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王朝已面临灭顶之灾。然而臭名昭著的曾国藩组织领导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清王朝覆灭的厄运。曾国藩之所以能使即将灭亡的清王朝起死回生，苟延于一时，史家均认为，这与曾国藩的治军有方，为政有术有关。然而曾国藩的治军、为政都离不开他会使用人才。正如同治皇帝所言：“逆首（指太平天国的高级首领）诛锄，实由该大臣（指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用，调度得宜。”曾国藩也说：“鄙意以为中兴在乎得人”。“……除人才外，无一事可恃”。对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本文拟议一二。
（一）
曾国藩的人才标准是德才兼备，二者不可得兼时德为第一。曾国藩在一则《才德》的论文中说：“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这说明德才的关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缺其一，缺了德，才就会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了才，德就会成朽烂之木，无用之水。接着他还说：“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人每好取有德者”。这清楚地说明，有才无德者不足取，必须先取有德者。“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在曾国藩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正因为曾国藩这种指导思想，所以他手下的那些文官武将一般都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者。其弟曾国荃就说过，曾国藩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
曾国藩如此重视德，那么他所指的德的内容又有哪些？他提倡的德，是以儒家的“礼”为本，兼以爱民、勤、恕、廉洁、不急名利。
曾国藩说：“古之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因而他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礼”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道”。然而“道之浩浩，何处下乎”呢？为此，他又搬出了宋代理学中的“诚”，也就是说，“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在宋代理学中，被看作是统率宇宙的本体；人性以至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以及万事万物都源于“诚”，这是一个玄而又玄的理学概念。曾国藩把它化为具体的政治概念，认为“诚便是忠信。”显然，他所谓“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谓“忠”，所谓“信”，无非就是指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诚。这样，“诚”便落到了忠于封建君主和捍卫封建纲常名教的实处。“信”还有诚实不欺的意思。因而曾国藩更多地用“诚”来表示这一含义。他说：“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无私者也”。也就是说，要克己奉君，不存私欲，才可称为“诚”。由上可知，“诚”的实质就是强调忠君，这就是曾国藩所提倡的德的根本。德的提倡对于动员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尤其是对于网罗汉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他部下的刘蓉、藩泽南、彭玉麟、
王錱、江忠源等都不乏其德。
一个好的文官武将，仅有忠于封建君主、捍卫纲常名教的政治素质还不够，还须具有“爱民”、“勤”、“恕”、“廉洁”和“不急名利”的“美德”。
曾国藩认为一个好的文官武将，不论治军为政，都要以爱民为本。他说：“官吏不爱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当文官的不仅不能利用职权搜括民财，鱼肉人民，就是利用公职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他也是反对的。他曾在批转一县令的禀文中指出，“近日地方官专讲应酬，不知民事为何物……朝夕疲于迎送，亏空生于酒食，一不周到则上司同僚相责怨，本部堂恨之戒之”。对军队的将领，他更是反复告诫，不许抢掠民间财物，乱杀百姓。当然，曾国藩所讲的“爱民”中的民，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些贫苦人民。特别是对那些追随太平天国革命的农民，他认为即使是抢了他们财物，杀了他们头颅也是应该的，因此曾国藩的“爱民”具有很大欺骗性。
曾国藩认为“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宫、行军皆以勤字为本。”所谓“勤”的基本要求是不使身心有一刻之清闲和懒惰。他从学习研究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人中，得出一个结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他告诫人们，要想有一番大的作为，就必须勤勤恳恳地工作。因为“勤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所以作文官者要勤历艰苦环境，勤亲察人员，勤亲阅文件，勤亲训下属，“勤学问以广才，习勤劳以尽职”；为武将者，训练兵勇必须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昼夜操劳，不可须臾离开，如点名看操、修墙查街，战时查看地形，事无巨细，都应躬亲。曾国藩对这个“勤”字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他晚年害有严重的眼病，仍然坚持亲治公文私函，从不叫幕僚代劳。
所谓“恕”曾国藩解释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故“恕”也就是“仁”。能做到“仁”则“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处处得通”。曾国藩把“恕”看作是维系文官、武将及上下之间团结的方法，如果上下之间都能以“平恕之心”相待，“处处严于责已而薄于责人”，就能做到上下一心，更好地发挥每个人的才能。
所谓“廉洁”就是不要钱。曾国藩有一条格言：“居官以不要钱为本。”为官先治其身，不能“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还要“崇约以廉，饮食厉节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已有节，取之于民有制。”曾国藩将这些规定印发给每个文官武将。他自己更以“不要钱”为标榜，希冀僚属效法。当然不可能都做到，但对改良其时官场作风，也有一定作用，当时就出现左宗棠、李续宾、彭玉麟、刘锦棠、罗淡村等不要钱的“廉将廉吏”。
