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静宜园历史记载补遗
香山，北京西郊这一片广阔幽深的山林公园，有着闻名中外的悠久历史。自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一一八六年）建成香山寺始，以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清朝覆亡止，这里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园林。在这几百年间，历代王朝都有扩建补修，在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扩建成二十八景后，定其名为静宜园。静宜园今名香山公园，现已成为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旅游胜地。静宜园还有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即从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到一九四八年的这段经历。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中，静宜园的全部设施及园地只供一所独具特点的学校专用，这所学校就是香山慈幼院。
静宜园与慈幼院的关系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九月，顺直省区（包括直隶、京兆两省区，即现在的河北、北京地区）发生了大水灾，淹了一百零三县，一万九千零四十五村。被灾的百姓有六百三十五万余人，成灾的田亩二十五万余顷。这是一场巨大的水患。那时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因见到灾民乏食，有的甚至将儿女遗弃路上或标卖，遂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间，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收养灾民的儿女，聘请英敛之（天主教徒）任慈幼局局长，由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在存款项下拨发慈幼局开办费及经常费用。慈幼局分两个所，一所专收男孩，一所专收女孩，总共收了男女儿童千余人。慈幼局地址在西安门内府右街培根女学校旧址。开办时间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一八年一月间，慈幼局租了二龙坑郑王府花园，将男生迁到新址，女生仍留旧址。水灾平息以后，有些儿童先后被他们的父母领回。最后剩下了二百多儿童无人认领，无处可送。因此水灾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长久性的机关，来教养这些儿童。当时，在北京城里找合适的地方盖房子很困难，结果经大总统徐世昌同前清皇室的内务府商量（因民国有优待清室条件，这时紫禁城内溥仪的小朝廷还存在），将香山静宜园的地皮拨出，建筑慈幼院的男女两校。
在慈幼院建立之前，香山曾有一所学校，名静宜女子学校。
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一年），清廷退位以后，西山一带居住的贫苦旗民，子女没有机会受教育。喀喇沁王福晋领衔，奏请于前清隆裕皇太后，许她借用静宜园这个地方，筹划设立静宜女子学校。这时，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曾提助公款，并募了捐款，把破旧房屋加以修理，成立了静宜女子学校。数年间，静宜女子学校的毕业生有几百人。这一时期园内还成立了一个静宜园董事会，会长是赵尔巽，专管园内租地和一切自治之事。用所得租息，作静宜女校的经费，并作为修整马路、栽培树木及设立园警的用度。一九一七年水灾期间，熊希龄建议以工代赈，拨了六万银元，由京兆尹雇用许多灾民，修通了西山的马路，由万寿山起经八大处到阜成门，取名叫仁慈路。此路修成，使从北京城里去香山的交通更加便利。
慈幼院初建
得到静宜园这个校址以后，熊希龄与水灾督办处坐办陈汉第、罗振方商议，决定建一所可以容下千多人的大规模的慈幼院。建校工程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动工，至年底男女校舍竣工。在工程结束之前，慈幼院于十一月间聘请施今墨到校主持教务，规定学科。后来施今墨任副院长，直至一九二○年十月三日慈幼院举行开院仪式后才因事辞职。施今墨在慈幼院任职约一年。
香山慈幼院在哪里？而今的游客已看不清它的面貌了。
慈幼院初建时分为男女两校，男校在静宜园的东北，原是一片空地，大约二百余亩，即现在香山公园管理处和香山别墅所在的地方。女校的地址，乃是前清皇室的寝宫，名中宫，即解放后的香山饭店旧址，现在此地已为美籍华人名建筑家贝聿铭所设计的新香山饭店所覆盖。现在，香山慈幼院男女两校仍有迹可寻。原男校的食堂，即现在香山别墅的餐厅；原女校的食堂，即香山饭店的餐厅。近年来这里拆了院墙，增开了越过沟堑直通马路的大门，以便餐厅对外营业。香山慈幼院总院，现在是香山公园管理处的所在地，总院的大铁门依然如故。从大门的铁栅望进去，直视镇芳楼。此楼为河南省籍的张镇芳先生捐四十万元所建，故用捐款人张镇芳之名命名。这座楼原来是慈幼院的董事会、评议会、院务会等开会的地方，现在作了香山公园管理处的办公楼。总院铁门外北侧顺石阶而下有一方形广场，围绕广场四边有一米余高的看台两层。这里原是慈幼院学生们春秋两季开运动会的地方，平时是足球场。解放后，这里一度变为桑园，现在植满了苹果树。
慈幼院男女两校校舍落成以后，尽管熊希龄认为尚有不完备的地方，准备慢慢添补，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在残破的旧中国，一所学校能占据静宜园这样风景优美的地方作校园，能建成如此规模的校舍来教养贫苦无依的孩童，也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初建成的男校，有教室十三所，宿舍八所，玩具陈列馆一所，音乐馆一所，幼稚园一所，屋内体操场一所，旱冰场一所，跑马场一所，球场四所，游泳池一座，竞驶池一座，养病室一座，校医诊察房一所，四股（事务股、教务股、保育股、职业股）办公室一所，总管理处一所，儿童图书馆一所，教员宿舍二所，浴室、洗衣室、厕所、食堂，厨房各一所；另有工场、商场、农场、市政所、警察所、市议会、电话局、邮政局、审判所、烹饪室、中西饭店、库房等单元用房，共计七十七所。女孩的一套房屋设备与男孩相仿，另有养蚕室及男女两校共同的理化馆，共四十六所。此外尚有两校附属的单位：甘露旅馆一所，避暑房屋十六所，还有银行、照相馆等，共二十一所。
一九二一年十月，男女两校新宿舍落成，系西式三层楼房，以校训“勤、谦、俭、恕、仁、毅、公、平”命名。男生编勤、谦、俭、恕四村，女生编仁、毅、公、平四村。
一九二六年三月，因学生翁少勤在室内作物理实验引起火灾，勤、谦村大楼被焚，计烧毁大小房屋二百余间，学生书籍衣服行李及教职员著作，俱化灰烬。慈幼院将该两村学生全行移入来青轩所建避暑房屋居住。后来又建起“勤村”，为平房宿舍。
