营官与士兵之间的个人隶属关系，从而保证了统帅对于各个将领的权威，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强化了“兵为将有”的思想观念。

总之，胡林翼在建军时就将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宗法制贯穿于建制中；同时从兵员来源、饷章及兵器配备上，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作战能力；将帅直接控制军队的组建、调遣、撤换和财务权。胡林翼所部湘鄂军在组建时，就具备了兵饷合一、军政合一以及军、政、财权与用人权合一的特征，具备了兵为将有、兵为督抚所有的军政合一的特征。

（二）治军思想

胡林翼深悉绿营营务废弛的严重后果，他采取了几种措施，加强湘鄂军管理和训练。

1、严格纪律。

胡林翼深知：“兵犹火也，不取自焚；兵犹水也，不流则腐”；“不教之兵，将有不戢自焚之势”。基于这种认识，胡林翼制订了严格的鄂军章程和营规。他规定湘鄂军营制，“日夜点名三次，勇丁日间出营，须请票登册，以备稽查”。他从“军政贵在谨严，首戒荡佚”出发，对淫逸酒色、出人赌场烟馆的兵将，立即禀参斥革，从严办理。对行军打仗时临阵脱逃的人也严格处理，或杖，或发配边疆为奴，或拟斩。胡林翼治军，“执法谨严，能训能练，禁烟禁赌，戒懒散”。但是，从胡林翼整个治军思想看，则表现出“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特点，他不仅严以纪律，而且对将士还结之以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

2、在军队内部关系上，讲求“和辑”。

胡林翼吸取了古代名将治军的经验和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失利的教训，深知军队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主将一心，则士卒乃能联为一体；此又师克在和，关系东征大局，尤为军情紧要者”。清军与太平军作战成败的关键，不在太平军的强弱多寡，而在湘军将士的“和与不和，慎与不慎”。胡林翼不论治军或是领兵作战都一再强调“师克在和”，他还屡屡告诫湘军将领，“楚人不宜分帮，只此一副本钱”。胡林翼为使军队将士之间以及主将之间团结，宁愿“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在处理湘军将领关系上，他护持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使曾、左得以重用，而且为二人关系协调作了不少疏解工作。另外，他还调和水师将领彭玉麟与杨载福的矛盾；解决多隆阿与鲍超、李续宜间的矛盾；尊重罗泽南、李续宾昆弟；平时推功让美，待将士如骨肉兄弟一般。由于他的“倾心结纳，苦心调护”，湘鄂军才“协和如骨肉，有布衣昆弟之欢”。曾国藩就称：“江、楚、皖、豫诸将帅，惟润帅（胡林翼，字润之）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胡林翼不仅自己待将领，“以国士相待”，而且要求大将之间，应有“救大局为主，并以救他人为主，须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气度；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当救人”的精神。长官于僚属，“扬善公庭，规过私室”，并且在奖励、升擢、抚恤等方面从宽从优，以激发将士为主将效命的忠心和勇气。正由于胡林翼治军讲求内部团结，湘鄂军才出现“熙熙如春，上下欢欣”的局面。

3、在军民关系上，要求军队“爱民”。

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因为用兵的目的，在于安民止战。兵，出之于民；饷，出之于民。溯本探源，民为军旅之本。胡林翼对此有一定认识，他说：“养兵所以卫民，兵不爱民，何乐有兵？”他要求官兵恤民艰，不扰害百姓。他常告诫将士，“粮饷军火，营中要需也；然可以体恤民情，节省民力之处，务须极意谋之，乃不负杀贼安民之本意”；“夫不得已而养兵，即日费万金，亦出于救民之苦心”，要求将士爱惜百姓脂血和国家正供，不浪费饷需。同时，他还谆谆告诫将士，约束兵丁，“爱惜百姓，并随时访查，随时董戒，使营团皆行之无事，不扰不惊，取暴安良”；“军行之处，秋毫无犯，固结民心”。如有扰害百姓，掳掠百姓财物、牲畜者，奸淫妇女者，妄杀良民者，即斩首枭示。

胡林翼要求军队爱民，一方面，出于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安民止战，一方面，出于挽救民心涣散的考虑。胡林翼所指的“民”，当然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于敢犯上作乱的“乱民”，如“盗”、“贼”、“匪”等，则加以镇压。尽管如此，胡林翼治军爱民思想仍有合理成份，符合军事科学规律。

4、在军政关系上，力图“军政合一”。

胡林翼认为“仅带兵而吏事不伤，民生无依，即日杀千贼，无补大局，故吏治之与兵事始终相因”，得出“吏事尤为兵事之本”的结论，进而主张统兵大员兼任封疆大吏，以便兵事与吏事互相兼集。

