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任外交大使郭嵩焘（1818—1891）所生活的时代，真可谓多事之秋。内乱以太平军为甚，外患以英国居首。郭嵩焘一生言行大都与此两事相关，也就是“平乱”与“御侮”。在某种程度上说，乱世造就了郭嵩焘这个湖湘奇才，“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一
1852年太平军折入湘境，攻占道州，连破江华、嘉禾、桂阳、郴州。会党也蜂起响应。7月长沙被围，湘阴首当其冲。郭嵩焘被迫举家避乱，奔走流离，“离眷避地玉池山梓木洞，依其戚李石帆。”起义严重地危及到地主士绅的生命财产安全。郭嵩焘深为时局忧虑，思考再三，决计出山力挽狂澜，去拯救自己，更去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权，这便是郭创军建制的历史背景。
咸丰三年，太平军蔽江东下，直捣南京，建立与清廷对峙的新政权。清廷急命同样在籍因母亲逝世而守制的侍郎曾国藩，就地创办团练，参加镇压。但是，曾国藩草疏恳请终制，具呈湖南巡抚张亮基代奏，而推辞诏命。万分危难的关键时刻，郭嵩焘奔赴湘乡，趁为曾母吊念之机充当说客。“先生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国藩父竹亭公，竹亭公召语国藩，以先生之言为正。”曾父出面劝子，终于说服崇尚行孝的曾国藩。曾“收回所具疏，定计出省”，办湘勇，创湘军。曾国藩火速赶往省城长沙，向张亮基提议说：“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军讨贼”。张依曾议，檄调湘乡团丁卫省城，罗泽南、王錱等率千人前往，曾国藩以这千人为基础，“别树一帜，改绘更张”，略仿明朝戚继光的战法，募练了一支不同绿营制的军队——湘军。
郭嵩焘参与了《讨粤匪檄》的起草工作，该文是湘军集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宣言。郭在法统与道统上“创业垂统”意识相当强烈。在《讨粤匪檄》中，鲜明提出曾国藩是道统的权威，号召天下“读书识字者”都去从军追随“本部堂”曾某人去捍卫“名教”，把大清咸丰帝置于一边。按照郭嵩焘这种“创业垂统”观去构建湘军体系，实际是使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实行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各营官绝对忠诚，效忠曾国藩。这样就纠正了绿营军军纪败坏，散漫不团结的弊病。后来曾国藩病逝，郭哀悼诗“朝野同悲我为最”等等，都可以看出曾国藩在郭嵩焘心中最为崇敬的领袖的形象，曾的早逝使他如此悲痛。这种垂统观念，使湘军集团成为一个“有主义”的武装部队。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于：开创了一种治军模式，为其后史称为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军”和蒋介石指挥的“黄埔系”所沿袭。
在太平军向南京进军途中，因湖南等地广大船户的参加，船只数量陡增，号称数十万艘。太平军以此为战船，出没无常，进退迅捷。“自贼船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郭嵩焘首先发现这一问题，及时向江忠源进言：“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江大为欣赏郭这种“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的见解，立即嘱托他代拟《请置战船练水师疏》。郭嵩焘在疏中详述了制战船，购洋炮，治水师的意义，奏疏上呈，清廷相当重视，即命各地照办。这份奏疏亦深深打动了曾国藩，曾亲自从长沙赶往衡阳，从速筹建水师。郭嵩焘亦于同年抵达衡阳，协助曾商定水师营制，建议设立水师营，举荐有才干的黄冕。这些提议均被曾采纳。湘军水师一经问世，很快初具规模，曾特别偏爱，加以扩建与装备。在江南水乡的历次战斗中此水师威震西方，尤其是湖北的肃清，安庆九江的克复，水师之功为著，金陵之役也得力于水师的运输、截击、掩护。
二
在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郭嵩焘确是一个积极的谋划者，被湘军集团公认为“高参”。1855年郭嵩焘从湖南到达南昌，曾国藩为了表示重用他，专谕内银钱所“郭嵩焘、刘蓉与己身同，惟所支用，不为限制。”1862年，郭又从湖南到达安庆，曾国藩连日闭门谢客，就军机大事两人几乎夜夜畅谈到二更。在频繁的交往与书信往来中，郭嵩焘就军务军饷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曾国藩实行的许多措施都留下郭思想的影子和踪迹。