香山慈幼院在建设过程中曾遇到重重困难。要而言之，一是基建中的偷工减料。起初男女两校的房屋图样，是由工程师何生荣打样。熊希龄嫌他的估价太高，交送政府的工程师马荣去审度。马说可以减省，做个说明书，去招人投标。中标的是桐发公。当即请马荣做工程的监督。哪知他们营造时偷工减料，被熊希龄派人查出，扣罚一万数千元，桐不遵办。后来得知桐发公与马荣是亲戚。最后，各项工程改招德国罗克格公司承办。
二是水道工程问题。慈幼院需要解决一二千人的饮水用水问题，因此，建好水道工程是一件极重要的事。香山地方泉水清洁，引用泉水极其便利。男校所用之水，引自碧云寺所出的泉源。女校所用之水，引自双清所出的泉源。在水道建设中，起初用缸管从山上引水。哪知经办者不晓得缸管需埋入地下三尺多深。结果缸管埋浅了，到冬天全行冻裂。后来改请德国工程师换用铁管，过冬才没有冻坏。
三是电灯照明问题。二十年代初，北京的电力不足，香山慈幼院是由自办的电灯厂发电的。起初买了三四部煤油小电机，光亮不足，照明度不够。因怕影响儿童视力，改用三十六马力的煤气引擎电机，孰知装得不合适，只能发挥二十八马力的作用。屡经与承办公司交涉，双方共同试验，查出是某处的螺钉不好，才加以矫正。但一部发电机难免有停顿的时候，于是加添水汀机一部，才算有备无患。
熊希龄其人
（一）由翰林到国务总理
香山慈幼院的创办人是熊希龄。熊希龄，字秉三，生于一八七○年，死于一九三七年。湖南凤凰县人，故亦称熊凤凰。他中举人后，于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甲午恩科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旋返湖南，助陈宝箴、黄遵宪，力行新政。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延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曾力斥王先谦、叶德辉等对新学的毁谤。一八九八年与谭嗣同等设延年会于长沙，为南学会之助。百日维新期间，认为“朝廷变法，首在兴学；兴学之本，先重师范”，联合湘绅提议整顿湖南全省书院。戊戌政变时被革职，禁锢于家。后得端方援引，充当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参赞。又调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他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次年签署解散国会命令，旋去职。一九二八年任国民党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二年任世界红卐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熊希龄旧学根底深，有才气，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他得到袁世凯的垂青，受命组阁时，宣称要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内阁”，阁员有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因此人们称之为“名流内阁”、“第一流人才的内阁”，有讽刺之意。熊希龄是在前清王朝取得功名，进入仕途的，自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一九○六年，熊希龄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是二等参赞官。游历日本东京期间，他涉猎了外国的政治文化。当时他与中国留日学生接触频繁，很注意资本主义国家办教育的模式。他宦海浮沉，慨叹仕途坎坷，老年颇有遁世思想。因此，后来在他创建香山慈幼院时，很想把慈幼院办成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一体的独立的“理想园地”。
熊希龄历任高官，家资富有，在北京拥有巨大的宅邸。他住在宣武门内原石驸马大街的旧克勤王府。这个王府有一铁栅门，里边弄堂宽大，尽头处，有东西相对的两座大宅第。办了香山慈幼院以后，熊希龄自命清廉，不拿薪金。在慈幼院职教员俸给表上，院长熊希龄的项目下写的是“义务职”。但是他在香山却独据了美丽的双清别墅。这里有亭台楼榭，苍山清泉，富于幽趣。他到香山必居于此。仆役警卫等一切开支，皆由慈幼院承担。此外，熊希龄在北京还有房产。我舅父刘揆一（与熊希龄是同僚、同乡）和几位同僚好友合租过熊希龄的房子住，地点也在原石驸马大街。克勤王府在路北，这栋房子在路南，即在现新文化街第二小学对面。宅院也不小，一半是楼房，一半是四合院平房（近年已拆除，盖成高楼）。关于个人房产的规模，熊希龄有过一段叙述。他说：“我家在沅州、上海、天津、北京四处。（民国）元、二年两次革命的时候，我上海家里来了避难的亲友二十余人。（民国）四年洪宪战争的时候，我沅州家里住了避难的邻人几百人。（民国）五六年复辟及皖直战争的时候，我天津家里来了避难的戚友三十余人。……我北京家里住了避难的四百余人。”熊希龄在湖南凤凰老家还有宅第。从住宅规模也可窥测熊希龄资财富有之一斑。
（二）家 庭
熊希龄的家庭，在三十年代初，主要成员有五人。即：熊本人；夫人朱其慧；子熊泉，居长；女熊芷，次女熊鼎。朱其慧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病逝，熊希龄于三十年代中期与毛彦文结婚。毛彦文今健在，居美国。
熊希龄晚年倾注全力办香山慈幼院，朱其慧亦参与其事。朱其慧是女红十字会的负责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酉五省又发生旱灾。熊希龄与赵尔巽、汪大燮、陈汉第等人组织北五省灾区协济会。朱其慧负责的女红十字会与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在北京郎家胡同合办了一个灾区儿童临时教养所，共收男女儿童三百余名。一九二○年（民国九年）赈务事竣，有一百多名儿童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剩下二百多孩子。朱其慧商得熊希龄同意，将这二百多儿童送入香山慈幼院。慈幼院开办之初，最大的困难是入院的贫苦儿童疾病丛生。他们多是带病来的。四岁至十三四岁的孩子疾病最多，头癣、疥疮、眼病、肺病、瘰疬是他们的普通病。慈幼院一设立，熊希龄即与朱其慧商议，在静宜园内办一个女红十字会香山医院，为这些孩子们治病。地址选在昭庙。
初入慈幼院的孩子患肠胃病的很多，这是由于他们生活贫苦，吃的东西很差所致。
朱其慧是一位知识妇女，热心社会事业。民国年间，她主持女红十字会的工作，在旧军阀连年混战之际，常组织由慈幼院学生们参加的救护队，救护伤兵和难民。在慈幼院全体师生集会上，院长熊希龄讲话之后，她也常有长篇讲话。她参与慈幼院的工作，但不任实职。
关于熊希龄的子女，在慈幼院里曾流传过一段顺口溜：“大少爷无线电，二少爷婴儿教保园，三少爷六国饭店。”就语气分析，这话大概是从熊家仆役口中传出来的。这话也确实能反映出熊家兄妹兰人日常活动的梗概。
