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在洪秀全等领导下，太平军从南到北，所向披靡，一举攻克金陵而定都南京。太平天国革命浪潮，沉重打击了清廷的统治，加速了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为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播下了火种，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

为维护封建统治政权，清廷组织了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军和淮军，对太平军进行疯狂的反扑。在这场血腥镇压农民运动的战争中，有一位并不为人们所注目，只在幕后为湘军、淮军筹军供饷，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工作，便是本存札的主人毛鸿宾。

毛鸿宾（1806—1868），字寅庵，号寄云，又号菊隐，斋室名澹滤斋，山东省历城县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选庶吉士，历任乡试与会试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使、礼部给事中。以直言敢谏称于时，疏稿流传，一时争诵，胡林翼称之为“所言系天下安危，盖二百年来第一等文字”，曾国藩誉之为“切中事理，关系天下安危”。咸丰二年（1853），毛鸿宾回籍办理团练，曾参与镇压李开芳、林凤祥的太平军北伐之师。后以办团练有功，升湖北荆宜施道和襄郧荆道道员，深为湖北巡抚胡林翼所赏识，称他“有胆有识，调度合宜”，并密疏推荐而赏戴花翎。不久，擢安徽按察使，旋升江苏布政使，因湖北军情吃紧而未赴任。咸丰十一年（1861），毛鸿宾授湖南巡抚，在任内他极力鱼肉乡民，支援接济湘军与淮军，并派兵增援粤、赣、蜀等军事活动。同治二年（1863），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荐举郭嵩焘为广东巡抚，两人狼狈为奸，极力搜刮民脂民膏，筹饷派捐，目殷富为富匪，致使两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人曾撰联贴抚署加以讽刺：

人肉食完空剩虎豹犬羊之郭，

地皮刮尽并无涧溪沼祉之毛。

他还次第派兵镇压广东英德、信宜、高州、南韶等处的农民起义，屠杀了李幅猷、张高友、陈金缸等农民首领。同治四年（1865）二月，毛鸿宾因坐事降级而辞职回乡，同治七年（1868）卒于里。

由于毛鸿宾的政治态度与他所处的地位，自然结识了一批当时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李鸿章、胡林翼、刘长佑、罗遵殿、彭玉麟、丁宝桢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书信往来频繁，或论政治形势，或述吏治理财，或谈军事战略，或析败胜原因等等，信函内容非常丰富且未经披露，具有较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上述晚清名人书札，是毛鸿宾辞职归里时带回山东的，后散落市间，陆续为山东省图书馆搜集收藏。

二

毛鸿宾湖广存扎共收曾、左、胡、李等30人共242通（附22通）书信，有20余万言，书札共分8个部分：（1）曾国藩、曾国荃致毛鸿宾的书信，共54通，时间起于咸丰元年至同治四年（1851—1865），时曾国藩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荃率湘军第三次围攻金陵，而毛鸿宾先后在湖南巡抚和两广总督任内。书札内容主要报道第三次围攻金陵军事部署情况，尤以该战役的进展、伤亡、内情为详，也涉及湖南、广东筹措兵饷、办理厘务、捐输税收支等经济情况；（2）左宗棠致毛鸿宾函件，共9通，时间为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1—1862），当时左宗棠以四品太常寺卿办理浙江军务，而毛鸿宾则在湖南巡抚任内。书信内容主要反映左宗棠军事思想、行动以及湘军援浙经过，同时，对江南瘟疫、民生凋敝也有记载；（3）胡林翼致毛鸿宾书信，共41通，时间自咸丰五年至十年（1855—1960），期间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毛鸿宾则为襄郧荆道道员。内容主要记述胡林翼督师援皖、援湘及围攻武昌等战况，尤以对陈玉成在黄梅大败清军和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宜等攻占安徽铜陵、湖口战斗情况为详，也涉及到湖北地方办团练，修壕建圩，防堵捻军情况；（4）李鸿章、李瀚章致毛鸿宾信函，共7通，时间自同治二年至六年（1863—1867），时李鸿章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翰章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毛鸿宾则为两广总督。内容主要反映当时官吏升调情况与李瀚章协助毛鸿宾治粤的政情；（5）郭嵩焘、郭昆焘致毛鸿宾函件，共82通，时间自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四年（1861—1865），毛鸿宾时任湖南巡抚和两广总督，郭嵩焘昆仲初闲居乡里，后嵩焘被毛鸿宾保荐任广东巡抚。这部分函件虽多，但文字不长，主要记载他们两人商讨处理广东政务、军务与厘务的重大决策问题；（6）罗遵殿、阎敬铭、刘长佑、彭玉麟、罗淳衍、郑敦谨、宋晋、丁宝桢等20人致毛鸿宾信件，时间自咸丰五年至同治六年（1855—1867），这些人官阶不一，有巡抚、御史、内阁大学士等高级官员，也有知府、知县以及毛鸿宾的亲朋好友。书札共39通，内容多为交流各省政情以及通报各地军事进展情况，也有地方吏治用人、整理厘务以及家庭琐事，其中以罗淳衍反映广东政情有较高史料价值；（7）药湖居士、无名氏致毛鸿宾书信，共5通，时间自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1861—1863），毛鸿宾时任湖南巡抚和两广总督。内容主要报道北京政治动态，并为毛鸿宾在吏治、军事方面出谋划策，尤以评论政情和通报清廷要员升调情况为详，有内部通风报信之嫌，故不具名或用别号署名；（8）毛鸿宾致曾国藩、田雨公、李崇璠、陆心源等人信件，共5通，时间为咸丰四年至同治五年（1854—1866），毛鸿宾时任湖南巡抚与两广总督，后辞职归里。内容主要反映毛鸿宾在湖南、广东办理军务与厘务的窘境，其中也涉及他本人与家庭等情况。上述一系列书信，为我们提供了晚清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一个侧影，尤其对暴露清廷政治腐败、经济凋零、度支奇拙、饷源不剂等情况所及较详，这是其他函牍所较少见的。

