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起家词林，潜心经学，以一介书生典戎而成就一代“中兴名臣”的声誉，自然与他的军旅生涯极其有关。曾氏一生61年中有19年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围剿捻军，其余时间都是在读经治学。而作为曾国藩生长的文化土壤———湖湘文化既为其治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也为其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机制。

湖湘文化经历了一个构建的过程，具有推崇理学、注重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文化特色。自宋理宗以来，理学因倍受统治者的喜欢而成为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湖南在宋以前的学术一直处于冷落寂寥的状态，但自宋理学产生以后，因为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在湖南开坛授学，尤其是胡氏父子以及张栻创办书院，理学在湖南士子中得到广泛推崇以至逐渐濡染到人们的生活和习惯之中。自此，湖南形成了崇尚理学并以理学劝勉士子的区域性文化氛围和特点。及至明中叶后阳明学派兴起并在湖南讲学，湖湘学风仍谨守张栻和朱熹的传统。清代的汉宋之学经过乾、嘉鼎盛时期的发展之后，终显其繁琐和空疏之陋习。在嘉、道之际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的崛起，而后者在学术渊源上对清初顾炎武、王船山汉学本原的回归，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从而引起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湖湘文化的兴起，近代以来尤以陶澍、汤鹏、贺氏兄弟、魏源和唐鉴为代表。清乾、嘉以后，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风靡一时，但湖南涉学者仍然坚持义理之学为本，把汉学与理学统一起来。

注重经世致用向来是湖湘文化的特色。胡安国持春秋《经世》说，以注释春秋来显扬康济时艰、抗金复国的政治主张；胡宏的《知言》也以济世为主旨。明清以后湖湘学者更是弘扬了这一文化精神。王夫之在反清复明失败后隐身山林著书立说，以表经世致用之志。但湖湘学派的绝大多数学者在强调义理的同时也重视事功，如南宋张栻。清代以来，考据学派日盛，但湖南士人仍讲究义理与经济之学，颇有张栻遗风，这种风气对曾国藩影响颇大。嘉靖、道光年间，经世致用之风已在湖南形成，治今文而倡经世者有龚自珍、魏源，理学与经世并兼者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后继者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曾国藩最为推崇的是“开六经生面而集诸家之大成”的王夫之和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

湖湘文化的“躬行实践”主要以道德践履为特征，这是源于湖湘学派的学术特色。胡氏父子把“力行”作为“躬行实践”的最高境界，有言：“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其实这正是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的体现。张栻在哲学上强调“知行互发”，在教育上主张“学贵力行”，使湖湘学派以重躬行实践而著称于南宋学术界。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作了唯物主义的总结，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使知行论达到了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峰。曾国藩认为圣人之学不外乎“即物求道”和“身体力行”两件事，极力反对王阳明“即知即行”之学，主张“力践”比“致知”更重要。

曾国藩的思想以理学为核心，以儒学为主体，杂糅一切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思想材料，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一代儒宗。清末有人言：“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曾国藩以一理学之士治军，一举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显示的军事思想和才能都可以在湖湘文化的底衬上找到其文化符号体系。

一、以“礼”治军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其治军，这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有关。曾国藩直接师事唐鉴，学术较多理学色彩。唐鉴治理学，但并非完全空谈性命，而强调“守道救时”、“取笃实践”，具有一定的经世色彩。他曾对曾国藩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金，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这一治学偏好对曾国藩影响很深。“礼”是理学的核心范畴，曾国藩因修理学而立下“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并把它作为治军的核心思想。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军”，在他看来，“礼”包括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对其手下的将士实行严格的礼法教育以巩固其“忠义血性”来促使湘军无条件地效忠封建王朝：“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在曾国藩看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捍卫封建纲常名教和忠君勤王成为曾国藩训导湘军的指导思想。所以他把纲常伦理以通俗的语言写成歌谣让士兵诵唱贯彻到湘军的生活和战争中，如《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劝戒浅语十六条》、《营规二十二条》等，这成为了对湘军加强封建意识的灌输和教育的重要载体。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于用仁，用威莫于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牟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也。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

