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见熊院长
我于一九二一年夏进慈幼院。当时院里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各项教保管理已上轨道，井然有条。自1922年我父亲因贫病死在客乡北京，连棺材也是一位同学给买的。当时我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珠巢街扬州新会馆，住在会馆虽不要出房钱，但我在北京举目无亲，生活非常艰难，只靠母亲做手工勉强渡日。当时北京盛行用粗毛线编织的鞋面做的棉鞋，我母亲会编织，就在家中代为他人加工，收入甚少，无力再供我继续读书。这时，承我父亲那位同学胡仑的介绍我进了慈幼院，使我又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那年夏天，我母亲陪伴我父亲老师（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师，1924年在北京陆军部任要职）的夫人到香山养肺病，给她做饭，顺便带着我兄弟二人解决一下暂时困难。我们住在香山半山亭下专供避暑的房子里，一天打听到熊院长正在院里（院长平时在城里，周末在香山），母亲带我们去见院长，母亲关照我们见了院长要磕头。进了院子后，母亲带领我们向院长行了跪拜礼，院长也跪拜还礼，他的这种谦和慈祥平等待人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院长问了我的情况后就去请吴玉章主任来测试我的文化水平以便决定班次。他看了我在江苏小学读四年级时考了第一名的成绩后就给我编入高小一年级内（当时小学是四二制，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也就是说当时的国民义务教育是四年），然后送我到恕村保育员吴老师那里安排床位。后来在母亲的请求下，熊院长根据母亲能做饭这一情况，聘请母亲担任蒙养园的保姆，每月薪二十元，同时把弟弟放入蒙养园学习，使我们一家无依无靠的困难得到解决，让我们兄弟俩有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如果没有熊院长的悉心关怀，我们兄弟俩很可能去当了学徒。
院里男校口字形主楼东头的勤谦二村是给高年级同学住的，由男保育员管理，在食堂北面两幢洋楼——俭恕二村是给低年级住的，由女保育员管理，全院这样的楼共有四幢，女校还有两幢，由外国工程师设计盖的，每幢楼三层七开间，上面二层作宿舍卧室，每层中间一间住保育员老师，老师房间两面是通向学生卧室，室内放着（美国人赠送的）百瓷漆双层钢丝床，每楼除保育员老师外还有一位老妈妈，给学生缝补衣服鞋袜。每天拖地板和冬天生炉火由同学们轮流值日，衣服由学生自己洗。厕所和洗脸洗衣台、贮藏室在底层，底层一半在地下。搂外围以矮墙，墙内有花园，园内有秋千二个，供学生课后休憩的场所。两楼的北面有一小广场，内有滑扶梯和网球场。我们在夏季的夜晚约上三五个好友常上扶梯平台上乘凉、谈天，吹箫。
俭恕两村住的是小学学生，年龄比较小，保育员多半是寡居的中老年女老师，也有一些是年轻未婚的女老师。她们热爱学生，常年住在院内，无微不至地照料儿童的生活，就像母亲一样。夏天的夜晚，保育老师陪伴同学们在楼外花坛旁乘凉，给孩子们讲“阿里巴巴故事”。孩子们在此享受到母爱，所以慈幼院英文名字称为孩子们的家（Children’s Home）是名符其实的。
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
慈幼院小学各班有班主任老师，除教语文课外还辅导课外自习。夏天晚间自习时天还很亮，老师常带了学生在眼镜湖畔，瀑布崖周围岩石上或松柏古树下面自习功课，环境非常优美。
慈幼院的幼儿教育在国内早就享有盛名，它的中学，师范和职业班与当时国内闻名的学校相比也不相上下。院中的图书馆分两级：普级读物分藏在男女两校图书馆内供同学们日常借阅；另在男女校舍中间建立一所图书馆，是一幢独立的新式楼房。馆内有三个阅览室，科技和文艺杂志期刊开架陈列，大量的名贵古籍则藏在井库内凭证借阅。阅览室里的阅览台、期刊陈列架及灯光照明都是专门设计的。院长把他几十年来收藏的古籍包括许多缮本在内，捐赠给该图书馆，最难得的是该院图书馆供查阅图书的目录卡片都是铅印的，这在当时全国图书馆中是很少见的。1931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图书馆会议上该馆的藏书和管理等方面受到出席会议的图书馆学专家的重视和好评。该馆位于男女两校围墙之外，来此阅书的同学不多，也不对院外人士开放，因此阅览室成了地下党开会的秘密场所。我常到该图书馆阅览《科学》、《东方》等杂志，曾碰到他们在开会。
靠近图书馆的地方，还建有一所现代的理化馆，里面有理化仪器陈列室、新式阶梯教室和设备完善的化学试验室。理化仪器陈列室中收集了丰富的中学理化教学用仪器，还有很多进口的能开动表演的蒸汽电气机器、蒸汽机火车、轮船、电动机、发动机等模型和无线电收音机（当时还用曲领喇叭）等应有尽有，分别保存在特制的玻璃陈列柜中、洋洋大观。馆内的阶梯教室可容五、六十人听讲，室内装有活动染布窗帘，放下后可放映幻灯片。我们上理化课时就由老师带领排队前往听讲。一个山区学校在六十年前就有这样现代化的设施，可以看出慈幼院的教学水平是不一般的。馆中的化学实验室可以做各项定性定量化学分析，主要供中专班化学工厂作实验之用。
