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中国大门被轰开后，在西方列强的强推硬拉下，中国被卷入了变幻莫测的近代外交漩涡。曾国藩怀抱“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初衷办起了洋务，身不由己地和陌生的高鼻子蓝眼睛打起了交道，周旋交际于资本主义泰西诸国之间。在与列强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中，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初露端倪。本文就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略陈管见。
一、务实变通的外交思想
(一)走出夷夏之辨的樊篱 步入近代，如何认识那些远道而来的叩关者以及如何同那些心怀叵测的列强打交道，是国人面临的新课题。国门顿开伊始，曾国藩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认识水平仍停留在传统夷夏观的层次上。他认为这些乘风破浪而来者是没有开化的夷蛮，痛詈他们是“性同犬羊”。1842年，当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有如释重负的舒感，“自英夷滋扰，己历二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不得己，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失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然而，“四海晏然安堵”梦是做不长久的。只隔十多年，挟船坚炮利之威的洋人又来了，而且把天朝上国的京城也攻下了。庚申之变的刺激，迫使曾国藩重新认识泰西诸国。抚今追昔，曾国藩对他曾经很欣赏的叶名琛驭夷之术重新作出评价，说叶名琛“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贤声，因颇自负，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曾国藩于是有“久作达官，深虑蹈叶相末路之愆”的长思久想。他的深虑，不仅表达了为官途作计之想，其中正有着从传统驭夷之道战战兢兢走出来的心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被迫与西人周旋交际中，曾国藩渐从对手身上感受到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中未有的新知，知西人亦有“素重信义”的一面，“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们不同于“五胡乱华”时的“五胡”，因而和他们交往应破除畛域之见，“当以人礼待之，不以鬼礼待之”。对于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城外荒凉的仓库会见洋人以示贬辱，曾国藩深不以为然，认为不必在“礼节之恭据上着眼”。
随着曾国藩和西人西事的频繁接触，眼界的广度转化为思想的深度。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其(指列强)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不久，他就外国使节朝觐所牵引出来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两次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事关脸面”，难以让步。其背后有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对手。中国告别中世纪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摆脱这个文化心理羁绊，面对近代外交对手，按照近代观念去认识和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曾国藩主张的实质是要朝廷清除虚骄之气，在对外关系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维护国计民生的基点上来，为建立近代外交工作奠立基础。历史已经证明，近代国际关系中建立平等关系的主要障碍来自西方列强，但不必讳言，像中国这样贫弱的被压迫国也有自身的不恰当习惯和举措成为形成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因素。曾国藩指责的正是清政府自身的这些弱点。
诚然，曾国藩走出了“只有朝贡没有外交”的传统樊篱，萌芽出近代外交意识。然而，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仍有许多懵懂无知。曾国藩说过：“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细，尤不在体制之崇卑”。末一句话，卸下了以天朝威仪睥睨西方人的架子；然而，“不在税饷之盈细”又说明曾国藩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国家主权。因而可以说，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虽是务实变通的，然而绝非是全面、正确的。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能迈出走向近代的一步，除了他本人具有因势变通的务实精神外，同时也是与民族战争的失败有关，并实现于外在暴力的强推硬挽之下的。
(二)守定和约隐图自强 当曾国藩走出夷夏之辨的樊篱，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时，他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凭武力收复利权，只能遵守令天朝大失脸面的和约，同时隐图自强，等待将来有朝一日扬威雪耻。
国家的实力是外交的后盾，曾国藩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代表在和洋人打交道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点，“外须和戎”、“守定和约”是曾国藩基于对中外形势清醒认识得出的外交经验。他认为，“当此积弱之际，难与(洋人)争锥刀之末”，“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并且信誓旦旦”如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如果保定和局，即失民心，所全犹大”。
