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不仅是辛亥女革命家，著名女报人、女子教育家，而且是南社早期女诗人，以其清俊旷逸、豪放雄健的诗风和爱国爱民、忠于革命的诗情，饮誉辛亥革命前后。掌故学家郑逸梅曾在《南社丛谈》中评价唐群英是“南社女社友之杰出者”。

唐群英自幼有浓厚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女权意识，受民主思潮、维新思想的影响，两次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胸怀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宏伟志向，早在第一次出国之前，就写下“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犹居沧浪里，誓作踏波雄。”的五言诗，成为传诵不衰的名句，几乎凡是记述、评说唐群英的文章，都喜欢引用这首诗。

早年的唐群英，虽有“钧天”、“换风”壮志，但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自从在东京结识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一班革命志士，并加入华兴会后，便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理论知识。尤其是1905年7月28日，她由黄兴引见，拜会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亲聆教诲，尔后，又作为唯一的女性，参加了7月30日由孙中山、黄兴主持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以后，唐群英深受鼓舞，更明确了革命目标，坚定了革命信念。

同盟会成立之初，创办了《洞庭波》杂志，唐群英在创刊号上发表《七绝八首》，革命党人传诵一时。这些诗使她在同盟会中更为引人注目。八首绝句中孙中山特别赏识的有：

霾云瘴雾苦经年  侠气豪情鼓大千

欲展平均新世界  安排先自把躯捐

这首诗表明唐群英献身革命的决心。革命必然会有牺牲，怕牺牲就不能革命。孙中山对其这种为实现“平均新世界”而准备牺牲的精神，非常赞许。

仇雠未复子孙忧  况复新仇益旧仇

四万万人沉梦觉  早将遗恨雪千秋

“新仇旧仇”指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欠下的血债。孙中山说“四万万同胞还没有完全觉醒，革命党人要努力宣传，唤起民众，先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接着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使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熟煮黄梁梦未醒  九重恩重许朝廷

愿身化作丰城剑  斩尽奴根死也瞑

前两句痛骂那些还在做黄梁美梦，为清廷效犬马之劳的奴才，后两句表示愿化作剑中之精，尽斩奴根，虽死也心甘情愿。孙中山说：“凡我同盟会会员，都应该是丰城剑，都应该有‘斩尽奴根死也瞑’的壮志雄心！”

出于对唐群英其人其诗的赏识，孙中山也曾以诗相赠，诗曰：

此去浪滔天  应知身在船

若返潇湘日  为我问陈癫

孙中山很少写诗，可见其对唐群英的厚爱之深。革命史诗，极为珍贵。此诗是五十年代初土改中发现于《孙中山文集》编辑、衡阳籍同盟会会员王棋的手抄本。三十年间，一直没有公开，后被收入《孙中山集外集》。王棋的手抄本没有注明此诗作于何时何地。关于何时赠诗，目前有着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唐群英1908年2月，第一次从日本回国时，孙中山为其送别的“壮行诗”；一种认为是1907年2月的某日，当孙中山又一次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前，在与唐群英话别时相赠的。月份相同，竟时差一年。

认为是1908年的，是八十年代初凌霄九先生在《衡山文史资料》第一辑发表的《巾帼英雄唐群英》一文中，说唐群英“在东京辞别孙中山时，孙中山曾赠她五言绝句一首”，此后一段时间，在许多文章中，“为我问陈癫”都以孙中山为唐群英送别的“壮行诗”而广为引用。

日本与中国一水之隔，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孙中山凭藉日本策划革命，最为合适。奈何欲求寄人篱下而不可得，屡遭驱逐，感慨之深，可想而知。“浪滔天”、“身在船”正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心情的写照，细味诗意，似也寓有在惊涛骇浪中要同舟共济的意思。“问陈癫”显然是孙中山赠诗时部署了唐群英回国后的任务。

“陈癫”即陈荆，字树人，湖南湘乡人（今双峰），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早期回国的同盟会会员，一位坚强的革命斗士。因不修边幅又好骂坐，人称陈九癫子，陈癫是他的混号。唐群英视“问陈癫”为令旗、羽檄，回国后，迅与陈荆取得联系，奔走于长江中下游，联络革命党人，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先后策划了三次武装起义，都未成功。

唐群英在日本学成回国是1908年2月。武装起义失败后，1910年夏天，奉黄兴指示，再次东渡日本，开展学生运动，担任留日女学生会会长，主编《留日女学会杂志》，广泛动员女界投身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唐群英于9月奉命回国。据中山大学编《孙中山年谱》所载：1907年3月4日，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1910年6月15日，孙中山由擅香山抵达日本横滨甫登岸即被当地警察署着令出境，次日化装潜入东京，6月25日又被迫离日去南洋。然而唐群英两次回国时，孙中山均已离日一年多，所以，是无法“在东京辞别孙中山”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送别时的“壮行诗”了。笔者认为，也不可能在一年多以前，孙中山就为唐群英写下送别的“壮行诗”。因此，孙中山“为我问陈癫”这首五言诗，应是1907年3月4日在他被日本当局驱逐离境前，在2月的某一日约见唐群英时所赋的话别诗，无疑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