熊希龄的独子是残废人。他下肢瘫痪畸形，上肢手掌残缺不全，头大，生活不能自理。慈幼院里的学生称他“大头”。每次他来香山，无论到哪里都是由仆人背着。他常年呆在家里听收音机解闷。熊希龄的次女熊鼎，喜欢交际，常出入于社交娱乐场所。熊希龄的长女熊芷，对香山慈幼院的工作最热心。她留学美国，学幼稚教育。她的丈夫朱霖在美国学航空专业。他们夫妇学成归国后，熊芷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任香由慈幼院第一校蒙养园主任；一九二九年成立婴儿教保园，熊芷主持其事；一九三○年十月兼第二校小学部副主任，并教小学五年级英语。一九三五年六月至一九三六年六月，熊芷赴欧美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全院师生大会上讲《美俄两国学龄前儿童之教育》及《两种师范之新课题》。慈幼院的婴儿园、蒙养园是办得好的，这与熊芷主持其事有关。虽然在学习欧美的高标准上花钱较多，但工作确实出色，在婴幼儿的保育教育和培养保育员等方面做出了成绩，总结出一套经验。熊芷的丈夫朱霖，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任慈幼院第四校（包括专工班、工厂、动物园、植物园等）主任；一九三○年被聘往北洋大学当教授，仍兼慈幼院技术顾问。
（三）官场失意
熊希龄做官，有显达，也有坎坷。其例之一是袁世凯挟制他解散国民党。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任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后又任熊为热河都统。热河地区后改为承德府，这里的避暑山庄是清廷所建的行宫。熊希龄住进避暑山庄，曾派他的亲信、都统公署总务科长扬显曾清点庄内的宝物。
一九一三年七月，袁世凯调熊希龄做国务总理。熊希龄曾将避暑山庄的古物，如乾隆喜用的折扇，送与姜桂题。姜素忠于袁，暗将所得古物交袁，并作密报。熊希龄内阁组成，袁世凯派前司法总长许世英赴热河查办避暑山庄失宝案。许世英明查暗访，搜集材料，汇成文书，呈报袁世凯。袁即以此为把柄，设下挟制熊希龄、破坏国会、解散国民党的圈套。
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袁世凯以军警数千人冒充“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总统。十一月三日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至总统府议事。袁先会见外国公使，嘱熊在袁之办公室内稍候。袁事先故意把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卷放置办公桌上。熊入内室，见桌上放的案卷，略加窥探，知其关系自身，惶恐不安。外使走后，袁传熊到外室谈话，故意关怀地问熊为何脸色不好看。随之袁疾言厉色地说：“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痛心。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铲除，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我的意见如此，秉三，你看怎样？”熊处此情势之下，内心恐惧，只好听从袁的摆布。袁见熊无异言，即将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摆出，熊只得签署。袁又传令预先在邻室等候的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翌日，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命令即行发表。是日，大批军警出动，勒令所有在京的国民党籍议员及其家属立即离京。当时全城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籍的议员及其家属，仓皇离京。
熊希龄内阁签署了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等命令后，便不再为袁所需要，一九一四年二月，熊内阁被迫宣布垮台。
熊希龄于一九一七年秋在他的北京寓所，曾将这段官场挫折，向他的属下郑廷玺亲口讲述。
（四）为什么办香山慈幼院？
处理顺直水灾善后事宜，是创办香山慈幼院的直接原因。具体到熊希龄本人为什么要办香山慈幼院，社会上议论纷纷，即使慈幼院小学部的孩子们，对这些议论也耳有所闻。有的说，熊希龄的独子，先天发育不全，是残疾人，为在心理上得以慰籍，熊希龄办慈善事业来教养贫苦儿童。有的说，熊希龄用慈善行为来粉饰自己。
为什么要办香山慈幼院，这个疑问只能由熊希龄自己来回答。在香山慈幼院创办之初，一九二二年熊希龄曾写下了一段文字。他写道：“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也曾入了股。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要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道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他们孩子都是真心的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却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可以说这段话，多少道出了熊希龄办香山慈幼院的一些心曲。
（五）诗 篇
熊希龄诗才横溢，在慈幼院办教育期间，置身于静宜园这样山岩巍峨，绿林幽深，并富于皇家气派的优美环境之中，触景生情，及人及事，写下了一些诗篇。现择几首录下。
静宜园森玉笏的石壁上，刻着熊希龄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写的一首诗，现仍字迹清晰（慈幼院于一九二○年成立，这首诗是在建院一年半以后写的）：
“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
为念众生无量苦，万山深处一维摩。
丹炉石洞话前因，汉武秦皇遗已陈。
欲学长生终是幻，倚栏却忆散花人。
余久病未愈，乃率童子军游森玉笏，即支帐驻宿于此，以诗记之。壬戌五月凤凰熊希龄”
一九三四年熊希龄登香山赏桃花写诗：
“甲戌春二月十一日香山桃花盛开，召集儿童登山欣赏，赋诗勖之。
万树桃花手自栽，病中犹为着花来。
儿童亦与花俱长，各自拈花想一回！
但觉花香夹道妍，谁知辛苦十三年！
栽培灌溉非朝夕，才见春风烂谩天。
种花人老雪盈头，吩咐儿童爱护周。
浊世欲坚高尚节，此心颂向美中求！
花落纷纷又夕阳，山河大地几沧桑。
眼前景物须牢记，爱国由来本爱乡。”
一九三五年写醉桃源词：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七日，举行第一次回家节，即以多云亭旧址，重新建筑，改名白云亭，取自云亲舍之意；赋醉桃源词以代唱歌，赠与诸生，为永久纪念。
四园山拥白云亭，儿时路所经。远离亲舍望云停，云停心未停。云出岫，数归程，朝朝亲倚门。云来云去绕儿身，儿毋忘母身。”
一九三五年香山慈幼院出院学生欢渡回家节时，熊希龄将他与毛彦文结婚的照片赠与诸生，赋诗四章：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七日，本院举行第一次回家节，筹备会请以结禧相片付印，赠与诸生，作为纪念，特赋四章，为之祝福。
不觉光阴十五年，鸳行雁序各翩翩。
世间无此家庭大，能有儿孙到四千。
襁负回家笑语阗，相看忽又泪泫然！
别来几载当惊异，尚有精神老少年。
漫言桃李在公门，教养全蒙社会恩。
念念勿忘同类苦，牺牲私利始能存！
现代家庭少健全，愿希梁孟以身先。
有情眷属皆圆满，并祝妻良母又贤。”
