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同治年间，湖南人才形成了近代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在道光年间，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湖南人才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扩大。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计，共列名人142人，其中湖南名人40人，占28。2%。军事人才尤为突出，据朱子彰《中兴将帅别传》、肖一山《清代通史》中兴人物表、罗尔纲《湘军兵志》几种资料统计，湖南军事人才竟占全国三分之二。可见，咸、同年间的湖南人才，已经成为全国人才的主体，所谓“中兴将帅什九湖湘”、“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全国所公认的。

　　咸、同年间的湖南人才群，以曾国藩(1811～1872)为领袖。张集馨说：“自曾国藩领帅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从而形成湖南人才迅速成长发展的局面。而这些湖南人才，即所谓“中兴将帅，大率国藩所荐起，虽贵，皆尊事国藩”。《清史稿》说：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因此，“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咸、同年间的湖南人才，公认曾国藩为领袖。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主要是由于他的组织才能与学识、品格；其领袖作用的具体表现，也体现在组织和思想两个方面；即在组织上，曾国藩把湖南人才集合在湘军中；在思想上，曾国藩是湖南人才的精神领袖。

　　首先、从组织方面来看：

　　第一、依靠组建湘军、竭力搜罗湖南人才。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被任命为团练大臣，即利用其特权，决心“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不办团练，而组建湘军。曾国藩大胆进行军事改革，湘军和清军绿营八旗军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将“兵为国有”改变成“兵为将有。”清军将领本由皇帝任命、调遣，将无定兵，将兵分离，兵无定属，不随将走。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混乱局面。湘军则与之相反，先设将、后募兵，由将招兵。即由湘军大帅曾国藩亲自挑选统兵将领，再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长、哨长挑选士兵。各级兵将层层选募，全由主管将官决定，下级军官成为上级将领的私属，兵士成为军官的私兵。形成“兵为将有、将为帅有”，兵将再不可分离，而是兵随将走，将在军在，将亡则兵散，兵败将再招。这样，保证了湘军士兵绝对服从将官，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军绝对服从曾国藩。因此，湘军完全掌握在曾国藩手中，各路湘军只听从曾国藩的命令。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亲病逝，离军回籍守制。咸丰帝为削弱曾国藩兵权，同意曾国藩在籍终制。但湘军由曾国藩一手创建，曾国藩离军，萌生混乱。湘军将领有的官至巡抚(如胡林翼)、提督(如杨载福)，曾国藩却一在籍待郎；仍然只有曾国藩可以统一指挥各路湘军。胡林翼、骆秉章多次奏请起复曾国藩，咸丰帝只得令曾国藩复出，统领湘军。可见，湘军不可能离开曾国藩。而且，曾国藩通过湘军，建成了一个各级有才、各类人才的组织系统，并通过这个系统吸收人才，掌握军队、指挥军队。湘军的兵权，不再在封建皇帝手中，而为曾国藩私人所掌握；湘军中的湖南人才也掌握在曾国藩手中，从组织上确立了曾国藩在湖南人才中的领袖地位。

　　曾国藩利用挑选湘军将领的大权，竭力把湖南人才搜罗在湘军中。首先，曾国藩重视选用知识分子为将。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帮办、营官以上将领182人，除3人出身不明外，书生出身的104人，占总数的57.7%。高级将领中出身书生的更多，曾国藩和3个统帅全是学历专长的知识分子，28名统领及高级幕僚中，书生出身的达23人，占82.1%。因此，湘军兵营，有似书院，“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其次，曾国藩强调从政治思想上选择将领。他提出选将的4条标准：“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4条的核心，则是政治思想。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所谓“忠义血性”，就是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忠于封建统治，忠于曾国藩个人。通过精心挑选，曾国藩把大批湖南人才集合在湘军之中，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王錱、杨昌浚等，分别成为湘军的统帅、统领等高级将领，或是主要的幕僚、军师，他们又都是当时湖南人才中的矫矫者，甚至是学问名家。他们对湘军的建立、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同时，又视曾国藩为统帅、首领，追随左右，唯曾国藩马首是瞻。

