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自1855年11月下旬开始突入江西腹地，至毛1856年4月，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即先后攻占了江西八府五十州县。其间，在1856年3月下旬，主帅石达开带走约“三万余人”，离赣取道皖南参与夹击江南大营，同时，以刘长佑为首的大批援赣湘军，已经夺占萍乡，并进迫袁州，敌我力量对比已在开始发生变化。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太平军仍在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并继续扩大战果，1856年6月1日至7月18日围攻赣州。7月6日攻占饶州，9月9日围攻广信，10月4日击溃包围抚州的湘军大营，并击毙敌军头目林源恩等。这时，太平军在江西的胜利，确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但是，当时太平军在江西取得的这种一连串的胜利，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巩固和发展，在敌人的猖狂反扑下，农民英雄们仍不能不重演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次的失败悲剧。看来，太平军在江西由胜利到失败的曲折过程，其原因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一、既克各府城的相继失陷

自太平军以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军，占领江西大部分府县之后，曾国藩困守南昌，四处求援。从1856年3月中旬开始，湘军分三路先后大举援赣：以刘长佑、肖启江为首的中路，一支由醴陵扑萍乡；一支由浏阳扑万载，会攻袁州。以曾国华、刘腾鸣为首的北路，由湖北入赣，经新昌、上高，扑攻瑞州。以曾国荃、王錱为首的南路，由湘入赣，先攻安福，后犯吉安。1856年底，武汉失陷后，敌人又把李续宾的陆军和杨载福的水师，调来九江作战。此外，还有广东、福建、浙江的大批援兵，也纷纷来到江西。面对这种形势，太平军被迫停止了进攻，逐渐采取了防御的方针。如曾国藩说：“近来吉、袁，瑞、临、抚、建等府之贼，深壕密签，闭城固守。环省之丰城，奉新、安义、靖安、建昌、德安等县，亦皆有两广老贼督率新附之匪，踞守城池。官兵不至之处，则掳粮催贡，民不堪命，官兵一往，则援贼四集。该逆诡计，盖欲坚守各城，使我疆土日狭，饷源日竭，省会成坐困之势”。然而，太平军的每一座城池，经过与敌人经年累月的浴血奋战后，最后均陷入敌手。八府失陷的时间分别是：南康，1856年3月；袁州，1856年11月；瑞州，1857年9月；临江，1858年1月；九江，1858年9月；抚州，1858年6月；建昌，1858年6月；吉安，1858年9月。以上八府，除南康因兵力不足仅一个月就弃守，袁州据守10个月外，其余六府，太平军均据守达两年以上，九江则为四年多。

在这数年的殊死搏斗中，广大的太平军将士，为了保卫江西每一座府城，不惜牺牲一切，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即或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宁肯吃草根、树皮、糠屑充饥，也不愿轻易放弃每一座城市，致使敌人每前进一步或夺占一城，都不得不付出重大的血的代价。如袁州保卫战，算是时间最短，也有半年多；如瑞州保卫战，进行了13个月，在战斗中击毙湘军头目刘腾鸿；如临江保卫战也进行了将近13个月，为保卫临江而进行的太平墟战役中，太平军是打得很出色的。湘军头目刘长佑“耳受矛伤”，刘坤一等“各督所部血战，贼死伤相继，仍四面如潮而进。刘长佑知营垒且陷，抽佩刀自刎，亲兵夺，护拥之上马，突出重围”得脱；如九江保卫战，进行了一年半，城陷时，守将林启荣率领全军1.7万名将士，在烈风雷雨中，仍坚持与敌人进行英勇的巷战，最后虽然全部壮烈牺牲，但也把号称最精锐的敌军李续宾部打得“士卒多◇、兵气顿弱”；如抚州保卫战，进行了两年零一个月，在战斗中曾击溃围城的湘军李元度大营，并击毙敌军头目林源恩；如建昌保卫战，也进行了两年多，在战斗中先后击毙湘军都司黄虎臣、闽军副将陈上国等；如吉安保卫战，进行了20个月，在战斗中曾一度击溃围城的湘军周凤山、赵焕联、刘培元等部的大营。此外，在各城的保卫战中，守军之间还进行了一定的支援，虽然成效不大，但毕竟牵制了部分敌军，对正在进行的保卫战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正是这样，曾国藩才又气又懊地说：“江西八府沦陷，惟南康聚贼无多，余皆悍贼数千，悉力固守，坚不可拔。自湖南援军围攻袁州，吉、临等处之贼，尽锐以救袁城。逮鄂军围攻瑞州，又尽锐以救瑞城。互相援应，转向灌输。我西路兵力已疲，而贼之负嵎如故”。是故，可以肯定太平军对江西各城的保卫战是有成效的，是值得称颂的，为我国农民战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二、失败的原因