胡林翼自1855年任湖北巡抚以后，始终一面带兵作战，一面整顿政务，同时为军队筹集粮饷。经过他筹划，终于解决了湘军粮饷不足的困难，湖北成为兵与饷强天下的富强省份。

胡林翼深知督抚事权对于带兵将领的重要。他说：“（嘉）庆、（道）光之间，部库有余，则握有兵符者可以有为。至今日，则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统兵将领只有握有督抚事权，兼管地方，募勇筹饷才有依援和基地。因此，当曾国藩、左宗棠等未获地方事权以前，他极力为其谋取地方事权。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胡林翼喜不自禁。他致书蒋叔起说：“南丰此去，得土地养人，较之七年沾沾仰鼻息于人者情形不同。涤帅现握督符，兼管地方，必可成功也。”胡林翼自己也利用巡抚职权，交欢总督官文，把持湖北军、政、财权，提拔重用提镇等武职将官，在湖北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扩建的湘鄂军最多时达到6万余人。胡林翼牢牢地控制着这支军队，以巩固其湖北巡抚之位。曾国藩就说：胡林翼“羽翼既成，亦非他人所能牵制”。李续宜也说：“鄂中当道（指官文）……无事不肯顺从，唯不愿其出楚境。”胡林翼利用他所控制的地方巡抚权和军权，极力举荐湘军将领出任疆寄，曾国藩、丁葆桢、李续宜、李鸿章、左宗棠在他的保荐下出任地方督抚，使军权与地方政权、财权结合。

胡林翼还深知有兵有将对地方督抚的重要。他说：“近年督抚以不带兵为自便之计，亦且以不知兵为自脱之谋；此所谓甘为人下而不辞也。凡事以谦为美德，惟兵事不可谦；谦则为败德，且手中腹中无兵无将，即一步不能行。身在干戈之际，气魄资望，一钱不值也。”他利用巡抚之权，把持湖北军、政、财权以后，扩建湘鄂军，作为巩固巡抚之位的后盾，同时，将湖北物力、财力、人力大量投人战争，每年为湘军筹措军饷400多万两。他还视湘鄂军为己有，他人不得随便调遣和染指。他曾比喻分军与人，为“女子许嫁”。因此，舒保和都兴阿索军均遭到拒绝。当湘鄂军出省攻剿太平军时，他又指使官文一再奏请朝廷，湘鄂军“未便由他省调归别部；出境后，水陆各军，应仍责任都兴阿、李续宾、杨载福统制，未便另移节制者也”。三河之败后，他还奏请杨载福、多隆阿、鲍超、李续宜、唐训方等军，“应请侯后成军，无论人皖界人江南界，其粮饷军火及调度机宜，均归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经理”。可见，胡林翼不愿他省节制湘鄂军，也不愿湘鄂军与他军相混，具有视湘鄂军为己有的思想。

胡林翼通过握有兵权而得授地方巡抚之权，军权与政权得到初步结合。他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湖北专擅兵权、财权和政权，湖北首先了出现军政合一、兵饷合一、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的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军政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胡林翼成为这种制度的肇建者，当时的内外危机和战局是这种制度产生的条件。这种兵为将有和兵为督抚所有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湘鄂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凶恶敌人，湖北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坚强堡垒，胡林翼则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巨魁之一。这种制度后来遍及其他省份，各省拥兵自重、督抚专权局面逐渐形成，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二

在贵州期间，为对付苗民起义，胡林翼提出了“练兵储粟，以守为主，用地利以卫民”，“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自卫，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的战略战术原则。咸丰四年，胡林翼率军镇压太平天国，其战略战术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一）战略思想

胡林翼1854年带兵回援武汉时，太平军先后占领了长江中下游两岸大片地区和南京、安庆、九江、武汉等沿江战略据点。胡林翼仔细研究双方战局和地理形势，总结古今战略得失，逐渐形成先取湖北武汉，作为战略基地，然后循九江、安庆，最后夺取金陵、江浙等地的“以上制下”的战略思想。

胡林翼认为：“武汉则金陵之上游也，荆襄关南北之大局，而武汉又荆襄之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省震惊，南服均阻，控制无术，本根既摇”，因此决定先收复具有“高屋建瓴”之势的湖北武汉，以达到扼太平天国之吭和为湘军东征创造条件的目的。胡林翼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武汉，1856年10月终于占领武汉，随后控制了湖北全省。

