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幕府为人才之渊薮，嘉道以前，幕中多出学术人物，嘉道以后，则多出封疆大吏。如陈銮之出百龄幕，林则徐之出张师诚幕，胡林翼之出陶澍幕，左宗棠之出骆秉璋、曾国藩幕，周馥之出李鸿章幕，均是显例。而晚清两大幕府——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对晚清政治和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尤其之大。曾国藩幕府人数众多，共有400余人，以新旧杂糅、军政合一为特色。而李鸿章幕府规模更大，人才济济，中西交汇，带有更多的近代化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曾、李两大幕府汇聚了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这批幕府成员不仅协助曾、李完成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军事任务，并在此过程中辅助曾、李构建了晚清最具雄厚实力的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也因此促使曾国藩、李鸿章得以实施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各项计划。本文试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为例，谨就晚清幕府的特点及历史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在当时，一些诸侯为了争霸，私养门客之风甚盛，社会上因此出现了一批利用自己的智慧或一技之长替主人在军事或政务方面出谋献策或承办差事的“游士”或“食客”。如“狡兔三窟”的发明者冯谖，即是孟尝君的食客；“毛遂自荐”的主人公毛遂，即是平原君的食客；到了汉代，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大量罗致文人谋士以辅佐自己的事业，标志着中国幕府制度开始形成。在宋代，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科举取仕制的定型，幕府制度也就相应衰落下去。至明末清初，幕府制度再度复兴并达到极盛，然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是由地方主要官员自己出钱，从中下层人士中聘请有才能的人入幕担任参谋、秘书等行政助手的一种用人制度。被聘请入幕的人，被称之为幕宾、幕友、宾客、宾师，或统称为“师爷”，而幕僚的主要职责则是协助幕主处理地方民政事务，而与军事很少发生关系。但是在晚清随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变化，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职能不再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理，而是逐渐扩展到了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等一切事务的解决。从而，幕府呈现出由封建时代的幕府向近代职官制过渡的特色，幕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经世派中的领袖人物，拥有十二年京宦的生涯，有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与一般的官僚不同，曾国藩对中清以来所滋蔓的封建末世特征有自己的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的缺乏。因此，对于怎样来解救统治危机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救，恃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咸丰初年，曾国藩上过一封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今日所当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可见其对人才的重视。并且曾国藩以“广收”为访求人才之道，“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章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故其幕中各类人才荟萃，一时才识之士，几被网罗殆尽。这些人“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共，俾获各尽所长”。曾国藩于太平天国初期即建立了自己的幕府，存在时间约20年。它保留了乾嘉时代幕府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职能，延聘大批学人在金陵书局校梓群籍，但它的主要职能已转为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另外曾国藩还延聘当时精通西学之士从事造船、制器、译书等工作，对自强运动的兴起也有推动之功。
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堪称精英大本营，其盛况不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是晚清时期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曾幕这一庞大人才群体中，尽管各幕僚在幕时间不尽一致，担任的实际工作多有变动，但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智囊谋略者，如罗泽南、刘蓉、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等；二是将兵出战者，如彭玉麟、杨岳斌、塔齐布、鲍超等；三是文案工作者，如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张裕钊等；四是后勤供需者，如李瀚章、钱鼎铭、郭昆焘等；五是刑名吏治者，如赵烈文、方宗诚、梅启照、游智开、史念祖等；六是洋务外交者，如丁日昌、沈葆桢、容闳、陈兰彬等；七是科技文教者，如吴敏树、莫友芝、王定安、朱孔彰、刘毓崧、张文虎、张德坚、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曾幕中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以后成了各方面的有用人才。仅就政界官员而言，官至督抚者共有26人，分别出任督抚47人次、87人次，其中同时与他为督抚者一度达14人之多。至于道府州县官、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参将、副将者不计其数。如此规模盛况，作用影响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幕府与同期其它幕府相比较，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幕府的规模庞大，分工精细，幕僚众多。一般的幕府规模较小，只有几人、十几人，至多几十人。但曾国藩幕府却有数百人之众，出现了“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的景况，“当时各地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
