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中部，近代以来，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居于全国前列，两湖志士以其独到的眼光选择中部为起义地点，为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奔走呼号，积极运动策划，艰苦奋斗举义。正是他们的努力，资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十余年来孜孜以求的追求目标。中部革命思想是两湖志士大胆探索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另外，在揭示武昌首义的原因时，论者多从武昌的地理、革命派的活动、新军的倾向等方面着眼。鉴于鲜有论者注意革命派的主观认识，本文拟就两湖志士的中部革命思想进行探讨，兼论辛亥革命首义的主要原因。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上海的大门，继之溯江而上，于1861年把南京、九江、汉口等主要城市辟为商埠。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已经攫取的权益，而是通过各种强迫手段逐渐侵占了整个长江流域，重庆(1891)、沙市(1895)、宜昌(1899)、岳州(1899)、长沙(1904)等重要城市也一个个成了其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基地。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缓慢发展，长江流域成了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而且以上海、武汉、重庆三市为中心沿江连成一个有较强实力的经济带，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两湖志士中部革命活动的首施者为长沙拔贡毕永年，他在戊戌变法时就积极奔走，“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估、师襄、李坤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党，被封为龙头之职。”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相当一批激进分子为避祸纷纷东渡，毕永年在日本也不忘中部，他和唐才常“见总理于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此时，除毕永年、唐才常以外，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也在东京“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藉以夺取武汉为基地”，中部共举成为两湖志士的共同奋斗目标。为较好掌握长江诸省情况，毕永年深入内地，“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居湘、鄂逾月始东渡复命”。他全面地掌握了长江流域会党的状况，并积极推动会党间的联合。

1900年8月，自立军拟定以武汉为中心，实行鄂、皖、湘、赣同时大举，秦力山在安徽主持，他“被推为安徽后军统领，将缉私水师巡防诸营，据大通盐局，与芜湖防军相持七昼夜”，吴禄贞也特地从日本赶回国内参与自立军起事，黄兴对该次起义出力颇多，“曾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正是这一批志士的努力，第一次构筑了“长江流域革命运动大舞台”。

庚子之役的败绩并没有使两湖志士气馁，他们重新总结经验，积蓄力量。1902年冬，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撰写的《新湖南》出版，书中“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他提出“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在公共之中国中各分省自任一部之位置，各分省发见其独体之亲和力，则中国独立矣”，他还慷慨陈词地大声疾呼“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秦力山亦有相同言论，“无湖南，何以有中国?推而放诸他省而准”；继之创刊的《湖北学生界》也极力鼓吹湖北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性，张继煦在该杂志的发刊词中提到：“吾楚者为天下重也，不过割据时代以及内乱冲突取其地居上游，是为用兵之孔道”。湖北留日学生组成的调查部亦指出，“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惟一沥其热血，临风西向，维桑与梓，其亦有起而相应，组织一大团体乎？夫岂惟吾辈赖之，岂惟湖北赖之”！其实，这些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一省独立、各处响应革命思想的萌芽。

1903年5月的拒俄运动使国外两湖志士群情激昂，他们纷纷回国，与国内志士一道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宣传、组织、联络工作。1903年5月13日，湖北感受新潮的学生朱和中、吕大森与吴禄贞共同商议在武汉设立秘密机关，和各地同志联络。“花园山机关”成立后，为了获得更多的宣传品，他们在中部之首的上海成立昌明公司，把书报、杂志源源不断地运抵武汉，有时为抢时间，他们还派专人到上海购买。比如，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后，花园山机关特派贺之才赴沪“密携《革命军》数百册回鄂”，从此，由上海至武汉的秘密通道建成了。花园山机关成员确立了“在全国重要地方”，“准备完善”，“同时暴动”，“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所以他们“近则沪杭，远则日京，一律互通声气”，尤其是湖南，花园山机关的吴禄贞、李书诚、耿伯钊、赵声等同志多次赴长沙参与其革命活动。

1904年2月15日，湖南以黄兴为首成立了华兴会，华兴会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在成立大会上，黄兴第一次提出以湖南为中心的中部革命战略，“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时度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正是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华兴会联络中部的积极性更高，万声扬在上海充当其“通讯员”，“周维贞、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章士钊被派往江南陆军学堂，担任长江一带的联络，杨毓麟负责沪宁一带的工作，宋教仁、胡瑛运动武汉三镇新军，又派熟悉军务的会党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湘、鄂、赣三省军队，做策反工作，黄兴则往来湘、鄂间，统筹布置一切。另外，由柳大任、彭渊洵、龙璋、杨毓麟多方努力，筹集经费二万余元，“由上海秘密购运长枪五百杆、手枪二百支储备在长沙郊外备用”，这样，整个长江流域在两湖志士的努力下已经联成一体。

