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注青撰《黄兴年谱》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印问世。

我读过解放前后出版的介绍黄兴生平的传记，涉猎过台湾、香港刊行的《黄克强先生年谱》一类著述，浏览过薛君度在美国写的《黄兴与中国革命》，比较起来，毛撰《年谱》无论是资料的搜集和考订，还是史事的裁剪和编排，都给人一种后来居上、胜于畴昔的印象。

使人产生这种印象的基本原因，是和作者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分不开的。20年前，作者就开始着手资料的搜集。日积月累，他不仅占有了已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字记载；而且在同黄兴的子女和亲属、同学和门生、共事过的战友和部属等各方面人士的频繁交往中，了解到不少有关黄兴的起居情趣和遗闻轶事；又曾不惮其烦地从事调查访问，在长沙县高塘公社凉塘等地发掘到藏于黄兴故旧乡邻当中的口碑。这后一方面，更是以往为黄兴立传撰谱的人们所难于做到的。

就资料加以考订甄别，以期去伪存真，去芜存精，也许比访查搜集要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此，作者是下过功夫的。全书所录史事，大多数确凿可靠。不少为以往黄兴传、谱所辗转沿用，似可征信的史实，作者都周详考辩，予以订正。例如，作者考证，黄兴不是14岁进岳麓书院，而是19岁入城南书院读书，据此，黄兴得中秀才，也就不是过去人们所说的19岁，而是22岁，至于赴日本留学的年月，以往都相信刘揆一《黄兴传记》、张继《黄克强先生年表》所载无误，作者也没有相习沿用，而是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访问记录的反复考证，指出不是刘揆一、张继所记辛丑（1901年）年冬，而是壬寅（1902年）年春夏之交。特别是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描写的乙已（1905年）春他随同黄兴回到湖南，准备接应马福益洪江起义而迭逢险阻的那段惊骇动人的经历，曾被人们认为，既出自当事人的记述，当然是无庸置疑。

然而，作者对此也没有轻信，而是周密查考，证实了刘揆一这段绘声绘色的历险记，纯属子虚乌有，因而在年谱中加以摒弃（作者就此史事所作的辨误，已撰成《黄兴乙已春回湘历险订谬》一文，将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刊登）。类似的考证，还有几处，不再缕述。

按情理说，作年谱的人对于谱主总不免有所偏袒，多少流露着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情感。而《黄兴年谱》的作者则不是这样的。他对黄兴的嘉言懿行、丰功伟业固尽量收录，但并不溢美过誉，对黄兴的瑕疵和过失，也未曾隐讳（如第260页摘录了黄兴1914年10月复宫崎寅藏函中的一段，错误地称颂日本侵略军入侵山东是“贵邦仗义兴师，得收青岛”云）。这种秉笔直书的态度，是应当倡导的。然而，《黄兴年谱》并不能说已经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少量的史事，在征引史料时也稍欠精当，似还有商榷的余地。比如，在记载1903年11月4日（阴历癸卯年九月十六日）华兴会成立的纲目下，作者引述了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黄一欧等人的回忆（第26—28页），开列了参与当日聚会的人名。但细加考察，所开列诸人中，刘揆一、秦毓鎏、苏玄瑛、谭人凤等是否在场，就很难坐实。按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说：“迨十一月（阴历），揆一回湘，公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等，创立华兴会省垣连升街机关部。”如肯定华兴会成立于九月十六日，则刘揆一没有与会；如认为刘曾到会，则华兴会成立日期不当为九月十六。据秦毓鎏其民国初年自书履历称：“癸卯冬，返国，后设立丽泽学院、青年学社于上海，……甲辰夏，赴湘与黄兴、刘揆一等举事于长沙，立华兴会为机关部。”由此推断，华兴会成立时，秦毓鎏尚在日本。至于苏玄瑛，则在1904年华兴会筹划起义前不久才到达长沙，起义计划泄露后，他仍留在长沙，安然无事（参阅《曼殊大师全集•序》）；谭人凤则迟至1906年冬才同黄兴相识（见《年谱》第64页），他们两人不仅没有出席1903年11月4日的会，且是否华兴会员，还是疑案。华兴会的建立和起事，是黄兴毕生事功中的荦荦大者，无疑，在他的年谱里，弄清楚参与创始其事的是哪些人，是有必要的。本着责备贤者的想法，执以向作者请教。

如果说，黄兴毕生的功业是“大醇小疵”，那末，《黄兴年谱》这部书，也可以用这四个字作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