　　第二、通过所谓军功，大量提拔湖南人才。

　　广大湘军兵将应募的根本目的，不外是为了升官、发财、名利二事。根据这一心里状态，曾国藩在每次湘军作战后，均向朝廷保荐大批将士。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迅速升迁。仅十多年时间，湘军将领升至总督地位的湖南人士有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杨载福、杨昌浚、刘坤一、李兴锐、刘长佑、刘岳昭等10人，升至巡抚的湖南人士有胡林翼、郭嵩焘、江忠源、刘蓉、李续宾、李续宜、唐训方、江忠义、蒋益澧、陈士杰、田兴恕、刘典、刘锦棠等13人。至于升至总兵、提督及藩、臬二司的，则多达一百多人。《清史稿》说：“湘、淮、楚营将士，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益累累然”彭玉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为生计所迫，帮人看守仓库。后加入湘军，其才干深为曾国藩所赏识，令其招募水勇，统领水师，成为湘军名将，因战功升授巡抚、总督。曾国荃以一贡生的身份，在湘乡募勇参加湘军，一直统帅湘军主力，功陷天京后，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李元度以举人身份，在家乡教书，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曾国藩赏识，礼聘加入湘军，成为重要募僚，官至布政使。当时，湖南人才多被曾国藩拉入湘军，并因军功进入清政府官僚统治集团。不仅许多士子、军官得到了升迁，广大士兵也可因作战勇敢等诸多因素而升官。湘军作战，每次都按参战人数保举一部分人，这个保荐比例越来越高。咸丰六年(1836)，武汉一役，参战湘军15000人，曾国藩、胡林翼保荐的人数竟达3000人，比例高达20%。

　　曾国藩对湘军官兵的保荐，有实职与虚衔之分。所谓实职，是指湘军中的实际差任(从统领到营官等)和政府设置的固定官职(从总督到参将、副将等)。湘军各级军官全由各级将领亲自挑选任命，朝廷不得干预。地方各级实职，虽由朝廷任命，但主要取决于湘军主帅曾国藩的推荐。因此，湘军将士通过军功侍到候补官职和虚衔比较容易，而要得到实职，则非曾国藩等将帅的心腹亲信不可。在湘军中，实职与虚衔区别极大，不论因功升至几品大员，只要在军中仍然是营、哨等下级军官，就必须服从品级虽低却是分统、统领的命令。同治九年(1870)，七品统领吴士迈以违令的名义斩杀二品总兵衔营官朱德树。后朱的亲属以“七品官枉杀二品大员”之罪打官司，未有结果。左宗棠认为，吴士迈杀朱德树乃“统领以违令杀营官，非中书杀总兵也”。他说：“军营体制只论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湘军的这种体制，造成了不重视朝廷、不重视级别，而只重视实际职务的思想观念。而要得到实职，除了能力、战功之外，是否长官的亲信心腹是至为关键的。因此，湘军将领都团结在曾国藩周围，忠于曾国藩。

　　第三、利用封建关系，尽力拉拢湖南人才。

　　曾国藩成为湖南人才的领袖，还在于他善于利用同乡、同年、同事、同学、师生、亲友、兄弟等关系，来维系湘军的团结和拉拢湖南人才。湘军的建立，首先利用了同乡的关系。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湘军将领和士兵基本上都是湖南人，其中特别是和曾国藩同县的湘乡人。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131名湘籍将领中，湘乡人多达54人，占总数的41. 2%,。又据肖一山《清代通史》统计，87名湘籍中兴人物中，湘乡36人，亦占总数的41. 4%。兵士也是如此，一军只招一地之人。曾国藩认为，一军一营中如有两地之人，容易造成内部不和。因此，湘军中士兵，大多以同一地方组成营、队；而且将兵士的居地及父母、兄弟、妻儿姓名详细登记入册。湘军作战到了外省，若兵员减少，也只能回湖南招募新勇。这一地域原则加强了湘军的内部团结，也使曾国藩更便于对湘军的控制。其次是兄弟亲戚关系。曾国藩一家是湘军的核心，湘军创办之初，其兄弟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等先后加入，曾国荃一直统率湘军主力。此外，同在军中的有李续宾兄弟、刘容兄弟、罗信南兄弟、钟近衡兄弟、邹汉勋兄弟、张运兰兄弟、王錱叔侄兄弟、刘松山叔侄等；曾国藩先后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结为儿女亲家，罗泽南与胡林翼为亲家。胡林翼为陶澎女婿，左宗棠与陶澎为儿女亲家。再次是师生同学关系。曾国藩认彭玉麟为门生；罗泽南所部将官全是他的学生，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錱、蒋益澧、刘腾鸿、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罗信南、罗信东、罗镇南、谢邦翰、杨昌浚等；曾国藩之弟曾国华是罗泽南的学生；胡林翼为拉拢驻湖北湘军，拜罗泽南为老师；胡林翼与左宗棠为同学，和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罗泽南、刘蓉、刘长佑等均出自岳麓书院，先后同学。总之，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曾国藩为中心，结成一体，互相援引，利益攸关，进退与共。