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因事泄失败，历经千辛万苦脱离危险的湖南华兴会员，又在上海重整旗鼓。1904年11月初，他们以黄兴为首，召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革命志士，商议成立“爱国协会”，运动大江南北军、学各界，准备在鄂、宁等地举行大规模起义，坚持实行中部革命，“不旬日会势大振”。但是，天不假人，亦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遗恨流产。

二

寓居日本以后，黄兴和他的战友因华兴会成效卓著名播留东学界，学生之激进分子经常与他们共商大计。为了加强团结，黄兴联络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等省留学生，组织“革命同志会”，旋又在华兴会的基础上结成“大湖南北同盟会”，坚持中部革命。就连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黄兴仍力持中部思想，宫崎寅藏回忆说，“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我不懂他们的话，不知道吵的是什么问题。后来问人才知道，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以后，虽然一度把经营中心置于广东一隅，但两湖志士的长江情结也不曾稍减。黄兴命刘揆一“驻申江，以图湘鄂江浙之联络”，杨卓霖也偕同廖子良、李发群回沪运动苏、浙两省的新军和会党起事。黄兴还“以四川地险而民富，足资割据”，“授以机宜”。与此同时，湖北的日知会也统一了中部革命的思想，“同盟会成立后，将在日本讨论的革命计划寄回武昌，日知会曾多次开会研讨”，在讨论中，形成了“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到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北进以北京为作战目标”。

1906年夏，长江流域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暴涨，湘、赣、鄂、川尤甚，在湖南、江西，饥寒交迫的农民以会党为主体，掀起了萍浏醴大起义，同盟会中的两湖志士纷纷归国策动、响应。黄兴派遣宁调元、谭仁凤、龚国煌、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孙毓筠、段书云等人赶赴国内，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湘、鄂、赣、皖等长江中下游省份”，其中，谭人凤、宁调元“直赴浏醴”，胡瑛“则留武昌运动军队”。为响应湖南起义，湖北的日知会会员还开会商议具体进行计划，刘静庵“密约少数重要分子到汉阳伯牙台同瑛等讨论”。

无奈，由于会党保密不够，步调不一，加之反动势力强大，此役旋起旋灭。两湖志士或被拘被杀、或遗憾东渡，留在国内的仍不放弃，邹永成从南京秘密潜入苏州第二十三混成协当管带，“在军中联络不少同志”，被发觉后，他又返回南京，“联络了不少同志”，还与上海机关派来的同志“曾杰、梁维岳等在明孝陵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各人分担工作”。蒋翊武与刘复基则“往来于长江中下游，结交爱国志士宣传革命思想”。

如果以上只是少数两湖志士的主观愿望，那么以东京共进会成立为标志，开始有一个群体对中部革命思想给予极大关注，也正是海内外两湖志士的共同奋斗，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革命思想日益为革命派接受。

三

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去越南，未几，黄兴也离开日本，同盟会一时处于组织涣散、群龙无首的状态。许多在东京的同盟会员对孙中山专注西南边陲的斗争策略不满，特别是那些与会党有联系的革命派。于是，1907年8月，以四川张伯祥、湖南焦达峰、湖北刘公、江西邓文辉为首组织了旨在运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团体——共进会。是会成立，大批两湖志士加入。共进会会址初设居正、罗杰寓所，因会务日盛，迁至青山区华群学会。1908年初，鄂籍刘公当选第三任会长、居正任参谋、孙武任军务部长、彭汉遗任外交部长、袁麟阁任理财部长，湘籍焦达峰任参议部长，为方便革命进行，共进会还推举了各省具体负责人，刘公为湖北大都督，焦达峰为湖南大都督，这些领导为共进会在两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组织保证。此时，湖北军队中倾向革命的一批志士也开始组团活动，1908年3月，李亚东、黄申芗、覃秉钧等以同盟会“转战滇、粤、桂边，不为利害，期就武汉腹地以铁血振之”，这又为共进会回国进行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1908年9月，共进会命各省负责人回国发动，孙武与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鄂，焦达峰与“孙武协商两湖入手方法”，“设总机关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武昌，就吴肖韩家设分机关”，在外地还有通讯处，如上海公学、岳州高等小学、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宜昌潘级升家等数处。孙武以共进会的名义与“黄申芗、刘玉堂、刘英、袁菊山等联络，借以团结湘、鄂两省的会党”。长江各省会党名目分歧，故“特改为中华山以统一之，俾泯封畛。会党自焦住汉整理后，日有起色”。为便于统帅，他们还把会党编成五镇，“第一镇副都督袁菊山，驻扎襄、樊一带；第二镇副都督刘英驻扎德安、安陆一带；第三镇副都督刘玉堂，驻扎汉口；第四镇副都督黄申芗，驻扎兴国、大冶一带；第五镇副都督刘汉一，驻黄州。以上五镇军队，内部编制，由副都督各自处理，正都统一职由孙武担任，总部设在汉口鸿顺里三十四号”。