正因为以“礼”治军要突出“忠义血性”的道义要求，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尤其重视选将的标准：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劳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在此基础上，曾国藩进一步解释道：“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以礼治军显示了湘军的本质，王恺运在《湘军志》里说过，“湘军尊上而知礼”。曾国藩在《陆军得胜歌》里说：“第四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自然，湘军的“礼”在“法”“令”之上。每逢初一、十五，湘军的下级都得向上级请安，遇有公事，穿公服，出站礼，全都是“礼”的标准。这种“礼”比朝廷的军事法令起的作用还要大，使士兵在日常生活和军事斗争中形成了守法纪、听口令和敢死不退缩的作战精神。他在出师之初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曾国藩治军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湖湘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修己治人”。修己的内容就是“勤恕廉明”。“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在曾国藩看来，人的才智天分有高低之分，前三者皆可以勉强做到，但最后一者很难做到，因此曾国藩极其重视对湘军进行这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认为，“勤”和“明”可以增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恕”和“廉”可以协调好湘军内部的关系。

二、“灵活多变，择善而从”，“以主待客，正奇互用”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传统。曾国藩起家于程朱理学，对传统的儒家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经济之学及考据之学研磨不浅。曾国藩信奉理学而又不囿于理学，尤其注重考察实际。曾国藩曾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管制，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礼，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近似于我们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这对于其军事战略有很强的指引作用。

首先，他主张实行“灵活多变，择善而从”的战略原则。他在《再议练军事宜疏》中说：“臣窃谓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效，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因此在吸取了初期的战败教训之后，曾国藩主张湘军先要固壕深沟，以图自固，寻找敌方久攻不下而露出的破绽。但他又认为在战术上不可狃于旧制，要择善而从。在北上围剿捻军和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上，这种高垒深沟的战术就不可用。曾国藩在战役发动之前总是先勘察地形，相时相地相人而制宜。所以湘军作战很看重地势，常据险要之地以制敌，很少置自己于危险之地，所以，湘军中上至军事统帅下至营哨都盛行先审地势后定进攻方略之风。不仅湘军统帅要亲临前线察看地势，而且如塔齐布、罗泽南、王錱等都以察看地势著称。湘军作战史上，除了三河镇之役系李续宾等将帅负有轻敌之责任而中了陈玉成的伏击和“祁门之危”外，其余很少发生类似身陷危境被动作战而全军覆灭的情形。

其次，曾国藩始终遵循“以主待客，正奇互用”的战略辨证思想。临阵指挥并非其所长，但曾国藩的军事战略辨证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湘军在与太平军的对恃中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孙子兵法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符合唯物辨证法中关于矛盾双方关系的转化规律。湘军在战略部署包括行军、扎营和作战上都力求争取主动。战争的双方是矛盾的主客两个方面力量的较量，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湘军在初期都取守势，以主待客。如欲攻坚，自然损耗大。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多取守势，曾国藩即采取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以求反客为主。他曾经说过：“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善作客。”在奇正方面，曾国藩首先看重的还是“稳”，其次才是“奇”，即灵活作战。他曾赠曾国荃一联明确了湘军作战的总原则：“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他强调在稳健的基础上力求变化不测：“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要“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三、“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湖湘文化拒绝空谈、远离空疏和取笃实践的精神使得湖南学人在实践中总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曾国藩对理学有着独特的偏好，他一贯主张在治学和政务中要勤恳踏实，曾以“不行笃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自勉。湘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能表现出比太平军更大的作战能力，除了“礼”的训导功效外显外，就是湘军将士在作战中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曾国藩固然有时鼓吹人之生死由上天来决定以麻醉士兵：“况人之生死有命寸焉。你若不该死，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但曾国藩主张在生死面前人不能放弃坐以待毙。他说：“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鉴此，曾国藩对人在战争的作用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认识，这也被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腐败和内讧所反证。

第一，曾国藩认为：“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所以人的因素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告诉他“凡行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馀之力”。后来他在与高级幕僚赵列文商讨军事时也说到：“胜负不在行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一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在将官的主观谋略上他也说到：“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责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赵列文对此也深表赞同：“言兵事归之于气，至矣，而气又根之于心。故偶然之战败，损盖甚微，而谋定之战，一失算即馁于上，士馁于下。何则？其心已夺，而气不得不馁也”。

第二，“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曾国藩曾引谚语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自喻，他说：“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他用他自身的军事生涯经历这样总结道：“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牟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机，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这样的坚忍精神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军事思想中发挥将士主观能动性的特色。两军对垒时，曾国藩甚至强调以“静”制动，在设定的战争背景下对任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另一个维度的诠释。他说：“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当陈玉成回师解安庆之围时，曾国藩敦敦告诫其弟：“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对，不呐喊，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稳住一二日，则大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