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任外交大使郭嵩焘（1818—1891）所生活的时代，可谓忧患并臻的多事之秋。旧中国此时正值晚清末期，满洲贵族统治历经康乾盛世，并伴着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一同走到衰亡的轨道上。内而烽火纷起，宇内鼎沸，造成了空前的大乱，数十年兵戈不休。外而强敌环伺，海陆交侵，招致了亘古未有的剧变，愈演愈烈，几乎是朝不保夕。内乱以太平军为甚，外患以英国居首。郭嵩焘一生言行大都与此两事相关，也就是“平乱”与“御侮”。在某种程度上说，乱世造就了郭嵩焘这个湖湘奇才。“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太平天国起义的十四年，正值郭嵩焘34岁到47岁这段人生壮年鼎盛时期，历史把这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敌我双方死死地纠缠在一起，结下了难解之缘。为了扑灭这场叛乱的战火，郭把人生黄金时段的年华，倾注在这种生死较量的岁月里。纵观郭嵩焘研究论文，除了熊月之先生《论郭嵩焘》等少数作品相当简略地论及这个问题外，尚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旨在从创设湘军、出谋划策、筹备军饷、统兵作战、剖析教训等五个方面来探析郭嵩焘与太平天国起义与反起义这对矛盾决斗的进程，祈望专家与同仁指正。

一、铲除内乱，创设湘军的鼓手

农民战争的声威震惊了清王朝，更震惊了赖以清廷生存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近代中国的湖南，是一个军事家辈出的地域。湘阴郭嵩焘一生之业绩、思想不仅是以洋务、外交著称，其侧身于曾、左、彭、胡之列，在近代军事史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在湘军的创设过程中，郭当之无愧是位张罗的鼓手。

其一，湘军创建背景，济世救国方略。

郭嵩焘中进士不久，三江两湖发生特大水灾，他受命协助夏延樾办理赈务，救济灾民。天灾与人祸同在，其母亲与父亲相继离世。33岁家居守制之时，洪秀全举兵广西。1852年2月太平军进攻桂林不下，4月北去，为江忠源楚勇所败。太平军折入湘境，攻占道州，连破江华、嘉禾、桂阳、郴州，会党也蜂起响应。7月长沙被围，湘阴首当其冲。郭嵩焘被迫举家避乱，奔走流离，“率眷避地玉池山梓木洞，依其戚李石帆。”起义狼烟四起，极端严峻地危及地主绅士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郭嵩焘深为时局忧虑，思考再三，决计出山力挽狂澜，拯救自己，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权，这便是郭创军建制的历史背景。

其二，商讨筹建湘军，太平天国克星。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武昌和九江，帆如叠雪，樯若丛芦，蔽江东下，直捣南京，建立与清廷对峙的新政权。清廷急命同样在籍因母亲逝世而守制的侍郎曾国藩，就地创办团练，搜查土匪，参加镇压。但是，曾国藩草疏恳请终制，具呈湖南巡抚张亮基代奏，而推辞诏命。湘乡县宰朱孙诒带领官夫两班，急急行军，昼夜兼程120里，半夜抵达曾宅，力劝曾为国效力：“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然而这位地方军界要员如此真诚相邀，亦未撼动曾国藩原初的意念。

万分危难的关键时刻，郭嵩焘奔赴湘乡，趁为曾母吊念之机充当说客。郭与曾一在湘阴，一在湘乡，遥距数百里，但两人15年前，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已结为好友，情谊不谓不深。郭嵩焘谙熟劝说之道，既然朝廷皇命和地方大员正面说服不了，就不妨采用迂回之法。《郭嵩焘先生年谱》第83页写道“先生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国藩父竹亭公，竹亭公召语国藩，以先生之言为正。”曾父出面劝子，终于说服崇尚行孝的曾国藩。曾感慨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担心长沙人心惶恐，决计保家卫国。“收回所具疏，定计出省”，办湘勇，创湘军。