慈幼院的教务主任前后都是研究教育的日本留学生，在职校长是萧汉三，后来有一位梁老师担任过此职。中学和中师各班教师多半是北京师大和保定师范毕业并且有较好教学经验的老师，中职班请了两位留法的有实际生产经验的老师担任教学和管理实验工厂。后来由留美学航空的院长女婿朱霖负责。有不少资历较高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喜欢香山的环境，很愿意在院中教课，因此慈幼院的教师质量是比较好的。在美术和音乐方面也常有名家来教学，例如名噪一时声乐家张秀山曾来院中教过几学期。绘画方面曾聘请过一位外国女画家来院教授素描。院里教授音乐绘画中西并重。我们都学过工乐谱，在游艺会上既有钢琴、提琴表演，也有民乐演奏梅花三弄。院中军乐队的乐器齐全、阵容盛大，是由以前国务院乐队指挥培训的。绘画课兼授西画和国画。我们学过西洋水彩画、图案画、铅笔、钢笔画；也学过国画梅兰竹菊，专门有国画教师讲授。除体操、球类、田径之外，我们还学武术和兵操。武术课的赵老师原来是院长的保镖，他的儿子赵俊燕和我小学同班。兵操课的老师也姓赵，他以前是院长做国务总理时的卫队长。
中职班的实习工场和农场在禹金孝文中第212—214页已详细列举出了名称。值得补充的是这些实习工厂都有一定规模和成绩。例如木工厂可以制翻砂本模，精度要求很高；铁工厂附有翻砂场，可以铸造机床零部件，铁工厂可以制造出六尺通用车床；陶工厂有三个大烟囟，一个英国式窑，一个法国式窑，一个是意大利式窑；化学工厂可以生产法兰西皮革、肥皂等产品，特别是制革当时在华北名列第二；染织工厂有一位是从杭州请来的织绵师傅，他教学生织出了六寸大小的熊院长像，就和我们现在礼品店可买到的都锦生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像相同。对于鞋工厂我没有印象。院中的养蜂场和葡萄园我都去参观过，当时由中职一班毕业同学张德昭管理，春节时我们到他那里他用切成块的蜂房招待我们。蜂房放在口里一咬一包蜜，咬到后来把蜂蜡吐掉，很是别致。张德昭的弟弟张德昌，在清华读到研究院毕业，是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黼的得意门生，后来考取中英庚款奖学金到英国深造。近年来失去联系。1938年他出国途经香港时我们曾碰到过。
慈幼院的教学质量可由中一班毕业后投考北京各大学的录取率就看得出来。（参看禹金孝文有关第三段中学部的记载）。中一班毕业只是初中四年级程度，不少人能跳两年考取有名的大学本科，足以证明。同样我在中四班念了四年能考取天津南开高中二年级插班生也是一个例子。
课外活动
慈幼院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每逢年节国庆和重大纪念日都要举行全院大会表演节目。特别是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晚会内容特别精彩，因为这一天既庆祝耶稣圣诞又纪念蔡锷的云南起义。晚饭后全院师生聚在风雨操场（建有舞台兼作礼堂）等着看表演，台上早已放着一盏装饰着五彩缤纷的电灯和一棵吊挂玩具的树，一会儿忽听到驼铃声，看见一个穿着红衣长着白胡子的圣诞老人骑在骆驼上进了会场。圣诞老人手里摇着铃口里喊着：“小朋友，我刚由北极赶来给你们带来了圣诞礼物。”他由骆驼背上取下老大一个口袋，把袋里的糖果分给小朋友们吃。（有一年俄国公使戈登送来饼干糖果，我没有赶上，只听同学们讲起。）表演开始时会场里电灯熄灭，只看到台上圣坛上点着一根蜡烛，台下由左右两边鱼贯走出两行穿着白色长衫，手里拿着一束点燃的蜡烛，慢步走到台上圣坛前点亮蜡烛后继续前进，唱起了赞美诗，一时烛光成行，歌声回绕，场内形成了浓厚的宗教气氛。接着由蒙养园和男女各校各班表演，之后就由高年级同学演出自编自导的云南起义，表演蔡锷在反袁称帝的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在历年表演的节目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有话剧《父归》、《一片爱国心》、《一只马蜂》、《摘星之女》，还有不少熊佛西、田汉等创作的话剧，尉名记不清了。儿童歌剧演过葡萄仙子、三蝴蝶、桃花江、特别快车等当时流行的歌曲；还演过英语话剧《凯撒之死》，记得演英语话剧的有中职一班学化工的黄鸿钧，抗战胜利后我出席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台北召开的年会，我去新竹茶叶研究所看到过他，据胡元璋说他夫妻及子女现在美国加州。
