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百麟湖南长沙人，父张翰，长期在贵州为官，寓居贵阳。张翰喜作诗，善书法，1879年，年近半百，始得一子，取名百麟，字石麒，百麟从小由父执教，及长，能诗词歌赋，且文思敏捷，立意新奇。十七、八岁时，父亲要他应试科举，但他不屑功名利禄，要求父亲允许在家自学，张翰也不强求。1898年，长沙人吴嘉瑞任贵州百层河厘金总办时，在贞丰组织“仁学会”，吸收当地青年，讲授维新学说。百麟拜吴嘉瑞为师，钻研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的思想、学说，阅读《时务报》、《湘报》以及翻译过来的一些政治、法律方面的书籍。他对法政译述之书特感兴趣，钻研尤力。到1905、1906年间，留日学界发行的《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等杂志先后出版，百麟更是想方设法购买阅读。
百麟思想豁达，性格豪放，喜结纳，广交游。少年时期，最爱与贫苦孩子游玩。长大成人后，对于贫苦知识份子和会党中的有识之士，更是闻名即去拜访。
1902年，张翰任贵州坡脚厘金总办，百麟前往省亲。路过安顺府城，专程拜访了当地哥老会有名之士方策、陈燮春等人；路过兴义府城，又结识了郭润生、许可权等。留连数日，谈得十分投机。通过他们的介绍，百麟对苗寨的风俗人情、艰难苦楚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听到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贵州苗民起义军领袖张秀眉在长沙壮烈牺牲的故事，他深受感动，认为贵州的袍哥是一支可贵的革命力量。
1903年，张翰任开州知州，百麟在此闲居一月，又结识了钟昌柞、蒋忠信、李立鉴等人，在交谈中，百麟问及钟昌祚为什么要投考武备学堂，昌祚慷慨陈词，说：“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非武力不可。武备学堂设立以后，很多读书人自诩清流，互相告诫不要应考，其实这都是粗浅之见，无稽之谈。武备学堂是练成劲旅、培养将才之所，改练新操，演习新式枪炮，正吾辈难得之机，何可错过？”百麟听了，深以为然，佩服昌祚的卓识远见，从此引为至交。为了联络同志，他又前往贞丰，拜访原“仁学会”的故友钟振玉、钟振声，又结识了陈守廉等数十人。
在省城贵阳，百麟的朋友更多，都是一些出身贫寒的进步知识份子，如平刚、周培艺、黄泽霖、彭述文、张铭、彭明之等等。1904年，平刚在贵州创办乐群学堂。当时贵州一般人多津津乐道保皇维新，而平刚却独树一帜，在朋友们中宣传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力主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百麟深受影响。后来，平刚因剪了辫子，又书写了一幅对联讽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吏通缉追捕，避走日本。百麟秘密与他通信，平刚也经常寄《革命方略》、《民报》等书刊回来。
（二）
二十世纪初期，贵州革命团体林立，如科学社、大同社、友助社、历史研究会等。张百麟见团体虽多，但力量分散，步伐不齐，难以成大事，于是，邀集各团体负责人和有志人士张鸿藻、黄泽霖、周培艺、陈守廉、钟振玉、方策等三十余人召开会议，倡议成立统一组织，负革命策动、训练、宣传全责，在同一号令下一致行动。这一倡议，为多数人赞成，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认为与会者都为寒士，人微言轻，起不了什么作用。张百麟说：“我们团结起来，抱着拯救祖国之信念，发扬艰苦卓绝之精神，定可播革命种子于贵州，干轰轰烈烈之事业于天下。”乃决定成立“自治学社”。
1907年11月，自治学社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张百麟发表演说：“吾侪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泪，惟在于讲求救亡方法，……盖国民有一分责任心，知识道德即随之增长；国内有一责任国民，国家即多一分力量。吾侪决心坚定，次第进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会后，张百麟被推举为社长，但他力荐曾留日的教员张鸿藻担任，不久，张鸿藻辞职，恰钟昌祚由日留学归，又推钟任社长，兼政交部工作，主管议政；张百麟参加社务部，主管行政。
