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礼学到礼治

将学术与治术统一起来，这既是儒家士大夫的学术理念，又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理想，尽管在现实中这种学术理念、政治理想总会出现严重分裂的局面。曾国藩作为一位兼学学术大家与军政名臣于一身的人，他最想实现的就是学术与治术的贯通，即研究治术化的学术，实践学术化的治术。所以，他在学术上的宗旨是“以礼为归”，故而在政治实践上则是以礼治为本。

曾国藩穷毕生之力从事礼学研究，无论是礼经、礼仪的历史考证，还是礼义的理论验证，或者是求仁于己的身心体悟，但其最后的指向均是经世治国，即希望使学术最终落实于治术。所以，曾国藩一谈及治术，总是归结到礼治：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乎归?亦曰礼而已矣。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

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表明他大量阅读同代及前人的礼学著作，这对他的礼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努力通过礼制考订以寻求治世之方的政治理念之中。曾国藩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重视礼制的传统，他认为礼学的地位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礼制在建立政治等级秩序、确定日常行为方式、维护和谐社会生活方面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胾有定位，（緌）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未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在曾国藩看来，礼学在学术上的重要性，起因于礼治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那么，从事礼经研究、礼仪考订，就有着十分明确的经世治国的目的。譬如他认为礼经本来就是经世之书，他认为：“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妖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他不仅肯定礼学就是经世之术，同时强调礼学在经世治国实践中的特别价值。他充分肯定清代兴起的礼学思潮与经世致用的密切联系，他说：“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曾国藩继承了清代礼学诸家如顾亭林、江慎修、秦树澧等通过礼学研究、礼仪考订以寻求经世之术的学术特点，但是和清初至清中叶的礼学家不一样的是，他本人将礼学中的天文、地理、官制、军政等各个方面学术探索直接运用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之中，并且创造了巨大的政治事功，被列为“中兴第一名臣”，这正是曾国藩礼治实践的结果。

二、统领湘军时的礼治实践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曾国藩的政治实践方面，考察作为湘军统帅、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是如何运用以礼为本的经世之术的。曾国藩将礼学付诸政治实践，其影响最大、事功最著者，当属他在创建湘军时所形成的一套军制军礼，这是他的礼治实践的成功之处，也是他能够修齐治平、作事建功的基本条件。本文以此作为考察的重点。

曾国藩对清廷的国家军队——绿营的各种弊端，诸如军风败坏、习气散漫、建制不合理等均有深刻的认识。他希望通过一系列合乎礼的精神的军制改革，从而建立起一支“别树一帜”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清史稿》载：

（曾国藩）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元敬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

其实其他古礼亦早已残阙，但是，曾国藩却努力通过“博稽古法，辨等明威”的学术探索而制订出湘军的各种营制营规。这一制订军礼的活动一方面保持继承了古代军礼的一些传统，尤其是明代戚继光所记的《记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军礼专篇；另一方面又进行军制方面的改革，使湘军的营制营规成为清代军礼的重要体现。而曾国藩在军礼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正是创建巨大政治事功的根本条件。

曾国藩以礼治军、制订军制军礼的特色与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勇由将招”的招募制而取代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使湘军成为一支包括古代社会中家族、姻亲、邻里乃至师生关系在内而具有宗法特色的军事组织，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礼治在建军作战中的作用，强化军队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绿营的弊端是“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而湘军实行“呼朋引类”的招募方式，使得一营之内包括家族、宗亲、邻里等各种宗法关系，湘军的将领之间更是包含兄弟、宗亲、姻亲、师友等宗法社会关系，故而使得“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本来礼治的核心是从宗法血缘关系来建立政治秩序，曾国藩也正是用这种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组建、管理军队。一方面，湘军的营制，坚持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另一方面，湘军的统领、营官们在招募乡勇、组建湘军时，总是将同乡、亲友招进来，正如湘军将领刘长佑向朝廷所说：“臣由书生以团练杀贼，谬膺重寄，所与立功，非臣亲党，即臣邻里。”这样做就强化了湘军内部的凝聚力，此正如曾国藩本人所说：“既得其人，……皆令其人自为，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庶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其二，与湘军浓厚的宗法色彩相应，曾国藩凸显了礼治所具有的仁与刑、恩与威并重的特色，强调了礼治具有的内（自治）与外（治人）结合的宗法型政治文化精神。在中国古代，“礼”本来是指外在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但儒家学派主张在遵礼、爱礼的同时，强调了礼所包含的思想情操、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精神内涵，故而，儒家推崇的礼治就包括了外在礼节与内在修身、严刑峻法与仁心爱民的二重性，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曾国藩在其经世实践中将礼治文化的二重性发展到极致。譬如，他在统领湘军、治军带勇的过程中就十分强调仁刑结合、恩威并用的礼治特色。他在总结自己的带兵之法时说：

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思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

治军者通常都强调威猛之气，“礼”的秩序、规范是军队形成这种“威猛”战斗力的保证；但曾国藩还强调治军中仁恩的一面，将孔子关于忠恕之道的仁爱思想贯彻到带兵之中，并以“待弁勇如待子弟”的血缘情感渗透到军队以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其实，礼治的精神不仅体现威猛、严酷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在施恩、仁爱的一面，后者尤体现出孔孟儒学关于礼治的理想。曾国藩的礼治实践正是对二者的充分利用，他声称：“威恩并施，刚柔互用，或一张一弛，有相反而相成。”可见他深刻地把握了礼治的实质，并充分发挥了儒家政治文化的优势和特点。