每年春节的户外活动是植树。有时在院内植，有时在山上植，有一年到防水堤上植。院长登香山赏桃花时所描写的景色，“万树桃花手自栽”就是我们在看云起亭下种植的。院里的童子军有一位专职教练，院里备有齐套的童子军装备，例如童子军军装、军棍、帐篷、绳索、工具、炊具等等，一应俱全。院长在森玉笏石壁上刻诗后曾记：“……乃率童子军游森玉笏，即支帐驻宿于此……”。我们在院里都受过童子军的训练，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和技巧。春秋远足常到八大处、玉泉山、万寿山，星期假日可登鬼见愁（香山顶峰）。游附近的碧云寺、卧佛寺、周家花园（樱桃沟）、红山头演武厅或在静宜园内游半山亭、森玉笏、双清别墅、甘露旅馆、无量殿等。院长在周末有时住在双清别墅，有时住在昭庙后面的洋楼里，那里与蒙养园只有矮墙相隔。所以院长来香山时常来和蒙养园小朋友玩。
在男校口字形大楼中央有一个旱冰场可以借用冰鞋溜冰。冬天则可在眼镜湖上溜冰。每年灯节都举行彩灯游山会，男女校各班每人自制一灯，灯框用木条制成，装有一柄可举在手中，也可扛在肩上。各人可在所糊的灯上写诗词、灯谜，或画彩色图画。晚上游灯开始时，男校由宫门进静宜园大门，或出男校门，经十八盘大路登山，过半山亭、来青轩、无梁殿、甘露旅馆到双清，然后下山，远远看去犹如一条彩龙，煞是壮观。
每逢周末院长坐汽车来香山，总是带来影片，星期六晚由发电场的翁主任负责放映。翁的儿子也在院中读书，和我们同学。同学们最欢迎的电影是卓别林的滑稽片。当时上演的多半是美国无声片（那时有声电影还未出来），低年级同学看不懂电影英文字幕说明，院长有时让高年级学生上台翻译，由留美回国的朱霖在旁指正。有一次院长特由北京城里请了杂技团来院表演。最精彩的节目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口含挂环滑钢丝越过风雨操场北面的深沟的上空，非常惊险。
院中重视体育锻炼，清晨和课后操场上总有很多学生打球、踢球，练单杠、双杠。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全院运动会一次，除团体操表演外有球赛、田径赛和武术表演、兵操检测。慈幼院的田径队参加北平市中学运动会时个别项目尚可得到名次。在院内运动会上的武术表演中，有中二班的刘建章春秋大刀，给人印象深刻。刘在香山就参加了党的活动，后来投身入革命事业，解放后历任铁道部长职务。足球赛中的健将有中二班的邓祖禹，同学称他“小钢炮”，形容他进攻的勇猛。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医学院，终于成了一位有名气的医生。现已退休。
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
熊院长对各种宗教信仰和不同政治思想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院内学生的信仰是自由的，绝大多数学生是不信任何宗教的，每年院中都有教会来宣传耶稣教一次，带来许多宣传小册子。有的同学喜欢装订很精美的厚本《圣经》，把书挖空，里面可以装东西。院长是佛教会、红卐字会会长，在院中发过《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是些因果报应的故事，劝人为善。院长也印发过世界名人甘地和墨索里尼的传记，在台上还演讲过这些名人的事迹。
院长对宗教信仰融会儒、释、耶稣为一体，他在蒙养园盖了一座一人多高专为儿童进去参拜的三圣堂，堂里面中间是孔子，左右是释迦牟尼和耶稣。院长与朱其慧夫人一起时是崇佛的，而他再婚时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又是耶稣信徒了，他幼读孔圣人书，当然早就是孔夫子的儒门弟子。
毛彦文与熊芷是同学，介绍毛彦文为熊院长的伴侣，他们结婚时院长66岁，毛33岁，当时以“99姻缘”传为佳话。院长感情丰富，他曾在院中公布了他写给毛的长篇情书，同学们看了无不称颂。吴宓曾追求过毛，他在英国时天天给毛打电报，后来知道英国邮局对天天打电报的人可给七折优待，于是就有了“爱情可以打七折”的戏言。我的纪念册曾有院长亲笔赠言，也有吴宓的，还有毛彦文的，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了。
院长青年时代曾参与中国的维新运动，受到“永不叙用”的处分，后因他的才华出众，才被保荐出仕，在官场上青云直上。他在院里对学生的进步思想、革命活动并未多加干涉，更不压制。在会上他曾讲过他青年时代在湖南反清运动中用豆腐干刻假官印蒙混过关的故事。
由于慈幼院离市区远，加上地理条件优越，传播进步思想较易，所以有人说我院是革命的温床，共产党的摇篮。鲍双印同学不幸遇害是在校外进行地下活动时被北洋军阀密探抓获、而院里来不及营救被处决的。院里还收留了朝鲜革命党人在中一班学习，他们被日本人和朝鲜汉奸追捕，院长对他们都给予了保护。
院里有持枪警卫，由一位李管带统率，李是院长的老部下，其女儿在女校读书。
医疗卫生