慈幼院的组织规模
（一）董事会
香山慈幼院董事会，是慈幼院的最高组织机构。慈幼院董事会于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在西顺城街尚志学校开成立会，议决董事会章程及本院行政系统的章程；推定赵尔巽为董事会会长，刘若曾、陈汉第为副会长，推熊希龄为院长。慈幼院董事会起初在和平门内松树胡同设驻京事务所，后迁往旧帘子胡同二十二号，一九二一年五月又移至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董事会专管慈幼院的财政、教育、监督、审计等事。
慈幼院章程规定，院长由董事会于董事中推举，责任重在对外；副院长由院长聘请，对于院内用人行政的事负完全责任。熊希龄任院长后，副院长初为施今墨，继为罗振方，后为查良钊。
香山慈幼院以静宜园为校址，因此与静宜园董事会的关系极为密切。静宜园董事会成立于一九一八年，推定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贡桑诺尔布为副会长，陈汉第、马良、英华、英秀、张毓书、濮彦珪为常务董事。赵尔巽既是静宜园董事会的会长，又是慈幼院董事会的会长。
（二）总 院
在董事会之下，设立总院，地址在今香山公园管理处所在之院落。
总院的行政首领是院长，副院长；以下是各殴主任：1.事务股，管理文牍、统计、庶务、工程；2.会计股，内分出纳、编核、资产等；3.教务股，管理儿童教授、学籍、图书、仪器；4.保育股，管理儿童衣食住及防病卫生；5.职业股，管理农工商各项实业。保育股又在男校女校各设一个总管理处。各宿舍的管理员，在此两处汇总。教授的先生为师保、管理的先生为父母。这就是合学校、家庭组织而成的特别情况。
（三）评议会
慈幼院的教育，是合学校、家庭、社会为一的。这种教育方式问题很大，不单是慈幼院中的职业人员所能研究解决的，必须集合各大教育家来研究试验。所以慈幼院的章程规定，设立一个评议会，延请北京有学识经验的人士为会员。这个评议会于一九二○年十一月组成，聘蒋梦麟、胡适、陶履恭、顾兆熊、沈兼士、严继约、黎锦熙、何育杰、俞同奎、张谨、顾兆唐、王道元、熊崇熙、李大钊、张伯苓等十五人为评议员。一九二一年八月，慈幼院又增聘一外国人格林为评议会评议员。此外，由于辅导学生指导学生的需要，又设立了自治指导委员会，测验智力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体育检查委员会。
（四）六个分校
总院之下设有六个分院，从一九三○年二月起，各分院改称校。
第一校：蒙养园 婴儿教保园 家庭总部
蒙养园园址在今香山别墅餐厅以西，蒙养园的大门正对香山别墅餐厅的后墙。园门的建筑原来是近乎教堂式的又高又窄的门，门联刻着“老老及人之老，幼幼及人之幼”，横幅是“蒙以养正”。这副门联是熊希龄题写的。现在这座园门已改成圆形。从园门望进去，正对泰源堂。有一位名黄泰源的南洋华侨曾捐款一万余元，慈幼院遂建成此堂以为纪念。这里是当年蒙养园的孩子们上课活动的场所。每天清晨上课开始，老师弹起钢琴，孩子们即自动绕着圈做动作，音乐和姿态都很优美。因蒙养阶段关系到全院教育的根本，慈幼院对蒙养教育十分重视。在蒙养园办了七年以后，得出经验证明，凡经蒙养园培育的幼稚儿童，升入小学后，言、行、动、静、规则习惯，都比未受蒙养教育的为优。蒙养园的设备，室内外的玩具教具等都极完备。有植物园、动物园、花园等，以为自然之启迪；有小农村种植麦稻，以生农事之观念；有买卖街，陈列各种日用品标本，以增加生活之常识；有小家庭、厨房、球场及一切玩具，以供游戏活动；有各教寺庙，以启人之敬仰。凡此设备，都是想在蒙养时代，涵濡自然之生机、寓教育于寻常游乐之中。所以来这里附学的富室儿童，亦乐而忘返。
蒙养园初设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附属于男校，一九二三年七月成为专园。学级分幼稚生与模范生两班，人数经常维持在八十名上。幼稚生五十名；模范生三十名。园中儿童，免费的交费的都有，部分是由教保园升上来的。模范生是在蒙养园毕业升入第二校初小班的学生，仍在蒙养园住宿，每日赴第二校上课，年龄由七岁至十二岁。每年幼稚生毕业时，挑选一些为模范生，练习照料新收之幼稚生，以为模范。幼稚生按年龄分为五岁和六岁各一班，每班有一位教师，是慈幼院所设的幼稚师范毕业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采用欧美资产阶级的单元教学。在儿童的生活照管与卫生保健方面，慈幼院蒙养园在当时全国的教养机关中，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慈幼院蒙养生的食品，与小学中学的伙食不同。慈幼院加重富室儿童附学之学宿费，以这笔钱购买蒙养园的食料，由保姆自行炊制，每餐均有肉品。贫富儿童，同桌共食，不分等级。
慈幼院由于办蒙养园取得经验，深感有设立婴儿园的必要。因蒙养生入园以四岁为度。孤贫人家的儿童缺奶乏食，营养不良，身体多虚弱，因此需要设立育婴堂收纳，以便使这些幼孩得以滋养健全。于是决定筹款，设一完善的婴儿园，做为蒙养园的初基。
其次，由于蒙养园与婴儿园的建立，深感保姆不可不加以训练。这与幼稚教育有极密切的关系，必须加以解决。
香山慈幼院的婴儿教保园（婴儿园的全称），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城内石驸马大街成立，由熊芷主持其事。一九三二年八月，婴儿教保园由北平移往香山静宜园女校（今香山饭店地址），占用公村、平村两座宿舍楼，这两座楼通常被称作姊妹楼。熊希龄为婴儿教保园题匾曰“履园堂”。当时有一位名潘履园的人士向婴儿园捐款，故题此匾留作纪念。
婴儿教保园收的是从出生到四岁的儿童。它具有托儿所的性质。但办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训练保姆。当时收容的儿童不多，其中有免费的孤儿、弃儿、贫儿，也有交费的儿童。交费的儿童多半是因为家庭有问题，如父母离婚，父母一方受遗弃或婴儿无人照管等。这所教保园的设备是极讲究的，孩子的生活也远远超过一般水平。比如一岁以内的孩子，每人住一间房，由一位保姆专门照管。孩子睡的是白色小钢丝床；穿的是非常干净的衣服；吃的是奶粉、水果或果汁、鱼肝油，分量由医生确定。他们的生活极有规律。天气好的时候，婴儿都被放在户外的纱罩小床上，使他们获得充分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一岁半以上的孩子，由保姆带他们游戏、唱歌，在香山各处散步。对孩子们的卫生保健制度也极严格，每天上午下午都要给孩子们试体温，一发现有病，即刻隔离，以免传染。在婴儿教保园开办期间，没有死过孩子。因此，要求自费送孩子入托的人相当多，可是婴儿教保园的名额只有三十名，因为办这所教保园的目的主要是训练保姆。孩子太多了，就不能保持那么高的标准，也不容易照顾周到。
婴儿教保园所训练的保姆，多是一些寡居、被丈夫遗弃、离婚或年纪大而未婚的女子。她们在婴儿教保园学习一年，学习期间直接照顾孩子，每天晚上还上课学习儿童卫生及蒙养等知识。学习期满，她们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做托儿所的保育员，上海、济南、青岛等地的托儿所，都曾请过慈幼院训练出来的保姆；另一条出路，是到富有人家做高级保姆。
