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湖南，以至在全国，“湘军”称号愈来愈多，有的叫得震天价响：文学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建筑湘军、路桥湘军、劳务湘军，以至导游湘军，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其实，这里的各类湘军，与本来意义上的湘军，历史上的湘军（军队和军事政治集团），并不是同一回事，历史上的湘军，纯属军事、政治范畴。而今天的各类湘军，则除表述地域概念外，主要还有一层意思，即借用历史上湘军的辉煌，来表达、宣扬或企图塑造各自行业今天的辉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湘军的历史影响至于今仍然存在。

　　湘军的本来涵义

湘军和湘军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政治集团。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背景下，由特出的领袖、精英人物创建和领导的，具有鲜明思想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半个世纪，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左右军政局势，踪迹几遍全国，对往后历史发展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

湘军诞生和活动的特定历史时代条件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和各少数民族起义席卷全国，这是湘军组建的主要动因；其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是湘军特别是在其后期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其三是清王朝已经走向衰落，内政腐败，军事废弛，既不能抗拒外来侵略，又无力镇压民众起义，病入膏肓，岌岌可危，这是湘军兴起并取代清王朝经制之军绿营的重要契机。

湘军的发源地为湖南。湖南不仅是湘军领袖和重要将领的家乡，也是湘军兵源、饷源的主要后方基地。这与湖南的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湖南南邻两广，北达中原，东通江浙，太平军出境征伐首先经过湖南。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古为四塞之地，经济文化发展较迟。但两宋以后，教育文化较为发达，书院林立。明清之际，农业又有较大发展，获得全国粮仓的美誉。湖南是屈、贾伤心之地，柳、刘流放之地，继后，理学鼻组周敦颐生长于道县，朱熹、张栻讲学于麓山，王船山著述于衡阳，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至近代初期，更经陶澍、魏源、贺长龄等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发扬光大，湘系经世派享誉全国。在湖湘文化熏陶和时代召唤下，湖南知识精英相与讲求忠义，敦尚气节；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强调学用结合，经世致用；注重躬行实践，务实苦干。这些，就构成湖湘文化的主要精神特质。而湖南民风纯朴质直，刚劲强悍，吃苦耐劳，勇于从军。这些都构成湘军兴起与活动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条件。

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以及后期的刘坤一，如果计及它的前身楚勇，则还应包括江忠源。主要将领，则陆师有罗泽南、王錱、塔齐布、刘长佑、鲍超、多隆阿、李续宾、李续宜、刘典、蒋益澧、刘松山、刘锦棠等；水师有杨载福（岳斌〉、彭玉麟、黄翼升、李成谋等。这些人，都身经百战，坚忍不拔，在各自辖域为湘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同于绿营，也不同于其后的新军等，湘军的主要特点，概而言之有四：一是“书生领乡农”，以备受封建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子为将弁；二是以“礼”治军，“训”重于“练”，注重向官兵灌输忠君卫道、“辨等明威”和尊卑上下的封建礼法思想；三是“兵为将有”，先层层选将，后招兵，饷由帅筹，兵随将转，将由帅制，形成一种上下相维、各护其长的私人隶属关系；四是浓厚的地域性，统帅、主要将领和绝大部分士兵均为湖南人，在其初期，更主要为湘乡人。

湘军创建于1853年，其时距鸦片战争结束11年，距太平天国起义爆发2年，而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同年。湘军组成后，于1854年开始出境作战，以其较高的战斗力和“扎硬寨、打死仗”的顽强作风，逐步取代处处不堪一击的绿营兵，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支柱。它先是以12年（含江忠源楚军为14年）的时间集中力量镇压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太平天国起义，接着又参与镇压捻军和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边疆危机的频频发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湘军的对外职能逐步加强，成为清王朝的国防军，先后投入了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湘军的地位逐渐为新军所取代。

　　湘军的历史影响

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虽只存在了40余年，却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挽救了处于危亡边缘的清王朝，并使之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湘军首先是作为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的对立物，为着“救天下”与“保桑梓”而组建的，它全力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人民起义，就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暂免于被推翻的命运。在此过程中，清王朝也适时调整政策，重用和依靠湘军与湘军集团，改善满汉关系，并着手“师夷长技”，发展经济文化等，从而使政权又获得相对稳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同治中兴”，实际上属于清王朝在覆亡前的回光返照。

