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曾国藩和胡林翼为首的湘军集团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与他们的人才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史学界对曾国藩的人才观的论述颇丰，胡林翼的人才观也略有述及。这些基本是着眼于对他们个体人才观的研究，但至今却无人对其二人的人才观作综合对比。因此，本文试图从曾国藩与胡林翼人才观的比较来进行阐述，使我们能对二人作出更加客观科学的评价。

一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二者同是“咸同中兴”四大名臣之一，都出生于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的封建文化的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他们笃信程朱理学，大力提倡“忠义血性”，认为“三纲五常”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准则，因此二人企图按照理学的绳墨来维护封建秩序。维护清王朝的生存是他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因而他们对农民起义深恶痛绝并发誓与此对抗到底。而且当时朝廷腐败、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外国的侵略导致封建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二人义不容辞的担负起挽救清王朝的重任，严峻的现实更使他们认识到人才是兴国强国的关键。因而不可避免的，二人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就形成了很多相似的看法。

第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曾、胡都认为大至世之兴衰治乱，小至军事之成败，粮饷之盈亏，吏治之修否，皆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曾国藩认为人才是兴国强国的保障，在他看来，“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且曾以自己多年的亲身体会和经验，得出了“中兴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的结论。胡林翼也称“天下以盗贼，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而。”而且进一步指出“国之求才如鱼之求水，鸟之求木，人之求气，口腹之食。无水无木无气无食则一日不安而即于亡，得水得木得气得食则生。”总之，他们将人才问题看成了决定事业成败和国家命运的关键。

第二，关于衡才标准　曾、胡总体来说都认为不过德、才二字。“德”主要强调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规范，即忠勇、仁义、血性、廉洁、踏实等，而“才”指人应具备的知识、智略等。曾国藩曾在一则《才德》的论文中说：“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这说明德才的关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缺一，缺了德，才就会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了才，德就会成朽烂之木，无用之水。因此曾国藩对将才的选用就是本着才德并重的原则。他认为“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近利，第四要忍受辛苦。”胡林翼也以明确提出“才品兼优”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实际上他的“才品兼优”与曾的“德才兼备”论人是如出一辙，都是以选拔那些忠实于封建统治并兼有智略和才干一心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清王朝的卫道者。胡一直强调“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确实在胡选拔众多的人才中，几乎都以“才品兼优”而出名。如“深明兵略，刚正不挠”的韩超，“血诚果毅，志洁清严”的李元度，“精熟方予，晓畅兵略”的左宗棠。可见，德与才一直是封建统治者衡才的最高标准。

第三，关于求才之道　曾胡既然确定了“德才兼备”的标准来衡量人才，那么应该如何求得贤才？曾国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这说明求才首先应持之以恒，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因为人才是不断涌现的，要随时随地注意搜罗人才不得间断。曾国藩自称是“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其次，一旦发现人才就以“不得不休”的精神去招纳。曾为了多方求得人才：他给朋友们写信，恳请他们举荐人才；就在行军打仗时也“每牒府、县招致贤俊并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比以钧礼，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人人皆以曾公可言事。”；甚至不惜生命保举人才。比如，他“专奏保署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干总诸殿元，垦恩破格超擢称该二人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臣一并治罪”。而胡林翼则称：天之生才，不择地，不限时。认为人才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他也深知自己“器局太小，鉴别之疏，不足尽天下之才”。只有多渠道博求，方能获得更多的人才。为此，他设立宝善堂来招揽人才并且要求地方司道府州县幕僚“随时随地，因才察访”发现和举荐贤才。胡林翼对人才的搜求是不遗余力和全方位的，使湖北成为当时全国人才的聚集地。就连曾文正公也曾谓“胡荐贤满天下，盛哉矣！”