家庭总部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在慈幼院办了十多年以后，熊希龄观察到孩子们由于长期生活在院里，不能请假回家，有的孩子根本没有家，所以缺乏亲亲之情和天伦之乐，以致有的孩子性情倔强，甚至孤僻。于是熊希龄采取了一种小家庭的做法。即把小学的儿童分成十人一组，每组包括年龄不同的男孩女孩，像一家的兄弟姐妹一样，每家有一位女管理员，儿童们称她娘。家庭总部是将前女校的宿舍分为一户一户的住宅。儿童们读通学，每天到第二校小学部上课，课后回到这里过小家庭生活，学会以长带幼，得到家庭的温暖。熊希龄为家庭总部题匾曰：“慈孝堂”，取母慈子孝之意。在家庭总部内，熊希龄也有自己的住宅，题匾曰“慈范堂”表示为模范家庭之意。
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当成一个大家庭，院里有两处设施是其他一般学校所没有的。一是建了一处往生堂，备学生们怀念亡故的师长和学友；一是建了一处追远堂，备学生们纪念他们的先人。慈幼院还有一处墓地，在红山头，师生死亡者葬在这里。熊希龄自己也营建了一处陵园，名两陵园，地点在碧云寺附近。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逝世后，即厝于此。
第二校：小学部
慈幼院小学部的校园，是今香山别墅所在地，房屋依旧，只是格调已非。东面一排是宿舍（勤村），北、西、南三面是教室，由此所构成的方形平房建筑，现已被香山别墅安排成客房。口字形平房中央天井地带，原有的旱冰场和庭院已改为方形的花坛。小学部校园的地界，南面是以一条沟堑与总院相隔（即现在香山别墅和香山公园管理处的一沟之隔）。小学校园北面是跑马场，也是以一条沟堑与眼镜湖相隔。跑马场之南，原来作为学生宿舍的两座三层楼房（俭村、恕村）至今旧貌依然，人们通常称之为兄弟楼。小学部的饭厅，临校园之西，现在是香山别墅的餐厅。整个说来，小学部的房舍依然如旧，只是而今已作为旅游别墅用了。
慈幼院二校小学部，起初是与中学合为一院，占据着静宜园东北角的地方。后来因为中学班级日增，小学不能施展。故于一九二五年五月间，向颐和园事务所租入青龙桥武备学堂房屋做小学部的校址。是年十月，小学部迁往青龙桥，称第二慈幼院。这里可容学生三百余名，分为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两部分。此外还有香山地方附属小学校四所，学额一百六十人，也隶属慈幼院小学部。至一九二八年八月，小学部由青龙桥迁回香山静宜园，第三校男生中学部移往青龙桥。
有些年龄较大，且本人学业不佳或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在国民小学毕业后就转送到第五院职工部，去做工徒，学习各项工艺。国小毕业而未达做工年龄的，则升入高小。国小升高小要经过考试。在国小就读三年的学生，学习成绩优良的，也可以随同国小毕业生一起考试，考试合格者，可以跳班升入高小。凡高小毕业的优秀儿童，均可投考第三校中学部。学业较差而又家贫不能再读的，也转送到第五院职工部，学习谋生的技能。
小学部学生，除住在学校附近的极少数通学生与住在蒙养园的模范生，及住在家庭总部的学生外，全都在学校住宿。宿舍编制，分勤、俭、醒、恕四村（醒村是住患夜间尿床病的儿童，由专人照顾）。每村各有若干户，每户住学生四人至二十人（视房间大小定学生数目），由家务课课员担任各村管理员，专管学生养护事宜。各村因学生多少不同，分别设管理员一人或二人。除年龄较大的男生宿舍由男先生担任管理员外，其余都由女先生担任。
小学部儿童的教育费保育费，是慈幼院所独有的标准。国民生教育用品每人每年三元三角，高小生六元六角。保育用品每人每年约合八元四角。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标准降低，教育用品高小生每人每年五元，保育用品男女生每人每年合六元，国民生照旧，饭费每人每月三元五角。早餐是小米粥、咸菜；中午是窝头或黑面馒头，一桌一铁桶菜汤，表面是明油，有时漂点油渣。晚餐是小米粥、窝头、咸菜。只有年节才能见到菜里有肉。后来，由于改进管理，伙食稍有改善，间或能吃到白面馒头。
熊希龄有时去小学部食堂看孩子们吃饭。孩子们唤他：“院长！院长！”他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吃点窝头。
第三校：中学部 幼稚师范
第三校中学部的学生，都是由高小毕业学生经考试升上去的。按照院方计划，每年须有三班约九十名高小毕业生考升中学，才能录取足额。后因慈幼院的高小毕业生人数不足，遂决定采用推广办法，每年暑假前通告全国各省孤儿院，准他们选取优秀高小毕业生投考慈幼院中学。从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开始，第一次录取的有南京贫儿教养院高小毕业生六名，上海龙华孤儿院男女学生四名。第二次录取的，有南京贫儿教养院女生四名，上海龙华孤儿院男生三名，旅宁公学男女生各一名。以后每年都有外地的孤贫学生参加考试。
第三校中学部开办时第一班只有三十名学生，按旧制定为四年毕业，但实际上三年就毕业了。毕业生共二十七名。这是因为学生均住校，很少旷课，寒假暑假也在校复习补习，所以学得很快，三年即读完四年的课程。
中学部第一班二十七名毕业生，投考大学的结果甚佳。考中清华大学的四名，均为本科生；考中南开大学的七名，均为预科生；考中师范大学的三名，均为预科生；考中燕京大学的七名，一名本科，四名入预科，二名入工农速成科；考中北京大学的一名，为本科生，总共二十二名。其中有重复的，一人考中三校，一人考中二校。除重复的以外，考上大学的是十九名，占这一班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二强。
此后，男校中学部发展成三部分：一为初中，三年毕业，毕业后有愿入中职的，即送第四院投考，有升学的即入高中。二是高中，三年毕业，毕业后投考各大学。三是师范，六年毕业，毕业后去做乡村教员。
慈幼院第三校女校，纯设师范，不设中学，毕业生都去做教员。
慈幼院的幼稚师范学校，开办于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秋。
慈幼院因办婴儿园、蒙养园有成效，便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一所幼稚师范。原由中美文化基金会补助每年经费一万元，不足之数由慈幼院担任。一年后，中美文化基金会暂停补助。慈幼院遂独立承当。幼稚师范的教育，不仿美国，不法日本，自有一种试验教法。根据生活即教育的原则，合教、学、做三项为一，以适合我国国情及时代的需要。各种学科都重实习。幼稚师范的毕业生，服务于北平、山西、河南、察哈尔、天津、河北、广东等省的幼稚园，无一人赋闲。
幼稚师范学校的负责人张雪门，曾在孔德学校办幼稚园。一九三○年十月一日任实验师范教育委员会幼稚师范组主任，并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幼稚师范科，该科地址在香山静宜园的见心斋。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幼稚师范科移至北平西四帝王庙（即现在北京一五九中校址），改称幼稚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为训练幼稚园教师而设的，学生都是女生，主要来源是慈幼院的小学毕业生，也有从外面招考入学的。幼稚师范学校包括初中部和中师部。小学毕业生最初入初中，初中毕业后才入中师，即幼稚师范。初中和中师各为三年。幼稚师范的学生免交学费，从慈幼院小学毕业的，食、宿、服装、书籍、杂费，由慈幼院供给。幼稚师范学习的课程有幼稚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卫生、音乐、美术等。从一年级开始，学生每天在学校附设的幼稚园实习半天；第二年，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到核桃园简易农村幼稚园（系学校自办）实习；第三年下半年，整个学期都是实习，地点在慈幼院的教保园和蒙养园及北京各幼稚园，如孔德幼稚园、第一幼稚园等。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幼稚师范学校迁到桂林。抗战胜利后，这所学校就结束了，未在北京恢复。