三

这些珍贵的信函，如与有关文献比较，它可印证、补充和纠正史书的记载，为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事实真相提供了资料。因此，对研究太平天国和近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主要反映在下列几个方面：

1.金陵战役。这是决定太平天国存亡的一次关键性战役，曾国藩总结了过去两次围攻天京的教训，制订了“围城堵援”的战略部署，即以其胞弟曾国荃率领湘军，围攻天京；以李鸿章、鲍超、张运兰、左宗棠截堵天京东、南、西三面的增援，而曾国藩则坐镇安庆大本营指挥。战略实施从同治元年二月底（1862.3）开始，曾国荃在彭玉麟水师的帮助下，挥师东下，连克安徽巢县、和州、太平府、芜湖等地而进逼天京，并于同治三年一月二十四日（1864.3.2）完成对天京的第三次合围，最后于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7.19）攻陷天京。对这一战略实施军事部署，尤其对围攻金陵的战斗经过、伤亡情况等都有较具体的记载，如曾国荃信中说：“如能速解青阳之围，收拾黄文金大股，一路扫荡，从东霸打下，则金陵之合围有日矣。”因当时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等围青阳月余，牵制了清兵的兵力，只有解围才使进军畅顺，同时可免去太平军回师围攻安庆的后顾之优。在信札中，有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如毛鸿宾为曾国荃围天京，幕兵逾万，解银数十万两，购置500尊大炮，解决“燃眉之急”，（曾发生萧庆衍部闹饷事件）故曾国荃感激流涕，称毛“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这些都是史书没有记载的。此外，还有一个为世人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外纷传天京财宝极多，曾国荃破城后究竟掠夺了多少？时人颇以讥诘曾氏兄弟，连毛鸿宾也不例外。如曾国荃在信中说：“承询有‘石城一下，珍宝山积’之戏言，故亦以此相谑，非庄论也。”曾国藩亦加以解释：“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大冤矣”。天京陷落，曾国荃屠杀太平军十余万人，三日火光未息，曾氏兄弟得到清廷的最高奖赏；而毛鸿宾一无所得，相反，却受湖南巡抚恽世临案件牵连而降职回里，不久，积郁而死。这充分反映清代官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2.三河战役。咸丰八年十月十日（1858.11.15）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部与太平军陈玉成战于安徽舒城金牛镇，陈玉成督师乘雾自后杀出，清军李运络、张嵩龄等营相继溃退，伤亡过半。李续宾率兵增援，与陈玉成、李秀成战于舒城与庐州的三河镇。结果，清军大败，李续宾与曾国华等战死，湘军精锐尽丧，元气大伤。事后统帅胡林翼到黄州整顿军务，收拾残局，给毛的信说：“三河奇变，万想不到如此，即使林翼在鄂，亦何能为？此番因军事负罪而出，事济犹恐，贻天下后世之讥，事之不济，即千古罪人而己矣。”其实，胡林翼与陈玉成交战，并非首次，早在一年前，陈玉成督军分道入广济、蕲州、黄梅，曾大败胡军于鄂东，他在给毛的信中也分析了战败的原因：“弟之司营务者，四面受敌，不能自坚。其实，说在深入不知进退，贼进二十里，则退二十里以堵之，贼退二十里，又进二十里以堵之，以致日日拔营，日日修垒，日日出队……亦如举棋不定而不胜其偶也。兵力已劳，而将不恤，兵心渐懈，而将不知，一败不振，实为可惜。”自此，胡信称“败兵之将，难以言师”。这次惨败，给予胡林翼造成严重身心创伤，三年后，他在武昌呕血毙命。