二是幕府的职能有了扩展。传统幕府的职责主要是协助幕主处理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比、批牍等方面的事情；军幕职责稍专，主要是协助幕主参谋策划、拟撰奏章公牍等。曾氏幕府此二者兼而有之。不仅如此，曾氏幕府的职责还扩展到了盐法、河工、洋务、外交。薛福成曾概括说：曾国藩“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实已囊括世务，无所不该”，显然，曾幕的职责比传统幕府有了较大拓展。
三是幕府中主宾的关系不平等，幕宾不能选调官府成例被打破。幕府中主宾关系原是平等的，传统的幕宾与幕主是以“宾师”相处的。而曾幕中有些人因在大营中或湘军中担任了某种角色和职务，具有了一定的官阶，而且随着不同贡献产生了升迁差秩，这就造成了宾师、宾僚之间的不平等。由朋友关系变成了主从关系。以这一变化为前提，幕宾本不能为官府选调的成例被打破，这就是在“讲求吏治，军务未竣”的背景下，一批富有才干、功绩卓著者被荐任督抚、提镇、按察、布政的出缺上，这是曾国藩幕府最显著的特点。
四是幕僚薪水由幕主官俸中开支转向政府支拨。传统幕僚的薪水是幕主从官俸中开支，由于幕府扩大、人员增多、活动更加频繁，这样巨额的薪金则不是幕主的官俸所堪负担的，曾国藩则根据幕宾所担负的职责的不同性质，从不同途径予以开支，对在营务、粮台、军事任事者由军饷中开支，列入报销案；对于抽厘办捐、筹粮办饷者则在该局中列支；而对可参谋赞画、拟折办文者多半由其官俸中支付。幕主利用权力将幕府的大部分负担转嫁到封建国家头上，从一个侧面说明幕府与其说是幕主的私人助手，不如说是一级行政机构。
曾国藩幕府之所以具有以上特点，是由一系列客观和主观原因促成的。
首先，是客观社会环境和所处的时势使然。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入侵，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朝中央权力逐渐削弱，地方实力派日益膨胀。地方督抚除了日常的政务外，还要练兵、筹饷、制造军械、创办实业，办理洋务、外交及文化教育事业等，传统僵化的政治、经济、军事运作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而一系列的新机构便应运而生。这些机构需要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者，这就给幕府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更宽阔的空间。
其次，曾幕这支势力的形成与当时清政府所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清政府在咸同年间，曾遇到太平军和英法侵略者的沉重打击，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开放政权，容忍汉族地主官僚在不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更多的参与国家政权。曾国藩从咸丰末年后受到器重，清廷对他豢养大批的幕宾不予干涉，对他所举荐的幕宾委以重任，反映了清朝政治和权力结构在经历二百多年的半封闭后，不得不作出有利于汉族地主的调整。这点是曾国藩幕府得以脱颖而出的政治环境。
第三，晚清官僚制度的腐败和科举制度的弊端，使窘困士子把充当幕僚作为谋生手段。制度的弊端，一方面使候补官员的数目大增，另一方面使一些具有真才实学又有一定功名的士人，无法施展自己的经世之才和圆其官场之梦。官缺有限，绅士群大增，僧多粥少的情况愈演愈烈，投身幕府自然便成为一些怀才不遇、科场失意的士人跻身官府去发挥专长、实现自己价值的场所或作为谋生的途径。
第四，幕主的自身条件优异，且爱才惜才，惟才是用。幕主曾国藩、李鸿章，不仅是名声显赫的“中兴名臣”、著名的洋务首领，而且是著名的学者。例如，曾国藩镇压捻军起义期间曾出告示“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褒奖”。还声称，凡来投效者，优加礼遇，先给薪水，再量才而用。因此，幕主的地位、事业、求才之心和爱才、用才的人格力量吸引着无数士人投效。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开幕伊始，就广泛搜罗人才。然后经过曾国藩“慎用”“勤教”“严绳”等教育，具有了带兵打仗、理财和效忠曾国藩的品格后，则被充实于湘军的各个部门，或荐任到所辖地盘的要缺上。这使湘军既成为一支具有高度向心力、根本不同于腐朽的绿营军队，又使之成为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以湘军为基础，以幕僚为班底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曾国藩日后成就功业的根本，也是引发晚清政局骤变的动因。
二
李鸿章由曾国藩栽培而成，一生心仪曾国藩。其幕府建立于太平天国末期，存在时间约40年。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只是李氏幕府早期的职能。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渐成朝廷重臣，内则办企业，设海军，建学校，成为洋务派的中坚；外则办外交，订款约，成为外交事务的实际主持者。李鸿章自己最引为自负的是洋务。他曾教训别人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俨然以谈洋务、办洋务为已任。因此，他的幕府职能也转以协助洋务、外交事务为主。
由于曾、李两人面临的形势不尽相同，故其幕府职能也不尽相同，所以对幕才的延揽也有显著差异。曾国藩以“广收”为访求人才之道，而李鸿章则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人物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所以他的幕府“绝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堪称学者且对李鸿章的决策行事颇有影响的，只有冯桂芬、薛福成等少数人。其他幕中重要人物则多为无功名或有低级功名但富有实际才干之人，包括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以及买办商人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这种差异的存在，还与李、曾二人的学问道德、才品有关。曾国藩重事功，但同时在他身上又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因而能在他的周围汇聚起各种人才，并“持之所学，陶铸群伦”。李鸿章则只重功利，而不重学问道德。他晚年曾以曾国藩为比，说：“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所以，李鸿章既不能以学问服人，又缺乏道德感召力。而李鸿章的行事作风，也与其师决不相同。吴汝纶曾慨然曰：“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盖曾公能够持己所学，陶铸群英，并且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于是“人争自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与否，亦于是焉殊矣”。所以，就造就人才而言，李鸿章实难与其师相比。