慈幼院的医疗卫生设施是比较完备的，和我们现在实行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相仿。男女校都有校医处，相当于我们现在大企业或大学里的保健室，遇有较重疾病则转到香山昭庙红十字医院治疗；医院内有几十张病床，重病可以住院；遇有疑难杂症需要X光透视拍片和动手术的，则送到城内协和医院（是当时北京医疗设备最好的医院）。如果需就中医则到前副院长施今墨大夫那里去看。慈幼院成立初期收容的学生中不少人患有疥癣等皮肤病，院里特在昭庙后面见心斋外山坡上建有疗养院予以隔离治疗，有的送往温泉用硫磺矿泉水治疗直至痊愈。
当北洋军阀内战期间，每次战役均有伤病员累累不及抢救护理，慈幼院曾多次组织战场救护队开往前线救护，表现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因而获得社会的高度评价。
院里有位老人是位古建筑设计师，专门绘制楼台亭阁和园庭布置图样。因为院长规划逐步修复静宜园内已经倾废倒塌的古建筑，重建静宜园的风景点。这位老人孤身住在蒙养园花房北面一排平房的一个套间中，里间作居室，外间放着中草药柜。这位老人除画建筑图样外还兼配中药。
昭庙原来叫做“宗镜大昭之庙”，是一座依山而筑的大红台、高约三丈的藏式建筑。庙内改建为医院，庙的西面新建有小洋楼，作为医生住所，有时院长也住这里。庙东的下面是美丽的琉璃牌坊，由牌坊往北是见心斋，再往上走就是绿色的琉璃塔。见心斋是一处布置优美、有山有水的江南式园林建筑，这是慈幼院的疗养所。也有院外的病人来此疗养肺病。慈幼院的幼稚师范创办之初曾借用见心斋的房舍。
山中贵宾
香山是旅游盛地，游客终年不断。国外名人学者、文艺界人士以及政府官员来院参观的也不乏人。印象较深的贵宾有下列一些人：一、冯玉祥：熊院长过去活跃于政坛，结交军政工商学各界名人很广，声望亦隆。他在办慈幼院期间，实际上并未完全脱离政治圈。军阀混战时期，北京城数度易主。在一方撤退另一方尚未进城时，北京城的士绅往往是请秉三老出来做北京治安维持会会长。那时，他与北洋各派都有往来。曾给张作霖提出过开发东北三省资源的建议书；曾亲自到山西太原面陈发展山西省实业的方案。院长与冯玉祥之间的感情甚笃，院长曾邀冯来院中演讲。冯的身材魁梧，穿上一身灰布军服，外表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冯在台上大声疾呼说：“我上台演讲总是先说三句话：我们中国人受外国人期负，连狗都不如，孙子也不如，我们一定要自强，争一口气……”。冯玉祥素以爱老百姓、爱士兵闻名。那天我们在香山上坡的街上，看到他和他的士兵一道蹲在路旁向老乡买玉米吃。可见他和部下感情的密切。我们听人说，有一次，他在火车上，听见旁边一位老乡说他儿子在冯的部队里当兵。他马上过去对老爹说：“你的儿子在我们部队里，那你就是我的爸爸”。因此地方上他很得民心，在军队中也很得军心，因此他能几次倒戈，而他的部队都能跟着他跑。他素知慈幼院的学生能耐劳吃苦，所以请院长输送一些院里学生到他部队里当干部。中三班有不少同学参加了他的部队。
二、蒋介石：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棺柩暂送香山碧云寺塔中供奉。慈幼院全体师生曾去迎接。后来北伐胜利，国民党定都南京，修好紫金山中山陵园后，迎接中山灵柩南下，国民党称之为奉安典礼。慈幼院全体师生也参加了奉安盛典，看见了不少国民党要人，像孙科、吴铁城等。在北伐军初到北京，蒋介石到香山中山灵前祭灵。我们看到工兵在香山架设电报电话军用线。不几天蒋介石到了香山，驻在碧云寺。他按照“行客拜坐客”的礼节，在国内每到一处照例要拜访地方绅士。有一天他乘了汽车开进校门，到了镇芳楼前停下。他步出汽车，上了镇芳楼拜会熊院长，不几分钟就出来上汽车走了。接着院长乘了汽车去碧云寺去回拜。
三、梅兰芳：在慈幼院演出，替院里捐款的事我没有赶上。但可参看《香山传说》一书的“香山的梅石”一节。
四、顾维钧：旧中国的著名外交家，他是南洋华侨富商黄泰源的女婿。黄为赞助慈幼院事业曾捐助院里一笔基金。院长特以蒙养园的礼堂命名“泰源堂”。顾维钧偕夫人来院参观。曾在泰源堂前致词，我们有机会一睹顾维钧的丰采。
五、美国石油大王洛克非勒：美国石油大王洛克非勒访华时，院长招待他，谈起香山儿童之家——慈幼院，洛克非勒非常赞许。院长请他赞助慈善事业，洛克非勒在售给中国的煤油价格上，每桶加一个铜板，把加价所得的钱捐给慈幼院。院长谢绝了洛氏的建议，没有接受他的捐赠。
六、溥仪夫妇：溥仪在出宫前，香山原由小朝庭管理。溥仪将双清赐给熊希龄，可见小皇帝对熊恩赐有加。有一年溥仪来香山游览，院长在甘露旅馆设宴招待，宴礼隆重。据旅馆里工作人员目睹，退位后皇上的生活仍极奢侈，很精致的手帕用了一次就扔了，真是不知物力之维艰。
青龙桥中学部
青龙桥中学部位于北京西郊玉泉山与万寿山之间，紧靠着颐和园的西北墙，与昆明湖有水闸可通。这座校址四面围绕着小河就好像一个岛一样。这里原来是清朝水师学堂旧址，是西太后盗用国家练海军的专款修建了万寿山，就在这里办了个水师学堂，说是培养水师人才用来欺骗老百姓。这里还留下一座小船坞，里面泊有几条划浆小艇。这就是西太后“练水师”用的。
玉泉山以有“天下第一泉”而闻名，泉水清澈，水量流畅。这股水流首先流入颐和园形成昆明湖，然后流入北京城内而形成什刹海、北海和中南海。玉泉山附近大片农田得玉泉山水的灌溉，长出的玉泉山稻米品质优良是北方稻米名种。清朝时这里出的米是专供皇室食用的。