曾国藩火速赶往省城长沙，向张亮基提议说：“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军讨贼”。张依曾议，檄调湘乡团丁卫省城，罗泽南、王錱等率千人前往，曾国藩以这千人为基础，“别树一帜，改绘更张”，效仿明朝戚继光的战法，募练了一支不同绿营制的军队——湘军。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郭廷以推断，郭嵩焘参与了《讨粤匪檄》的起草工作。该文是湘军集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宣言，对于人心士气的鼓舞安抚，收到了极大的效果。郭在法统与道统上“创业垂统”意识相当强烈。雍正乾隆时期，通过文字狱逐步确立了皇帝就是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的解释者，实现了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皇权体制。而在《讨粤匪檄》中，却鲜明提出曾国藩是道统的权威，号召天下“读书识字者”都去从军追随“本部堂”曾某人去捍卫“名教”，把大清咸丰帝置于一边。这样看来，一元化的皇权体制被多元化取代了。“今天子”与“本部堂”平行并论，如在雍乾之世定当杀身灭族。按照郭嵩焘这种“创业垂统”观去构建湘军体系，实际是使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事实上，曾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实行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各营官绝对忠诚，效忠曾国藩。这样就纠正了绿营军纪败坏，散漫不团结的弊病，指挥较灵。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成为清朝反动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

1872年，曾国藩病逝，郭嵩焘极为沉痛为之祭文：“愚蒙自少，公顾谓才。惊喜内顾，日与时乖。曷云违时？富贵浮埃。奚所挟持，被胸洞开。发言吐气，战斗云雷。”“怆怀平生，海化殷勤。三十六年，往事如云。”郭哀悼诗“朝野同悲我为最”，等等，都可以看出曾国藩在郭嵩焘心中最为崇敬的领袖形象，曾的早逝才使他如此剧痛。晚年的郭嵩焘主讲的思贤讲舍就设立在曾文正公祠旁，把曾的遗像与王夫之并列。这种举措亦足以证明郭对曾可说是敬佩得五体投地。这种垂统观念，使湘军集团具有一个“有主义”的武装部队。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于：开创了一种政治文化模式，为其后史称为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军”和蒋介石指挥的“黄埔系”所沿袭。

其三，首倡创建水师，化腐朽为神奇。

太平军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因湖南等地广大船户的参加，船只数量徒增，号称数十万艘。太平军以此为战船，出没无常，进退迅捷。“自贼船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清军无此利器，哨探难进，防守无凭，屡战屡败。郭嵩焘首先发现这一问题，及时向江忠源进言：“欲克服三城，必筹肃清江面；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江大为欣赏郭这种“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的高明见解，立即嘱托他代拟《请置战船练水师疏》。郭嵩焘在疏中详述了制战船，购洋炮，治水师的意义，要求朝廷命令四川、湖北、湖南各省总督、巡抚制备战船，饬令广东巡抚购洋炮千余尊，然后调集闽、浙、粤等处水师，参加对太平军的镇压。奏疏上呈，清廷相当重视，即命各地照办事。

这份奏疏亦深深打动了曾国藩，曾亲自从长沙赶往衡阳，从速筹建水师。郭嵩焘亦于同年抵达衡阳，协助曾商定水师营制，建议设立水师营，举荐有才干的黄冕，这些提议均被曾采纳。湘军水师一经问世，很快初具规模，曾特别偏爱，加以扩建与装备。在江南水乡的历次战斗中威震四方，尤其是湖北的肃清，安庆九江的克复，水师之功为著，金陵之役也得力于水师的运输、截击、掩护。

郭嵩焘的这个制战船、购洋炮、治水师的意见，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清军由此而扭转了劣势，太平军则因此而失去了水上优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于咸丰九年间，郭嵩焘又向皇上奏陈海防与御夷之道，并推荐湘军水师统领杨载福造船制器，设防海口，以补陆军之不足。其后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郭嵩焘就是积极的谋划者和支持者。由此可见，近代海军的建立，与郭嵩焘的倡议与谋划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足智多谋，镇压起义的“高参”

在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崛起于湖南的湘军为清王朝效命而告成大功。曾、左、彭、胡等人也赢得了所谓“中兴名臣”的称誉。在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郭嵩焘却是一个积极的谋划者，被湘军集团公认为“高参”。