第二，促使晚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开创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初确立的政治体制，中央设有内阁、六部，地方设总督、巡抚，均直隶于皇帝。总督、巡抚在所辖地方虽拥有重权，但其下另设有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号称两司。两司首脑都不是督抚的属官，只是在名义上受督抚督率。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直属于吏部与户部；按察使主管一省的检察与司法，直属于刑部，他们均只听命于部臣。这就在体制上确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到湘军时代，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在于，此时的清王朝，经制之军绿营已是残破不能复用，部库复陷于空虚困竭，兵、饷两缺，不能不依靠湘军支撑危局，依靠督抚就地筹饷；而湘军将帅们，不仅手中牢牢掌握着兵权，无可摇撼，而且不少人实际已经跻身于督抚的行列。据统计，仅1860—1864年间，湘军集团头目就有21人先后担任督抚，其中1864年夏湘军鼎盛时期，其头目任总督者达6人，任巡抚者达8人，分布于13个行省。而当时全国总共才18个行省（东北、青海、西藏、新疆尚未设省），湘军集团竟控制了行省总数的72%！且这时的督抚，已完全不同于昔日受两司牵制、完全由中央控制的督抚了，他们凭藉手中的兵权，把持包揽地方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各项大权，首先将两司降为自己的属官，任意易置。这样，就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而且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至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督抚纷纷独立，清王朝无力无权，一筹莫展，很快就覆亡了。

第三，实现了晚清军事体制的第一次变革，开创了近代兵为将有的恶劣先例。清王朝的经制之军原为绿营。绿营为世兵制，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士兵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兵部可以稽核；将弁由兵部铨选调补，军饷则由户部拨给。军权集于中央，这一原则本来无可非议，但绿营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许多缺陷，如运掉不灵、营制不严、兵饷偏低、技战术落后等，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绿营也腐败不堪，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湘军则一反绿营所为，“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变军权集于中央成兵为将有，将受帅制。其组军原则是，先择将，后募兵；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将弁层层递选，大帅选统领，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弁，哨弁选什长，再由什长招募勇丁，以期达到“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勇丁则“必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考晚清军制，大体经历过两次变革，即由绿营制度到湘军制度，再由湘军制度到新军制度。湘军制度属第一次变革。湘军取代绿营，虽然暂时起到了挽救清王朝危亡的作用，但其兵为将有的制度，却在往后历史发展中屡屡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从清末的督抚专权，到袁世凯的逼宫和窃位，再到其后的军阀割据，都是明显的例证。

第四，举办“洋务”，迈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步。湘系经世派的思想家魏源睁眼看世界，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响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在其后20年内，并无人付诸实现。开始将这一光辉思想付诸实践的，是一批湘军将帅们，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将领（李鸿章原也属湘军，并且淮军也是按湘军制度建立的），为着有效地镇压人民起义，实现富国强兵理想，也为着抵抗外侮的需要，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30余年间，陆续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兴学堂、译西书、派留学、派运动。洋务运动具有两重性，其领袖们主观上有着对付人民起义的一面，并且存在着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性，但其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文化等，则客观上迈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步。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外交家，就是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和继之出任驻外使节的曾纪泽。

第五，抵抗外来侵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首先表现在“湖湘子弟满天山”，左宗棠督师收复新疆的战争。这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功在千秋的伟业。在中法战争中，湘军将士也取得了淡水、镇南关、谅山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将士在极其不利的状况下浴血苦战，虽然失败了，但表现了对外来侵略者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以致到1902年湖湘青年志士杨度作《湖南少年歌》，仍然自豪地写道“若道中华国可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第六，促进了绅权势力的膨胀和哥老会的兴起。这点从上下两个层面反映了晚清基层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绅士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由退职官僚、拥有功名尚未仕的士子、获得军功的还乡人员和湘军遣散后回籍的众多中下级军官等组成，属于基层社会的上层，拥有掌理社务、武断乡曲和勾通上层社会的权力。哥老会则主要由社会最底层的无业游民所组成，而游民阶层的扩大显然与湘军遣散后大量勇丁与下级军官的投入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这两种势力的膨胀和发展，都构成晚清社会愈加动荡和不安定的因素。

此外，湘军对其家乡湖南的影响尤为巨大而深远。它造就了近代湖南第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并由此开创了往后湖南人才辈出的局面。它使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急剧升高，由此“名闻天下”。它使湖南志士生发出无比的自豪感，湖南士风民气由此更为激扬。愈来愈多的湖南志士关心国事，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忘我奋斗。至于湖南成为全国绅权势力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哥老会势力最活跃的地区，造成社会持续动荡不安，阶级斗争一直十分激烈，等等。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