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投身于湘军集团后，在湘军由弱变强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战略思想上，胡林翼有许多高于时人之处，有人评价“曾(曾国藩)起农家，胡称贵胄，诸所措置，曾不及胡。”研究胡林翼的战略思想对湘军战局的指导，对我们认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很有裨益。

一

一部太平天国史，不难看出，湘军主要走四步棋，武汉——九江——安庆——金陵。“以上制下，步步进逼”，这是湘军最终战胜太平天国的根本战略指导思想之一，而细察湘军战史，又不难发现，真正使这一战略得以实现的，只有胡林翼。

湘军与太平天国对抗，主要在武汉以下的江段及两翼地带，在这种军事地理条件下，不少人都认识到沿江争取、控制上游以取建瓴之势的必要性，曾国藩曾引《读史方舆纪要》之理论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但是，在这一战略原则的具体认识和实施上，湘军人物显分轩轾。曾国藩早在1853年底即奏定“以上制下、步步进逼”的战略构想，其主要内容是：“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目前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移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这一构想，的确颇有见地，所以，曾国藩一度十分看重长江的建瓴之势，在江忠源领楚军出省援赣时，尽管朝廷亟催进兵，但曾国藩坚持不动。不过，曾氏并没有真正认清“以上制下、步步进逼”战略的具体实施办法，在继续下剿的军事、经济、吏治等必要后备保障未能做好、湘军在武汉立脚未稳之时，曾国藩却陷入“直捣金陵”美梦中，因此，他不能和地方大吏有很好的配合。有人记载，曾国藩不满杨霈先奏克复武昌战事，“以为攘功也，甚恚，又知奏请进剿也，益复忌之。”不听部下“将兵将酌留防”的建议。事实上，曾国藩虽有三路进军的奏请，杨霈却根本未有配合，曾国藩与杨霈间争功夺利，是导致湘军兵顿湖口的根本原因。显然，要使败退江西的曾记湘军重生，从而继续“以上制下”的既定战略，必须弥补两大空缺，其一，政治上，争取湘军在两湖的地位；其二，军事上，重新夺回武汉，并肃清武汉至湖口的军事阻力。这二项任务主要是胡林翼完成的。

1855年正月，胡林翼返回湖北战场，三月，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接管湖北，首先十分注重整顿吏治、和辑人心，特别是他成功地交欢官文，使湘军终于找到了较为可靠的政治挡箭牌。官文在1854年4月任湖广总督，但他实际主持上游荆、宜、襄、郧诸地民政军务，与胡林翼并无多少接触，两人“往往以征后调饷互有违言”，胡林翼对官文“假手幕友家丁”的行政方式也多不满。但是，军事斗争的严酷性不可能过多考虑私人恩怨好恶的，胡林翼深感“受国恩遇”，清醒的政治意识使胡林翼一贯注重团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官文相对杨霈，亦是能兼顾大局的，且未如杨霈那样贪鄙。所以，胡林翼即使对官文有不满，也不得不很快冰释，而且严峻的形势下也只有这一选择，在1855年到1856年两年间，官文与胡林翼最终达成政治联姻。由于督抚和辑，“湖北富强实基于此。”

在军事上，胡林翼大力扩充自身力量，1853年3月，胡林翼退屯金口，招水勇千余，合王国才部达6000人，同时，他四处求援，1855年5月，湖南骆秉章派杨载福募水军十营来助，8月，胡林翼奏请曾国藩派罗泽南上援后，又奏派鲍超赴湖南招募3000人，还奏请广东筹备洋炮，专门装备水师，并广求四川、陕西、山西、湖南协济火药、炮子等，至1856年底，胡林翼已凑集了1.5万余人，使重新夺回武汉有了一定的实力。

重新夺回武汉，不仅是湘军“以上制下、步步进逼”战略的需要，也是使曾记湘军得以重生的必要环节。胡林翼少时深受经世理学的熏陶，尤其对兵略舆地知识了解颇多，他亦赞成“以上制下”的战略预想，所以在奏稿中强调：“目前之计，唯有全力亟攻武汉，苟获一城，则两城自复。”在1855年经金口、大奓山之溃后很快总结教训，认识到“两月攻坚城为失算”，次年“四月以后，乃禁约仰攻”，而对武汉实行“长堑围困之计”。

“长堑围困之计”具体内容是：分派水师一扼武昌下30里之青山，一扼汉阳下30里之沙口，而以炮船之半驻于武汉下游，“则贼粮军火，不禁自绝，贼必内讧，即有奔突，亦可乘其饥疲涣散，痛加剿洗。”胡林翼让水师六营泊沙口，四营泊沌口，陆师李续宾部6300人，分扼城东洪山、青山、窑湾。同时，1856年9月，胡林翼商同湘抚骆秉章，檄王錱老湘军由岳州出境赴崇、通、蒲圻剿匪。由于胡林翼对武汉的围困，“贼自是水陆皆穷”。1856年是太平天国军事上由全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胡林翼正是利用这一有利的历史契机，很快于1856年11月攻陷武昌，汉口、汉阳亦相继攻陷，胡林翼乘势下攻黄州，复兴国、蕲州，12月略地广济，湖北平。

