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四月，刘锦棠率大军离开肃州，西征新疆，至收复和阗，共20个月，如果从夜袭黄田算起的话，还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歼灭持有近代武器的阿古柏的军队，解放新疆天山南北两路的各族人民，实在是件不易的事情，这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

第一，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正义与否，人心向背如何。刘锦棠率西征军收复新疆，之所以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其原因就在于：收复新疆的战争是正义的。正如左宗棠所说：“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争夺之心。”正是因出兵新疆是正义之师，故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那些饱尝阿古柏荼毒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更是迫切盼望清政府派军队去解放他们，以便尽快摆脱阿古柏的残暴统治。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传播着“汉人就要来了”的讯息。他们“日夜盼望着汉人，为汉人做着祈祷。”传说喀什伽师地方有个农民在犁地撒种子时，有人问他：“喂？朋友，请阿你在种什么?”那个农民回答说：“我要种什么?种的是赫太依（指汉人）。”正是因新疆各族人民如此热烈地盼望汉人，故当刘锦棠率领的西征军来到新疆的时候，新疆各族人民表示了热忱的欢迎与有力的支持。刘锦棠大军进攻牧地时，遇到了饮水困难，“询知土人，知黑沟驿之上为黄田，水盈沟浍，上流即古牧地”，遂进袭黄田，获得了入疆后的第一场胜仗。清军攻克玛纳斯后，吐鲁番有一个叫阿哈默特的维吾尔人，投奔清军张曜部，将吐鲁番的“贼情贼势”全部告诉了张曜，张将此一情况报告刘锦棠，刘又转告左宗棠，左据此认为，进攻南路时“可令其向导，通消息，贴告示”。在西征大军进攻托克逊前，从托克逊逃出来的居民将托克逊的军情报告刘锦棠，守敌海古拉已弃城西窜，白彦虎正指挥其部下在附近村堡烧杀抢掠，准备胁迫居民一起西逃，居民们不堪忍受，正“泣求大军速援”。“本年官军规复托克逊后，南路各城投诚缠回（即维吾尔人，引者按）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当白彦虎败逃至阿克苏时，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入城。“城内缠回十数万，皆守城以待官军”。故当剂锦棠所部大军一到，城内缠回马上派人出城，迎接刘锦棠大军入城。西四城收复后，当地人民还积极协助西征军肃清侵略者的残余势力和内部分裂叛乱分子。如当年勾引阿古柏入侵的金相印父子及匿居喀什噶尔等地的英印官员、土耳其军事教官等，都是在人民的积极举报之下查获的。总之，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对西征大军作出了巨大的支援。“惟各出力回目，前以军务之殷，正资驱使，或派令向导，或委办军粮，颇能不辞劳瘁”。

第二，西征军严格的军纪，赢得了新疆人民的拥护，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刘锦棠率领的西征军是以“老湘军”为主体。这一支军队自王錱创办开始，就以纪律严格著称。王錱颁布军令；将士出征时，“沿途强食人饭不给钱，及取民一物值百文以上者，斩”。并强调军令要坚决执行，不管是谁犯军令，都一视同仁，必须严肃处理。如王錱外甥犯军令，“诸将争救，不应，挥泪斩之”。刘松山接统“老湘军”后，继承了王錱的治军作风。刘松山接受左宗掌的指挥后，在治军方面，坚决执行左宗掌的“行军五禁”。“行军五禁”现在虽然已无法全部找到，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条中看出其纪律严格性了。“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即打牌、聚赌、吹烟（即抽鸦片）、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谣言揭贴之类，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买民赞，皆当严禁。军中兵勇、长夫衣服，只许穿青蓝两色，不许结拜哥弟会（即哥老会），并不准辫搭红线。如有扼禁，查实定行分别严惩”。“凡吾勇夫人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准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倘有不遵，仰营官随时查办”。“营中买备一切食物等件，必须按照市价，平买平卖。卖者固不得高抬其价，买者亦不得短价勒买。如各勇夫以及买办倘有短少价值，勒令强买，以致滋生事端者，查明虚实轻重，分别惩办”。