实际上亦如此，1870年，曾国藩在天津民众群情激昂，法国侵略者气势汹汹，双方弩拔弓张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奉命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作为鸦片战争和庚申之变等重大变故的过来人在一片主战叫嚣中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抱着“衅决不自我开”的态度，把李鸿章“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视为“至理名言。”曾国藩强调：“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最后屈从法国压力“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心”，了结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总结中外交涉的经验教训，反省道：“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仪，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因为守定和约委曲求全，曾国藩留下不少骂名，被斥之为执行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然而，捐弃浮躁的狂热情绪，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理性地俯瞰当时的国际环境，应该说，守定和约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在19世纪晚期强敌凭陵之际，中国无法靠战争收复已经丧失的民族权益，废除丧权辱国的条约，因而只能守定和约。其次，每当一个和约鉴订后，作为中外交往主动一方的列强也需要一个稳定环境来消化己有“战果”，因而为守定和约提供了可能。再次，中国因缺乏足够实力改变半殖民地境遇，那么，在敌攻我守的总趋势下，守定和约有限制列强获得不平等条约外种种特权的作用，以维护尚存的民族权益。曾国藩明确指出：“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同时他强调，“中外交涉，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坚守的本意在于：“执约而拒之”，对付列强“不守约而侵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条约具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的内蕴。况且，守定和约，也符合近代外交的一般准则。因此，作为短期内不能改变贫弱面貌的中国一方，守定和约，不无“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的功效。
从守定和约可以看出，曾国藩奉行实力主义的外交立场是很明显的。表面看来，他与琦善、崇厚之流并无二致，然而琦善等人虽看清了敌强我弱的实力悬殊，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没有自信心。他们应付时局的方法是敷衍塞责，不图振作。曾国藩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有学习西方、徐图自强的决心和信心。
曾国藩不同于那些尸位素餐的封建官僚，他的历史责任感、民族危机感是强烈的。他守定和约目的是为了争得一个和平环境隐图自强，求和的目的是为了备战，明为守和暗为备战，守定和约与隐图自强互为表里。曾国藩谓之曰：“于羁糜之中，仍寓裁制之意。”。其外交思想的最后归宿是为了谋求中国的强大。
曾国藩虽然认为要守定和约，但他清醒意识到中外暂时和好的局面是靠不住的，必须尽早谋求御侮之方。他在给毛寄云的一封信中就谈到，“洋人目下虽相安无事，而一旦片语微忤，兵端立开实属意中之事。届时办船办炮必责成于海疆督抚，弟与兄皆不得置身度外，鄙意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他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洋人目下虽幸无事，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于吾辈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闲暇稍蓄三年之艾，免致临渴掘井，购买机物又为外人挟制”。。随着曾国藩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认识的加深，常挂其齿的是“吾辈任疆析者，惟当练兵训士，储备人才，修造轮船，设立炮台，隐图自强之策，庶有补于万一耳”。就是在他心力交瘁的晚年，仍念念不忘提醒西太后，“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
曾国藩明白：在对外交涉中，弱国无外交。只有自强，以实力作后盾，才能“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否则“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为此，曾国藩励志躬行，走上了一条“师夷智以造船”的洋务之路。从仿造洋枪洋炮洋船，“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取折彼族之异谋”；到译洋书、派幼童赴美留学“使西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请愿，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此种种，足见曾国藩求和备战隐图自强的良苦用心。
曾几何时，因力主和局、守定和约的曾国藩被看作是投降卖国，然而这实则是一种肤浅之见。在近代敌强我弱的格局暂时难以改观的境况下，不顾人力、物力、军力、国力的局限，一味应战，叫战，求战，好战；为了取媚社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爱国”口号，煽起民众的狂热情绪，实际上不是一个近代成熟民族的理智心态。面对列强咄咄通人的攻势，如何理智、现实地把握国家命运，我们想既不能靠一时热血沸腾甚至是以卵击石式的蛮干浪战，也不能靠一味退让无所作为的苟且偷生。暂时求和妥协，为了全局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同时忍辱负重地奋争，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不顾主客观条件制约，不讲求策略和手段的“打斗”，虽可泄一时之愤，但最终无补于事，想当年，如果勾践一直是铮铮铁骨死不服输，诀不可能有“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壮举。被敌人打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悲，最可怕可悲的是被打败后，仍不明白败在哪里，尔后痛定思痛，振作奋发。
一衣带水的东瀛日本，在求和自强这方面的经验值得人们沉思。而对西洋军舰的耀武扬威，尚武的大和民族，几乎未作任何抵挡，很快就与列强签订了自已并不愿意签订的和约。“不为玉碎，宁为瓦全”。随后，蟠然猛醒，革新内政，学习西方，乘隙自强，最后日本不仅“全瓦”而且也“玉全”了自己。然而它靠的并不是轰轰烈烈人心大快的白刃肉搏，而是上下同心无声无息的默默“赶路”。