胡林翼在攻取武昌后，坐镇武昌，鄂北、鄂南巩固，尤其注重经营鄂东，尽可能清除湖北境内的隐患，使湖北成为湘军稳固的后方军事根据地。同时，胡林翼在湖北大力整顿吏治，清理漕粮积弊，并大办厘金、捐输等，使湖北成为湘军巩固的军饷基地。1856年12月初三，胡林翼上奏《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提出“平吴之策必在先保鄂”的具体战略设想，主要内容是“应请于武汉设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此万余人者，日夜训练，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时有折冲千里之势。本境乱民，随时征讨，固可消除隐惹，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善战者必伤，久役者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但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替代，弥逢其阙，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至水师以炮为利器，炮声震叠，无半年不小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战，以武汉为归宿，则我兵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险矣。”胡林翼这一认识使湘军“以上制下、步步进逼”的战略有了根本实现的保证。

1857年胡林翼水师克小池口、湖口，1858年陆师克九江，自此基本缝合了1854年湘军兵顿湖口的缺口，完成了胡林翼“会合江西内湖一军，以全师之全力制贼”的战略思想，曾记湘军也得以重生。两军会师以后，一起进图安庆。在进攻安庆时，胡林翼继续坚持以鄂为本的战略，1857年1月23日，水师杨载福部克望江，24日克东流，28日克铜陵，并与下游定海总兵李德麟红单船会面，清廷一时兴奋异常，令“杨载福已离楚境，以后军务情形，即著该提督自行奏报”，但是，胡林翼解释说，湘军要保证下剿成功，必须“仍以武昌为粮台根本，以九江为老营根本，征军无返顾之虞，长江有建瓴之势，至水师利用，在乎飘忽不定，不可胶滞一隅”，由于胡林翼坚持实施既定战略，太平军虽有第二次西征之举，最终也未能解救安庆之围，安庆这一天京的最后屏障很快于1861年8月为湘军攻陷。

值得注意的是，胡林翼图攻武汉的长堑围困之计，不仅为“以上制下、步步进逼”战略的具体实施办法，后亦成为湘军战略指导原则之一。就军力比较而言，湘军远不如太平军，胡林翼在湘军军力不济的情况下，为克服湘军急功近利，继续以长堑围困之计指导湘军战局，并充分吸收传统军事理论中“先剪枝叶、后除根本”的思想。1857年胡林翼湘军进入江西，在图攻九江时，一度因硬攻坚城再遭挫折，胡林翼认为：“唯有长堑围困之计策”能奏效，所以，1857年正月初五，胡林翼规定对九江围而不打，而令鲍超等水陆部队配合攻取九江外围的小城池口、湖口，这样，九江很快攻陷。特别是1858年11月李续宾全军覆没于三河之后，胡林翼更深切地感到先剪枝叶、后除根本的重要性。在攻取安庆过程中，胡林翼规定必待太湖、东流、潜山、枞阳、石牌克复，乃可马步并力于安庆，并与曾国藩商定四路进兵之策，一路以曾国藩1.5万人，会水师杨载福6000人，沿江进围安庆，为南路；一路以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道员蒋凝学1.5万人，攻太湖、潜山，进取桐城，为中路；胡林翼领余际昌等部出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为北路；李续宜由松子关北顾商、固，南保黄、麻，确保鄂东安全，为后路策应之师。安庆太平军，最终因未得到救援而失败。

胡林翼在安庆攻克之后，不久死去，曾国藩继续领湘军攻克金陵。其战略进程大致按胡林翼的战略思想进行。

二

胡林翼在指挥湘军作战时，特别强调吏治与军事相表里，要求地方官大办保甲团练与湘军配合作战，这是胡林翼一贯强调的战略原则。

当时太平天国初起，胡林翼认为“可患者不在粤匪，而在内匪，内匪之可虑，不在此时，而在异日”，从而提出“欲清内匪，莫如保甲，欲御外寇，莫如团练”的方针，认为保甲有许多功用，其一保甲可隔绝民、匪联系。胡林翼在黎平府任，规定每十户设一排长，每寨设团长二、三人，数寨设乡正一、二人，这不仅改变传统保甲制度中保长、甲长等名目，且规定，排长、团长、乡正诸人，一律从“公正绅耆”中挑选，主要依靠下层“士民”主持地方治安。如果本寨有人外出为盗，则责成乡正、团长、排长要人，如果外寨盗匪窜入而不救援、不追捕，就责成乡正等人罚钱充公，这样，保甲既防止外匪入境裹胁，又防止有人接济外盗。胡林翼在黎平一年有余，捕杀了300多人，使地方治安得以稳定。其二，保团可以节省开支。胡林翼在黎平不到半年，即建卡房435处，每卡派民夫四至二十名分班轮守，人力、物力所费不过4600金，而如调兵1000，不仅无用，且月费辄达数千金，胡林翼认为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国帑，且可使地方治安有根本保证。此外，保团还可担任警戒、侦探等任务。