第四校：职业部（农工实习场）
第四校职业部的农工实习场，在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以后次第设立。
甲、为儿童练习不营业的工场有十种：
1.铁工场；2.术工场；3.陶工场；4.化学工场；5.印刷工场；6.染织工场；7.理化馆；8.图书室；9.鞋工场；10.缝纫刺绣挑花工场。
乙、既为儿童学工又兼营业的场所有四个：
1.香山电灯厂（在静宜园宫门口南侧，现仍有遗下的房屋）；2.香山饭店（亦名为甘露旅馆，地点在香山寺）；3.香山理发馆；4.香山照像馆（地点在总院大门南侧）。
丙、为儿童练习不营业的农场有五个：
1.家畜饲育场；2.生物馆；3.第一校动物园；4.第一校植物园；5.苗圃。
丁、既为儿童学农又兼营业的农场有八个：
1.农场；2.养蜂场；3.养蚕室；4.果园；5.菜园；6.葡萄园；7.桑园；8.黑龙江、嫩江、绥远荒地。
第四校职业部农工实习场的儿童，多是从慈幼院小学部国民、高小毕业生中选的，职业部根据学生志愿及个性，为其择一专业而练习。
第五校：北平工徒学校
北平工徒学校，是为慈幼院高小毕业学生筹谋独立生计而设，工厂都设在北平城里，以方便实习和营业。所辖单位如下：
①北平慈云地毯工厂；
②北平慈型机械工厂；
③北平慈成印刷厂；
④北平慈华染织工厂；
⑤北平慈平制革工厂。
以上这些工厂的设备都不错，如慈型机械工厂的机器设备，在当时北平城内的铁工厂中是规模较大的。慈幼院的小学毕业生在这几座工厂中做学徒，有师傅指导，学徒期满后正式做工人。学徒期间，伙食、服装由慈幼院供给。学成之后做工人，就可以支领工资。
解放以后，这几座工厂经过公私合营，都成了人民的事业。慈型机械工厂改为地方国营管件厂；慈华工厂改为国棉四厂；慈平工厂改为北京制革厂；慈成工厂改为交通印刷厂。
第六校：大学部
香山慈幼院大学部，并不是院方自办的大学。它是为考上各处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解决就读等各项问题的部门。慈幼院对考入大学的学生曾拟定三种办法：
一、准备在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建一宿舍，凡考入这两所大学的慈幼院高中毕业生，都在这里寄宿通学，院方派出人员管理，以保持慈幼院固有的校风。对其他各省大学，也准备在其所在地建立宿舍，以方便院外的孤贫学生。这些设想最后都未实现。
二、对升大学的学生，慈幼院出面作保，向香山农工银行借款，以支付其学费。待毕业后，按年摊还。
三、凡升大学的学生，每年寒暑假期间，都要回到慈幼院，由院方教育股考询学生有无进步，以决定下学期的继续借款事宜。
在以上办法实行期间，慈幼院在院外升大学的学生，向农工银行借款的有二十三户，共借四千五百七十四元。这是一笔长期借款。
后来慈幼院改变这种借款方式，规定了一个中学、大学升学奖学金章程。章程大致是，慈幼院为奖励敦品好学的儿童考入初中、高中及大学，按年给予奖学金。初中一百八十元，高中二百二十元，大学二百四十元。以前规定的借款办法则一律取消。
就笔者所知，香山慈幼院在院外升大学的学生。较早的有盛长忠，他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现居台湾，是一位有名望的主计师，还是香山慈幼院旅台校友会的负责人；刘文杰，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曾回到慈幼院任美术教师；鲍熙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科，曾在上海某大学任教授；董凌云，就读于清华大学，解放后在内蒙某学院工作。在院外升大学的还有谢家泽、朱明亮、邓国材、邓祖禹、贺成章、朱祖彭、刘初之等。慈幼院在院外升中学的学生有：高庆颐，丁復贞，就读于北平翊教女子中学；禹金孝，就读于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此外在院外升中学的还有鲍大年、邱新城、方英中等。
慈幼院向外发展的事业
（一）香山农工银行
香山慈幼院位于静宜园，周围是乡村，因此，与当地农民关系密切。它办教育的方针，也是以农业教育为重。那时农民生活困苦的一条重要原因，是高利贷的盘剥。有利钱重到五分的，有农民卖青苗抵债的。慈幼院深感有必要设一个正当的借贷机关，解除农民的一些疾苦。于是便设立了香山农工银行（地点在总院大铁门的北侧，即现香山公园总管理处院落大铁门北侧），专借款给附近各村农民，利息是一分二厘至一分五厘。初开办的一年，共贷放六十七户，银洋一万零八十元，农民获益不浅。
香山农工银行与当时的中国、交通、大陆、盐业、金城、中南、新华等银行协商，请各银行每年提供若干现款，以轻利借给香山农工银行，转而放之于农民，结果得到金融界人士梁士诒、张公权、谈丹崖、吴达诠、周作民、方灌青、卢剑泉等的支持，香山农工银行的事业因而得以开展。
（二）妇女家庭工业传习所
慈幼院向京师救济联合会提出，将西郊一带收容的被难妇女，组成妇女家庭工业传习所，教以织布挑花等技能。传习所招收十四岁至三十岁的妇女，学习以六个月为限，毕业后回家自己以所学技能谋生。
（三）京西公益联合会
熊希龄认为，京西一带，山明水秀，最适办学校。如将北平的学校，迁到这数十里区域内，建成一个学校村落，会对学生修养大有裨益。距香山慈幼院最近的，有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熊希龄主张由这四个学校负责开展京西公益事业。慈幼院曾拟定了一个京西公益联合会章程，提出由四校会同颐和园办事处，各派代表成立此会。此外，他还想创立新村数处，认为清华、香山、松堂、碧云寺四区都可划为村治区域，实行新农村的计划。熊希龄为此曾拟了一个规划，并得到当时政府的许可，准备定期开办。可是，熊希龄生前一直未能实现这个规划。解放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把西郊划为文教区，现在西郊一带大专院校林立，其规模远远超过熊希龄当年的设想。
慈幼院的学生类别
慈幼院最初的学生来源大致有四类：
①水灾中幸存的儿童二百余名；
②京师旗汉籍儿童五百余名；
③郎家胡同灾童临时教养院的儿童二百余名；
④湖南旱灾来北京的儿童一百五十名。
以后慈幼院的学生陆续增加，总额达到一千六百余人。到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在院儿童有一千五百二十人（毕业出院与死亡数除外）。
这些学生按籍贯分别是：东三省八名，直隶三百五十七名，京兆三百八十名，山东二十九名，山西十一名，河南六十三名，陕西三名，甘肃一名，四川十六名，湖北十七名，湖南二百一十二名，江西三名，安徽七名，江苏四十一名，浙江二十二名，两广九名，福建一名，满蒙三百三十名，西藏一名，朝鲜九名。
学生按家世区分是：士一百二十名，农二百九十一名，工三百四十九名，商一百九十一名，前清宗室二十七名，满蒙官吏二十二名，汉籍官吏七十五名，军五十一名，警六十八名，革命志士遗族二十三名，富室附学六十四名，教职员子弟四十八名，其他一百九十一名。