“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但（作‘只要是’解）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以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并不准封掳民船装载、拆毁民房作柴。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访查，随时教诫”。“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即作物，引者按）。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文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营官亦宜随时告诫，不徒马夫有过也”。刘锦棠率军入疆，左宗棠提醒他，一定要严格执行“行军五禁”，并且将执行“行军五禁”提到了长治久安的高度。说此次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对易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此外，还规定“进规南路，此剿者陕甘叛回、安集延夷兵耳，积年叛弁耳，此外，缠回及先附贼而后反正者均应宽贷”。“只打真赋，不打平民”。刘锦棠在收复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时，严格执行了“行军五禁”，做到“此次大军所至，秋毫无犯”。同时，也做到了“只打真贼，不打平民”，如刘锦棠率兵追至铜厂，白彦虎残部押着二万多老百姓在渡河，刘锦棠发布命令，只杀“骑贼”，不准伤及其他人，将难民二万多人垒部救出。这样，大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老百姓的欢迎。甚至，在大军未到之前，老百姓“俱延颈以待官军”。老百姓这种热忱的欢迎与支持，对西征大军迅速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和他们追求功利的目标，是西征大军迅速收复新疆天山南北两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出征新疆的西征军是一支以“老湘军”为主体的军队。忠君爱国是“老湘军”的一贯传统。忠君爱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外，反对外来侵略；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分裂活动。总起来说，就是应使朝廷社稷长治久安。因此，当阿古柏侵略者和沙俄侵略者侵占新疆的时候，尽管出征新疆有诸多用难。如安西的风、巴里坤的冷、吐鲁番的热，堪称新疆三绝，这对一般南方人来说是很难忍受的。还有，饮食习惯方面，“老湘军”广大官兵历来习惯于大米饭、辣椒拌菜，而甘肃、新疆却是以玉米、小麦为主食，也很少能吃到辣椒。不仅要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就是连当地正常的生活标准都很难维持，如“老湘军”出征新疆时，每营仅发四个月的盐菜银，连一个月的实饷都没有发，主食和饮料都是生红薯。从肃州至古牧地，约2800里路，不论官兵，全靠步行，其中还有1000多里是戈壁沙漠，连饮水都困难。同时，为了充饥和解渴，每人还要背着几十斤的生红薯负重跋涉于戈壁与沙漠之中。以“老湘军”为主体的西征军广大官兵，为了祖国西北的安全，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他们全然没有顾及这一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出征新疆的征途。进入新疆以后，仍经常碰到一些无法想象的困难，如收复西四城时，新疆早就成了冰雪世界，气温达到了摄氏零下一、二十度，“老湘军”许多将士连寒衣都没有，冻得人有裂肤断指之痛。又如，由于进军速度快，后勤运输不能及时保障，断炊威胁不时出现。这对于没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军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老湘军”的爱国主义思想来自于将领的思想教育。自王錱开始，“老湘军”将领带兵时，“朝出鏖兵，暮归讲道”。“道”的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还有，湖南经世文化的土壤也是“老湘军”爱国主义思想的渊源之一。而他们所追求的功利目标，也是驱使他们出征新疆、战胜阿古柏集团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治三年，新疆出现反清武装割据时，清政府曾调鲍超率湘军l8营出关，进军新疆。但鲍超军从江西行到武昌的金口后，因不愿意继续西行，差不多全部逃散了。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派刘松山率部从南京赴陕甘“助剿”，部下因不愿赴陕甘，不肯过江，刘松山杀了几名勇丁，部队才正式上路，这些信息传到了朝廷。