首先，心系曾帅，运筹帷幄。

从1853年至1857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湘军重大的战略决策，他无一不参与商定，完全可以说郭是湘军中定计决策的重要人物。1855年郭嵩焘从湖南到达南昌，曾国藩为了表示重用之，专谕内银钱所“郭嵩焘、刘蓉与己身同，惟所支用，不为限制。”1862年，郭又从湖南到达安庆，曾国藩连日闭门谢客，就军机大事两人几乎夜夜畅谈到二更。

在频繁的交往与书信往来中，郭嵩焘就军务军饷发表精辟的见解，曾国藩施行的许多大事都留下郭思想的影子和踪迹。

在论及东南方布防时，郭嵩焘力主长江下游一营水师当径归袁帅节制。皖南驻军宁国，扼东霸守护，那么芜湖震泽两营就能一举两备，声势自相首尾，东南全局尽归掌握，有望扭转战局。

自镇江收复以后，扬州即成为腹地。杨营自队长以上，各营田产缮宫室，行商居贾，倚势牟利。针对这种情况，郭嵩焘认为这是废弛军备败坏军纪，极力要求整顿军队。并献计重点建设江北，“此时似当经营江北，以为扼住苗逆（沛霖）之计。诸将中深沉有智略，可以独当一面，而现处势地又尚可量依者，独有杨厚菴军门，另以水师统诸军。”当安徽巡抚李续宜病逝后，有人提议启用金国琛督带其军，郭嵩焘大加反对，并要求以分领毛鸿宾率领新招募的兵勇赴广东，这便成为后来太平军都城沦陷后，余部流亡粤省最主要的剿灭部队，对扑灭起义余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交往名将，共挽残局。

郭嵩焘与大多封建士子相比，是幸运的。为在科举场上寻求一官之禄，出人头地，虽经历了艰辛的奋斗，但他17岁成秀才，19岁为举人，29岁得进士，授翰林，不到而立之年就进入了封建士大夫的行列。同时，他在科举征途上，又有幸结识一批朋友，如在岳麓书院就读时，就与曾国藩、刘蓉挽贴订交。不久又在往来学问中陆续结识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诸人，其后又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同科等进士第。这些都为他日后成为湘军集团的得力“高参”奠定了基础。

郭嵩焘居安思危眼光敏锐，能比较准确地预测时局，从而献出颇具长远之策。1856年3月，他抵达苏州，与同科同乡进士出身的陈星焕相见。当时清廷已派重兵围攻南京，怡良驻兵常州，城防固若金汤，“吴中酒食歌舞，嬉笑燕原”，惟独郭与陈“若不胜其忧，人见者，皆笑谓迂”。但是到了本年5月，仅仅二月之后，江南大营经过太平军猛烈攻击而土崩瓦解，从而验证了他的预测。

1856年，郭嵩焘致书湘军战将王錱，提出御敌主张。他首先分析战势，“江西大局几不可支，先事无险阻之防，临难无御城之倚，六城之失者若陨箨然。洎滌（曾国藩）调集各军，图功既失之后，而坚城厚饷资贼固守之计，已无复可措手矣。”在这种战势下，郭提出“故今日论兵事，当以城守为第一义。”危局中，郭更看到希望的曙光，“安得如阁下数辈，落落然参布天下，斡旋世宙，康济时屯，其犹有望乎”。

郭嵩焘致书江西布政司李桓，论江西军事。李恒复书称郭对江西军情“指澄明确，千里如见。”郭称赞曾国荃 “名远震京师”，曾国荃也多次盼其出山相助。胡林翼二次致函郭嵩焘弟弟郭昆焘，殷盼“如筠老（郭嵩焘）肯来教我，或者精力尚可支撑，事理尚可明白，则感企不可状”。郭回复胡，允诺缓日赴约。连一向自负的左宗棠也致函郭嵩焘，盼望郭嵩焘来营共商军机，“仁先老弟近益忧愤，何不来营一谈？”“四方多难，吾湘人士独出其志节当之，劲未可松也”。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左宗棠对郭嵩焘的关怀之情，而且能够觉悟到他想请郭相助之意。在广东巡抚的任所上，郭嵩焘与左宗棠基本上能相互配合，联合绞杀太平军的余部。至于结拜兄弟曾国藩刘蓉，同登科举的李鸿章，他们与郭几十年如一日书信往业，共商军国大计。