鉴于湖北革命形势已有较大起色，焦达峰便赶赴湖南活动，他到湖南后，“一面往浏阳联络洪江会、洪福会余部，一面与长沙同盟会会员杨任、曾杰、谢介僧、刘承烈、刘文锦、邹永成、洪兰生等在天心阁下晏家塘租了一间房屋作为同盟会秘密机关”。此时，陈作新、谢介僧、刘承烈等也“在新军中撒播了革命种子”。

焦达峰虽在湖南活动，但一直致力于两湖联络，他与“杨晋康等同志数次来鄂，交流经验彼此报告情况”，还和孙武在武昌“开设同兴酒楼，作为共进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联络机关。湖南革命党人与湖北通讯联络也是以这里为中心”；湖北亦“派人到长沙焦达峰处协助湖南发展工作，作为发难时的指臂之助”。此后，两湖革命息息相关、风雨同舟。

1909年7月，焦达峰电告孙武，“湖南第二、第三两镇副督统潘平界等部属焦遗仙举行暴动，为清朝官员擒杀，且将有株连的危险，嘱早为防范”，而孙武也及时把湖北会党被杀事件告知焦达峰，并谆谆告诫湖南少安毋躁。

会党的屡次失败深深刺激了共进会的干部，他们总结经验，遂把目光转向了新军。黄申芗以会党首领身份加入新军，他和钟畸等以特别学堂和新军中的同志为主，组织群治学社，其基本群众为两湖士兵。孙武因与黄申芗有旧，故“和群治学社有了联系”，从此，湖北党人在改造新军方面着力尤多。他们首先“着手调查军队人数，编造会员名册”，“严格入会手续。发展会员只能对最亲近者联络之，非知己者不得邀引”，次之，则是加强制度和领导，“设立代表制度。各标营设有代表，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代表的权限很大，战时代表就是指挥官”，“制定秘密规约。包括内则十条，公赏十条，公罚十条及外务十条”，最后，是统一领导，“建立指挥系统”。

1910年3月，湖南由于上年收成不好，奸商囤积居奇，米价上涨，导致民情激昂，人心思乱。焦达峰欲在湖南举义，遂通知湖北志士响应，湖北孙武、黄申芗等因与焦达峰有湘鄂同时举义、湘以粮济鄂、鄂以械济湘的密约，就立即和群治学社的李抱良往返磋商，议定了计划，“决定乘时发动，响应长沙。并派黄孝霖、林兆栋赴川、鄂边境联络；派孙昌复运炸弹于四十一标”，“又派郭抚宸通知京山刘英，派人夺取武胜关，拆除铁路，扼守要隘，阻止清军南下，派黄金龙、胡德胜赴田家镇，率领会党夺取田家镇炮台，封锁长江，防堵清军水师逆江而上”[25]，并与湖南“约定即日起义”。无何，湖南抢米风潮被镇压，湖北计划亦被清廷侦知，大举很快败北。

四

在日本，也有两湖志士大倡以武汉为首义之地，“湖北人在海外者，有言武汉地据中心，财富械足，新军知识贯各省，易于发难”，刘公、杨时杰“固主张集中全力于武汉者”，并谓，“武汉乃国内九省通衢、南北枢纽，有兵工厂，楚望台宿储军械，有新练陆军及多数军校出身之将才，官钱局、造币厂，汉口商场尤为无上之饷源，苟举兵当可震撼全国、推翻清室；即不然，亦可背城一战借以张吾之声势”，正是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他们毅然决然地返回国内谋求实际进行。