朝廷认为要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收复新疆，非湘军不可，应该调动“老湘军”从征陕甘的积极性，谕令“老湘军”从征陕甘待遇可以从优：“若将调赴甘肃勇丁酌增饷银若干，或再将员弁勇丁之从征西路者变通章程，从优保举，当可乐于从事，益加奋勉”。从这道上谕可以看出，湘军的饷银原来比绿营要高得多。从咸丰三年有湘勇开始到同治中期，湘军已有不少勇丁因军功得到了保举、提升。现在朝廷说，保举还可以放宽，这可以给更多的人提供升官的机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金钱和贪欲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所以当朝廷有了这种许诺的时候，“老湘军”将士在战场上立功升迁、得到更多饷银的欲望吊得更高了，成了他们出征新疆、战胜阿古柏集团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刘锦棠后来所说：“臣曩隶老湘军，稔知勇夫之于领饷，亦若农人之占天时，按候无差，每届准假，算明找补，不爽丝毫，故成踊跃用命，父兄死事，子弟继上，上无冒领之弊，下尽心力之能，规制森严，莫敢撄犯，以言乎剿，则电掣风驰，无坚不破。”

第四，左宗棠的组织与协调是出征新疆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左宗棠作为收复新疆的最高统帅，坐镇肃州，与乌鲁木齐相距三千多里，与喀什噶尔相距七八千里，对战事虽然无法具体指挥，但他代表朝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钱财物及舆论宣传，支持西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西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没有左宗棠的组织，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支持。左宗棠作为西征的最高统帅，虽不负责具体指挥作战工作，但如果没有他所作的所有参战部队，包括金顺部、徐占彪部、张曜部均归剂锦棠统一指挥的规定，西征军就不可能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并且，虽然有了这样的规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刘锦棠仍无权调动金顺、张曜、徐占彪部。在战略决策方面，如“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等战略方针的制定，虽然有刘锦棠的参与与积极献策，但最后敲定者却是左宗棠。所以，这一场战争，如果没有左宗棠的组织与协调，也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的。

第五，刘锦棠在指挥上的机动灵活与果断决策及在行动上的身先士卒是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征大军离开肃州之前，左宗棠多次向刘锦棠和朝廷表明，在军事指挥上“决不遥制”，由刘锦棠自行决断。在具体作战过程中，西征军之所以能够速战速决，主要是由于刘锦棠指挥灵活，能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打击目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如在攻古牧地时，他把主攻方向选在黄田，佯示敌以从大路进，实际上采用夜间突袭，打乱敌人部署；得手后，立即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两个方向包围古牧地，并注意步、骑、炮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形成拳头，迫使古牧地之敌纷纷溃降。在古牧地得到乌垣防守乏人的消息后，他果敢决定，乘机进攻乌垣，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收复了乌垣三城。故现在乌鲁木齐民间还有刘锦棠一炮收复乌鲁木齐的传说。收复达坂以后，他又果斯决定，将所俘缠回900余人及部分安集军官释放，并给以口粮，让其返回南八城各自的故乡，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年，余俱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特别是那些被迫投降阿古柏侵略军的“缠回，畏官军之威，感官军之德，愈恨帕夏，不服其约束”。故刘锦棠大军收复南八城时，除喀什嘻尔外，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顽强抵抗。这说明，刘锦棠当时决定释放俘虏的政策是成功的。又如，在收复达坂、托克逊、吐鲁番后，刘锦棠通过侦察，得知白彦虎正胁迫缠回西逃的消息后，立即果断行事，挑选精壮步骑亲率以行，跟踪追击。在长途追击中，前锋部队不顾饥饿疲劳，昼夜兼程，敢于以少胜多，勇猛冲杀，使敌人得不到喘息之机，后续部队也能快速跟进，紧密协同作战，从而保证了南八城的迅速收复和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六，近代武器的大量使用，为西征军出征新疆，歼灭阿古柏侵略军提供了武力保障。