自镇江收复以后，扬州即成为腹地。扬营自队长以上，各营田产缮宫室，行商居贾，倚势牟利。针对这种情况，郭嵩焘认为这是废弛军备败坏军纪，极力要求整顿军队。并献计重点建设江北，“此时似当经营江北，以为扼住苗逆(沛霖)之计。”当安徽巡抚李续宜病逝后，有人提议启用金国琛督带其军，郭嵩焘大加反对，并要求以分领毛鸿宾率领新招募的兵勇赴广东，这便成为后来太平军都城沦陷后，余部流亡粤省时清廷最主要的作战部队，对扑灭起义余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郭嵩焘在科举仕途上，有幸结识一批朋友，如在岳麓书院就读时，就与曾国藩、刘蓉挽贴订交。不久又在往来学问中陆续结识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诸人，其后又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同科等进士第。这些都为他日后成为湘军集团的得力“高参”奠定了基础。
1856年，郭嵩焘致书湘军战将王錱，提出御敌主张，“故今日论兵事，当以城守为第一义”。危机中，郭更看到希望的曙光，“安得如阁下数辈，落落然参布天下，斡旋世宙，康济时屯，其犹有望乎”。郭嵩焘致书江西布政司李桓，论江西军事。李桓复书称郭对江西军情“指澄明确，千里如见”。胡林翼二次致函郭嵩焘弟弟郭崑焘，殷盼“如筠老(郭嵩焘)肯来教我，或者精力尚可支撑，事理尚可明白，则感企不可言状”。郭回复胡，允诺缓日赴约。连一向自负的左宗棠也致函郭嵩焘，盼望郭嵩焘来营共商军机。至于结拜兄弟曾国藩、刘蓉，同登科举的李鸿章，他们与郭几十年如一日书信往来，共商军国大计。郭嵩焘一生中常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建言献策促使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成为一代“中兴名臣”。他曾不无得意地说：“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诚然，在此事上郭嵩焘也确实发挥了高参的作用。
咸丰帝多次召见郭嵩焘，询问治国大计。他鲜明地提出了“天下大局，督抚与将帅并重。已失之城池，责将帅收复；未失之土地，责督抚保全，大局始有转机”的见解。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郭嵩焘提出分化瓦解敌军，坐收不战而胜之利的主张。
在君臣数次召对之际，郭嵩焘积极评价罗泽南，赞赏其长处，在于能察地势，审敌情，晓畅军略，所以能为大将。王錱、李续宾也是大将之才，张远兰、萧浚川是两股大兵。郭嵩焘向皇上推荐左宗棠格外卖力，“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谈及天下大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咸丰帝依郭计，重用其举荐的人才，后来湘系将领被恩赐为封疆大吏竟达20多人。正因为如此，岌岌可危的清政权才能够在左宗棠等诸多战将出生入死的护卫下苟延残喘半个世纪之久。
三
打仗需要钱饷，湘军之所以英勇善战，兵饷优厚，士饱马腾是主要原因之一。
最早想出开厘筹饷的计策并付诸实施的，郭嵩焘实为始作俑者之一。在他看来，国家无事之时，常赋收入，足资国用，故取民有节。但一旦发生战争，势必加赋甚至预征，以增军饷镇压叛乱，这反而有利人民安居乐业。“取之以商贾，而民安焉”，曾国藩十分赞同郭嵩焘的观点，称办厘不失为取民的“善政”：“取民之道，抽厘尚不失为善政”。正是出于此，郭嵩焘几年之内，开办厘捐，东奔西跑，乐此不疲地为湘军筹饷。
清廷为江南军务军饷伤透了脑筋，“近以未得其人，办理不善，不独征收减少，毫无起色，且敛怨于民，致有殴官、毁局、罢市之事，亟应整顿，以裕饷源”。朝廷这个至为艰巨的重任自然落到以理财著称的郭嵩焘的肩上。他走马上任粤抚，便奏报朝廷厉行革新，增加厘金收入。“现在拟将总抽之法酌量变通，如有呈报不实及隐匿遗漏者，分别酌增补办，以昭公允”。因他协同两广总督毛鸿宾筹办捐输，搜刮过甚，当地士绅相当反感，特编一副对联来讥刺他们：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焘）；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址之毛（毛鸿宾）。骂声反映了郭嵩焘筹饷的卖力程度，他为此受到朝廷的赞扬。后来，厘捐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地区也渐次扩展，“奏为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
1853年6月郭嵩焘在赴援江西途中，遇到盐贩商人，每经一个太平军哨卡，便征一次盐税。他为此大受启发，立即致书骆秉章，“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1855年6月，郭嵩焘奉曾帅之命赴浙江筹办盐务，后来郭任他职时，浙江巡抚左宗棠也盛请他兼督松浙盐务。因治盐有功，1863年朝廷擢升他为两淮盐运使。盐政本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郭嵩焘却自诩长于此道，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曾国藩闻其升迁，及时作函警醒：“或献议谓一蹴动增数百万者，祈慎采焉”。但郭嵩焘似充耳不闻，下车伊始，即行霹雳手段，一则打击擅自设卡贩私的原江南提督李世忠，一则议于各口岸督销淮盐取代川粤私盐，且欲要曾国藩抽调杨岳斌前线水师赴江南弹压胁迫。郭嵩焘上任二月，便还清了前任积欠的江南粮台军饷约10万两。