第四，在使用人才上　求得人才应该如何使用人才呢？曾、胡都认为在使用人才上应该做到破格使用人才，不论资排辈，用人不能求全责备。正如曾国藩所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否则就会“苛如峣峣者过于苛求，则庸庸者所得幸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有才能的人带有缺点不可怕，可以通过教育使其加以克服。如果求全责备平庸小人就会乘机直上。他进一步指出“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不能器，使而适宜也”。这充分说明人才要用得恰当才适其用，即使一个平凡人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用人不当，即使是良才、将才也最终会被浪费以至埋没。因此为了使贤才学用一致，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的安排。对于长于治军者便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精于综核者便安置到转运局和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运输的工作，务使人人能尽其用，用尽其才。胡林翼也赞同“人才由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之马而不识，识矣不能胜其力，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伟俊矣。”这就是说识人不易，求才者需要积累相当的经验，并且具备一定的观察识别等综合能力而且要有宽广的胸、怀礼贤下士的品格才能真正做到量才录用。因而曾胡二人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宽于待人，严于律己长存冰渊惴惴之心，以使有真才实学之士能建功立业挽救清朝的危机。

二

总的来说，曾、胡二人的人才观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同时由于其自身和客观的原因也使他们的人才观有些差异：

第一，“德”与“才”的偏重  在人才的实践上看，曾、胡都力求德与才的统一，使用德才兼备之人。但就个人而言，则又各有偏重。曾国藩虽然强调“德与才不可偏重”但又认为德与才不可兼得时，要以德为衡才的第一标准。他在论述德与才二者关系上说“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在他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能剖心肝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人的才智不是天生的，只要具备了至德、忠心，才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得来的。因此有才无德者不足取，必须先取有德者。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曾国藩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有重德轻才的趋向。他的胞弟曾国荃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且疑其所用的李昭庆为“无才之人”，他矢口否认，称弟“所见差矣。”迨及暮年，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用人方面的弊端，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不逮庸流。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而胡林翼则与之相反，胡用人既看德更偏向于才。如严树森在曾国藩眼里是猥琐之人，品性不端，但对胡林翼来说，严“综里严密，才胜吏事”。自胡成为湖北巡抚以来，主要精力用于行兵打仗，调护诸将，至于行政、理财、筹饷等具体事物概由严一手把持，虽然严精明太过，心计太深，但他长于吏治理财，在他的为政精勤治理下把湖北变成了湘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和粮饷供应地。因此深受胡林翼的赏识和倚重。

第二，在使用人才方面　曾惯使用门生故吏，据罗尔纲《湘军兵志》所记主要的湘军将领共一百八十二人。在籍贯方面，其有籍可考的共一百五十六人，其中湖南籍占一百三十人即占可考人数的83％，其中湘乡人共五十六人约占湖南人总数的50％。在士兵方面，湘军也大都是由同乡组成的，在湘军招募中其中有一条规定，必在湖南原籍招募。而且曾国藩在初创水师时复朱尧阶说：“水手须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曾国藩在选用领导骨干方面，除了利用同乡关系外还利用师生亲戚的关系以私谊为上，致使他的门生故吏充斥晚清政坛支配了大半个中国。所以清末学者夏震武大发感慨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而胡林翼则没有地域限制喜用有才之人。胡认为选才必须甄别，任用无论亲疏：苟其才也，虽疏必举；苟其非人，虽亲必斥。只要有才，对许多非同乡人，他也加以提拔任用。如阎敬民（陕西朝邑人），在来鄂之前乃一小官，胡经过与其交往，认为他“天下正人”、“可为一代人物”并保升其为湖北按察使，后来阎敬铭被誉为“晚清第一理财能手”。胡林翼反对引用私人，他认为“厘局招以私人，其弊颇大。弟少固及凡湖南人，除周寿珊幼稚相识，此外无一人是咸丰五年以前所识者。”当胡的亲朋至湖北，胡只给银两送回，而不录用。在龙盛运《湘军史稿》湘军骨干人员列表中，所列一百二十八人，籍贯益阳的仅有三人当数凤毛麟角。他善于举荐人才，不少人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有的“如梅启照、尹耕云、田玉梅等八人均未谋面，亦无文字往来”。难能可贵的是，胡用人还不顾满官汉将，只要有才一律看待，对旗将多隆阿、塔齐布、舒保诸人委以重任。显然，胡这一行为与曾专用门生故吏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对待人才上　曾广收慎用对人苛刻，心胸有些狭窄。曾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即取之愈博用之愈慎。对待下属态度苛刻，尤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对背叛他的人决不留情。如他不仅对纪律松弛的江忠源颇有微词并最终坐视其灭亡；而在对待王錱的问题上，曾就更显得有些求全责备，最终使王錱脱离曾国藩而投靠骆秉章。据说，曾后来对此事后悔莫及。徐柯称：“文正方困于江西，前后被重围，急召王赴援，王辞而不往，以书报之曰，‘吾不复为公所属’文正叹曰：‘有良将而不知用，吾之过也’。”可以说，李元度与曾国藩是多年患难与共情愈家人的朋友，致有“三不能忘”之说。因李元度徽州失守被曾弹劾去职，不料，李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随即撤消革职处分且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感到受辱太甚，脸上无光，再次参劾李使其革职才罢休。事后，他与朋友谈及此事时，责其“违义”，并引春秋豫让的故事，说李“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从此“公私并绝，无缘再合。”据此可知，曾第二次参劾李完全出于私情是对李“改换门庭”的愤恨。在次前后，投靠外省督抚的陈由力等人也都受到惩罚。在李元度的问题上，李鸿章认为曾刚愎自用，态度粗暴，遂一度离开曾，并说“吾始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其非也。”而胡对人大气谦和，一切以大局为重。他主张用人不求全责备，有一技一能亦不可弃。而且他认为“国家生贤良忠直之才，当为国家爱护之”时人评说他“其心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胡意识到，“治军以整纲纪为先务不在小费”对有用之才，“不窘其手，即是不掣其肘，能恤其私，乃能专精于公。”尽管旗将舒保曾约束部下不严，但胡在惩罚其违纪部属同时，又劝慰舒保解除其心理负担。还令粮台“幸以公费优待之，责人以严，不能不养人以宽也。”这种既严格又待之以恩的做法的确是胡笼络人才的绝招。正如左宗棠曾说过曾没有胡“小心以事友生”的德量。