1910年6月，谭人凤、宋教仁、赵声、居正等邀集在日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开会，宋教仁在会上提出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谓上策运动甚难，下策行之而败，且足以引起干涉，酿成分裂之祸，宜决用中策”[9]，宋还就具体计划作了说明，“先从长江结合，依次推行河北”，“庶几一举可期成功”，他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策动中部革命。“谭人凤力韪其事，众赞成之”，此为中部同盟会之嚆矢，未几，与会人员也大多内渡。

1910年秋，刘公携带十八星旗帜、革命文告及重要革命书籍，与杨时杰由东京返湖北，到汉后，刘公因病归故里。杨时杰则展开积极活动，他密约杨玉如纵论武汉形势，杨时杰说，“我们长江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我先约刘仲文回来做准备工作。居觉生、彭汉遗、吴寿田、田梓琴等他们都是要陆续回来的”，杨玉如则说，“革命本是件危险的事，还是要从危险处去干。我们湖北据长江形胜，有枪有炮，有官钱局，饷充械足，新军的知识又高，易受运动。你们想就从此地干起来，我是极端赞成的”，有此一议，共进会在湖北的革命进行益猛。同时，湖北新军中亦成立革命团体文学社，该社以湖南志士为主要领导，二团体遂成竞争势态。

1911年春，孙武因长沙抢米风波已过，又回到武汉；同时，居正也接杨时杰谓“武汉组织略有头绪”的来信，便溯“长江各埠调查”，密抵汉口，杨时杰与孙、居在武汉会了面，决定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此时，同盟会亦计划在广州举行起义，此时，谭人凤已抱定运动长江沿岸的决心，便向黄兴建议，“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为有，愿加以注意，俾受响应之效”，遂自告奋勇地要求联络两湖。行前，黄兴特“拨款五千元”，要求谭发动“苏、浙、赣、皖、湘、鄂诸省纷起响应”，黄还单独给居正写信，告之广州发难事并希望他“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谋响应”，送信人刘绍襄亦云，“此次由香港来，克强再三嘱咐”。

谭人凤先到上海，“传黄兴命，督促宋教仁、陈其美、章梓、郑赞丞等分途进行”，对于中部同盟会，“众议决定规设此会，暂以宋教仁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馆为总汇之所”。然后，谭急赴武昌，于2月23日和杨时杰、孙武、查光佛等会晤数日，谭谓，“余奉黄先生命，督帅长江革命进行，南京九江已有联络，而两湖尤为重要，广州起事，谋既定”，“两湖宜急起响应”。同时，也劝湖北志士加入中部同盟会，并且“交出八百元，作为湖北的革命经费”。

在探望胡瑛时，他和湖北志士就起义地点进行辩论，谭坚持长江作为整体以应广州，而孙武则详述武汉的有利条件，持武汉大举甚力，他指出，“武昌当内地中心，是南北枢纽，而兵工厂、铁政局，在中国可算首屈一指，一旦发动起来，加上湖南的支援，后顾无忧。湖北专防清军南下，把守武胜关，长江下游各省，可从容布置，徐图响应，江南半壁，都将归我革命党掌握。这是第一个有利条件。两湖一带，近来水灾遍地，这一带的人民痛恨满清的程度，比他省更深，我们一起义，他们都要支援我们。这是第二个有利条件。再加以湖北新军，编练的很好，武器精良，其中绝大部分，都倾向革命，如以新军为起义主力，土匪决不敢乘机捣乱，租界不会因起义而遭到破坏。外人见我举动文明，一定不会帮助行将垮台的满清。这是第三个有利条件。有了以上的三个条件，我们认为起义地点，应该首先着重武汉。”他还进一步说明，“现在是运用新军时代”，“自从发动以来成效显著，已经到了成熟时期”，湖北“瑞征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同载泽表里为奸，国人恨之，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几乎人人欲得而甘心，我们革命，全省人民都可为我帮助。所以将来一旦发难，就民情而论，又以武汉为宜”，这些集中反映了两湖革命志士的心声，也让中部同盟会领导对武汉的形势有了全面认识。