慈幼院的中学部是在1928年暑假中搬到这里的。那时中三班已经毕业，我们中四班和师三班秋季开学时升入初中三年级，以次各班是中五班、中六班、师四班、师五班。1929年暑假后又由小学部升学来的同学在这儿成立了中七班和师六班。1930年暑期我读完初中四年级转入天津私立南开高中二年级学习。（旧学制初中四年高中二年，新制改三三制）。
青龙桥中学部的教室在南院，宿舍在北院。宿舍床铺是用砖砌的北方式大炕。日常盥洗、洗衣就近在河边取水，晚间照明由校中自备的两台直流汽油发电机供电。宿舍看仃的是这里从清朝留下来的一位“老公”——太监，还有一位管船的老人我们称他为“韩老头”。我们年节吃的池塘里的鱼是他饲养的。我们学生顶喜欢听他们讲前清的故事。
中学部迁到青龙桥的原因
院长为什么要把中学部迁往青龙桥？他没有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我只凭空猜想他是为了慈幼院大家庭的安全。因为中学生思想渐趋成熟，慈幼院的学生多来自贫寒家庭，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当时北洋军阀畏惧进步思想，虽在军阀内部彼此争夺之际仍未放松过镇压学生。香山原来是世外桃园，但后来特务也来到香山，院中常见一个化装为和尚的特务在校中徘徊。特别是我们吃饭时在饭厅前台阶下排队，这个和尚就在台阶上进行监视。院长担心院里进步同学如果进行什么革命活动，不免要受到反动当局的干涉和镇压，这样可能牵累到全院的生存（据我所知，当时院中地下革命组织，确曾有夺取香山警察局枪枝的计划）。如果把中学部迁到远离香山的青龙桥“孤岛”上，即使发生进步学生闹事，也可以使事情局部化而不致影响全院整体。果不出预料，1932年五月三校发生学潮，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有八个同学被捕，慈幼院中学部自此结束停办，但香山本部和城里工场并未受影响。那时我已离青龙桥到天津南开去念书。
六校临时宿舍
第六校大学部只有学生并没有另设管理机构。院长原来设想在清华燕京两大学问建立宿舍的计划虽未实现，但曾经接管了或是租到了一所早已废弃的官办农村织布场的空场房，座落在清华大学旧校门外，离“清华学堂”门楼南面几百米远的地方（那时这块地还不属清华，1936年后才由清华接管，盖起了新南院）。每届暑假为节省在院外念大学的学生伙食住宿开支，就集中住在这里。院里委派了一位教兵操的赵老师，同学们背后称他“兵操赵”，管理这临时宿舍。这里一位看房子的老人是满族人，能读写满文，看起来很有学问。大家称呼他“老头儿”时他总谦虚的说“岂敢，岂敢”。
我进清华的第二年（1933年），由青龙桥土木班毕业的二十几位同学（原中四班）从安徽临淮关五河界治淮工地实习回院等待分配，也是暂时住在这里。
学生自治会
院长的理想是想使慈幼院成为一所家庭、学校和社会溶为一体的理想乐园，所有学生都能自治，因此院长教育学生在教室、宿舍、食堂和课外活动中都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习惯。在迁校前男女校各有自己的学生自治会组织。男校的学生会会所设在紧邻镇芳楼的北边一间房子。我看到常有校外大学生到这里来联系工作，看样子本院学生会与北平各校学生会保持着有机联系。历年学生的领导人虽有更迭，但在台上时间较长。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位高年级同学：中一班的胡玉升（北京师大毕业，长期在北方教育界工作，解放后他爱人任丹东市市长，他任丹东市教育局局长。）张会言（未毕业即去南洋任教，数年后曾回国探望母校，院长特召开全院师生大会欢迎，听取他在南洋奋斗的经历）。师一班的胡荣庆长期参加革命，解放后任锦州铁路局局长，1962年调大连铁道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开追悼会。中职一班的李道举在院中铁工场学机械制造，毕业后曾跟随朱霖到江西（省长熊式辉是院长的亲戚）南昌工作，解放后在洛阳拖拉机厂任职，他的儿子李佑俭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现在上海电梯厂任付总工程师）。中职二班韩仰琦，他就是1921年院长到山西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时在山西收留带回香山的学生。他在院学习期间刻苦学习，品德优良，深为院长所器重，毕业后留院主持过一个时期的校务。中四班韩佩文是由上海孤儿院保送来香山升中学的同学之一，因在上海时就曾参加革命组织，所以到香山后就和慈幼院地下党接上关系，高班同学相继毕业离校，他就上台负起学生领导工作。但他不久即离校到城里念大学，改名韩映波，听说后来又去日本转往南洋活动。
中学部迁往青龙桥后中四班和师三班成了三校的老大哥，在学生会舞台上中四班（1930年暑假后改为土木班）有张二珩（毕业后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工作）、朱洪声和我；师三班有雷动（北京师大1936年毕业，抗战胜利后香_山慈幼院复校时曾任毛彦文院长秘书）和赵耀升（毕业后曾承包慈幼院在城里的工场经营）；中五班梁伯勋（现名梁一鸣，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和贺成章（毕业前就考取北平法政大学，曾任北京世界日报记者，连续发表访问北京各大学的学者的文章，总标题为《学人访问记》）。