第四，引用洋务人才上　曾与胡在人才观上最大和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曾国藩晚年延揽了一大批能开创风气，精于洋务新政的人才，如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容闳等人。他们筹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办新兴企业、设立学堂、派留学生出国掀起一场所谓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晚清随之出现的“中兴”气象也是与这些洋务人才是分不开的。因此曾国藩被称为“自强新政”的创始人，《清史稿》更说他是“中兴以来，一人而已。”而令人惋惜的是胡林翼过早的死去使他没有面临当时严峻的形势也就没能够参加到轰轰烈烈的自强新政运动中进一步展示他的才能。

三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二者人才观为什么相同的原因。同样，以下我们来分析造成他们人才观不同的原因：

第一，曾、胡二人家庭背景的不同　胡林翼出身官宦家庭，父亲胡达源官至正四品，他又是前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他曾长期在岳父家生活与岳丈朝夕请教并先后拜学于经世大师贺熙龄、蔡吴寿等人及名儒蔡用锡，尤其蔡氏的教人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尤究心于兵略、吏治使胡林翼涵濡渐渍，服膺终身。而且他还随岳父到处游历，结识了一些高风亮洁，怀有报国之志的人如林则徐、左宗棠。这使胡的见识和气度增长不少再加上他出生的优越条件使他在对待人才上能宽容大度、抚恤优待，在人才的选拔上更偏重于才。而曾国藩生于乡下的一般地主家庭，祖辈也没有当官的，从小他只能就读于父亲的家塾，更没有条件到处游历结识当时的有名人物。在没有任何背景和贵人的提携下，他凭着个人的奋斗而最终誉满朝廷，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因此他在对待人才上较苛刻、不够宽宏大量，在选拔人才上更加偏重于德的方面。

第二，曾、胡在知识层次上也是不同　湖南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使程朱理学一直在湖南学术界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湖南士人几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其中曾国藩便是一例。他从7岁开始一直受着严格正统的封建理学教育，而且在京为宦12年中，他拜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为师，专研理学修身养性。他非常重视理学（即“礼”学，尊奉三纲五常，拥护封建制度，极力维持封建秩序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和核心地位，认为只有学好理学才能学好其他学问达到“至诚”，曾被士人称为“理学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严格按照理学家“诚意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基本上做到为清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在用人上，他深受理学家的影响，在德与才之间，更偏重德，即“忠诚不二”；而且喜用门生故吏尤其是具有浓厚理学思想的血诚书生。而胡林翼虽然少时也接受程朱理学关于忠、孝、仁、义的说教，但因他从小生于官宦家庭，又“少负不羁之才”年轻时纨绔习气甚重，善用权术，因此拒绝严格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因此在选用人才来治国平天下，他更看重才，在对待人才上也能比曾国藩更加宽和体恤。