布置好武汉后，谭人凤又开始湖南之行。他同谢介僧、刘承烈、曾伯兴、龙铁元、邹永成、刘文锦等密议，对长沙的活动进行规划，由“彭庄仲负责机关责任，辅以曾伯兴；吴敬庵、刘文锦联络新军方面，辅以唐容、谢宅中；绿林方面拟责成焦达峰主任，辅以谢介轩、洪春岩；文牧希担任刺探官情，二龙担任补助经费。惟刘承烈颇近浮浪，则以前购备之炸药及制造各器，嘱携归益阳赶造焉”，谭把七百元活动经费交给曾伯兴后急返上海。湖南的志士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一致决定“加紧宣传革命主义，并且实组织目兵”，“派刘光莹、王鑫涛联络巡防营”，还要求全体人员“本着勇敢精神相互策应，如有事变，共同赴役”。

五

正当两湖志士锐意进取、等待消息时，广东已败的噩耗传来，居正、刘公、杨时杰、李作栋、胡祖舜、刘英、焦达峰、杨晋康等立即召开大会，商讨对策，孙武首先发言，“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焦达峰则说，“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不要依赖别处了”，刘英谓，“长江革命当然以两湖为重要。我们急应自己干起来，有什么游移”，杨时杰也发表意见，“我向来主张在两湖腹地动手，和满清一拼”，广东已牺牲大批同志，“他们已成仁取义，尽了个人的责任，以后这个革命的重任，希望我们两湖同志毅然担负起来，最后胜利终是属于我们的”，年轻的李作栋嚷道，“广东虽失败，我们湖北最好革命了，清政府以为这回广东把中国革命党杀光了，再没有革他命的人，他必不大防革党；那知道广东死的，都是些有名的革党；还有我们湖北这些无名的革党，如果乘他不备，出其不意，革起命来，那一定是可以成功的”，是会还商讨了进行计划，“决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举义最好。推焦达峰、杨晋康两同志负湘省完全责任”。在悲愤之余，更坚定他们以武汉为首义地点的决心；对广州败事，文学社的“蒋翊武、刘尧征、詹大悲及武汉诸同志不灰心，不丧气，并且认为武汉为全国之中心，是我们起义最扼要之根据地”；湘中同志“焦达峰、杨晋康、邹永成、谢介僧、谭二式、阎鸿飞、刘成烈、张斗枢等，亦多主以武汉发难，湖南响应”。素以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两湖党人，更加坚定了以武汉为首义地的决心。湖北的志士还大力宣传该思想，据朱峙三回忆，“蔡济民为军中代表，每有举动，他必先知，转以告我”，“现在革命中心移至武汉”，“彭汉遗、居正负湖北责任；焦达峰、谭人凤负湘省责任。势甚顺利”，熊秉坤劝本队队官时亦谈及，“天下形势，要算湖北，自海通以来，经济文化交通人才均集中武汉，湖北一起义，天下风从，乌得不成功乎”。至此，两湖志士的中部革命思想已基本形成。

先是，谭人凤为响应广州，曾以中部同盟会相号召，“希望武汉地区的革命同志，加入中部同盟会，以便连成一气”。1911年5月，谭人凤以中部同盟会的名义再度抵汉，与两湖志士筹组武汉、长沙分会。在武汉，他遇到了来此共商大计的湖南同志焦达峰、杨晋康、谢介僧、刘承烈、刘文锦、邹永成、谭二式等，经过磋商，“湖北中部同盟分会遂得成矣。湖南方面议分三路进行，焦任中路，杨任西路，谢、邹任南路”，并一致决定，“湖北先发动，湖南在十日以内必须响应；湖南先发动，湖北在十日以内也必须响应”。谭人凤还了解到湖北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有摩擦，他力劝其领导，“和衷共济，相辅而行”。由于两湖志士对中部同盟会很信任，故谭在武汉着力甚少就完成了预期目的。

谭人凤、宋教仁等也加快了中部同盟会成立的步伐，积极策动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革命。此时，谭人凤更加确信，“中原大势在长江的信念”，据宋教仁后来回忆，“吾等计划第三箸既归失败，于是进一步策第二箸，规划湖北，更由陈君英士组织机关于上海，鄙人则从事湖南”，他对湖北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自海通以来，长江门户洞辟，航路畅行，又京汉铁道纵贯中国，而为水陆交通之中心者，厥为汉口，夫汉口非武昌附属之一大商业地乎？左有龟山之险，右有鹦渚之胜，前枕大江，北带汉水，可以扼襄、汉之肘腋，可以为荆、郢之藩垣者，厥为汉阳，夫汉阳非武昌附属之一大军事地乎”？“且武昌襟带吴、楚，东下可以制长江之命脉，西上可以杜川、湖之门户；又渡江北上，右可以扼山南之肩背，左可以捣中原之肘腋”，“武昌之为天下重，故不甚欤”?“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联合其他志士于1911年7月31日成立了中部同盟会，是会成立，即“定议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联合大举，各自分途进行”，“中部同盟会既成立，会员对于长江各省之革命工作，益趋积极”。