郭嵩焘一生中常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建言献策促使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成为了一代“中兴名臣”。他曾不无得意地说：“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诚然，在此事上郭嵩焘也确实发挥了高参的作用。

再次，献计朝廷，举荐战将。

咸丰帝多次召见郭嵩焘，询问治国大计。他鲜明地提出了“天下大局，督抚与将帅并重。已失之城池，责将帅收复；未失之土地，责督抚保全，大局始有转机”的可贵见解。在郭看来，天下大事不过于认真两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督扶办事认真就能转移一省大局，这样齐心协力，全局改观有望。

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郭嵩焘提出分化瓦解敌军，坐收不战而胜之利的主张。太平军首领陈金刚被其部下郑金、刘超诛杀，约定广东巡抚郭嵩焘献城，他又采用招抚政策，“贼之精锐屯兵东岸，大井两处，与官军相持日久，亦经次第就抚，保无他虞”。奏请朝廷采纳。

在君臣数次召对之际，郭嵩焘积极评价罗泽南，赞赏其长处，在于能察地势，审敌情，晓畅军略，所以能为大将。王錱、李续宾也是大将之才，张远兰、萧浚川是两股大兵。郭嵩焘向皇上推荐左宗棠格外买力。“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人皆服他”。“现在广西贵州两省防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谈及天下大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咸丰帝依郭计，重用共举荐的人才，后来湘系将领被恩赐为封疆大吏竟达20多人。正因为如此，岌岌可危的清政权才能够在左宗棠等诸多战将出生入死地护卫下苟延残喘半个世纪之久。

   综上所述，郭嵩焘本人在曾国藩、江忠源等人以“为天下计”的激发下，投身于湘军，充当了摇羽毛扇的角色。

三、殚精竭虑，筹备军饷的干才

打仗需要钱饷，湘军之所以英勇善战，兵饷优厚，士饱马腾是主要原因之一。曾国藩初出，经费支绌，郭嵩焘倡议并奔走益阳、宁乡等处捐输，甫及一月，既有大成，得款10万余两。他进而首创征收战争税厘金，逐成为湘军得主要饷源。再后来他奔忙于浙江、上海、江北、广东等地筹饷，分济江西、上海、浙江、安庆、南京，淮军各营，连素来傲岸的左宗棠也大为感染和赞赏。

第一，首创厘金，充济军饷。

按通常讲法，厘金最初是1853年10月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缄为筹措镇压太平军军费在扬州而征收的一种暂时战争税，以解燃眉之急。本人认为，最早想出开厘筹饷的计策并付诸实施的，郭嵩焘实为始作俑者之一。在他看来，国家无事之时，常赋收入，足资国用，故取民有节。但一旦发生战争，势必加赋甚至预征，以增军饷镇压叛乱，这反而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取之以商贾，而民安焉”。于是，他早在1853年5月就劝说湖南巡抚骆秉章征收厘金，“在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黄南坡（冕）任铸跑，私设厘局于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一端，言之骆文忠公（秉章），开办通省厘捐”。曾国藩十分赞同郭嵩焘的观点，称办厘不失为取民的“善政”；“设卡劝捐，一时权宜之计，实有裨于军务而无甚损于民生”。“取民之道，抽厘尚不失为善政”。正是出于此，郭嵩焘几年之内，开办厘捐，东奔西跑，乐此不疲地为湘军筹饷，成为湘军中赖为长城的“后勤部长”。

清廷为江南军务军饷伤透了脑筋，时“粤省军务厘务，关系紧要，而厘务尤为皖浙各营饷需所赖”。“近以未得其人，办理不善，不独征收减少，毫无起色，且敛怨于民，致有殴官、毁局、罢市之事，亟应整顿，以裕饷源”。朝廷这个至为艰巨的重任自然落到以理财著称的郭嵩焘的肩上。他走马上任粤抚，便深入基层考究出广东与他省不同的情况与弊端，奏报朝廷厉行革新，增加厘金收入。“现在拟将总抽之法酌量变通，如有呈报不实及隐匿遗漏者，分别酌增补办，以昭公允”。经过大刀阔斧整顿，广东原来每年收抽厘捐只得70万两，郭到任后辗转筹商，剧增到140万两，因他协同两广总督毛鸿宾筹办捐输，搜刮过甚，当地绅士相当反感，特编一副对联来讥刺他们：