第三，曾、胡在仕途经历上的不同　胡林翼因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和岳父都是当时有名的官僚而且又有众人的帮助所以他的仕途之道比较顺利。他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中秀才，八月中举人，十六年三月会试中进士，四月朝考点翰林，可以说一路顺利之至。而曾国藩于道光十三年中秀才，十四年中举人，十五、十六年两次会试皆落第，直到十八年正月才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而此时胡已散馆而实授编修。道光二十六年胡捐升贵州道员，在那边远的地区使他目睹了处于水深火热的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对广大人民逐渐产生了同情之心。但此时的曾国藩连跃七级已超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在为官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争名夺利而劳神。朝廷为了镇压太平运动，有意“抑曾扬胡”。于咸丰五年擢升胡为湖北巡抚并给予实权。而曾于咸丰三年被授理协办湖南团练以后一直以空头侍郎衔领兵打仗，没有实权，直到咸丰十年才出任两江总督授予兵权。由于胡有贵人的帮助和朝廷的重用使他的仕途较畅顺而且加之其在边远地区任官，这使他倍加爱惜人才，不求全责备，能破格使用人才。而曾全是靠自己的真才识学最终挤入到复杂黑暗的官场中，他早已看惯了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宦海生涯。再加上他多年处于客寄没有实权的位置上带兵打仗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朝廷不断的猜忌和官员的诋毁。这一切都使他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因此他要紧握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对中途“改换门庭”的人更是恨之入骨，从而在选拔人才上更加看重德，对人较苛刻。

第四，曾胡二人在性格上的不同　根据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和挫折，对其成年后的行为和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儿时奠下的心理结构将决定他的一生。也就是说，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追溯到他儿时的生活境遇。正是由于二人生长的家庭环境和仕途际遇不同，造成他们的性格差异，这同样也影响着二人的人才观。胡自幼家庭条件优越和仕途的畅通，养成他生性豪迈、识量高宏、不斤斤计较，为人豁达礼贤下士的作风。昔李勇毅公尝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公答之曰‘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纯’勇毅公笑应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灭此贼也’是时将帅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而曾由于从小受父辈的严加管束以及在仕途上的不顺和清政府的压制、猜忌，养成他小心谨慎、防范之心过于严重，不能推诚相与对待人才的性格。有时就连罗泽南等人也不予信任，郭嵩焘就曾骂过他说，不以诚求罗山（泽南）出谋大事，这充分反映了曾心胸的偏狭。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胡比曾早死10年，胡就不可能和曾一样发起洋务新政也就不可能去招引办洋务的新式科技人才。

四

曾、胡各自系统实效的人才理论和丰富的经验，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由于胡林翼多方位多渠道的搜罗人才和能礼贤下士的对待人才，因此一大批反革命干将被网罗至门下，从而成为曾国藩最终成功镇压人民革命积蓄了力量。人民革命被镇压下去，这使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能继续下去，并为“咸同中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一切说明，以曾、胡为首的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取胜，不仅因为其军事可恃，筹饷有方，还因为他们有一套较为完善实效的人才理论，并能够成功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其次，曾国藩的“中体西用师夷治民”的思想使他广泛延揽洋务人才，引进西方科技，筹办近代新式海军，并且还相继建立起一些有管理、科研、制造、教育等职能的机构，这一切都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风。虽然曾国藩兴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加速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最终没有完全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最后，曾、胡领导的湘军虽然成功地镇压了人民革命保住了满族王室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同时这也极大的改变了晚清政治格局，造成汉族督抚专权的局面和满汉权力格局的再分配。据统计“同治三年同时为总督者6人，为巡抚者8人，占当时全部23个督抚官缺的61%，而单就总督一职其比例更高达75%。”这说明清王朝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被削弱，地方分权增强，逐渐出现了内轻外重，以至光宣时期发生满汉争权而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清朝迅速灭亡。这使一生为维持清朝封建统治的曾、胡始终无法预料到的，既可叹又可悲！

总之，以曾、胡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人才理论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统治而且如曾的惯用门生故吏、待人才苛刻等理论应该予以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如任人唯贤、爱护人才、德才兼备衡量人才、不论资排辈破格提拔人才等进步合理的人才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方面也是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