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义军狂飚突起，在后来的十余年中，行军数千里，纵横近十八省，席卷大半个中国。太平天国农民义军给予了清王朝各地方政权和湘军沉重打击，湘军将士及各地军政人员损失惨重。为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曾国藩在战争期间大力实施战时激励机制——优抚措施。过去在太平天国史研究和对曾国藩的评价中，仅仅强调这一战时措施具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极面，而忽视了它还具有宣传湖湘精神和为晚清洋务运动以及反抗外国侵华战争准备必要的军事和科技人才的积极一面。因此，应当对曾国藩的优抚措施作出客观认识和辩证评价。
一
曾国藩的优抚措施，是在与太平军作战接连败衄的情况下，为“旌忠表烈”,“以妥忠魂，而昭激劝”而实行的一项战时措施。据曾国藩在咸丰八年的一份奏折中说：“今臣国藩奉命援剿闽、浙，臣续宾援剿皖、豫。统计湘勇出境征伐者，不下六七万人。员、勇丁之伤亡者，亦不下五千余人。”在另一份奏折中还说：“凡属楚军，间多平勇，前后战死者，约二千六百余人。”这两项统计仅仅是湘军在湘乡、平江两地的伤亡数字，如果包括清政府军队，那数字更大了，由此可见战争之激烈和损失之惨重。为尽快挽回败局，曾国藩大力施行战时激励机制，其优抚措施具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升衔赐恤。尽管有些湘军死难战士的地位、职位较低，只要拼死“杀贼”、“屡著战功”、“奋勇捐躯”，曾国藩即拟奏“保升衔赐恤”，以达“以昭激劝而慰忠魂”之目的。咸丰四年三月五日，他在《请恤储玟躬等奏折》中说：“惟宁乡一战，督勇委员武陵县学训导储玟躬，奋勇捐躯。……本年二月，臣率师抵省，适逆贼已由岳州、湘潭窜扰宁乡一带，距城仅十里，”……该训导路闻贼窜宁乡，即冒雪疾趋十余里，于十三日未刻先致宁乡，派勇分门抄截。自带亲兵喻西林、文生杨华英等直冲贼队，……实属功不可没。前次兰山之捷，臣拟奏保该训导请以知县升用，道州之捷，复拟保奏请以同知直隶州升用，……不料该员遽尔殉难，奇功迭著，懋赏久稽，实堪痛惜。合无仰垦皇上逾格天思，准照同知州例赐恤；其阵亡之勇目喻西林，三次战功，臣久拟保把总，亦请照把总例赐恤；文生杨华英，均请一体议恤。”要求清政府给予在湖南宁乡同太平军作战中死难的湘军战士储玟躬、喻西林、杨华英优恤。除在宁乡作战中死难的湘军战士得到升衔赐恤外，还有在其他地方同太平军作战中死难湘军战士。曾国藩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水师失利镇道员弁同时阵亡陆营获胜仗折》中说：“伏查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自到湖南以来，造船制械，事事躬亲，于水师事宜，实属阅历有得，每与臣等言及贼势披猖，誓欲决一死战，应请饬部照例议恤。保升道员并加运司衔褚汝航、保升同知并加运同衔夏銮，自去冬到湖南，经臣国藩委令造船带勇，屡挫逆锋。湘潭大战，岳州四捷，该员等之功为多。此次又以救护镇臣，奋勇捐躯，与败不相救者迥别。可否请旨伤部照保奏升衔议恤之处。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大鹏协标右营署千总何岳沣、候选府经历唐奋勇捐躯，均请饬部照例议恤，以作士气而慰忠魂。”与太平军在岳阳作战的死难湘军战士也获得升衔赐恤。
（二）建专祠。曾国藩除给予死难的湘军战士“升衔赐恤”外，还给予死难的湘军主将建专祠，“以慰忠魂”。咸丰五年，湘军干将塔齐布和太平军在江西、九江作战期间，突然逝世。曾国藩在奏折中说：“惟念提臣塔齐布出师二年，日夜忧劳，赉志长逝，并无子嗣，家出清贫，上有老母，其弟兄三人，季弟去年阵亡，合无仰恳天恩，交部从优议恤。湘潭、岳州之战，保全湖南为功甚，臣呼恳天恩准予在湖南省城建立专祠，以慰忠魂。”请求清廷准予在湖南省长沙建塔齐布专祠之时，而死难的湘军将士，附祀主将专祠。如塔齐布营参将彭三元，在九江战役中“兵挫衄，犹负伤血战，誓以身殉”，曾国藩奏请要把彭三元入祠附祀，“卑义烈幽灵，得所依附”，以达到“褒节劝忠”，另外，只身陷阵，在九江受伤不治身亡的参将童添云，也附祀塔齐布祠宇。除塔齐布外，在湘乡为罗泽南、王錱、刘腾鸿立专祠，平江县城捐建忠义祠，行营设立忠义局。总而言之，立专祠的目的是“褒节劝忠”、“旌忠表烈”、“激励人心维持风化”，以便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三）择优保升。对那些地位相应较低，但“勇猛向前”、“奋力击杀”、“出生入死”而生还的湘军战士，曾国藩则给予择优保升，授予相应的职务。现以在咸丰四年六月至八月的岳州水上、陆地同太平军作战中，得到择优保升的湘军战士为例，以观概貌。