慈幼院的学生在待遇上分为两种，即是正额生与附学生。正额生是学校的主体，他们的教育、保育、健康以及将来的出路，都由院方负全部责任。这种责任是熊希龄创办慈幼院的时候自觉地担当起来的。熊希龄说，他最怕半夜里电话铃响或有人叫门。也就是说，他最怕慈幼院的孩子患严重疾病或出其他重大问题。附学生是自费到慈幼院来上学的，他们在院里和正额生一样地生活和受教育。不过家庭富裕的孩子，也可以多付钱去教职员的小饭厅吃饭。但是这样做的附学生极少，一般都是和正额生一起在大饭厅吃饭，也是吃窝头、咸菜、小米粥、菜汤。慈幼院对附学生不负全部责任，附学生只是到慈幼院这所寄宿学校里来读书的，所以慈幼院对待他们和其他学校对待一般学生的责任一样。在战乱的时候，疾病流行的时候，寒暑假期间，附学生可以回家，有时院方还主动请他们的家长把他们接回家去。
慈幼院有一个收录小学正额生的章程，这个章程将慈幼院对正额生的责任及慈幼院与他们家长的关系规定得十分明确，其内容如下：
慈幼院收录小学正额生章程
凡年龄满四周岁至十二岁孤苦无依之儿童，无论何人，均可代为介绍，请求收录。总务股派人调查，体格检查，不健全不取。注册。送入分院（校）各班。证书须有院长签名。
收录后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出具愿书，应遵以下条件。
①儿童入院后，其教育管理权，即由本院担任，不隶属其家长或监护人。
②儿童入院后，除有特别情形，并查明其家能自教养，经院长允准出院外，其家长或监护人，不得中途请求出院。
③毕业后，须查其果能自立，或家中确能教养，方准回家。
④未毕业前，年（假）暑假均不准回家。平时除遭大故及父母病重外，不准请假。
⑤儿童在院遇有私逃，或因天灾及意外事情，以致伤病死亡者，家长或监护人，不得藉端要挟或请求。
⑥儿童如有性情不良，无从管教者，本院得勒令出院，或送入感化学校及教养局。
⑦年龄未及二十岁或二十五岁大学未毕业时，不得订许婚姻。即至年龄合格，或已毕业，订婚时仍须由本院核定，不得由家长主持。如未入院前已定婚者，应预为报明。此项载在愿书，由家长与学生签名。
（以下从略。）
关于章程中的第四项、第七项两项规定，熊希龄做过解释。他说：“儿童入学后，非有父母的病丧大故，不准请假回家。儿童长大后，他们的婚姻，须由院长裁可，他们的父母不能擅定。这规则为什么如此严厉呢？因为儿童的家庭，习惯不良的多，好容易在学校尽力地改去，万一回家，又不免有点故态复萌了。且儿童知识技能，一天长一天，他的婚姻，自应取其同意。若是顽固或无知的父母，觊觎人家的财礼，糊涂地订婚，岂不是他们终身的恨事吗？所以必须由院长裁可，就是这个缘故。”
熊希龄的教育思想
（一）慈幼院的性质
慈幼院的性质是学校兼家庭。旧社会一般学校对于学生，纵的方面，只顾及学制年限；横的方面，只顾及教学的范围及学业程度，对其他一切问题则不负责。慈幼院对于学生，不仅负与其他学校同样的责任，还兼顾毕业后的出路与在校的衣食住行医药等等。
西方人士把“慈幼院”三字译成children’s Home（儿童们的家庭），这足以表现慈幼院的教育精神。但是也有人把“慈幼院”三字译成Orphanage，即孤儿院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有很多人不了解慈幼院的性质。实际上，慈幼院的宗旨不仅专为救济孤儿（Orphans），对于穷苦儿童、受灾难的儿童，也统统救济；而且并不仅仅救济其生活，还施以新式的教育。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有一位戴应观先生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到慈幼院进行调查。他有一段演说词：“……贵校不是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社会，简直是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机关。”慈幼院对这种评价表示同意。
慈幼院创办之初，纯属慈善机关。它对孤贫儿童予以相当的养育，并教以谋生的工艺，这与各教会团体的办法相同。创立一年以后，院方察觉儿童的资禀不齐，家族的遗传各异，遂有了设教施学之打算。并根据个性的调查，智慧的测量，设蒙养、国民小学、高等小学、中等学校以至大学。职工有各项手工、机械作业。入院儿童在院学习积十八年之久，足以供教育家进行次第试验。因此，慈幼院便由慈善性质的机关，进而成为教育试验的学校。
（二）教育方针
慈幼院创办六年以后，经过迭次讨论，确定了实施教育的方针。
第一条方针，注重农业。熊希龄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无进步，则生产日衰，何以富强？慈幼院地处乡村，自应以农业教育为本位。一方面使儿童在幼稚时代养成农事观念与兴趣；一方面使慈幼院附近各村农民受到感化，以改良种植。慈幼院注重农业教育的措施是：一、设动物园、植物园；二、设家畜饲育场及养蜂场、养蚕场、养鸡场；三、设中等农科（即第四校学农班）；四、设农事展览会；五、设香山农工银行。
慈幼院有个关于农业的规划。为解决农科毕业生或初中毕业生的生计问题，除把他们分送各农场外，慈幼院在边远省份，还有大量荒地可供种植屯垦之用。地点是：江苏泰州垦地五千亩；绥远包头荒地四万亩；黑龙江嫩江荒地八万六干余亩。以上各处垦地，可以作毕业生屯垦的场所，又可作为慈幼院基金的产业。慈幼院可以将农科试验有效的畜牧谷种，在各垦区推广；小学毕业的儿童，长到可以工作的年龄，都可以移往各垦区。慈幼院想把学生培养成善良社会的国民，唯恐他们将来分散到各处去，会受到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因此，熊希龄有成立新村的计划。他说：“第一个计划，我想在香山附近设一个新村。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愿做村民的，就在此成家。第二个计划，我想在江苏的北边或吉、黑两省与绥远特别区的地方，多领些土地，我们的孩子学成后，一班一班的迁往那边，组织一个新村。”实际上这些计划都落空了。
第二条方针，重视师范。早在清末百日维新期间，熊希龄就认为“朝廷变法，首在兴学；兴学之本，先重师范”。直到创办香山慈幼院时，熊希龄仍保持着这种“兴学之本，先重师范”的教育思想。香山慈幼院的第三校中学部，主要是办师范教育，前后设立过平民幼稚科、中等幼稚科、初级女子科与幼稚师范学校。其中幼稚师范学校，在当时实属独树一帜。慈幼院培养教师，着重于培养乡村教师。
第三条方针，“饮水思源，酬报社会”。熊希龄认为，慈幼院的儿童，多出自孤贫，受社会慈善家的帮助，才得以有相当的教养。因此他们在求学时与毕业之后，也应该以帮助社会为宗旨，做种种救济事业，以酬报社会。
（三）学生自治
熊希龄认为，慈幼院的儿童，小学尚未毕业，谈自治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也认为，小孩子是最好动的，最好新奇的，又是最负责任的。若是职教员们耐心地指导他们，实行自治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他见各国的小学校都有公民须知书，感到孩子们必须有点公民常识，才可算做国民。当初他在日本游历时，看到我国留学生每次开会，不是相骂，便是相打，飞墨盒，推桌子，秩序极不好。他看了很不以为然。熟料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开幕后，许多议员是这些留日学生。他们做了议员，仍然是不守秩序。因此，熊希龄就在慈幼院提倡自治，以增加学生们的社会常识，使他们养成遵守秩序的习惯。慈幼院仿照上海职业学校的办法，设立了一个市议会，两校（男校女校）设市事务所、警察所、初级审判所、邮局、电话局，又将各宿舍分为八村（男女两校各四村），各村有村长和事务所。议员、市长、村长、警察所长、审判长、检察长、及市所属总务、文化、卫生、经济等科科长，都是议会选举的学生。