不仅如此，李幕中存在的一批“特殊人员”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洋幕宾的存在，这是区别于曾国藩幕府最显著的特点。在发展洋务活动的过程中，李鸿章幕府既任用受欧风美雨熏陶过的留洋学生，也聘用具有真才实学的洋幕友，从而使其幕府成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汇的舞台，洋务人才济济的殿堂。其中，马建忠是在身为李鸿章幕僚期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历时三年，学成归来后，仍回李鸿章幕府成为李办理洋务和外交的得力助手。外国人之入幕，约始自六、七十年代的湘淮军幕府，但当时只是星星点点。但在李鸿章当政的20多年中，其幕中的洋幕宾人数最多，这也是李幕的重要特色，这些人包括美国人科士达、美人毕德格、英人宓吉、美国人丁家立等。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外国侵略的加剧并趋频繁，以及通商范围的扩大，使涉外事务显著增加，洋务活动较普及化，各省洋务局厂相继建立起来，这一切都使督抚们对洋务人才的需求更为扩大，因而极力招揽包括留学生、新式学堂毕业生、直至外国人在内的各种洋务人才充实幕府以济时用；另一方面各国在华势力亦借机在具有实权的督抚身边安插亲信，当时作为清政府倚为心腹的李鸿章当然是首选人物。其实，对于李鸿章幕府来讲，它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它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尤其是兴办企业和办理外交事务方面。如丁日昌、周馥、秦缃业等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助李鸿章创办洋务企业，马建忠、薛福成等助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此皆众所周知之事，不待赘言。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李鸿章靠着自己幕府的帮助，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反过来又通过对幕府宾僚的奏荐、培植，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这一点与曾国藩幕府又是相似的。
三
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在幕才的延揽方面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周围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群体。这些幕僚虽然出身各异，阅历不同，但都博学多识，他们的结合对晚清政治和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１．幕府势力的崛起，稳定并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鸦片战争后十年间，由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不下100多次，几乎遍及全国。其中有一支异军突起，势力越来越大，所向披靡，发展神速，给统治当局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且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实力上来说，太平军都达到了两千多年来的最高峰。可是它并未导致清王朝的覆亡。这都应归功于曾国藩及其湘军。
众所周知，湘军是一支不同于绿营和八旗兵，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军队，这种向心力即来自它的将官对曾国藩怀有效忠之心。这些集幕宾、将官于一身者，分置于湘军各部门，或充当统领营官，或主持营务粮台，或分任拟奏批牍，曾国藩用他们如臂使指，大有惟命是从、令行禁止之势，它们一扫绿营兵中将兵不习的致命缺陷，使曾国藩的每一项决策，每一个命令都能得到迅速、正确的贯彻和执行。它也使湘军避免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成为一支有理想的军队，这个思想就是来自曾国藩及其幕府强调用封建伦理灌输军队，使出身山农的士兵把为曾国藩集团打仗，当作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神圣之战。其结果是使湘军成为一支十分凶顽、残忍的杀人之师。这在湘军克复南京之役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有一批幕宾虽然不曾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肉搏之战，但他们为曾国藩筹粮措饷、制枪备械、出谋划策，如汪士铎、黄赞汤、李瀚章等。他们所起的作用显然不亚于那些率兵冲锋陷阵者。曾国藩正是利用他的幕僚们实现了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夙愿，保住了清王朝的江山，挽救了其将覆灭的命运。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淮军是仅次于湘军的一支军事武装。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湘军部队多被裁撤，湘系的军事地位下降，淮军则上升为清王朝所依赖的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在镇压捻军起义中，淮军是主力部队。
曾、李二人在他们幕僚的辅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使清朝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亦日趋巩固。