　　湘军中的这些封建关系，使军中的上下级关系非常特殊。每支部队从统帅到士兵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王闿运说：“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在这种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湘军各部几乎成为各家族或个人的私军。各个家族各自分别募勇、带兵，别人不能指挥。如江忠源战死后，所部楚勇由其弟江忠义率领；后江忠义在江西战死，又千里迢迢将其弟江忠朝由湖南新宁赶来指挥，接管这支部队。罗泽南在湖北战死后，其所部湘军由其得意弟子李续宾兄弟率领。曾贞干战死后，所部湘军统归其兄曾国荃。各系湘军只能由各系率领、指挥，曾国藩则统帅所有湘军，能够直接指挥各派系统兵将领(但不能越级指挥分统以下各军)。别人则不能率领指挥各路湘军，王闿运说：“福兴(西安将军，奉命增援江西)等征调置不訾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即只有曾国藩才能调动、指挥湘军。可见，曾国藩在组织上完全控制了湘军，也就是在组织上巳经成了湖南人才的领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曾国藩的地位。

　　其次、从思想方面看：

　　第四、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和功名、事业，吸引了湖南人才。

　　曾国藩出身于地主家庭，是诗书世家，但从未有人中举进入官场。其祖父曾玉屏威代乡里、独断专行；其母亲性格坚毅、强横，都对曾国藩发生过巨大影响。他曾对其弟弟说：“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全在受挫受辱之时”，“一味忍耐”，“打脱牙和血吞”。从小养成了曾国藩坚毅不拔、凶顽残酷而又虚心忍让、以退为进的两面性格。曾国藩幼年聪明好学、勤奋读书，小有方名，打下了雄厚的儒学基础。入京后，师从理学名家唐鉴等，钻研《朱子全书》，按照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认为国家社会“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已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同时，曾国藩勤于向各家请教，“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成为颇有名气的理学家，得到了当时士林与官场的嘉许和重视。

　　在封建教育的薰陶下，曾国藩强调一个人要有远大的抱负、坚定的志向。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只要有志气，又能艰苦奋斗，任何目的都是可以实现的。曾国藩从小立志以科举取功名，以功名匡时救世。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说：“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可见，曾国藩的立志，就是要按照孔孟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上，曾国藩秉承清廷旨意，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军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册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完全是封建卫道士的嘴脸，从此，曾国藩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为封建王朝立下了不朽功勋。

　　上述曾国藩的品德、志向、功业，当时就为知识分子和官僚们所称许、嘉奖，更有不少士子师事之。曾国藩虽未正式设馆收徒，却历任乡试主考，宣传他的思想主张，门生故吏非常多，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蔡和森曾因此将曾、胡二人对比：“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清史稿》也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就连自视极高、以“今亮”自许、和曾国藩有不少政见分歧的左宗棠也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的艳词，赞许曾国藩。曾国藩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呢?梁启超说得好：“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盖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己。然而文正非有超群帙伦之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栋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师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正是这种“立德、立功、立言”的品格、功业、学问，使曾国藩在精神思想方面取得了咸、同年间湖南人才领袖的地位，并对整个中国社会和以后的思想界，造成了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

　　第五、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荐举，使咸、同年间湖南人才团结在其周围。

　　人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人才的发现，人才群的形成，还要依靠伯乐、即有权势的政治精英人物对人才的重视与举荐。王闿运说：“湘军兵威之盛……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认为湘军之所以兴旺发达，吸引人才，是曾国藩一二人“谋力”的结果。没有曾国藩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竭力举荐，湖南人才不可能集中到湘军中，湘军也不能为封建王朝建立功业。

　　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把人才问题和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又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所谓“致贤”，就是发现、培养、提拔、使用人才，使其各得其用，各展所长。他还将人分为三等：“戢戢之民”，即普通老百姓；“贤且智者”，即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与官僚们；“尤智者”，即所谓人才，这类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就是“治世之道”。

　　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广泛地搜罗人才。处处 “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一才一艺，罔不甄录，又多方造就以成之”。他在《致胡林翼书》中对人才的追求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曾国藩以湘军为吸引人才的基地，却深感这个基地容量不够。其二、强调培养人才。他提出培养人才的四法：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庄稼的生长。“教诲，犹种植耕耘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其三、大胆使用人才。他主张对人才要放手使用，用人不疑，区别对待，知人善任，用其所长。使所有的人才都能一展所长，尽其所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提拔彭玉麟、杨载福于微末之时，统领水师；推荐罗泽南、李续宾子军旅之中，独当一面；向咸丰帝保荐胡林翼，称胡“胆识绝人”，“才大人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多次礼聘左宗棠，左因宣樊事件遇险，曾又多方活动，荐左“襄办军务”，更向咸丰帝推荐“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破格录用”，“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其后，左宗棠所部楚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办洋务，收新疆、抗外敌，为国家的富强和独立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后半生。

　　由于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汲汲以举荐为已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人才阵营。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指出：“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营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术、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可见，曾国藩拥有非常雄厚的人才阵营，不仅集合了湖南人才，而且是全国人才汇合的渊薮。在封建社会，士子们强调“知遇之思”，正是由于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举荐，因此得到了人才的信任和尊重，理所当然地成为咸、同年间湖南人才众望所归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