3.左宗棠的治军思想。左宗棠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之一，在本书札中，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一、选将领要所习所用，不一定以出身论高低。他说：“人才不择地而生，然必因时而见。今国家平常所取者，贴括之长、口辩之士；所用者，薄书筐筮之才，一旦而责以御侮之事，令其横戈跃马，出入锋镝之间，所习非所用固也”。因此，他指出“且习于文，则虚伪而不实；习于逸，则脆柔而不强，二者皆兵家之大忌。”他列举湖南有名望的将领，如江忠源、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等，“类皆由寒微而起”。他讽刺外省所用将领皆为大官大绅，是犹“画鸢赫鸮，黔驴抵虎”也；二、指出兵者必须是仁义之师，才能克敌制胜。他说：“兵者，圣人不得己而用之。微论无制之兵，有勇无义，不能杀贼，而徒为暴乡里，其患犹胜于贼者也。”他认为南京失守，全军覆没，大家都把责任归咎于将领与指挥者，而不知兵勇“平日凶悍嚣陵（凌），披猖恣肆”，“胜则踏民以逞，败则从贼为逆。”因此，他指出“圣人以此毒天下，洵哉！”；三、强调地方军的作用。他指出湘军在组织方面是极其严密的，纪律严明，故作战能独当一面。“湖南以本地士民带本地乡兵，不但外来无根著之人不收，即同乡里而无保结者，亦不录用。其在军也，时时申儆，以嫖赌吸烟退缩为戒，故其流弊稍轻”他反对那种“收募之始，未稽其真实姓名、籍贯、住址，入伍后未严明约束，败溃不坐，逃亡不拘”，是造成失败的原因；四、提出兵勇、纪律、营官、统领，是治军的四大要素，他说：“勇丁可用与否？全在纪律；纪律之能行以否？全在营官；营官之贤否？全在统领。”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统领。他指出：“故统领之选最难，而选之尤不可不慎也。”他举李金旸为例，说明选统领的重要性。认为“湘中见在各营官能讲纪律，而知战事者，尚不乏人。然足当一路统领者，实不可多得也”。此外，在信札中，左宗棠对军队的建制、兵种、训练等也有所论述。可为研究左宗棠的军事思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4.粤省史料。毛鸿宾治粤三年，在郭嵩焘等人信函中，对广东的政务、军务与厘务等方面都有论及，尤以顺德罗淳衍书札更具价值，毛鸿宾时任两广总督，罗淳衍任户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罗是广东人，故毛征询他对治粤的意见，遂开列十二项，洋洋数千言，指出广东吏治多种弊端，并为治粤出谋划策，内容主要有：

甲、评论广东官吏。认为粤东好官，以吴昌寿（布政使）、李福泰、（盐运使）、李翰章（按察使）等为优，武弁人才最为难得，副将卫佐邦、卓兴、守备黄龙韬等较持重杰出，而参将尹达章、都司冯元亮贪污狼藉，恶迹昭著。至于道府官员，择材更需慎重，指出“前晏同甫（端书）误委一首府，舆论哗然，”提醒毛鸿宾要用人为贤。

乙、厘务盐务问题。广东厘务，设厘局管办，所得厘金，全数会解京师或接济他省，罗淳衍对此意见颇大，认为这样做，于“民心与商情俱不服”，“勿作绝流而渔之计，虽前任已经办错，而改弦易辙，委曲调护，全仗人才”。他提出了酌留四成的具体意见。盐务方面，罗认为“尚有起色，惟偷漏太多，则顿形亏折”。而盐课全数拨解藩库，亦不合理。上述意见，并未被毛鸿宾所采纳，因为他当时正为湘军、淮军的粮饷、军备供应而背起沉重的经济负担。

丙、杜绝赌风。广东赌风甚炽，以买白鸽票为最，罗淳衍揭露番禺、顺德等地，均为地方豪绅所包揽，“盖此局凡孤儿、寡妇、流丐、穹民，但有一二铜钱，无不被其钩取攫去，以至淫盗之俗日炽，且因贪而悬梁投水者，又不知凡几。故不可不严禁，以杜奸贪。”

丁、科场弊窦最盛。广东科场积弊甚深，罗淳衍指出：“前两科俱有市侩不通者，八九名中式。场外飞卷，场内请枪，膺鼎乱真”。造成“粤东监生舞弊甲于天下，则众所共见共闻矣”。他还提出杜绝科场舞弊的措施和意见。

戊、洋药（毒品）问题。虽经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销烟，但屡禁不止。死灰复燃，至同治初年，洋药销售已公开化，当局从中抽税，罗淳衍虽认识“吸烟者，多半败类无行之人”，但他不主张禁烟，“理应抽收，可得重资”，“亦似不为过耳”。他倒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报税甚微，恐归中饱，似宜严加查察”，这是不可取的。

己、夷务问题。自鸦片战争后，广东外驻机构日渐增多，对外贸易日益兴旺。因此，夷务问题也日趋纷繁。如何办理夷务，罗淳衍有这样看法：“办理夷务，固不可争挑衅，然遇事自有道理，若将就太过，彼更诛求无厌，陵轹不己，不如与之说理，善为开解调处也”。

四

书信历来被认为是人际之间报道见闻、抒发感情和传递信息的工具，具有真实性、报道性和保密性。毛鸿宾和友朋交往的书信，主要议论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有关的军情、政情、财情与人情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多出自本人的手笔，且未经披露，所以，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虽然曾、左、李、胡等人来往书信较多，但这么集中收聚在毛鸿宾一人手里，从侧面也说明毛鸿宾与他们密切的关系和所处地位。古往今来，人们都十分重视名人书信的收集和保存，这不仅由于它本身史料价值所起作用，同时，书信被视为书法艺术品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这些未经发表的名人书信，定能引起世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