所谓“不急名利”就是当官以后要不急于成名和图利。否则，“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治军者则失去战斗力和军心，为政者则失去进取精神和民心。
（二）
曾国藩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先生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而出耳。”这就是说，人才只有靠“勉强”即培养而成。他又认为，人的才能分为上中下三种。上智者不常见，下愚者亦少有，“扰扰万众皆中材耳。”所谓“智”、“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即远见卓识，“精明”者即窥事精细。他认为“精明”的“中才”易做到，因为“中才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
达到精明的手段“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学于古人则多读书籍，学于今人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在一首赠友人的诗中，曾大发其感慨：“王侯将相岂有种，时来不得商进止，君归读书更十年，看君白日上青天。”所以曾国藩在治军为政时，总是强调他的子弟、部下、文官武将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该潜心学习，虚心求治，做到勤以学问，“各善其身，各尽其职。”为了给部下提供学习的机会，他在军中设有营务处，它除起参谋处的作用外，还负责培养将才。一旦发现幕府中具有将才素质的人，他就将其送到营务处学习培养。要学习成才，当然决非一蹴而蹴，有一定的困难，但这不用怕，“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这就是“勉强功夫。”要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除上述方法外，曾国藩在上道光皇帝的《应诏陈言疏》中还提出了“转移之法”、“教诲”、“甄别”、“保举”、“超擢”等培养人才的方法。所谓“转移之法”，就是皇帝及中央的高级官吏、地方的督抚要带头学习，养成好的风气，改变官场作风，以此来影响部下，培养人才。所谓“教诲”即上级对下级要多加教育、训导。经过一段教育和学习，还应加以“甄别”，即要考核他们的能力，鉴定他们的品德，以便量才录用。“保举”即各级官吏都要广泛搜罗人才，曾国藩自己硬是“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发现了有才能的人，即使此人地位低下，曾国藩仍待之以礼，特别是发现了奇才、大才时，就加以“超擢”。1862年曾国藩查得告老回乡道员沈桢葆“明而能断”、“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而荐其为江西巡抚。
（三）
怎样使用人才，曾国藩有一套理论和方法。他继承和发展了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他说：“方今用人不拘资地”，就连曾经骂过他的左宗棠，他也以其“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其才可大用”而三次被破格荐用，使左名震五洲；塔齐布也初以微弁为他所赏识而荐擢提督。有资历地位而无才者去，如咸丰十一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因“不谙军情”，“袒庇私党，多据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而被他弹劾。同治元年，江苏巡抚薛焕因“带兵勇非其所长，株守上海，莫展一筹”，“日享安福，娱情古玩”，亦被他奏请罢职。闽浙总督庆端，因“好谀恶直，专讲私情，信任幕友属吏数员，使据要津，即至奸状毕露，犹复多方袒庇”，也被他查办上奏揭职。曾国藩还认为，用人时一定要才适其用，否则“虽有贤才”，也还是“不逮庸流”。他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如“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因此，在用“才”时，一定要“当其时，当其事”，“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鉏锯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人者不能器。”强调要用得得当。用其所能，则一个平凡的人才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即使是大才、良才，也只不过是千金之剑当成劈柴之斧，那是浪费。
曾国藩还强调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他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之材”，否则就会“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他认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一个人有点毛病没什么可怕，经过教育使之克服缺点，可以成为有德有能之人。咸丰六年江西八府四十余州县被太平军攻陷，按清政府的规定，这些被陷的府州、县官吏都要受处分，然而曾国藩却不这样做。他上奏咸丰帝，对那些有才能而又愿意继续效忠朝廷的人，继续委以官职，建昌知府何栻就是一例。又如“李鸿章初随侍郎吕贤基在皖团练，颇被谤议。”后李鸿章投曾国藩麾下为幕僚，曾国藩对他过去的谤议不仅不究，反而把他送营务处学习，让其锻炼提高，最后将其推荐给同治帝，委以江苏巡抚之职，而成为晚清反动统治的一代“栋梁”。
总之，曾国藩主张“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国藩对人才的标准、培养人才的方法、使用人才的原则等，有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他在治军为政时不仅能使左宗棠、李鸿章、王錱、李续宾、李续宜、郭嵩焘、沈葆桢、彭玉麟、杨岳斌等一批“中兴”名臣聚集于他的门下，连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也“无不毕集，几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不少思想家、科学家、翻译家、学者、能人也都因被曾国藩所赏识，他们的才智也得到充分发挥。曾国藩之所以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比其他“中兴名臣”更能知人善用，不能不说是他关键的一着。我们研究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如去其封建主义的糟粕，取其有用之精华，对于我们今天也不无禅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