人肉吃完，唯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焘）；

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址之毛（毛鸿宾）。〔26〕

骂声，道出了郭嵩焘筹饷的卖力态度。他为此受到朝廷的赞扬。

后来，厘捐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地区也渐次扩展，“奏为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截止同治元年（1862），除云南和黑龙江以外，厘金制度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极大地增加了清廷税收，充实了军饷，为镇压起义提供了后勤保障。黄冕郭嵩焘的创始之初，本作为一种临时应付战争需要的对急措施，然后同治三年清政府曾经一度议裁未果，使厘金取得正税地位。直到1931年国民政府才取消厘金制度，由此可见，厘金近八十年来成为广大人民沉重的负担，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既誉既毁的双重角色。

第二，开征盐税，二加收入。

自从太平军占领南京，开始西征，控制航道，长江梗塞，淮盐浙江盐难以入湘。1853年6月郭嵩焘在赴援江西途中，遇到盐贩商人，每经一个太平军哨卡，便每征一次盐税。他为此大受启发，立即致书骆秉章，“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曾文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湘省厘捐及粤淮厘盐)，以济军食，而湖亦恃此为富强之基，支持东南数省”。1855年6月，郭嵩焘奉曾帅之命赴浙江筹办盐务。后来郭任他职时，浙江巡抚左宗棠也盛请他兼督松浙盐务。因治盐有功，1863年朝廷擢升他为两淮盐运使。

盐政本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郭嵩焘却自诩长于此道，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曾国藩闻其升迁，及时作函警醒：“鄙人忝居盐院三年，而于盐务漫无所解，亦不敢妄作主张……末世办事，不过少有补救。或献议谓一蹴动增数百万者，祈慎采焉”。但郭嵩焘似充耳不闻，下车伊始，即行霹雳手段，一则打击擅自设卡贩私的原江南提督李世忠，一则议于各口岸督销淮盐取代川粤私盐，且欲要曾国藩抽调杨岳斌前线水师赴江南弹压胁迫。对于前者，国藩大力支持，对于后者，却认为大谬不然，谓欲商贩舍轻本而费重金，小民舍贱价而趋重价，“虽杀之而有所不行”。雷厉风行的手腕，在短期内易于见效而难于现弊。郭嵩焘上任二月，便还清了前任积欠的江南粮台军饷约10万两。

第三，海关征税，再增赋额。

郭嵩焘从历史上再度考察了征收海关税收的可行性。道光24年上海通商，丝绵就近入海，仍纳杭关、赣关、韶关三课，由上海汇收，归各海关支报。然而数年以来，亦无过问者。故而可专提三课，委员坐收以充军饷。咸丰三年上海失陷后，洋人代征商课160万两，洋人抵达天津呈递十六条，其商课一节交两广总督办理。三年以来洋人也没有交涉此事，因而可以派遣专使向夷馆核算催缴，多少必有所获。他认为关税应由清廷所有。鉴于此，郭嵩焘力主征收海关税。

李鸿章请郭出任苏松太道，兼管海关。在这位朝廷大员看来，担此要职，必须久习洋情，精通筹饷精要，“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为最”。郭在任上以果敢的举措，使“上海关税月入三十万两，半数偿付英法赔款，淮军水陆近三万人，月饷亦仅及半，尚需分济安庆、金陵、镇江之饷”。

1863年郭嵩焘任粤抚，受命朝廷严密查明海各关口实际税收数目，以及隐瞒情况，妥议章程，限三月内详细奏明。郭体察皇上垂念军饷的艰难，秉公办事清查关税，不徇私情。经其效力，“上年海关正税致一百一十余万，报解定陵工程及户部指拨京饷，广储司公费，为历任所未有”。

四、统兵作战，奔赴前线的将领

动荡乱世，战火连绵，“为天下计”的郭嵩焘很自然产生经世致用思想，他崇敬明末英雄戚继光，赞赏戚练兵实纪。郭嵩焘广泛涉猎《孙子兵法》等著作，培养自己治军能战的才干，以便安定社会环境，救济天下。