太平军在江西各府城的保卫战是顽强的，但它最后为什么又失败了呢?我认为有三方面原因：

1.敌我力量对比的逆转

导致江西太平军处于劣势地位的重要原因是天京事变。在这欢“内讧”中，“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他们自隳长城，搞垮了领导核心，造成了“军民之心散乱”和革命形势的急剧逆转，太平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正是这场变乱，使过去那种指挥统一，令出如山的情况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国政不能划一”的严重分崩离析的局面。这种局面也直接影响了江西战场。这时，江西太平军内部令出多门，各自为战，互不关照；更有甚者则同室操戈，互相斗殴。不仅太平军与天地会军矛盾重重，频频交手，就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之间，也是互相猜疑，互争雄长。所以当时江西盛传“金陵王杀王”，“江西贼杀贼”的歌谣。

天京事变不仅削弱了江西太平军的战斗力，而且直接影响了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的力量对比。如1857年3月，在临江保卫战急待援救的危急时刻，自武昌突围的韦俊率军来到临江外围，并参加了突袭敌人据点的太平墟之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只是把敌军击溃，却没有乘胜追击，把敌人彻底歼灭，致使敌人很快又死灰复燃。这就是因为天京变乱之后，他以北王弟的身份，杂处在原属石达开的部队中，他们的步调不可能是协调的，作战也不会是卖力的，所以他竟不顾江西战局的需要，不久就撤离江西，去了皖北。又如1857年底，在临江和吉安同时告急时，石达开曾率领号称十万大军进入江西，先援临江，但为湘军水师所阻，未得成功，后援吉安，至吉水三曲滩对岸，被湘军张运尽败于义家桥、朱山桥等处，受到一些损失。石达开在受到两次小挫之后，即认为赣局已不可挽回，并带走了一部分亲信队伍，一路向东扬长而去，旋即进入浙江。本来，当时石达开应留在危急的江西，如是不仅可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而且还可以牵制一大批的敌军，无疑对江西的保卫战是有利的。但是，由于他对洪秀全不满，已经决定要脱离天京而“独树一帜”，因此竟不顾大局而不惜丢开他亲手缔造的江西这个基地。从上举的事例可以看出，天京变乱给江西战场带来的极坏影响。