湖北武汉攻取后，胡林翼又从当时形势及湖北本身安危出发，决定出师援剿邻省。因为“兵事如学生功课，不进则退，不战则并不能守”，而以“开拓为守御，乃防剿第一高手”，因此他得出“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助剿则兵少而功倍，自守则备多而势分”。从全局形势来看，九江“西挹武昌，东引皖口，实南昌之头目，而湖广江南之腰膂”，九江实为吴楚紧要之关键，太平军得之可图湖北与江西，湘军得之可窥安徽与金陵。安庆为长江上下的关键，舒、桐、宿、太为江楚之通衢，欲“规复金陵，必须先清皖省，欲清皖省，必须先清沿江上下”。只有夺取九江、舒、桐、宿、太、安庆等沿江上下城市和地区，才能断绝金陵接济，最终攻克金陵和扑灭太平天国革命。同时，从湖北本身安危出发，湘军也要尽力保蜀、保湘、保豫和谋江、谋皖。因为四川居湖北上游，又为湖北商品源地和市场，“失蜀则祸大，保蜀则福大”湖南更与湖北唇齿相依，“保湘即以保鄂”；江西九江地区与安徽舒、桐、宿、太地区都与湖北毗连，“江皖一日不靖，即楚疆一日不安”，“不谋皖即不能保鄂”。 正是从这几方面考虑出发，胡林翼决定在用湖北得胜之师主力谋江、皖的同时，分援湘、蜀、豫等省，1858年5月攻克九江，1860年又先后攻克舒桐宿太等地区，1861年9月攻克安庆。在攻克安庆以前，还成功地援剿了到达四川的石达开部太平军，稳固了四川的封建统治；援解了湖南宝庆之围，稳固了湖南；同时他还率领湘鄂军击退了太平军对湖北的多次直接进攻，使湖北、湖南成为湘军巩固的后方基地。在胡林翼死前，他的战略取得了一次次成功，为湘军攻克金陵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了“以上制下”攻取吴、越的战略计划。他说：“必保楚然后能谋吴”，“谋吴即以谋楚，不仅保鄂也”。这与曾国藩“欲谋吴越，必先谋皖固鄂”。思想基本一致，只是二人在谋取吴、越的具体战略部署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胡林翼“以上制下”的全局战略思想与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极为相似，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曾国藩略显拘谨迂腐，而胡林翼则更显宏阔切实。胡林翼不拘疆吏有封土之见和别人的议论，在攻克湖北武汉以后，在巩固湖北基地的基础上相继进攻江西、安徽等省，终于次第“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为攻取金陵、荡平吴、越奠定了基础。

此外，胡林翼还有“军旅之事以谨慎为先，但不宜过于谨慎”的战略思想以及“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二三则败”等战略思想。但是，胡林翼在与太平军较量中最主要、最具特色的仍是“以上制下”的全局战略思想和实践。太平天国后期往往顾此失彼，缺乏统筹全局的战略，偏重于攻城略地。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原因固然很多，但战略上的优劣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战术思想

蔡锷曾研究曾国藩、胡林翼的战术思想，认为：“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胡林翼在指导战役中就坚持“以主制客”的战术思想。他认为“主”与“客”的含义是：“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戮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戮者为主。”胡林翼战术思想形成分为两个阶段，武汉、九江战役直至三河战役时，为其战术思想萌发、积累阶段，太湖、安庆战役为其战术思想的形成阶段。

1、战术思想的萌发、积累阶段。

胡林翼在宦黔时已萌发了“言战不如言守”的战术主张。胡林翼参与镇压太平军后，战术思想逐渐积累起来。他刚主持武汉战役时，因急于求成，力攻坚城之下，结果在咸丰五年十二月至咸丰六年三月间伤亡水陆战士3000余人，罗泽南和都守等100余名军官战死。面对血的教训，胡林翼开始自省，从此“禁约仰攻”，扼要争奇，采取“水陆扼要，断贼资粮军火”的办法，扼制太平军守军，打击援军和武汉外围太平军，湘军反而以客为主。咸丰六年底，太平军终因粮饷军火不给、援军援饷无法到达以及天京内讧而动摇、放弃武汉，退守九江。九江战役，面对太平军严密防守，胡林翼采取“长堑围困”战术。以李续宾主力围城，深沟高垒，敛兵自固，断太平军接济；以都兴阿、杨载福、彭玉麟等进攻九江外围的小池口、黄梅、湖口县等地，打击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和九江外围太平军。他用这种“监其脑而拊其背”的战术，守中带攻，攻守结合，因而湘军由客反主，九江太平军孤危坐困，弹尽援绝，胡林翼军终于在咸丰八年五月破城。武汉、九江战役为胡林翼“以主制客”战术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经验。