我在学生会担任监察委员时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张二珩撕去了监委会出的布告，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弹劾他。当时中四班的曾忠一在群众中声望颇高，虽然他与梁伯勋、贺成章等人都早参加了革命组织，但不曾在台上露面，而梁贺二人则长期不和。贺成章二年前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有关慈幼院革命组织进行地下工作的回忆录，他说那时他担任校中青年团书记职务。今年春天传出他自杀的不幸消息，自杀原因尚不明。据我在院参加学生会活动的亲身体会，院中当局对学生会活动从不过问。当时青龙桥三校管理员是王守敬，河北保定府人，因为他身材高，同学们称他为“王大个”。其实他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我们班的朱洪声一下班就到他办公室聊天，没完没了。抗战开始后王老师就参加了西山游击队。解放战争临近胜利时他随军先到了香山，征用了静宜园一带供党政机关办公之用，大军进城后他协助慈幼院搬进城里，是他派了几十部军用卡车搬的家。
禹金孝同志文中有关“学生自治”一段中所写的“设立了一个市议会，男女两校设事务所，警察所，初级审判所……议员，市长，村长，警察所长，审判长，检察长及市属总务，文化、卫生、经济等科长都是议会选举的学生”一节，我在慈幼院时并未经历过，这也许是熊院长的书面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我只记得在镇芳楼北面的小礼堂门外山墙上写着“市政所”几个大字，但从来没有什么有关“市政”组织活动。
男校失火后我们搬到半山亭旁的来青轩暂住，在那里我看到过房间门外贴着已经陈旧的“评议会”纸条，我一直以为是学生会活动时所贴，现今阅读到禹金孝文中有关“评议会”一节，相互印证，才悟到那是院长聘请北京教育界名流蒋梦麟、胡适、黎锦熙、张伯苓、李大钊等作为评议员，招待他们在香山避暑胜地研讨慈幼院教育方式等重大问题，足见熊院长认真办教育多方请教专家的意见。
联想到一个问题：熊院长从政时期组阁时罗致全国第一流专门人才入阁，当时在国际上均有评论，特别日本报纸上誉为“人才内阁”。禹金孝文中说“因此人们称之为‘名流内阁’，‘第一流人才的内阁’有讽刺之意。”其文中‘有讽刺之意’这五个字不知有何根据。我的愚见认为这不是史家宜采取的正确态度。
还有顺便一提的是院长聘请北京艺文中学校长查良钊先生为副院长一事。当对艺文中学所施行的教育方式与一般学校的不同，其特点是试行一种美国新式教育名“道尔顿制”。在这种制度的学校中注重学生自学精神，学生先经过自学思考提出问题然后由老师作启发式解答。可能是院长希望在慈幼院试验施行这种新式教育方式而聘请查担任副院长，但查副院长任职时间很短，不久即辞去。慈幼院曾保送过几名高小毕业生到艺文中学去读书，其中有我弟弟鲍大年，他在艺文初中毕业后转潞河中学读高中，但因患肺病辍学，于1942年病故。
课余活动
青龙桥校中课余运动很活跃，最普及的运动是打篮球，不少人坚持练单双杠；由于校周环水，春夏秋三季划船游泳，钓鱼叉鱼，冬季溜冰条件都不错；由校舍到公路有一段校路，路上很少车辆通过，是练长跑的很好跑道。我个人爱好无线电，自己买了几本制做矿石收音机的书阅读。困难的是在乡下没有买无线电器材的店。好容易托人在城里买到一付耳机，在青龙桥街上中药铺中买到药材“自然铜”作检波矿石，但是还没有做线圈的导线，既没有漆包线也没有纱包或丝包线，只好用细铅丝和缝衣线间绕做线圈，利用理化老师竖起的一架屋顶天线，晚间自习课后一个人躲在理化仪器室里做试验。不知花了多少个晚上，我做的这只矿石收音机终于收听到了城里播放的京戏。“王大个”老师在晚间熄灯后到宿舍查夜时查到我没有睡觉，在校中到处寻找我，最后发见我躲在理化仪器室里试收音机，他并没有责罚我。我并不满意已经做的粗陋矿石机只用线圈来调节频率，于是进一步想自制可变电容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在木工实习工场里台钳上锉电容器片子，院长正好来青龙桥视察，他一人独自踱到木工实习工场里，看见我一个人在做什么东西。他看了很喜欢，因为校中虽设了这个实习工场但没有利用。后来校里贴布告表扬了我，同时受到表扬的还有一位同学，他在课余自制了一个用电池开动的直流马达。
在中学部迁来青龙桥前，香山院里高年级同不曾开过辩论会，记得有一个题目是“我国适宜实行联邦制”。三校迁到青龙桥后举行过一次全校性的演讲比赛会，先由男女两校分别进行初选，然后在香山进行决赛。我报名参加了这次演讲会，自己的选题是“维生索”。我采用了五个“何”字，即五W方法进行演讲这个主题，五个“何”字就是何物，何时，何人，何地，如何，英文是What，when，who，where，How。因为题目新颖，陈述清晰，比赛前请要好同学帮我反复练习预讲，比赛时收到较好效果，夺得了第一名，在香山男女两校进行复赛时也是夺头一名。对这些活动，院长都亲自主持。