在江西太平军力量不断削弱的同时，敌军援兵不断的大量涌来，进一步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认为江西为“东南要膂，一有不虞，东之闽浙，西之两湖，皆有唇齿之患，且南通两粤，贼之诡计，每思由江西、湖南通粤中之气。”因而断定江西是他们的必争之地，决不允许落在太平军的手中。所以，敌人从1855年冬天开始向江西不断的增援。由总兵寿山率领广东兵从赣南，由刘长佑、肖启江率领的湘军从赣西，由曾国华、刘腾鸿、吴坤修率领的湘军从赣西北，由曾国藩亲自指挥的原驻江西的湘军，也从赣中多路向驻防各城的太平军发动进攻。据推算，江西湘军兵力在1856年底已达二万余人。以后又有从湘南桂东入赣的刘拔元、胡兼善部，由鄂南入赣的王錱和江忠义部，以及由湖南来的曾国荃部和由湖北来的李续宾部，等等。如把前后入赣的湘军累加起来，其总数约在“十数万”以上。除作为敌人主力的湘军以外，还有江西本省的军队和广东、福建、浙江的援军，以及动以万千计的地主团练武装。因而在人数上远远的超过了太平军。据曾国藩估计，在石达开离开江西之前，江西共有太平军约十万人（包括妇孺在内），1856年3月石达开带走三万人，留守江西的太平军老战士约万人，自湖南、广东来的天地会部队约三万人，新参加革命的江西人约三万，故总数约有七万人。可见，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上，敌人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太平军在江西由进攻转入防御，以致最后失败，除上述两个客观的原因以外，从太平军领导者的本身来说，他们在主观指导上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在开始时，它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如起义指导者的主观指导正确，就能逐渐壮大自己，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太平军经略江西的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初入江西时，只有一万多人，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了十万以上，几乎奄有了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城乡，打得反动统治者哀呼他们在江西的“大势已去”。但是，后来由于太平军领导者在主观指导上犯了一些错误，断送了江西的大好形势，终于导致了各城保卫战的相继失败。太平军领导者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兹分述如下。

2.军事方面的失误

第一，战略决策上的失误

历史表明，太平天国的兴衰，是和武装斗争的胜负分不开的，而武装斗争的胜败，又总和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密切相关。如果太平军领导者的战略决策正确，仗打得好，就能逐步打败敌人，取得江西以至全国的胜利。但是，他们正是在关键时刻，却犯了战略决策上的错误。

1856年3月的樟树镇大战，太平军歼灭湘军主力周凤山部1000多人，残敌溃逃南昌。当时南昌防兵仅2000多名，如太平军乘胜疾攻南昌，全歼守敌，活捉曾国藩，是完全可能的。迨夺占南昌后，再抽出主力迎击湖南派出的刘长佑所部援赣敌军，在运动中将其消灭或击溃。此后，即可顺道入湘，直捣湘军老巢，迫使湖南敌人无力继续向江西输血。如是，江西全省局势便可得到迅速底定。其实，敌人是非常害怕太平军这着战略的，他们命令刘长佑要逐步推进，以免“孤军深入，腹背受敌，东不能抵江省，西不能返湖南。文报不达，饷道不通，有进退维谷之患。”不料，正在这时石达开却奉命率领三万余人参与夹击江南大营之役，失去了夺取南昌的大好机会。对此，咸丰帝高兴地说：“石逆下窜，贼势渐松。各府大抵土匪，长发贼甚少，……正宜趁此机会，分头进剿，迅图克复”。曾国藩也说：“目下江西贼势稍分，剿办较易措手”。我们知道，在战争中，丧失时间，错过战机，就可能使战役的主动权易手，并给敌人以喘息复苏的机会。正是由于太平军领导者放弃了在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给敌人致命一击的战略，使困处绝境的曾国藩得以从容地收拾残部，等待援军和扩充队伍，并终于成为日后威胁江西太平军的头号劲敌。

当然，这一错误在以后的实践中，还是可以改正和补救的。如攻打江南大营胜利之后，石达开立即回师西上，重新夺取南昌，江西形势的好转还是大有希望的。可惜，没有多久在太平天国的中枢发生了不幸的“天京内讧”，由于领导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终于使自己连改正和补救这个战略错误的机会也没有了。