塔齐布营：署衡州协常宁汛蓝翎把总黄玉芳，署永州镇祁阳汛外委黄三清。该弁等各带练勇，冲锋杀贼，胆略惧优，均请以千总归入本标遇缺即补。黄三清并请赏戴蓝翎。广东大鹏协外委刘盛槐，记名外委李子成，均请以把总归于原省遇缺即补；刘盛槐并请赏戴蓝翎。恤标兵丁程登选、周瑞麟、王友元、陈汝彬、吴定升、胡达萼，提标兵丁汪吉升、穆文生，长沙协兵丁滕嗣武、彭述清，古丈坪兵丁尹长兴、张正全，宝庆协兵丁金安泰，楚勇陈希伍等十四名，均请以外委尽先拔补，并请赏戴蓝翎。恤标兵丁黄大德、余斌元、胡光裕，提标兵丁李国清、刘一元，长沙协兵丁陈开科、谢茂林，宝庆协兵丁王意贤，道标兵丁杨大喜、杨绍昌、刘可良，新化勇刘胜祥、刘芳贵、曹云从，楚勇郭帛云、余成得，川勇曹金鹏、江长胜等十八名，均请赏给六品翎顶。楚勇六品军功郭光宝，请以把总补用。
周凤山营：已保把总黄虎臣应请以千总遇缺拔补，毛建林请以把总归河南原省补用，均请赏戴蓝翎。蓝翎把总刘之能请以千总补用，保靖营把总酉元明，外委王吉昌请赏戴蓝翎。蓝翎外委李迪顺、杨光福，应请参把总尽先补用，外委石受益、何文禄、李风彩均请以把总补用，何绍贤、周得魁、周廷彩、何秀通均请以把总补用，仍赏裁蓝翎。永州镇中营千总何文梅，洞庭营把总何文金，河溪芝把总欧启贵，均请赏戴蓝翎。
李新华营：六品军功谢云光、刘三富、王孝成，均请以把总补用。
罗泽南营：已保蓝翎训导李杏春，应请以知县归部选取用。文童罗嘉城，请以主簿归部选用。六品军功萧积仰，文童李续臻，均请以从九归部选用。已保外委何如海，请以千总补用；军功周福友、谢征万、胡裕发、朱品隆，应以把总补用。均请赏戴蓝翎。已保蓝翎把总朱南桂，请以千总补用；已保外委叶九畴，军功王仲光、张清和，均请以把总补用。军功许太吉、周有胜，请以把总补用；熊见一、刘人和、罗辅友，请以外委补用。均请赏戴蓝翎。
杨名声营：六品军功樊文忠，应请从优以千总补用，武举吕克生请以千总尽先补用，均赏戴蓝翎。六品军功曾庆泰、何英华、曾集发，记名外委佘化南，均请以把总尽先补用。
黄玉芳营：恤标记名外委肖开泰，应请以把总尽先补用，并赏戴蓝翎。蓝翎把总陈希昂、蒋劳华，军功唐朝纪，幸免请以千总尽先补用；唐朝纪并请赏戴蓝翎。军功吕国思、方城、刘开甲、魏大仲，均请从优以把总拔补，并赏戴蓝翎。帮办军功蒋益澧，请以从九选用，云南文生林长春，请以训导归原省候选。
黄三清营：勇目蒋有清，应请以把总补用。六品军功文童蒋嘉，应请以未入流归部选用。
粮台委员：道衔岳州府知府魁联，应请记名以道员补用。候选知府黄廷瓒应请赏戴花翎，安徽候补知县曹光汉请以知州归部即选，武冈州学正冯卓怀请以知县在任候选。州同衔补用府经历县丞吴经炳，请以知县补用；候补人高凌汉请以府经历县丞补用。江华县典史冯检，应请以府经历县丞升用。廪生高倬书，应请以训导归部尽先选用。监生邹寿璋，应请以主簿归部尽先选用。因篇幅所限，在其他战斗中得到择优保升的湘军战士，恕不一一胪列。
二
曾国藩的优抚措施并非只是一种奖惩制度，同时也是曾国藩人才理论的实践，即在战争中发现和培养人才。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针对清政府面临的“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人才不振”三大难题，在《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等奏折中提出了他的人才培养之设想。！曾国藩的人才培养之方的主旨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培养和发现来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他在奏折中说：“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籽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对于人才的标准，曾国藩也作了具体的要求。其一要有血性，如威丰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与彭洋中》信中说：“带勇之人诚如来示，不苟求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以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鞔轨，终不能行一步。”其二是不伯死而又耐辛劳，如在咸丰九月十七日给友人的另一信中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不怕死，第三不计名利，第四要耐辛劳。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人才培养手段具有鲜明的特点，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人才激励机制的特点。曾国藩的幕僚多达四百余人，手下人才济济，主要得益于曾国藩优抚措施的实施。根据曾国藩的历次奏折内容显示，其人才激励机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受奖范围广。