２．超越时代，敢为人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提倡“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芬曾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观念，这一超越时代的思想对幕主曾国藩、李鸿章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洋务运动：一是倡导制器，二是组织译书，三是选派学生留洋，四是形成了较成熟的洋务思想。这四件大事都是曾氏幕府中新型人才推动，佐理曾国藩实现的。制器实践肇始于安庆内军械所，它出于徐寿、华蘅芳的建议，并由他们负责设计和施工。中国第一艘木壳小火轮“黄鹄”，就是在安庆内军械所造出来的。江南制造局是洋务派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设立者是李鸿章，然大规模地将西方的机器设备引进该厂，则是在曾国藩手上完成的。这一事业出于幕僚的计议，得到曾国藩的支持，由容闳负责赴美采购，由李鸿章总其大成，它对改善淮军装备，缩短与西方的势力差距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赞许的另一事业是选派留学生，此议由容闳提出，为曾国藩采纳。其本意是培养推进洋务运动的科技人才。虽然曾国藩经理的第一批留美活动，从成效看并不显著，但毕竟造就了我国最早一批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由于这是一次主动地走向世界的实际，因此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刺激了其它学习西方的形式和活动的勃兴，而且大大拓宽了国人视野，为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围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曾国藩的这一功业显然得益于幕僚的佐助。
李鸿章幕府是继曾国藩之后崛起的又一著名洋务幕府，他秉承其师未竟事业，并且大大超越乃师。他具有强烈的变局意识，富含改革精神。在经济上，大力振兴商务，举办实业；在文化教育上，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他采纳幕僚冯桂芬的建议，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以期通过广方言馆培养翻译人才，大量引进西学，最终达到富强自立的目的。这一学馆造就过一批懂得西方科技文化的近代化人才，他们不仅通晓西方的科技，而且也是近代先进思想的传承者。广方言馆共存在42年，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上的重要关键”。此后，薛福成、马建中、郑观应等幕僚更在冯桂芬的思想基础上，推崇西方的社会制度，认为君主立宪制度对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更为有利。一度为李鸿章幕僚的严复，更是凭其译著《天演论》，成为独占鳌头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可以说，正是近代思想的不断洗礼，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发展和进步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对西学有独到见解的“第一流”洋务人才郭嵩焘，以及最先提出建立近代海军设想和规划的丁日昌之加入李鸿章幕府，同样为李鸿章等洋务派掀起的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幕僚朱其昂、唐廷枢、徐润在参与近代企业经营中，成为中国第一批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３．幕府中新式人才群的崛起，成为晚清近代化人才之渊薮。曾国藩是一具有经世思想的人物，他的思想有变易和开放的一面，他重视吸纳新型知识人才。如当时享有盛名的容闳、李善兰、华蘅芳、吴嘉廉、龚芸棠、徐建寅、徐寿等尽入其幕府中，他们对推动曾国藩睁眼看世界，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付诸实践上起了莫大的作用。李鸿章身边也存在着这么一批人员，如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也正是在这些人的佐理下，李鸿章成为晚清重臣。如李鸿章的不少幕僚都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郑观应不仅高度赞美议会制度，而且极力要求在中国实行，希冀清政府“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其幕僚不仅主张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并且建议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办学堂、派留学，振兴商务，分洋商之利，办军事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这些洋务活动是幕主在幕僚的佐助下进行的，虽然他们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并且企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来为中国封建肌体输血打气。但他们却充当了一种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在中国组织了资本主义生产，形成了同封建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新的阶级队伍和阶级意识，打破了儒家学说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冲破了窒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风气，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精神和物质前提。所以说以曾、李幕府为代表的洋务派本意是通过洋务运动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注入新的血液，但结果却是其不但没能挽救封建王朝的命运，反而不自觉的引进并培植了它的否定因素——资本主义。并且洋务派的崛起，也标志着清王朝传统“御夷”政策的结束，标志着清廷权力结构开始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满人专权到满汉掌权的转移，标志着近代化推动力量的出现。
新幕府势力的崛起及洋务运动的开展，是中国政治初步觉醒的标志。在变法自强的共识下，洋务派导演出近代化颇具声色的第一幕，不仅给近代中国留下了诸如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队等实绩，更由于洋务运动的进行促进了国人观念（变易观、价值观、外交观、国防观等）开始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化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