2、战术思想的形成、飞跃阶段。

湘军在三河战役失败后，胡林翼在规复太湖、安庆中又成功地运用了以主制客的战术思想，胡林翼的战术思想得到了深化。

首先，在作战方针上，反对攻城略地，主张全军杀敌为上。胡林翼认为：“兵法总以贼来求战为上算，我去求战为下算，所谓致人不致于人也。”攻城略地是我去求战，是下策和致于人的作法，不符合“以主制客”的战术，胡林翼坚决反对。他总结清军与太平军九年来作战失利的原因为：“官军以仰攻挫锐，贼计以余力乘虚；官军注重于前，贼计转袭其后。”他得出：“兵事以逼城为下策，以攻坚为难于得手”，得一坚城，破十巨垒，往往杀敌不多，而士卒伤残，元气不复；如攻城不克，志懈力疲，敌人旁援，往往误事；太平军又擅长死守。因此，他极力反对攻坚城。同时，他还反对略据城池、土地。他说：“得城与不得城，均不足介意。大将以审兵机，全军旅，顾大局为上策。”他甚至说：“一年而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日而得数城，贼来转不能战，不可为功。”他主张“扼险自固，坚壁养锐，伺隙再动”，反对以主要精力和人力去攻据城池、土地。胡林翼的战术，目的主要是全军旅、多杀敌。用他的话说就是：“今天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大功。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援贼已破，城池自得。”胡林翼把握了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因此他反对徒伤自己的攻城略地。胡林翼的这一思想原则达到了很高的军事水平。蔡锷就称赞：“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

其次，在作战部署上，主张预先安排，合围配战相结合。为达到以主制客目的，胡林翼十分重视“预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主张“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的用兵原则。即在集中主要兵力于主攻方向的同时，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各部队应有明确分工，应有围城、打援、雕剿之兵，力求周密无隙。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正确处理，被蔡锷评价为“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按胡林翼的安排，兵力的配置“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如以一万人围城，仍必须留二万人或三万人作战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如处处合围，兵力势必为坚城牵累，势必无援剿及作战之兵，很可能被援兵及城内之兵内外夹攻，导致战役失败。同时，胡林翼强调抢占有利地势作为驻兵之处。他力图做到“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可得”，即在具体战役中争先一著后一著者，“有须先一著者，如险要之地，以兵踞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有须后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敌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拊其背，必胜之道也”。扼要扎营，争取主动，既可自固门户，又可断敌接济，敌人想不打都不行。这样就可达到“以逸待劳，以主制客，以静制动，以整击散”的目的。

胡林翼不仅在理论上对“以主制客”战术思想有具体的阐述，而且还用以指导太湖、安庆战役。太湖战役，胡林翼以多隆阿和鲍超部担任打援任务，以蒋凝学、唐训方、朱品隆、李榕部担任太湖围城任务，以金国琛、余际昌率九营驻扎于地通潜山、太湖、桐城、舒城的险要地天堂，对太平军形成拊背扼吭之势，在湖北东北黄州地区驻兵六营，自固湖北门户，曾国藩则率兵于安庆地区操太平军后路。这样，对太湖形成一个大包围，太湖、潜山等城太平军陷于孤立无援境地。湘军很快攻占了太湖、潜山两地，取得了太湖战役的胜利。安庆战役，曾国荃部驻扎安庆后，先夺取了安庆东路要塞枞阳，清除安庆外围的太平军据点，与水师彭玉麟、杨载福部配合围攻安庆；多隆阿部在桐城外围挂车河一带打援；胡林翼率部进驻太湖，与安庆、桐城外围部队声势联络，兼顾前后方指挥；从一开始，就以李续宜部作活兵，预备援济他路之用；以昌营和介唐五营驻守霍山及天堂，靠近舒、霍之隘。1860年5月，曾国荃占领枞阳，安庆合围形成。胡林翼要求曾国荃加固壕垒，作长期围城打算，至于他处安危，则由多隆阿、李续宜部负责。1861年9月，安庆终于被湘军占领。这种围城打援战法将进攻与防御结合，既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可趁势攻占城池，在火器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广泛运用。曾国藩主持的天京战役应用了这一战法。这一战例丰富了我国军事战术思想。

胡林翼的战术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抓住战役主动权，以主制客，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太平天国后期只重攻守城池，加上各自为战，互不统属，互不配合，不能组织大的战役，逐渐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湘军，终至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