李鸿章请郭出任苏松太道，兼管海关。在这位朝廷大员看来，担此要职，必须久习洋情，精通筹饷精要，“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为最”。郭在任上以果敢的举措，使“上海关税月入三十万两，半数偿付英法赔款，淮军水陆近三万人，月饷亦仅及半，尚需分济安庆、金陵、镇江之饷”。
1863年郭嵩焘任粤抚，受命朝廷严密查明海关各口实际税收数目，以及隐瞒情况，妥议章程，限三月内详细奏明。郭体察皇上垂念军饷的艰难，秉公办事清查关税，不徇私情。经其效力，“上年海关正税致一百一十余万，报解定陵工程及户部指拨京饷，广储司公费，为历任所未有”。
四
动荡乱世，战火连绵，“为天下计”的郭嵩焘很自然产生经世致用思想，他崇敬明末英雄戚继光，赞赏戚练兵实绩。郭嵩焘广泛涉猎《孙子兵法》等著作，培养自己治军能战的才干，以便安定社会环境，救济天下。
1853年4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便分道北伐和西征。西征军由湖口南下狂攻江西省城，守护南昌的江忠源飞函求救。此时，一向自称“此生戎马真非分”的郭嵩焘，被历史推上了军旅生涯。赴援途中，郭初任军官，豪情万丈，赋诗言志，决计像刘邦那样建功立业，即使血染疆场亦在所不辞。“暮途思猛士，萧瑟大风歌”，“乱余身己非全物，死去魄应识故乡”。郭嵩焘初到江西七里街，前后三次亲自上前线督阵指挥，与太平军展开激战。
郭嵩焘颇具实地调查的优良作风，他不辞劳苦昼夜不停巡查各地，走访任所管辖的要道，察看防务，这可以从郭日记中每天匆匆的行踪得以证实。深入视察才真正了解到军情，择地收复军用设施。为了加强海防、整顿各江水师，郭嵩焘在广东修筑了虎门、广州、西江、东江各要塞炮台。
1865年，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因都城天京失守，转战福建广东边境，并购买一批船只、炮械火药，准备效仿郑成功渡海袭取台湾作根据地抗清。郭嵩焘飞檄沿海部队，加强防守，搜获了汪海洋购买的枪炮火药，并且调集重兵进行合围，终于在1866年镇压了这支太平军余部，阵杀了汪海洋。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方面，郭嵩焘与曾国藩等人一样，双手沾满了天国英雄的鲜血。时人认为：“论者谓发逆之平，始于湘乡湘国（曾国藩），而终于左文襄（左宗棠），实公（郭嵩焘）始之终之也。”这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郭嵩焘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扮演的角色，从这方面说，郭嵩焘是太平天国的死敌，故太平军在嘉应州覆灭后，清廷赏他二品顶戴。
五
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在血泊中，但它的声威之大，震慑之强，在清政权的士大夫心目中留下了重重阴霾和乌云。心关天下的郭嵩焘及时反省，总结这种血的教训，企盼为延缓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作“资治”的“通鉴”。
郭嵩焘巡视各地，看到的只是断瓦残垣、荒芜人烟的悲惨景象。“上岸野步，近水村舍，一片瓦砾，四望田野，惟见榛芜。行二里许，所见二三人，皆鸠形鹄面而已”。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深深震撼着郭的心灵。长期的官宦和退隐生活，让郭嵩焘切身感悟到时弊。他认为天下受敝之由，必是官吏先失其职，鱼肉百姓。吏治黑暗才导致贪污贿赂成风，暴敛民财，弄得民不聊生，破产流亡。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走上盗匪之路，以致当时盗贼横行，打家劫室。郭嵩焘为之大声疾呼：“今致乱之原，官耳、吏耳。不此之治，又附益之，而曰吾能弥乱。吾不信也。”
郭嵩焘找到了当时社会的病因是民情不畅，致乱的根源是民情阻塞。“近日天下之患，在上下否隔，君之于吏，吏之于民，长官之于属吏，交相为怨，其情皆隔而不通。”有感于对时弊的这种深刻认识，1859年郭嵩焘被咸丰帝召见时，便奏言：“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
郭嵩焘政务繁忙遍走各地后，敏锐地觉察到一个隐患，民间往往为重赋催科而破产毁家。郭迅速与冯桂芬、吴云商讨苏松太三地减赋事。他的语言振聋发聩，“江南第一秕政，最为民患，莫若浮粮重赋”，减赋实际成为郭嵩焘在苏松粮储道任所内的一件大事。郭的进言引起曾国藩、李鸿章高度重视，纷纷上书皇上，奏请苏松太裁减粮赋浮额，建议以咸丰七年为标准，折衷定额。不久奉旨准行。“百姓闻之，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其后三吴两浙平定民怨，得以休养生息。
按照正常的科举要求，郭嵩焘遵循着传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上忧朝廷，下念民生之艰，无日不以疚心”，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初登进士门第，便遇到农民起义的烽烟，以“为天下计”为己任的郭嵩焘势必与太平天国共始终，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