院长为选拔人才在中学高年级班次进行过作文考试，有如‘考状元’一样，结果中三班的郑国材同学考得第一名。后来他考取北京大学。这些考试文章都是由院长亲自批阅的。
在20年代中国话剧正在萌芽时期，慈幼院已在排演话剧。当时在同学中讨论《京剧》和《话剧》那个好，我是坚决赞成《话剧》的，所以后来我就参加了校中爱好话剧者行列，常和高年级同学一同排剧。记得第一个辅导我的是中二班的鲍双印，他教我如同亲兄弟。晚间排戏太晚了没法回宿舍睡觉，大家就在排练室排椅上过夜。可惜后来他不幸在校外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捕牺牲（他有弟弟鲍双普和妹妹鲍淑华也在院里读书。听说他妹妹现在北京市长辛店小学）。同学们都深深怀念他。
那时在院中排演话剧难度很大：第一，期刊杂志上发表的话剧剧本很少，院中舞台小，设施简陋，换景困难，只好演独幕剧，而独幕剧剧本更少；第二，男女分校，没有男女合演的条件，在男校中邀请饰女角的工作非常不易；第三，组织者既要顾到演出人员、前后台工作人员之间彼此感情的协调又要张罗布景、道具、服装等外界事务，稍一不慎演出计划就要夭折。青龙桥三校的礼堂自然比香山风雨操场的舞台还要小得多。记得我和贺成章一些同学都曾成功地演出过几台话剧。当然其它歌舞节目演出很多，但组织演出的难度不及话剧。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员戴应观到慈幼院视察时我们中四班在青龙桥演出过的一台话剧被推选到香山院中招待晚会上演出。那次是院长向教育部申请拨教育经费给慈幼院，在书面报告之外把院中各校教育设施和教育活动里里外外都拍了照片放大装订成巨册送呈教育部，部中对慈幼院教育成绩感到满意，所以特派专员到北京院中视察实况。
慈幼院课余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应归功于院中地下党的组织领导，通过北京西郊中小学间的文艺演出比赛，可以掩护地下革命活动。当时慈幼院的歌舞节目常到燕京清华两校间的成阜小学参赛，那里便于附近各校间的联系，可以避开反动军警的耳目。青龙桥中六班的蔡风珊以扮演葡萄仙子而闻名全院。他投身于革命后，解放后担任总政文工团团长。
教师赴日本参观考察
1929年院长向日本申请到一笔专款，给慈幼院教师到日本去参观考察。这笔专款是由日本应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中支付的。国人都了解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主要办了清华留美班，后来办起清华大学和留美公费生与奖学金；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本来也计划办教育，后来国民党财政部建议把英庚款办铁路和通信，由铁路的收入支付教育费用，例如留英公费生奖学金和以英国工厂实习奖学金<英国工业协会FB1与教育部合办，我去英国电话制造厂实习就是考取了FB1奖学金派去的）。据我所知清华大学有的院系四年级学生由教授率领到日本作毕业参观旅行也是申请的这项日本退回的庚子赔款作为旅费。
慈幼院教师赴日参观考察团一行是由三校主任萧汉三领队，他年轻时留学日本研究教育，院中很长一段时期的教育工作和聘请教师都由他负责。团员中有三校一位国文女老师姓骆，还有幼稚师范两位青年老师安秀德和连淑琴（后来连淑琴由院长亲自作媒许配给中二班由天津南开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张立志。张解放后长期从事输电的建设和研究工作，担任总工程师职务）。日本接待该团仪式隆重，日本首相特亲自接见。
衣服和饮食
院内学生伙食在蒙养园和婴儿教保匿是吃细粮白米白面，由保姆负责烹调。我母亲就在蒙养园司其事。为了让小朋友吃得好又省钱，我母亲想出办法自己养猪，利用小朋友的剩饭剩菜喂猪，猪养大了委托肉店屠宰，就把吃不完的猪肉存在肉店里，每天用折子去取肉。我母亲会作肉松，北方没人做，所以很受欢迎。
冬天全院只有蒙养园供应暖汽，其他部门一律用煤炉取暖，由学生轮流值班管理。同学们常常晚饭带些馒头或窝头在火炉上烤着吃，颇有乐趣。窝头和黑馒头并不难吃，只是在香山时有几年吃的玉米粉和黑面粉是由粒库拨来的生了虫的陈粮，吃起来一股难闻的虫子味道，对我们南方人吃起来很难消化，我因此得了胃病，一阵阵胃痛难忍，曾住进昭庙红十字医院疗养。一般在年节时吃大米饭和自馒头，清明节全校师生到熊太夫人陵圈扫墓时每人发两个大糖馒头。过耶稣圣诞和农历年时全院举行盛大游艺会，每个学生发瓜子花生糖果一包。在青龙桥时校园有鱼塘，每年可吃到几次自己喂养的河鱼。我母亲为我有胃病，商得管理员的同意自费在教职员及附生小食堂包一餐饭，其余两餐饭仍在学生大食堂吃。
