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算是缘份。

我母亲原本没见过唐群英，但却十分敬仰唐群英，并冒着风险长期保存她老人家一帧瓷像，后来好些人出高价不卖，竟无偿地把它献给了国家。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家是解放前从双峰迁来衡山三吉堂的。那时家境贫寒，母亲谢凤英是个童养媳，更是饱尝了旧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苦楚。在三吉堂住下以后，母亲常听人讲起“八公公”的一些故事，说她是一个能说会道、敢做敢为的人，专为乡里人打抱不平，尤其是替妇女说话。哪家妇女受气挨打她都管。她在乡里办过学校，教妇女识字读书，给女子讲自立自强的道理，教妇女抬头做人等等。后来才弄清楚，这位“八公公”竟是一位当过民国期间妇女运动领袖的人物，名叫唐群英，就更增加了母亲对这位老人的敬仰之情了。

解放初期，唐群英的儿媳，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动员母亲也投入了妇女运动，还选为妇女组长。那时，母亲干得真起劲，她常说：“要像唐群英老人讲的那样，做一个自立自强的女人。”白天，她带领组里的妇女和男人们一道投入减租反霸斗争；晚上，她积极参加民校学习文化。那时不像现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每晚到民校参加扫盲，要听很多闲话。但母亲好强，什么也不顾，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坚持学习不误，终于认识不少字。后来还评上了扫盲积极分子，又评上了模范妇女组长，受到过县里的表彰。这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也是与受唐群英的影响分不开的。

母亲对唐群英非常敬重，所以对这个瓷像视为至宝，很珍惜地保存了几十年。这个瓷像是唐群英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照的，穿的是一身和服。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保存这个像是要担风险的，搞不好就会说你立场有问题。可是母亲全然不顾，为了不让红卫兵搜去，便用一张厚纸遮盖起来，总算躲过了那场灾难，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提到了唐群英这位知名的人物。从中央到地方，不时有人来采访唐群英的事迹，收集她的史料，召开座谈会，以后又看到宣传唐群英老人的文章，我们才知道唐群英老人原来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这时，母亲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庆幸自己为保存这个珍贵的瓷像尽了一份责任，才开始取下那张遮盖多年的厚纸，把老人家的形象显露出来。

一些收购文物的人，很清楚这个瓷像的历史价值，不久就找到母亲要出高价收购，母亲坚决不肯。后来当政府发现唐群英还留有这个宝贵的瓷像时，便派人前来考察，母亲分文不取交给了文物部门，只提出给她留下一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作为唐群英老人诞生地的党支部书记，感到很光荣，也深感有责任宣传唐群英，就发动村民挖掘唐群英的史料，寻找唐群英的遗物。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唐氏家谱，以及她老人家使用过的水烟筒和睡过的木床、用过的书架等等，村民们都很自觉地献了出来。

唐群英的青年时代，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她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将军，因为作战勇敢，很快地升了官发了财，成了我们这一带的首富人家，号称“百亩大户”。黄泥町最气派的屋场，就算三吉堂了，正厅上还有“圣旨”楼，小时候我们都见过，大小房屋上百间，天井、花园都有好几个，后来都拆了，现在剩下这几间，是唐群英兄弟姐妹读书的地方，叫做“是吾家”。

从族谱上我们才知道，唐群英这位杰出的女性，还登上了唐氏七修族谱，分了一份田产，这在旧社会是很稀奇的事。唐群英的感人事迹很多，就拿她卖光田产办教育这点来说，就很受乡里人的尊敬。听一些老人说。唐群英虽然出身大户人家，又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大人物，却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尤其是乡里的妇女，都很爱亲近她，遇到不公平的事，都爱找她评理，唐群英成了妇女们的“台柱子”，很多想不通的事，经过她一开导就弄明白了。这位老人又很爱做好事，原来我们村里曲潆庙那座石拱桥，就是她倡议并带头损资修建的；办学校、办公益事业她很慷慨，但自己花钱却很节省，穿着也很一般，晚年生活已很艰苦。唐群英老人去世以后，坟山上连碑都没一块。

1991年是唐群英诞生120周年，康克清同志特为她题词，尊称其为“一代女魂”。县政府拨专款为她修了墓、立了碑，还以她的名字将新桥中学改为群英中学。作为她家乡的人，我们都感到很光荣。为了把学校办好，早几年新桥镇党政领导，发动大家筹资扩建了校舍，在学校里建立了“唐群英文教纪念馆”，设立了“唐群英生平事迹展览室”，供世人瞻仰，这也算是做了我们应做的一件事，为大家人瞻仰这位伟大的女权运动先驱提供了一个宣传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