在强调地方保团作用时，胡林翼认为，建立一支亲兵队伍，非常必要。亲兵队伍从保团中精选出不仅能弥补正规部队(八旗、绿营)软弱无能的局面，也能弥补地方保甲战斗力不强的缺陷。胡林翼认为亲兵队伍“有事时可以制胜，无事时可以震慑奸萌”。地方保甲与亲兵相配合，可维持地方治安。

胡林翼在攻克武昌前，要求蒲圻、监利等县地方官必须认真办理团练。首先，办团练要有得力人才，“吾素讲团练，历行七、八年，然总以团总得人为主”，其次，办团练须有实效，“实力行之即为实效，虚言欺人则虚丈耳”，后又檄王錱在崇、通一带大办保团，为争夺武汉扫除了后方隐患。夺取武汉后，胡林翼继续以保团加强鄂东、鄂南、鄂北等地的巩固。就鄂北而言，1856年10月，胡林翼令唐训方镇压土匪时，要求“务期尽杀乃止”，“勿令贼匪自任”要求在地方大办保团，“郧阳余匪未靖，唐道应驻地方，以资镇抚。”直至1857年5月后，襄阳完全肃清，胡林翼才调唐训方到皖北战场。在鄂南，胡林翼要求王錱继续清剿余匪。在鄂东，胡林翼要求湘军军行之处，如蕲水、黄州、麻城等处，必须以办保团来巩固地方。1856年2月，丁锐义部趋南阳河协剿太平军余部大胜后，胡林翼要求：“行保甲于贼未至，是未雨绸缪也;行于贼退，是亡羊补牢也。须知今日之补牢，即属异日之未雨。”胡林翼还要求蕲州县：“团练所以御外侮，保甲所以除内患。蕲州切近贼氛，团练实为先务，而保甲又团练根本。”同时，胡林翼还指示团练具体战术机宜，如“乡兵宜守不宜战，宜伏、宜奇、宜夜战，不贪奇功乃大功也”，“团练不可与敌迎头力战……使贼夜不得安，俟官军与贼战，即可后路齐力设伏，可成大功”等等。

1858年下半年，胡林翼进军皖北，为应付太平军西征大军，在湘军定下围点打援的计划后，兵分四路进军皖北，胡林翼要求，湘军作战必须有地方保团配合。皖北几经太平军冲击，基层政权瘫痪，潜山县令叶兆阑(字介唐)在1858年底三河之役时，到任才十日，潜山即沦陷，但他很快组织起地方团练，成兆字十营。为迎击陈玉成西征大军上援安庆，胡林翼预先让金国琛领十营预伏天堂山外，在险恶的气候、地理环境中，金国琛部得到叶兆阑的大力支持而得潜伏下来，叶兆阑因此在安庆争取战中立了大功，胡林翼对他称赞不已，认为“此次若能破贼，当以介唐居首座，设无介唐，则士气不扬，呼应不灵，安敢孤军深入天堂哉！”同时，由于皖北为前沿阵地，胡林翼还要求团练必须配以卡哨碉堡，以资攻守。

1860年4月，由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胡林翼希望曾氏“放胆放手”，曾多次建议曾氏加强安徽、江西等地的吏治，使湘军有更好的地方配合。但是，曾国藩除在江西等地拼命搜刮，根本无所建树。当然，由于太平天国内部危机及军事上的江河日下，尽管胡林翼在安庆克复后不久死去，但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覆灭太平天国的主动权。

胡林翼的战略思想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如以静制动、以逸代劳，水陆、马步配合作战等。胡林翼这些战略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对传统军事理论的继承，二是从实践中总结教训，三是对整个战局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归结其特点有二，其一，认识的自觉性。胡林翼在贵州作官时，虽取得一些军事实践经验，但在于太平军作战的环境中，开始难免有认识上的不足，但胡林翼能及时从挫败中总结教训，其战略思想发生质变是相当迅速的。胡林翼战略思想的提高，第一次在攻克武昌前后，认识到水陆配合、先剪枝叶后除本根等原则的重要性，第二次在三河战役后，胡林翼更自觉坚持以鄂为本的重要性。胡林翼一旦认识提高，能够时时坚持这些可贵的认识。其二，全局性。胡林翼对湘军战局的指导，不仅体现于军事上，还体现于政治、经济、人才等各个方面，使其军事思想变得更为博大精深而富有实际指导价值，曾国藩对胡林翼有一全面评价“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这是较符合史实的。总之，胡林翼较全面的战略思想，对湘军由弱变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