前期：投笔从戎，初显军事才能

1853年4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便分道北伐和西征。西征军由湖口南下狂攻江西省城，守护南昌的江忠源飞函求救。此时，一向自称“此生戎马真非分”的郭嵩焘，被历史推上了军旅生涯。曾国藩派遣候补道夏廷樾，训导罗泽南，连同郭嵩焘等人率领湘军1400多人，出长沙，赴南昌，开创了湘军出省打仗的新记录。赴援途中，郭初任军官，豪情万丈，赋诗言志，决计象刘邦那样建功立业，即使血染疆场亦在所不辞。“暮途思猛士，萧瑟大风歌”。“十年偃蹇校书郎，呜镝弯弓赴敌场。”“乱余身己非全物，死去魄应识故乡”。郭嵩焘初到江西七里街，前后三次亲自上前线督阵指挥，与太平军展开激战。为了适应战场，他在军营里还学会了骑马射箭等军技。

后期：调兵谴将，围歼起义残敌

郭嵩焘颇具实地调查的优良领导作风。他不辞劳苦昼夜不停巡查各地，走访任所管辖的要道，察看防务，这可以从郭日记中每天匆匆的行踪得以证实。1863年5月15日“廿四里，至正宜镇之上三里新泾”。5月16日“廿四里至常熟城，泊舟东门外。走访黄昌期、李季荃两君”。5月18日“共四十五里至斜崦，为赴太仓小河”。5月20日“十三里至嘉定县城，往拜熊岐山镇军，周子柏协戎，技艺芳、谢介鹤诸军”。5月21日“廿四里，至吴淞口”。5月22日“由吴淞口三十六里泊南码头，拜谒中丞及司道各处”〔34〕。深入视察才真正了解到军情，择地收复军用设施。为了加强海防，整顿各江水师，郭嵩焘在广东修筑了虎门，广州、西江，东江各要塞炮台。

郭嵩焘在巡抚任上，剿灭部分土匪，除暴安良，平息和调处土客纷争，缓和阶级矛盾。但郭嵩焘最大的军事活动就是会同左宗棠铲除太平军余部。

1862年8月，石达开余部宰制李复猷自四川和江入贵州仁怀，兵败退往粤北。郭嵩焘急调得力干将张运兰进剿。1863年10月17日便擒获诸多将领，五天后，李复猷在连州投降。郭令张乘胜前进，同年底攻破英德将家山，生擒邓二尺七，三山乱平；副将卓兴也攻陷新兴，捉拿客匪首领；副将方耀、知府吴赞成克复武平。经郭嵩焘运筹帷幄，各军捷报频传。

1865年，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因都城天京失守，转战福建广东边境，并购买一批船只，炮械火药，准备效仿郑成功渡海袭取台湾作根据地抗清。郭嵩焘飞檄沿海部队，加强防守，搜获了汪海洋购买的枪炮火药，并且调集重兵进行合围，终于在1866年镇压了这支太平军余部，诛杀了汪海洋。同年，郭嵩焘手下部将卓兴派遣兵勇押解太平天国来王陆顺德、烈王洪桂芳，赴督辕会审，凌迟处死。1866年粤东义军全股荡平之后，郭再调重兵追缴它处。“复经康国器等追捕余匪，关于降人中搜获逆裔及悍贼数百名，立予斩决，老弱壮丁分别资遣，办理甚为妥切”。

太平军水师主将森王侯管胜统兵四五万守护镇江。南京陷落后，侯管胜挟其资财潜入上海，转逃到香港，在上环地方开设金成泰店，借生意为名，私运军火粮食接济漳州义军。东莞商人陈镇桀1865年由上海贩货到福山江口被侯掳掠入船，陈旋即逃出。在香港陈认出了侯管胜，密报于郭嵩焘，郭马上与英国领事罗伯逊筹划，设计假香港当局逮捕了侯管胜。侯被押解到广州，直立不跪，郭嵩焘便将他“绑赴市曹，凌迟处死”。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方面，郭嵩焘与曾国藩等人一样，双手沾满了天国英雄的鲜血。时人认为：“论者谓发逆之平，始于湘乡湘国（曾国藩），而终于左文襄（左宗棠），实公（郭嵩焘）始之终之也。”这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郭嵩焘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扮演的角色。从这方面说，郭嵩焘是太平天国的死敌，为清廷立下大功。故太平军在嘉应州覆灭后，清廷赏他二品顶戴，这也是他一生中所能聊以自慰的美事。