(三)理势并审体用兼备 曾国藩办理外交，既不同于那些慷慨激昂迂腐虚骄的“言理者”，也有别于那些萎靡颓废碌碌平庸的“言势者”。他指责那些放言高论的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徒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同时，他也蔑视那些“言势者”，指责他们“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苟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
言理者虽看到外国入侵的非正义性，对不平等条约恨之入骨，极想把外夷拒之国门之外，重温至尊上国的旧梦。然而其讲的“理”许多仍停留在中世纪，难与列强所持的近代邦交之“理”相通相论。他们不能从近代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经济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实质，而只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所谓心性之学、夷夏之辨上。企图以“以夏傲夷”的封建主义不平等来对付资本主义靠武力强加于人的不平等。这样的“理”既是虚的又是不通的，结果无助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
言势者虽客观地看到中外实力的差距，但对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抱着一种“万事不如人”的自卑心态，对列强诚惶诚恐，对洋人奴态十一足。曾国藩对这样的言势者是非常看不惯的，当白齐文殴打杨坊(买办)之后，他颇为快意地说：“促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总结中外交涉的经验道：“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不言而喻，曾国藩不同于言势者的一味妥协，苟且偷安，又不同于言理者的自不量力，顽固不化，他比言势者更深地攀结于传统，又比言理者更多地认识西国真面目。于是有“理势并审体用兼备”的清醒外交意识。后人评论说：“文正公以为不量彼己而轻排强敌，是以国注也；不修备而媮久无事，是自削也。是以敢锐养威，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从中看出，“理势并审体用兼备”既包含着明显的“制夷”意识，也包含明显的“和戎”意识。
总之，“理势并审体用兼备”归纳起来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理势并审”，既和列强讲道理又和列强论实力；另一方面要“体用兼备”，既保持中国的根本制度又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这在当时，不失为一机智务实的外交谋略。
二、外交思想的困惑与牴牾
(一)妥协与抗争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应诏历陈中外修约事宜。他在奏疏中说：“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不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道出他“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抗争与“豁达大度片言立定”妥协的双重心态。
曾国藩办理外交所持妥协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说对外交往应“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义善全和局。”。然而曾国藩并非一味妥协者，时人说他“阴有争雄海上之志”。可见，在他心灵深处，抗争的愿望是强烈的。
在中外交涉中，曾国藩抗争的事例很多。
1863年，在处理阿思本舰队问题上，他反对英国侵略者企图利用李泰国和阿思本购船组成舰队，“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国外”。他在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表示：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为堂下之厮役，待门之贼客”，则“水陆将士皆可引为大耻。”结果，英国阴谋未能得逞。
在阿思本舰队解散不久，曾国藩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本欲访募翠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今所购七船既已化为乌有，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体现了复仇与抗争的雄心。就是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并非事事迁就洋人，他抵住了法国“三员论抵”的要挟，保庄了天津知府等三颗人头。可见，曾国藩御海、自强、抗争的民族意识是浓烈的。
“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的曾国藩怀有勤远略御外侮的主观愿望。然而，由于他慑服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压力，在关键时刻，抗争意识为妥协思想淹没，因而其外交思想常常呈现为软弱的外观。
1867年，当外国列强借中外修约的机会，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的要求，曾国藩首先表示强烈反对，说即使“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可是不久，他因畏惧列强的军事威胁，在致郭篙焘的信中又否定了原来的看法，“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见。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学。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明知小民随势力之转移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笑耳。”由此可见，曾国藩内心虽想抗争，然而一回到客观现实，外国态度一强硬，他就软了下来。反映出他主观世界与客观实践的牴牾，妥协与抗争两者矛盾地在曾国藩身上同时体现。