这时，历经重创的黄兴痛定思痛，同样把注意力集中于中部。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言及广州起义时谈到，“以经济不足，不能推及长江以北，至为恨事”；当他得知中部同盟会成立以后，特意写信称赞他们，“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他还遥控中部同盟会的发展，叮嘱其领导“茈鄂部既定为主力之地，用人尤要，沪上虽仅有机关，其乞丐侦探甚多，亦当注意”。湖北的共进会、文学社成员也自觉屏除成见，共同行动，在刘复基、王守愚、邓玉麟、杨玉如等同志的穿梭下，孙武、蒋翊武等遂一致接受团体联合建议，二团体联合后，立即投入到了首义的准备工作中，当起义的日期商定后，“又派遣同志赴湖南与焦达峰接洽”。湖南焦达峰、陈作新等志士也抓紧时间运动会党、新军。

1911年9月1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开会推举起义领导，因二团体中坚相互谦让未果，居正则提议，到中部同盟会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汉主持，孙武表示赞同并谓，“我们两湖向来是一家。此次革命又是两湖同人领导的。但是发动地点在湖北。我们邀请湖南的黄宋来做主帅：一则可以表示湖北人谦让，二则可以利用他们的声望便于号召”，最后决定由居正、杨玉如到上海请谭人凤、宋教仁。而人到沪后，“报告湖北近事，并请英士代购手枪”，中部总会决定“南京上海与鄂省同时发动，并派吕志伊赴香港请黄兴速来”。黄兴得报后，“始悉鄂中情势更好，且势在必行”，他给冯自由的信中，集中反映了这种革命思想，“即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受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弛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动，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总之，此次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即无外款接济，鄂部同志不论如何竭绌，亦必担任筹措，是势成骑虎，欲罢不得”，他还打算亲临湖北，“今以鄂部有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弛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汇合”，他还多方筹款支持湖北首义，“惟念鄂中款虽有着，恐且不敷，宁、皖、湘各处需用亦巨”，须“筹集巨款以助之”。武昌起义前夕，他还赋诗一首寄与谭人凤，“极力主张在长江上下游特别是武汉起义”，诗云，“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表达了他对武汉首义必胜的信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两湖志士酝酿十余年的理想变为现实。湖北首义不久，为准确消息，湖南就派专人到汉察看，刘文锦遣其弟“刘麦歧连夜乘车赶往武昌，向革命领导同志请示机宜”，他“只两日返回，带来多项具体指示，使长沙的革命同志立即加紧筹划起事”，此时湖北亦派人到湖南通知响应首义，“鄂军代表同盟会员胡燮槐来通报武汉情况，说清军就要大举南下，于是长沙谋求响应更急”，“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报告了“很多武昌起义的情况”，并于第二天和湖南的革命“积极分子在杨家山小学开会”，蓝、庞“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使到会的同志们听了，极其感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湖南志士立即开会部署，“决定由阎鸿飞去武昌和湖北方面联系，报告湖南发难准备的情况，并向湖北要求派兵支援。阎鸿飞乘日本商轮去武昌。湖北军政府即决定派李树芝一协革命军，由湘鄂义军总司令阎鸿飞指挥；并派高级参谋向海潜，王自民随军参赞；另调吉星、立中、翔鸥等四条小火轮为军运之用”。在两湖志士的加紧努力下，1911年10月22日，湖南也宣告光复，首义成功。在两湖革命大好形势的感召下，长江流域诸省也次第举义，10月31日，江西南昌反正成功，11月2日，上海起义告捷，11月5日，江苏苏州和平光复，11月7日，浙江推定都督，11月8日，安徽宣布独，12月1日，革命军攻下南京。整个长江流域革命能在短短的月余获得成功，与两湖革命志士十余年如一日的奋斗有着极大的关系。

总之，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全国景从局面的出现，与两湖志士中部革命的主观认识密切相连，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和阻力，无论有多大牺牲，无论外间作何言论，他们都力持不放弃。为了中部革命，他们积极奔走宣传，四处联络组织，临危受难大举。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是对这种努力的回报，他们的革命精神亦是后辈前进的动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