五、躬身反省，剖析教训作借鉴

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晚清末年纵横驰骋十八省，坚持斗争十四年，虽然被镇压在血泊之中，但它的声威之大，震慑之强，在清政权的士大夫心目中留下了重重阴霾和乌云。心关天下的郭嵩焘及时反省，总结这种血的教训，企盼为延缓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作“资治”的“通鉴”。

起义根源：吏治腐败，郭为此深恶痛绝。

郭嵩焘巡视各地，看到的只是断瓦残垣、荒芜人烟的悲惨景象。“上岸野步，近水村舍，一片瓦砾，四望田野，惟见榛芜。行二里许，所见二三人，皆鸠形鹄面而已”。战争留下满目疮痍，深深震撼郭的心灵。

长期的官宦和退隐生活，让郭嵩焘切身感悟时弊。他认为天下受敝之由，必是官吏先失其职，鱼肉百姓。郭嵩焘曾查访到江北雷鹤皋蹇傲不惜民，所办厘捐田捐外，巧立名目，按房屋间数收税，“以饷急之需，苛敛于民，又无哀矜惕厉之意，而以暴厉行之，吾惧其不终也。其幕中所收用约百余人，浮费颇多，亦时有计划，以供其役使”。这种“达官居里独称尊，尽括膏脂富一门”的丑恶现象，郭嵩焘深恶痛绝，随着官位的擢升，他严厉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在奉旨查办的大案要案中，郭亦表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处置腐败的官吏，他绝不心慈手软。

吏治黑暗才导致贪污贿赂成风，暴敛民财，弄得民不聊生，破产流亡。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走上盗匪之路。以致当时盗贼横行，打家劫室。居民出于自卫防盗，竟然自配枪支，这样民间枪火之声不绝。郭嵩焘为之大声疾呼：“冤狱之积，戾气乘之，古今一辙也”。“治病者探得其受原，而知其胗结，乃谓之良医。今致乱之原，官耳、吏耳。不此之治，又附益之，而曰吾能弥乱。吾不信也”。

解决措施：体恤民情，郭要求休养生息。

吏治腐败必然导致官与民水火不容，矛盾激化；吏治腐败自然不会体察民情，爱惜民力。郭嵩焘找到了当时社会的病因是民情不畅，致乱的根源是民情阻塞。“近日天下之患，在上下否隔，君之于吏，吏之于民，长官之于属吏，交相为怨，共情皆隔而不通。”

有感于对时弊的认识，1859年郭嵩焘被咸丰帝召见时，便奏言：“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

郭嵩焘政务繁忙遍走各地后，他敏锐地觉察一个隐患。明清以来，苏州、松江、太仓三府赋额特别严重，每亩几及二斗，轻者犹一斗。较常州多三倍，较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之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府也是如此，民间往往为重赋科而破产毁家。郭迅速与冯桂芬、吴云商讨苏松太三地减赋事。他的语言振聋发聩，“江南第一秕政，最为民患，莫若浮粮重赋……若不据实上陈，早筹变计，其隐祸有不忍言者。……现在松江甫后，诚能及此会详奏办，培元气而济民困，洵千载一时之机，不可失也”。减赋实际成为郭嵩焘在苏松粮储道任所内的一件大事。

郭的进言引起曾国藩、李鸿章高度重视，纷纷上书皇上，奏请苏松太裁减粮赋浮额，建议以咸丰七年为标准，折衷定额。不久奉旨准行。“百姓闻之，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其后三吴两浙平定民怨，得以休养生息。

按照正常的科举要求，郭嵩焘遵循着传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上忧朝廷，下念民生之艰，无日不以疚心”，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初登进士门第，便遇到农民起义的烽烟，以“为天下计”为己任的郭嵩焘势必与太平天国共始终，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洪流中，郭嵩焘为护卫摇摇欲坠的清政权，他挺身而出，扮演以自己血肉之躯充当坚墙硬壁的角色，有效地击退了起义的滔天巨浪，显示出他一片赤胆与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