院中限于经费，学生的保育费很少，每人只能穿着单夹棉衣而没有普遍做制服。中学部到青龙桥后三校主任萧汉三老师才想出一个做制服的“经济方案”，他称之为“穷四档”，就是做一套单制服当罩衣，大小尺寸都有，全校学生通用，夏天选小号的穿，春秋选中号的，冬天选大号的，这套制服只供开大会举行典礼和集体外出时穿着。一年四季可用的穷办法所以称为‘穷四档’。
离开香慈
1930年上半年我在香山慈幼院青龙桥三校中学部第四班读完了四年中学（相当于三三制高中一年）。听说下学期院中将把我们这一班改为土木工程班（相当于中等职业班），院长表示志愿继续读高中的可去投考天津南开中学，考取了院中可予支持。我和班中冯玉田同学决心去投考。我们素知南开中学很难考，并且高二插班生名额很少，因此最后决定先去该校暑假班补习。我们好不容易各自向亲友借了几十元钱作为去天津的路费和付暑期班补习的学宿费。入学考试揭晓时，榜上只取了高二插班生两名，我侥幸被录了，这说明香山慈幼院教学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因为院里还有不少同学读完四年中学就考进大学。
天津南开中学的学宿杂费高昂，有钱人家的子弟较多，因而素有贵族学校之称。在该校读书每年所需要的费用比在一般大学还高。高中每学期开学时缴费高达百元，加上伙食和文具，每年至少需300元以上。我进南开中学第一二学期所缴的学宿杂费由熊院长亲自批给的。第二年因院中经费困难，就由院长写了一封信给南开校长张伯苓请求免交了。
我的生活费熊院长每月给八元。当时南开食堂伙食每日三餐，每月甲级是十二元，乙级是十元，丙级八元。我的月费如果全交了伙食费就没有钱买文具和其他物品，因此我只好不吃早饭，省些钱下来。另外还加入了校中同学组织的“刻苦团”，剃了光头，厉行节约，刻苦读书，一年后暑假回香山时向院长汇报了这情况，院长说：“早饭不能不吃”，自第二年起，熊院长把我的生活费提高为每月十元。
1931年春假期间校中组织高中班学生去山海关旅行，沿途参观塘沽久大盐场和碱厂、唐山交通大学、唐山铁路机车厂、开平煤矿、秦皇岛耀华玻璃厂以及山海关北戴河等名胜。参加者要旅费二十元。这笔旅费在我来说是笔不小的金额。我写信去请示院长，出乎意料，他立即同意我参加这次旅行并汇来了所需费用。回来后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他，他认真地给我做了批改，还指出了其中的错别字。当时院里经费很紧张而院长仍让我去参加旅行并且亲自批改我的参观报告，这可以看出院长多么重视课室外的辅助教育，鼓励学生多接触和多了解现代化工矿企业以增进知识，观光名胜古迹、开扩胸怀以激发爱国热情。记得以前院中有个高年级同学到东北大兴安岭考察回来，给院长的报告说在去东北的火车上看到沿途风景平平，院长在全院师生大会上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院长说东北沿途风景非常壮伟，怎么能说是平平呢！这是他对我们慈幼院学生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每月的生活费是到天津罗副院长公馆支取。罗副院长是煤矿总经理，慈幼院的生活用煤和发电用煤都是罗副院长免费捐赠的。院中自己的骆驼队常年到该矿运煤。熊院长在天津的公馆座落在英租界小孟庄沿墙子河北岸，与罗副院长公馆相邻。那时罗副院长已中风在家，他的儿子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后到清华大学电机系作研究工作。
熊院长对在院外各地攻读的学生是很关怀的。1931年天津事变时，日本便衣队在南开附近骚扰，熊院长让我们到他的公馆中暂避。我在公馆中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天津事变平息、南开中学复课。
天津小孟庄熊公馆内有两幢三层小洋楼，院中还有一些平房，大概是给工作人员居住的。我们去时由一位蒋太太住着照管房屋。蒋太太是湖南人，从小在熊夫人身边工作，她的大女儿蒋燕在香山女校读书，小女儿十岁左右带在身边。她认识我母亲，所以我们住在公馆时，照应我们很好，我在她家吃饭，学会了吃辣椒。
在天津有位在香山当过教师的方连容（又名方逸），在天津东门外水阁北洋女医院工作，她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在院里时，她和我母亲同住在蒙养园女职员宿舍，由她介绍，我认识了她们医院院长丁懋英女士。丁年轻时为反抗旧家庭礼教的束缚，毅然出国学医，是清华早期留学生。她医术高明，是当时天津妇科的权威，可谓名震一时。她终身未婚，热心提携青年深造，鼓励我高中毕业后投考清华大学。她说清华大学有她的许多留美老同学，后来我考取清华，她每学期资助我一百元，直至我毕业。
1930年，慈幼院因经费来源断绝，同学们组成步行请愿团于十一月份徒步赴南京请愿。路过天津时我请示张伯苓校长后在中学部为步行请愿团募集路费，得三百余元，后由慈幼院致函南开中学致谢。
慈幼院同学在天津南开大学攻读的有中一班的盛长忠、桂毓秀；中二班的谢家泽、张立志；在天津新闻界工作的有中三班桂继宪，任天津《庸报》影评记者，俞志厚任某报体育新闻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