第二，兵力分散，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

太平军在江西不断胜利之时，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开辟了较多的战场，彼此间相距很远，所以已经就存在兵力分散的状况，给统一指挥和战略协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当时由于敌人的兵力也比较分散和薄弱，而自己的队伍又壮大得很快，特别是由于主帅石达开的杰出军事才干，以及他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兵力虽然有些分散，基本还是实现了有效的统一指挥和战略协同，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自1856年3月下旬石达开离开江西后，江西战场三易主帅：4月至6月由黄玉良主持；7月至8月亩韦昌辉主持；9月以后由九江守将林启荣主持。这些人，有的或许是任职期间很短，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有的或许是本来就缺乏独当一面的才干，如林启荣，由于个人能力和威望的关系，并没有认真履行江西战场最高统帅的职责，实际上，他的精力全部用于坚守九江。这当然也是很有成效的，但对整个江西战场和内地各城的防御，却不见他提出什么有指导性的战略方案，更没有亲临过内地各城保卫战的前线。这样，由于缺乏一个象石达开那样有能力有权威的最高统帅，因而整个江西战场呈现出各自为战，行动无法协调的局面。结果是处处被动，处处紧张，任何一个作战方向，都无法形成绝对的优势，不仅歼灭不了敌人，反而为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提供了天赐良机。1857年7月，祷天侯胡寿阶部等几路援军拟援吉安，与湘军王錱部会战于宁都钩峰。由于兵力分散和缺乏集中统一指挥，各路援军的行动很不协调，杨辅清竟在会战高潮期间，率先退出战场，转向福建活动。结果被王錱军各个击破，胡寿阶、肖复生先后战死，毛福富自缢，援吉彻底失败。当时王錱在给江西巡抚的《追剿宁都钩峰大股贼匪大获全胜禀》中说：“职道又查此股逆党人数虽众，并无指挥以上大贼目为之统辖，经职道二十一日在上固痛剿后，均思解散，各自逃生”。看来，正是由于在作战时，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行动不一，结果是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优势而形不成拳头，不能在决定意义的方向上，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为少于自己的敌人所击败。再如各城守军内部，也是意志不统一，行动很不协调。每座城市的守军都是一部分太平军和天地会军共同组成的，他们彼此相处很近，但又不属于同一支队伍。天地会军“所用旗帜多不用太平天国字，而仍书广东地名及单署一姓”。这样，他们虽和太平军并肩作战，但不受太平军的指挥和纪律约束。因此，各城守军内部常起纠纷，互相哄斗，如抚州守将李旺保和余子安不睦，“广东、福建贼欲仍死守待援，长发贼欲弃城而遁，彼此相怨相尤，日相私斗”。更有甚者，在危急时刻，他们不仅败不相救，还把侥幸突围的战友推向敌人一边，“自袁城克复之后，袁城败贼二、三千，陆续至临江，城内不纳”。

第三，只重视城市防御战，忽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1855年11月到1858年9月，太平军在江西主要是进行城市的攻防战，不重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攻防战原是太平军的一大长处，但围绕几个主要城市，同敌人反复争夺，不惜重大的牺牲和消耗，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终于造成亡军失城的严重后果。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战争双方无不是“力争主动，力破被动”。太平军在江西的防御战中，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被动挨打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军领导者，他们不懂得军队作战主要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也就是说，判断某次战斗的胜负，必须以双方力量的损失情况，作为决定性的尺度。另外，他们也不懂得城市保卫战，必须与野战相配合，只有在野战中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才能有效地保卫城市，而消极地保卫城市，必然落得个人地两空。

太平军领导者，由于不重视野战歼敌，在防御或解围作战中，往往是在城外死守营垒以阻援敌，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创造战机。在进攻敌人营垒时，往往只注意正面强攻，不注意侧后迂回包抄；而攻破敌人后，又不能及时截歼逃敌，打不了歼灭战，只打击溃战，使敌人得以散而复聚，重新构成威胁。如 1856年10月，在抚州城外击溃湘军李元度大营，1857年3月为保卫临江而进行的击溃刘长佑的太平墟战役，1857年8月，在吉安城外击溃湘军周凤山、赵焕联、刘培元等部大营，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在防御作战中，往往单纯依托阵地进行正面阻击，或节节退守城镇，与进攻之敌拼消耗，不注意设伏诱敌，或从敌后袭扰，牵制敌人。袁州等各城的防御战都是这种情况。在优势敌人多路进攻的情况下，他们不愿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城镇，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出其不意地围歼敌人之一路，再及其余，以各个击破敌人。从实际情况看，敌人援兵主力是分批投入江西战场的，第一批刘长佑等军是1856年3月底入境；第二批曾国华等军是7月入境的；第三批曾国荃等军是12月入境的，这本来为太平军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城镇，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出其不意地全部彻底地围歼进犯之敌，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可惜，太平军领导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平均用力地死守各城，结果是人城两空。