一是受奖人员多，在咸丰四年六月至八月的岳州水上、陆地同太平军作战中，得到择优保升的塔齐布营中就有37人，周凤山营有17人，其他各营也有数量不等的湘军战士得到保升。如若以每营350人计算，那么像塔齐布这样湘军猛将之营受保升人就已达10%。再如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湖北援救江西的战斗中的，湖北省援军中的湘勇、宝勇六千人中就有“二百四十七人得到保升。”如果按百分比计算，则基本上每次战斗中差不多有5%-10%的湘军将士得到保升，假如还包括那些因死难而升衔赐恤或入忠义祠的将士那就更多了。二是受奖人员不仅仅局限于湘军将士，还包括其他办事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各种身份参与战斗的人员。如候选知府、候补知县、州学、文童、禀生、附生、监生、贡生等等，甚至还包括普通平民。
第二，受奖方式灵活。一是进一级再加高一级衔，如在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有蓝翎守备衔千总朱步青，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守备地位高于千总，都司地位高于守备。二是连升二级，如蓝翎把总普承忠，请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三是赏戴蓝翎或花翎，如立功而未能进级的湘军战士，有的则可赏戴蓝翎或花翎。四是受奖形式多样，凡有功人员均可得到相应部门的选用的奖赏。如有的归部选用，有的归省选用，有的逢单月选用，有的逢双月选用，有可不论单月、双月，或尽先选用。
慨而言之，曾国藩的优恤政策实施，是尽量地使有功人员受到奖赏，鼓舞奋兴，达到培养和发现人才，以至最后取得国内战争胜利。
（二）人才激励机制的成效。由于曾国藩集团正确实施了对湘军战士的优抚措施，一大批“奋勇杀贼”、“忠勇勤奋，纪律严明”的湘军战士得到了提拔，并被充实到地方和军队各级领导岗位上。有的被保举为知县、知州、知府、巡抚等；有的被保举为把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泽南和左宗棠。咸丰二年七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罗泽南和王錱、刘蓉“使练乡勇，以资防堵”，并“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勖以忠义，纪律肃然。会城解围，巡抚张亮基论功奏保，以训导归部铨选。次年江西巡抚张蒂保奏罗泽南为直隶州知州，与刘长佑并留江西补用。后以“收复广济，黄梅两县之功，奉上谕赏加叶普铿额巴图鲁勇号。军中赏勇号者，皆由外请”，而罗泽南也授勇号。咸丰六年，罗泽南与太平军在武汉附近作战时重伤而死。胡林翼具罗泽南死事上状奏后，奉上谕：“著于湖南本籍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专祠，其湘乡县士民弁勇打仗阵亡者，著一并入罗泽南本籍专祠，以慰忠魂。”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攻入湖南，左宗棠接受当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帮同防守长沙。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清廷下达谕旨：“左宗棠着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随后左宗棠在长沙市金盆岭一带，召收楚军五千人，进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左宗棠奉命督办浙江军务。十二月，受任浙江巡抚。同治二年四月，又受任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他一方面向浙江进发，另一方面仍防守徽州、饶州后路，不但迅速收复各郡县，而且所到之处刷新政治。同治三年八月，浙江全省平定。此时曾国荃已把太平天国的天京攻下，李鸿章也已光复苏州省城，太平军在沿江势力被扫荡无余。左文襄公被封为一等恪靖伯，奉命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部队，直到广东的镇平驻节。
由于曾国藩的优恤政策实施，除了像罗泽南、左宗棠这样的著名军事与政治人才得到提拔，还有其他的优秀人才得到保升，如李鸿章、彭玉麟、李朝斌等等，这些人对剿灭太平天国战争的顺利进行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