其三，曾国藩以礼治军的特色，还体现在他对礼的教化精神的重视与实践。儒家礼治的根本精神，就是强调维护礼的社会秩序不能依赖于暴力，而是要通过教化的方式使人们自觉地遵循礼的义务性规范，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所以儒家一直将“修六礼”、“明七教”（《礼记·王制》）的礼教作为礼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任务。湘军组建的一大特色，是儒生与山农的结合，正如当时人们所记：“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罗泽南、王錱皆起诸生，讲学敦气谊。乃选士人领山农。”这种儒生与山农的结合，使得曾国藩有条件对湘军实施以“训”为中心的儒家礼教的教化活动。由于他对礼教的特殊重视，故而将有关礼教的“训”置于军事的“练”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在形式上，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将承担着训导兵勇的任务，即如他本人所说：“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所“训”的内容，主要是合乎礼教的“作人之道”，具有浓厚的“礼教”色彩，如在曾国藩所亲自撰写的“上而统领，下而哨弁”的《劝诫营官四条》中，其内容无非是“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等，均是道德礼仪方面教化。犹有特点的是，曾国藩的军事训练内容既包括营规，又包括家规，使得其以礼治军的礼制色彩更浓。曾国藩作出这样的“劝诫”与规定：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徒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上述从形式到内容的礼教活动，是曾国藩治军的一大特色，也促使他能够组建起这样一支合乎儒家礼教精神的具有“忠义血性”的队伍。

三、礼治的学问基础

“学”与“治”的贯通向来是儒家的理想，而曾国藩象所有的儒家士大夫一样是这一理想的追求者。但是，和许许多多儒家士大夫不一样的是，曾国藩努力通过“礼”去实现“学”与“治”的贯通：他的礼学已经实践化为一种礼治的经世活动与制度建设，他的礼治又是以深厚的礼学为思想基础与学术依托。这样，曾国藩的礼学有了不同于其他礼学家的学术特色，同样，他的礼治又有了不同于其他军政大臣的风貌。

曾国藩倡导以礼治国、以礼治家、以礼修身，而且均取得了重要社会功效，为当时及后世的人们所称道。当然，他的礼治实践体现得最充分、最有特色且影响最大者，仍属他的以礼治军。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创建、领导湘军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经历的时间长、政治影响大、涉及的地域广；另一方面，由于他在组建并领导湘军时能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创造性，从而使得湘军的组建、治理表示出更多的礼治特色。本来，湘军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地方团练，但是，它却在以后发展中胜过并取代了清朝的八旗、绿营的国家正规军队，做出了左右近代中国的政局及发展轨迹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并且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晚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与曾国藩的礼学理念及其礼治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的政治事功时提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曾国藩本人在为湘军将领之一的罗泽南撰写“碑铭”时曾这样说：“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大本内植，伟绩外充。”应该说，曾国藩及其湘军所以能够建立起巨大的政治事功，是由于他的礼治实践中，完全坚持了“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而他的礼治实践又来之于他的儒家礼学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理念，他一直将“大本”归之于“闽洛之术”的儒家学说。可见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本”植根于儒学学问与礼的理念之中，这是他取得政治功业的根本原因。

从曾国藩组建、领导湘军的全过程来看，他确是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推行他“礼治-礼学”统一的原则。从组建湘军的建军宗旨来看，曾国藩坚持以维护儒家礼教为己任，讨伐太平天国背弃民族礼教文明的种种思想与行为，提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他赋予湘军以礼教文明维护者的神圣使命，奠定了湘军与儒家礼教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一维护礼义人伦的建军宗旨，使得湘军能够更加全面地渗透以儒学为根基的礼治精神。从湘军构成来看，这是一支由“儒生领农民”的队伍，儒生是礼教文化实践者、维护者、传播者，而山农则是中国宗法-礼治社会的基础，儒生与农民的结合而建立的湘军，正好是中国礼治社会的浓缩，能够充分地实现曾国藩以礼治军的政治理想。再加之湘军实行“乡党信从”、“父兄子弟”的“呼朋引类”式的招募制，故而湘军内部中的上下、左右关系类似于家族内部的礼制秩序，能够实现“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的既有政治等级统属、又有宗法家族亲情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以“政治-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军营制度，形成一种比较典型的礼制秩序。同时，曾国藩所实施的“训作人之道”的教训内容，也主要是以礼教观念包括“父兄教子弟之家规”或儒家礼教的经典如《孝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等等。可见，湘军的军事训练从内容到形式均体现出礼治的要求与礼学的渗透。

正是由于曾国藩在组建、统领湘军的政治实践中坚持了上述礼治的理念、制度、原则与方法，而这些理念、原则、制度、方法均来之于曾国藩一生追求的礼学学问。这些看起来有些古老、不切实用的儒家礼教学说又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湘军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使这样一支由农民组建的民间武装，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文化理念、作战能力并能取代晚清政府的国家军队的军事-政治实体。这应是《清史稿》赞扬的“国藩事功，本于学问”的根本原因与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