第四，忽视军队素质的提高与巩固工作

在起义初期，太平军领导者对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并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训练制度，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不断提高，因而能经常地以少胜多，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

1855年11月，石达开率领大军自湖北进入江西以后，迅速吸收了大批的新战士，除了数以万计的从广东、湖南来的天地会起义军以外，还有大量的江西群众，以及为数不少的散兵游勇。其中固然有很多是真心向往革命的人，但也有不少人对革命一无所知，或是大势所趋，被革命风暴卷进来的，或是被太平军用强力逼胁而来，更有一些人是随风转舵，有心投机，企图混水摸鱼，更有甚者，还想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太平军本来是一支严整、朴实的革命队伍，由于这些怀有各式各样动机的人的参加，就使部队的成分复杂起来。由于太平军领导者没有及时提高军队素质以改变这种情况，从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是初期的严明纪律，无法继续维持了。如太平军围攻吉安50多天，破城时，除歼灭负隅顽抗的敌人以外，“不戳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循。”时人邹树荣在纪事诗中也说：“传闻贼首称翼王（名石达开，号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太平军在克抚州后，曾规定：“禁止部下屠杀耕牛。凡有暴行祸民者，皆严刑惩罚”。但是，到了1856年秋后，随着敌人的反扑和战争形势的逆转，除了部队成分复杂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兵源、饷源的日益困难，因而“掳劫壮丁”和“勒取民财”，以及其他的违纪情况，开始大量出现了。因此还是那个邹树荣，在十个月后却有和以前不同的记述：“烽火章门警急多，城西四县可如何?不堪焚柜连烧屋，正及秋成未刈禾”（原注：贼在沙井西十余里烧民舍，日夕望见火光，时七月初旬，民纷纷逃徙，田禾已熟不敢刈割）。这类记载还很多，在永新，“邑民苦贼扰甚”，在金溪，“拆毁民房板壁架桥西渡；在崇仁，“杀戮弥惨”；在宜春“搜刮财物，鲜得脱者”；在新喻，“索银索米，诛求无厌，民不堪其扰”；在吉安，“搜刮民财，竭泽而渔”；在万年，“经过村落，搜刮无遗”；在乐平，“沿途及城市焚房屋”；在瑞金，“所至鸡犬不留，男女躲不及辄被俘去”；更有甚者，如聂姓指挥，“由峡江到罗坊，大掠民间子女，烧毁房屋，杀死男妇无数”。上述这些记载，有些可能是有意夸大或污蔑的不实之词，当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太平军在江西后期的纪律不如以前，这也确是事实。根据《高安县志》的一段记载，可以窥见太平军纪律由好到坏变化的一条轨迹。“初，癸丑贼住七日，所扰惟典铺、大家为甚。乙卯再至，盘距虽久，惟以仇视官绅，苛勒殷富，以售其黠。至此，愈放手淫掠，妇女死者无算，丁壮老弱被掳去者数以万计”，“甚至有一村余丁一、二十人者”。曾国藩也说：“入冬（按即1858年冬）以来，察看入闽出闽之贼，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不似石逆往年情形”。看来，江西太平军前后纪律的变化和不同，应该是可信的。也正因如此，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与群众的关系。