(二)论理与凭势 信守儒学的曾国藩在办理外交时，是希望与洋人论理办事的。他曾讲过西人“素重信义”的话，希望对外交涉中能“按约论理”。然面，良好的心愿并非能变为现实。世道沧桑，人心险恶，凸现在曾国藩眼前的是“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在洋人看来，有势就是有理，面对凭势压人的强敌，曾国藩颇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苦衷，只好附合“言势者”的主张，凭势办事，把理弃之一边。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有过“曲在洋人”的论述，他对于法国人的凭势要挟表示要誓死力争讨回公道，甚至在赴津时写下遗嘱：“余即日前赴天津……危难之际，断不肯容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他表示要效命疆场“此志坚实……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他对崇厚在处理津案中所抱柔弱态度，内心不以为然，决心和法国论理一番。“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然而到天津后：综观曾国藩的一系列涉外活动，他为外国气势所压，违情悖理，“诸事惟崇公之言是听”，成为一个地道的“言势者”，强调“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塌”。最后，屈服于法国人的武力，迁就外国侵略者，毫无“效命疆场”的实践活动。本想论理的曾国藩，结果被迫论势，一导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悔憾。
同治九年(1870年)底，曾国藩总结津案说：“六月初旬，力疾赴天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全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争，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弥衅端，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道出了本欲“理势并审”、“理”“势”均想兼得的曾国藩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面对“理”的伸张为“势”所抑之苦。
从“内疚神明”可以看出曾国藩内心深处是与论理者相通的，而在实际活动中他却沦为无可奈何的论势者，反映了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欲理还势”的矛盾心态。近代弱国的外交多数是屈辱的外交，历史注定他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曾国藩几十年积蓄的声誉几乎扫地以尽。
(三)忠信笃敬与机智灵活 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门户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实质是掠夺。然而，列强在国人面前有时又表现出“善良友好”的一面。他们因时因地因势的不同，为了自身的利益，交替扮演“白脸”“黑脸”的双重角色。西国色彩斑斓的复杂外观，常使懵懂渐醒的曾国藩迷惑不解，导致矛盾的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曾国藩与同僚谈道：“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基于洋人“素重信义”“有德于我”的片面认识，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是不说假话耳，然印极难。吾等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又说：“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成称威信，总不出一个‘信’字。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可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其中虽表达了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思想，然而把传统儒家思想运用到近代外交领域，体现了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曾国藩在应付复杂多变的外交中“憨厚”一面，也是曾国藩被西人“德行信义”迷惑的结果。
随着和洋人交往的频繁，曾国藩又观察到洋人狡猾不已的另一面，导致截然不同的认识，“洋人论势不论理”，“其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惟利居奇是其本性”。因而，“与外国交涉，别有一种机智肺肠”。事实上，曾国藩在办理外交中，也常常表现出机智灵活的圆滑手段。譬如，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把英美两国与法国分别对待，先妥善处理与英美的关系，然后集中精力处理与法国的关系，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清朝的对立面。又如，1871年，日本遣使来求立约，曾国藩建议“宜将(利益)均沾一条删去”，不给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这说明曾国藩在办理外交中，亦能根据不同国家的实力，机智灵活地分别对等。
以忠信笃敬应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中外格局，是曾国藩搬用了封建道德的推己及人之义，是中国封建道德的泛化和出格，虽然是曾国藩内心向往的，然而却是不识时务的，只能处处碰壁。现实是残酷的，折冲梅姐于泰西之间，曾国藩看到的常是以强凌弱的景观，因而其外交手段不得不变得机智灵活了。
诚然，未曾走出国门，亲临其境的曾国藩，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列强外交的本质，因而不可能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谋略。西方诸国在华表现的复杂多变，忽而“信义”，忽而狡猾，导致曾国藩观察的多面性，认识的朦胧不清，甚至互相矛盾。也折射出久闭的国门刚被打开时，先人们在探索“驭外”策略时的困惑和牴牾。
综观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走出了夷夏之变的樊篱，以务实变通的态度，审时度势，提出了中国近代外交的若干构想，大体上适应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氛围，代表了想成为强国的弱国外交，表现出不甘妥协的妥协。这对曾经目空一切的天朝上国来说，对集“立言、立功、立德”于一身，“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的曾国藩来说，都具悲剧色彩。欲作为而不能为，困惑与牴牾成为曾国藩外交思想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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