（四）反对体罚 主张设计教育
熊希龄反对体罚。小学部有一位教师，为人很诚直，但是性情急躁，常打孩子们。后来他不得不辞职了。熊希龄说：“我想，体罚的事总是最下乘。孩子们挨惯打的，脸皮也厚了，廉耻也忘了，此后便没有法子去重责。孩子们的天分优劣原不等，总是用善诱的法子好”。
慈幼院聘请的老师，都是北京高等师范、天津女子师范、保定师范毕业的，教授的方法是启发式。渐渐地熊希龄观察到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即都是静的教育，缺少动手动脑的教育。慈幼院的孩子，受过许多困苦，大都知道只有求学、做工，才能享受到幸福。熊希龄认为这是他们好的地方。可是他总觉得孩子们有点偏重读书，做事时有点不敏捷，不会想主意。所以他主张采用设计教育，凡事要学生自己计划。各村公园的花坛，要学生自己打样，自己栽种；两校的道路，要他们自己去修，自己去取名；图书馆的章程，要他们自己去拟；恳亲会、运动会，要他们自己去布置；新剧游艺，要他们自己去编演。先从近处切身的事做起，一一都要学生自己设计，教师从旁指导。
熊希龄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可以说是事必躬亲。院里各级会议的记录他都要看。谈起慈幼院的什么事，他都了如指掌。他是翰林，又历任高官，身份很高，但是在香山慈幼院，他也兼任过第二校小学部主任和第四校职业部主任，也曾到班里去替教师讲课。有一天，教地理的教师请假，他替这位教师上了一堂课。那一课正是熊希龄的家乡湖南的地理。他认为课文简单几句，毫无趣味；而且可笑的是，课文说湖南商务繁盛的地方是湘潭、常德、芦林潭等处。熊希龄非常清楚，说湘潭、常德是商埠是不错的，但芦林潭根本不是商埠。所以熊希龄认为，用两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并不合适，教地理只教孩子记点名词，更是枯燥无味，如果多用点图画，或是将近人旅行的日记载入，便会有些趣味。由此他感到必须自编课本。
（五）镇压进步学生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五月间，慈幼院第三校（男校）中学部学生，因犯“共产”嫌疑罪，在青龙桥被公安局捕去八人，又在千佛寺慈云工厂捕去四人。这年的二月中旬，慈幼院为应付“九•一八”事变后的困难局面，就组织了校务维持委员会。六月一日，维持会议定“清校办法”，布告第三校学生遵守，并令学生各立志愿书。六月十六日维持会议决开除第三校“违犯规则”的学生十九名。六月二十二日，维持会议决续行开除第三校“以武力反抗师长”的学生五名。到十月十二日，院长熊希龄传谕第三校第四校移往北平，与慈平工厂合并；第五校慈云工厂，改归燕京地毯公司办理。
慈幼院的经费
慈幼院创办时，经费来源有两项，一是官款补助，二是民捐余款（京畿水灾民捐余款）。官款补助，有督办水灾河工处拨给慈幼院建筑费及购置器械费现洋（银元）一十二万元；督办水灾河工处拨给慈幼院基金现洋五万三千五百元。民捐余款拨给慈幼院现洋、京钞、公债、卢布等六十四万余元。除公债、卢布二十一万余元外，官民捐款共计六十余万元。在这笔款项内，支出慈幼院开办建筑购置等费现洋二十七万元，余下现款三十三万余元。这笔现款经慈幼院的基金监刘棣蔚经理，或以现洋购中国银行钞票，而转买长短期公债；或以公债中签款，而补购元年（民国元年）公债；或以现款购买各厂有厚利的股本。这样至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底慈幼院所存基金、公债与股票，便增至一百余万元。
在慈幼院逐步扩充期间，曾有以下经常收入：
①财政部拨给实业银行股息款。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间，慈幼院得知财政部存有中国实业银行官股四十万元，年约有红息四五万元，请求财政部拨助经费，得到允准。起初实业银行每月拨给二千元，后增加到三千元。后来财政部将实业银行股本出卖，慈幼院的这项收入就没有了。
②财政部拨道胜、汇理两银行盐余款。慈幼院请求财政部将盐余款每月拨给五千元，由法国汇理银行按月垫付；又由俄国道胜银行盐余项下，每月拨给三千元。均得到财政部的允可。后来慈幼院逐步扩充，常年经费不敷开支，慈幼院将这个情况呈报总统黎元洪，黎批交国务院咨行财政部办理，财政部将汇理银行月拨盐余五千元增为一万元，连同道胜银行月拨三千元，合计每月一万三千元，作为慈幼院常年经费。后因各省截留盐余，慈幼院的这笔经常费用领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就中断了。
③财政部拨给码头捐之款。慈幼院因受政局影响，财政部拨给的款子常常不能按时领到。一九二五年慈幼院向财政部交涉补还积欠和损失。财政部以江海关监督署应解的上海码头捐每月三千元，转拨慈幼院。这笔款领了半年。
④财政部拨给面粉捐之款。这笔款原是办理湘赈时财政部拨的，年约收入十余万元。财政部以其一半给江苏赈局，一半给香山慈幼院。后因战事影响，出口货少，每年收入逐渐减少。
⑤两淮盐商捐助之款。两淮盐商，每年由运商捐助一万四千元，场商捐助四千元，食岸商捐助二千元，捐给慈幼院。
慈幼院的临时收入：
①江苏拨款现洋四万余元。
②湖南筹赈会余款五万余元。
③湘西抚绥处余款一万余元。
④赈务公署赈务委员会拨给赈款二万余元。
慈幼院的临时收入中，还有多项个人及银行、慈善团体的捐款。
以上简单举例，只是为了说明慈幼院经费的来源。解放前，香山慈幼院办了近三十年，经费收支浩繁，非本文所能赘述。
慈幼院筹措经费，本应由董事会集体担负，但是董事们分散各地，难于聚议，筹措经费的重担，就落在院长熊希龄一人身上。幸亏他作过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得到了同僚好友的大力支持。熊希龄曾提到过当时的财政部负责人及金融界人士周子广、张岱杉、钟蕙生、朱耀东、张训钦、张润普、卢鉴泉、卫龙涛等人，感谢他们对慈幼院的帮助。
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八月一日，慈幼院因受战事影响，经费来源突然断绝。院方约集各校教职员开会，决定缩小范围，各校酌留教职员维持校务。十一月二日，慈幼院学生郭春曦、彭司春、马志铄、汪文卿、雷动、沈连森、萧岳岚、郑代儒、侯炳、王长年等十人，组织步行请愿团，徒步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拨发经费。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步行请愿团学生回到北平，全院学生曾开会欢迎他们。
结束语
一九四八年底，解放军到达北平郊区。为把静宜园这块地方提供给党政机关使用，香山慈幼院师生迁入城里。初迁府右街，后移至城西白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香山慈幼院被更名为立新学校。这所学校至今犹存。
原刊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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