二是军队战斗力明显下降。太平军初入江西时，人数虽然不多，但所向皆捷，敌人望风披靡，攻占了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城乡，这除了战略指挥正确的原因以外，也说明太平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但是，自1856年秋后，由于成分复杂以及缺乏锻炼等原因，军队的战斗力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曾国藩说：“西路久没于贼，谣言宏大，裹胁众多。其实江西本地被贼掳掠者，及甘心前驱者，皆不能战。万载官兵，百战百胜，非尽官兵之强也，实江西从逆之民之不能打仗耳。即广东新附之匪，自茶陵州而来者，其打仗亦有头阵而无后劲，盖无人不食鸦片，与之鏖战稍久，则烟瘾发而不能打矣。……我官军须明白此两层：一层江西百姓全不能战，见人抄尾则立败；一层广东新匪不能久战，与之持久则必败”。又说“贼势已实散漫，瑞州初一、初四之战，众在二万以外，……军械不整。当其接战之时，后者徒知摇旗呐喊，虚声恫喝。适前队既败，则狂奔大溃，倾山倒海。”骆秉章也说：“王錱一军仅三千人，由临江驰剿水东之贼，杀贼四千有奇，抵藤田后三次接仗，杀贼约六千有奇，阵斩大小贼目共计七、八十名，以寡胜众，颇为罕见”。又如1858年8月，太平军杨辅清部曾以“三万余人”的庞大队伍，去攻打当时只有“平江四营”守敌的广丰县，而且在“城中米油实万分缺乏”的困窘情况下，最后还是不能破城而撤围他去。敌人的这些“奇迹”，正可从侧面说明太平军战斗力的严重衰退。

三是层出不穷的出现叛降事件。随着队伍的扩大和成分的复杂，特别是自1856年秋后，由于形势的逆转，斗争环境的艰苦，军队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离心倾向和悲观失望情绪，因而在敌人的诱惑下，不断出现叛降事件。1856年11月，袁州守将李能通率领他的羽党在袁州献城投降；1857年7月，武举钟起风等人在龙泉（今遂川）献城投降；1857年12月，临江守将检点程瀛率领他的羽党陈宝太军在临江叛变投降；1858年6月，抚州守将指挥黄扬率领他的羽党在抚州叛变投降；1858年9月，吉安守将李阿风率领羽党，投奔水东敌营“求免死”，旋押解省城，余皆就地被杀。同时还有检点胡其相自福建建宁进入江西南丰、新城。在新城战败后乞降，旋被押解赴省，余众也多被杀害。这些叛降事件的不断出现，对正在为保卫各城据点而浴血奋战的太平军来说，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击。如在袁州投降的李能通，积极地为敌人充当鹰犬，其统辖的由降卒改编的“新安勇”，“屡次随同攻城，无不争先杀贼”。不仅如此，他还无耻的充当敌人诱降临江守将程瀛的中介人。在抚州投降的叛徒黄扬，也是积极地为敌人卖命，1859年6月14日随同湘军进犯太平军据守的景德镇时，他率领降卒百余人充当先锋，首先冲入城内，杀死太平军一百多人。从上述情况看，叛徒对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怎样的巨大!

3.政治方面的失误
 
第一，没有提出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

太平军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世界，曾高举“救世”、“救民”的大旗，并提出了“薄赋税，均贫富”，“将来概免租赋三年”，“均田以赈贫穷”等等一些对农民很有吸引力的口号，深得江西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因而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由于太平军本身的弱点，他们不仅没有提出一套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来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以促进反革命势力的孤立和瓦解，而且在实践当中，推行了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任命了大批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充当各级政权的乡官。这样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在解决粮饷来源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因而不可能给农民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这怎么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呢?

太平军既然按照清制向地主征收田赋，就势必根据“赋由租出”的原则，维持地主收租的权利，承认租佃关系的合法性。太平军在都昌发布的《晓谕粮户早完国课以应军需布告》说：“田赋虽未奉其定制，尔粮户等亦宜谨遵天定，暂依旧例章程，扫数如期完纳”，“所有一切应完地丁，以及芦课鱼课等项，无论富户贫民，务宜一体完纳，不得迟延拖欠。现门头班东乡地方，粮户顽梗，本大臣即着头班军师旅卒司等，在于三汊港设局征收，倘有不遵，查出定必禀报，按以天法治罪，决不姑宽”。这里明确规定了凡是占有土地的人，“无论富户贫民”，均须按章交纳“国课”，并用强硬的口气对付所谓“顽梗”的粮户。不仅没有满足农民所向往的平分土地的要求，就是那些占有少量土地农民的减轻赋税的要求，也都成了泡影。这种对农民利益漠不关心的政策，当然不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所谓“粮户顽梗”，不正是对这个政策不满的反映吗?