阿古柏侵略军通过英，俄得到了大量近代武器——洋枪洋炮。在收复古牧地、达坂、喀什噶尔等城市时，我军均缴获了敌人不少的洋枪洋炮，仅攻克喀什噶尔时，就缴获敌大炮100多尊。由此可见，这一场战争也是一场近代武器的较量。刘锦棠的“老湘军”在攻打金积堡以前，就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洋抢洋炮（有的是我国仿制的）。如攻打金积堡时，马化龙在金积堡筑有很多坚固的堡垒，最后刘锦棠硬是用西方大炮将其轰开的。金积堡被攻克后，马化龙先交出车轮大炮4尊，九节藜炮4尊，威远炮28尊，辟山炮20尊，洋枪180杆，后又被刘锦棠部在金积堡墙下掘出洋抢1200多杆，这些近代武器落入了刘锦棠之手，使刘锦棠部“老湘军”势力大增。攻打肃州时，左宗棠本部湘军投入数十个营，打了一年多也没有打下来。最后，左宗棠只得派刘锦棠率部助战，刘锦棠带5营兵力和几门大炮参战，几天时间就用大炮将肃州城墙轰开，并摧毁其堡垒。这说明出关前，刘锦棠部已有了较多的近代武器。出征新疆时，左宗棠培刘锦棠部配“开花后膛大炮二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后膛七响枪三百支，快响枪八十支，大洋火一百万颗；标响枪子二万八千颗；大号、三号开花后膛炮两尊，各配炮弹五百余枚；七响后膛洋马炮五百支，每支配子弹三百发；合膛大号洋尖子十五万颗。又拨过田鸡炮，不记多少尊，配炮弹五百牧，这是当时最新式的大炮，可打好几里路远。至侯名贵炮队出关，又管带大炮二尊，车轮小炮四尊，七响马枪三百四十杆，每杆配子八十排，每排七发”。这些近代枪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胡光庸（宇雪岩）通过上海的洋行向国外订购。胡光庸订购的大多是布国（叩普鲁士）生产的，这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武器，普鲁士生产的枪炮比英法两国所产的都要先进，左宗棠当时就说过：“安夷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另一个方面是自己制造，左宗棠当时在兰州设制造局，一是仿造洋枪洋炮和子弹、炮弹，“象布国七响后膛枪和布国后膛进子螺丝大炮局中均可照制”，“按布国后膛炮原理，铸造二百多斤重炮，用车轮架放，也很合用”。新造快枪子“请饬棘镇赶紧加工制办……此式为枪之上品，昨出示俄员乌史漫达迷劳伏，赞好不绝，言伊国亦不能多有也”。“上海新到一尊田鸡炮，能致远数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马之成团者最妙。惜原来子只三百颗，已饬兰局仿造，俟有二百颗再解”。除了仿造之外，还利用洋式大炮的原理对旧式炮弹进行改造。如我国原有一种劈山炮，要13人才能管放一尊，左宗棠令人将其改为台膛开花子，只需5人就可以管放一尊，这种改造后的大炮，就是俄国军官索思诺福斯齐看后也表示赞赏。正是因为刘锦棠所部西征军配备了较多的近代武器，所以在古牧地、达坂、喀什噶尔等地的歼灭战中，近代武器均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给敌军以有力打击。左宗棠在事后总结经验时就是这样说的：“美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

第七，关陇平定是出征新疆并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同治元年，陕西、甘肃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但起义的领导权很快就被宗教领袖和封建主窃取，形成封建割据。同治七年至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指挥湘、楚、皖等军坚决镇压了陕甘各地的封建割据政权，为歼灭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提供了稳固的后方保障，如果没有这种稳固的后方基地，就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因此，我们说，关陇平定是出征新疆并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刘锦棠率领西征军西征新疆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获得了包括新疆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西征军严格的军纪，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及他们追求功利的目标，左宗棠正确的组织与协调，刘锦棠在指挥上的机动灵活与果断决策及在行动上的身先士卒，近代武器的大量使用，均是西征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原因，而关陇平定却是出征新疆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