曾国藩优抚措施的实施，不仅在湘军发展史上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现了和培养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曾国藩在组建湘军在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除保升了一些著名的军事、政治人才外，还有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得到了发现和任用。例如科技人才有受聘于曾国藩安庆军械所专事试制炸弹的丁杰，受聘于曾国藩安庆军械所被委办木壳小轮船的试制工作的华蘅芳，入曾国藩幕府参与安庆军械所轮船、炸弹制造等事务的李善兰。又如行政管理人才，有受聘入曾国藩幕府被委办银钱所事宜的万方田。以湖南清尔县知县入曾国藩幕府被委办发审局事务的厉云官，由曾国藩奏调幕府先后委办讼案和赈济灾民等事务的陈兰彬，由曾国藩奏保“以直隶州知州留于安徽补用”的陈宝箴。以上所列举之科技及管理人才仅仅是得益于曾国藩优抚措施的人员总数中极小一部分。
（二）曾国藩优抚措施中的“立专祠”为湘军战士不伯死，不怕苦，敢打敢拼的精神在全国起了宣传作用。为激励湘军战士奋勇作战，曾国藩先后上奏请求立专祠于湘乡、平江县城，在江西、湖北建忠义祠，行营设立忠义局。“俯准照各府昭忠祠例，饬地方官春秋致祭。”这一举措按曾国藩之意是“上以体圣世褒忠之意，下以励湘人民感之诚”。祠宇的建立确已达到此种效果，据王门山己运《湘军志》记载，“在宁乡一战中，储王玟躬战死，道路交颂储石友云。宁乡人见其战者尤感念，即日为立祠。盖自此湘军重赴援，人人稍知荣战死矣。”在《为湘乡县城建忠义祠折》中，曾国藩说：“死难之人，或慷慨以赴敌，或力穷而就义，均应汇入总祠，上以体圣世褒忠之意，下以励湘人观感之诚。”在《江西湖口为塔齐布等建祠奏折》中曾国藩又说：“凡兹效命疆场之士，悉本朝廷鼓舞而成。臣等不揣冒味，吁恳天恩，敕下该部，九江、湖口两祠宇，照各府昭忠祠之例，饬地方官春为致祭。于圣朝褒忠劝善之道。”以此可见，曾国藩“立专祠”不仅颂扬了湘军将士对朝廷的忠义，鼓舞了士气，而且还将湘军战士不怕死、不怕苦、敢打敢拼的精神在全国起了宣传作用，以致于后来各省督抚争招湘人为兵。
（三）曾国藩优抚措施的实施，其长远效果是成功地创建了晚清的洋务人才群体。据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记载：“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答曾涤生待郎师书》，为持不欲以兵易勇之说。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四《复江岷樵中丞书》亦言：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斩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士将之。似军事初起时，即未尝不专注练勇也。”而曾国藩优抚措施的意图是求忠义之士，创建一支区别于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军队。在曾国藩这种优抚措施感召下，聚集的人才虽然大多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却也成为无愧于民族的中坚，积极参与了晚清时期洋务自强活动和反侵略斗争。其中有向曾国藩提出“购买机器”以创设机器制造厂，建议派幼童赴美国留学的容闳；有在西北国土频遭蚕食瓜分的紧急情况下，以幕年舆梓出关的英雄气概率湘军西征，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在后来抗击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中，湘军也曾建立抗击入侵者的勋绩，左宗棠、彭玉麟以满腔爱国热忱筹防御侮。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曾率湘军出关，在辽东抵抗日军，虽战绩不佳，但至清廷下诏停战议和，刘坤一曾几度建议“宜战不宜和”，并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湘军中既有鏖战沙场的名将，也不乏如郭嵩焘、曾纪泽等折冲樽俎的外交贤才，还有在戊戌维新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陈宝箴。他们一起组成了晚清时期湘藉洋务人才，形成来自于湘军（系）的洋务人才群体。
综上所述，集“升衔赐恤”、“建专祠”、“择优保升”为一体的优抚措施是曾国藩应与太平天国作战而需要而设立战时激励政策，这一政策并非完全局限于简单的奖惩制度，同时也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的实践，它既把湘人吃苦耐劳和不怕死的精神推向全中国，又凝聚成晚清洋务运动及反抗外国侵略战争的湘籍（系）人才群体，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