当时，除了这种按“旧例章程”征收的“国课”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临时性征调。如在抚州，据时人记载：“所行不裹粮，所至不结垒，破民家产朘民髓，美其名曰：‘打馆子’。”“馆来不可避，馆散尤可哀。呼捉夫役声如雷，或车载，或舆括，九、十去，二、三回，民命贱同蒿与莱。何况前馆昨方散，后馆今又来”。“局总在郡分在乡，公案横列堂中央。唬吓乡民如豺狼，户口派丁派口粮。民何不缘官不良，匪尽官不良，官曰：‘差难当’”。“差难当，频敦促，昨下一札缣百箱，今下一札米千斛。悉索诛求不一足，可怜民哭官亦哭。何况往来不尽绝，蜂目驱叱乡官等奴仆”。象这样把战争的重荷，全部压在农民身上，农民怎么能承受得了呢?当初，江西农民之所以支持和拥护太平军，不正是因为不堪忍受清政府的繁重赋税勒索吗?所以现在他们认为“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了”。

关于任命地主分子充当乡官，就是让那些“田亩多者”去担任基层政权的领导。在太平军初起时，确有少数地主分子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同造反农民一道去打天下的，而太平军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欢迎和容纳他们。后来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当时江西的许多地主分子接受了太平军的任命，担任了各级政权的乡官，有的却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和借机肥己。如曾国藩说，当时江西那些“希图充当军帅、旅帅”的人，其目的是“讹索其乡人，掳掠郡县村镇，以各肥其私真”。因此，那些被“胁迫”出来“治民”的乡官，在“太平天国”的旗号下，又成了敲榨勒索农民的恶棍。不仅如此，有的甚至还伺机从内部进行罪恶的破坏活动。湖口军帅吴采华、潘得成等，公然“买田置产，荣及子孙，一时有军公子，师公子、旅公子之目矣”。吴采华还暗通曾国藩的湘军，当他与湘军的“往来信息”被发现后，就公开投到敌人的怀抱中去了。彭泽县有个名叫曹大同的廪生钻进乡官的队伍后，企图谋杀该县的监军，并准备勾结地主武装进犯湖口，“约为内应”，“但因事泄乃止”。宜春地主士绅易言飏、袁锡琦等人，窃据乡官要职，勾结太平军的叛徒，出卖了宜春城。太平军的领导者，由于没有提出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不关心群众的现实利益，因而在争取群众方面失败了。所以，这种没有农民支持的农民战争，它的失败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第二，不重视农村根据地的建设

太平军领导者没有提出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没有把农民群众充分的发动和组织起来，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造成了农村根据地的异常不稳，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又与他们对农村根据地的错误认识有直接关系。如1860年秋天，容闳在江苏丹阳与一位姓秦的太平军文官交谈，谈到在战争时期军民隔离问题时，秦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习惯，几乎每一个朝代，无不如此。百姓到乡间，军队驻城里，这样在攻克一个城池时，易于控制周围的乡镇”。实际上，占领城池后，“控制周围的乡镇”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太平军领导者不懂得那些己经失去了武装力量和政权庇护的反革命势力，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用各种方式隐蔽自己，组织退却。那些退却到农村中去的反革命势力，依然保持着反革命的威风，利用辽阔的农村，利用农民群众尚未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弱点，一方面欺压农民群众，胁迫和利诱农民参加团练武装，在农村中负隅顽抗；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地配合敌军主力对太平军进行反扑。如“建昌府知府何栻，到任甫经月余，兵饷两空，无可藉手。猝被沦陷，即赴合乡，纠合绅者，号召义旅，竟能成军以出，围攻郡城。目下省城及广信兵勇赴建会剿，该守又赴新城等处，筹捐钱米，接济军饷，万载县知县李吉言于去冬城陷之后，率举人辛辰云等招募浏勇，誓图克复。……逮援师入境，大小十二战，李吉言自率浏勇千人扼守株树潭后路，派其弟李审言随同进剿，屡次陷阵冲锋，攻克县城，所措钱五万余串，于给发浏勇口粮外，概接济肖启江等援师饷项。宜春县知县锡荣，于候选道刘长佑授师入境以后，竭力供支捐钱二万余串，赡给楚师”。

农村根据地内团练十分猖獗，他们每天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不仅扰乱了太平军的后方治安，而且太平军本身的安全，也常常受到威胁，受到意外的袭击。如“（咸丰）七年丁巳，邑令崇奉谕起团，各乡举办团练。时贼踞邓埠，立伪监军黄，伪典旗殷，猖狂无状，乡民愤极，擒殷贼杀之，并杀其党二十余人。城局令团丁袭黄贼，擒之，并擒其党数人，送省正法，邓埠克复”。甚至在太平军占领时间最久的彭泽，情况也是这样：“有伪五十一指挥徐贼者，以三百人扰九都之桥亭，九都勇夜袭之，尽歼其众，而各乡之杀贼者纷纷矣。陈东壁、李庞之等率子弟兵殛七十二指挥杨贼二百余人于法通寺。彭姓纠本族丁壮活埋伪传胪朱贼百余人于上下彭。二都绅士计烧伪十七指挥赖贼党数十余人于南陇。豪字团民勇剿伪翼殿尚书石贼，格天豫段贼百余人于古楼村。周维新、汪士模、朱邺华督任字团民勇要击伪总制陈贼数人，活瘗于感子桥。”

太平军在其占领的各府县，虽然遍设了乡官，但很多是有名无实的，特别是离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太平军的势力从来没有达到，因而反革命势力依然原封不动。南丰团练头子吴嘉宾说：“吾郡为贼踞三年，吾邑西乡暨柏溪始终无蓄发从贼者，贼至就聚众与之斗”。崇仁：“西下乡贡生汪波等召集近村壮勇，保卫乡闻，贼扰其乡，即时枭首”；“南乡黄道谦、周宗洛，上乡王谦、夏步瀛等，亦就本乡招集民勇各数千人，力守村隘，贼不能逞”。永丰：“九方士民，设立教条，相约守助，环山村数十里，无一从贼。这样就形成了所谓“贼踞城池，城池外即非贼有。贼去立即反正”的局面。特别是在敌人大肆反扑和军事失利之后，太平军被孤立在一座座空城里，完全失去了与广大农村的联系，兵源、饷源终于完全竭绝，因而不得不靠临时性的“裹胁”和“劫掠”，以维持自己的存在。一支支的征粮队往往是有去无回，总是遭到优势敌人的截击和扑杀，如新喻罗坊太平军，有一次往水西征粮，当地团练头子胡鹗荐等派团丁毁桥堵截，“贼不得渡，乃背河而附”。团练“三面围之”，“贼目二人率众左右冲突不能脱，乃悉赴水死”。如上所述，象这样极其脆弱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个包袱，怎么能有效地支援太平军保卫江西的斗争呢?所以，太平军在江西的失败，看来，也决不是偶然的。

总起来看，太平军在江西的失败除了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外，首先是由于它在军事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太平军正是由于它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才直接导致江西战场的瓦解和根据地的丧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从战争的全局来看，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悲剧，从根本上说，还是政治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太平军虽然用军事力量解放了江西的大片土地，可是在这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情况复杂的地区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把既得的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一个更为细致、更为艰巨的工作。由于太平军在胜利进军中，在政治方面的工作没有跟上去，没有提出切合时宜的政策措施和不重视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因而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以致兵源、饷源陷于竭绝。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太平军不能有效地坚持在江西的军事斗争。事实也证明，江西各府城除极少数是叛徒出卖的以外，大多数是由于粮尽援绝而失陷的。从中可见，军事与政治二者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依托的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