自治学社成立以后，张百麟马上密函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员平刚，托其转达孙中山先生，愿将自治学社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贵州分会，唯为避免清廷注意，请仍保留自治学社名义，以便活动。孙中山同意张百麟之所请，并任平刚为贵州同盟分会的分会长，负责与百麟联系。1908年春，张百麟收到平刚的回信，并寄来《民报》十余册，欣喜若狂，当晚就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民报》，进一步商讨革命进行方略。
为了发展组织，扩充势力，他们在全省十三府四十四州县都成立了自治学社分会，不到两年时间，社员就发展到十四万八千余人，其中各界知识份子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当时自治学社又有“自治党”和“西南党”之称。
开始，贵州办有《黔报》，周培艺为主编，自治学社的言论主张，皆借《黔报》发表。不久，张百麟倡议集股办《西南日报》，作为自治学社的言论机关。这时，张百麟的父亲已去世，家庭经济拮据，只得典卖书画、衣物作为集资费用；其妻黄慕侠亦当即将陪嫁的首饰拿出来，卖得三百元相助。1908年6月，《西南日报》终于公开出版发行。张百麟、周培艺、钟昌祚等人为主笔。
与此同时，自治学社又创办公立法政学堂，附设律师、监狱、法官等六个专修科和一个警察专习所，先后招收学生六、七百人，以为培养人材之所。张百麟在该校授课，向学生宣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政治、法律。使闭闻塞听的贵州青年眼界大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日渐活跃。甚至由立宪派任可澄全权操纵的公立中学校，也受其影响，其中就有二百多名学生倾向革命，派代表加盟于自治学社。
（三）
自治学社的崛起，引起了贵族、富绅唐尔镛、任可澄等上层人物的忌恨。在自治学社成立之时，他们也开始组织宪政预备会，利用政界的特殊关系，扩充势力。继而，又联合贵州公报、商报和黔报鼓吹康、梁君主立宪的主张，攻击民主革命运动。张百麟等则以《西南日报》为舆论阵地，撰文驳斥。特别是1909年唐尔镛被指控为唐家命案的主谋者以后，自治学社借此大造舆论，使唐的名誉一落千丈，出走他乡。保皇派也因此而受到极大打击。
1909年秋，云贵总督李经羲路过贵阳，宪政预备会密告贵州有革命党人，并列张百麟等八人名字，请李缉拿。李告知巡抚庞鸿书，说：“闻有革命党人张百麟在黔谋乱，宜急捕治。”庞当时同情革命，回答说：“贵州风气闭塞，哪会有革命党？”自治学社得知消息，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建议张百麟、周培艺等人暂时躲避，免遭不测。张百麟却满身正气，镇静以待。当晚，赶写万言书面见李经羲，纵谈西南形势，陈述革新意见，使李经羲赞不绝口，不仅没有抓他，反而嘱咐庞鸿书：“百麟乃贵州难得人才，应予提拔重用。”
不久，贵州抚署根据清廷谕令，进行省咨议局选举，自治学社社员颇孚众望，得二十四席，在咨议局取得优势。张百麟被任咨议局文案，后又任提法司总务科长，得以出席抚署会议厅，参与全省政事。
1909年冬，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之风甚嚣尘上，国内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张百麟、钟昌柞、周培艺等即以咨议局名义，倡设国民捐会，四出演说，密谋筹集资金，购置枪械，编练乡团，侍机起义。又创办贫民工厂，吸收无业游民乞丐三百多人，编为苦工队、每日操练一小时，并向他们讲解平等自由主义，提高思想觉悟，以备起义时应用。
1910年，同盟会下令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平刚回到贵阳。张百麟立即和他商量起义步骤，整顿革命力量，又派安健驻日本，负责向同盟会报告会务及传达命令。并经常借资政院议员、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及国会请愿代表团等名义，派人到京、津、沪、汉、滇、川、粤、桂、湘、鄂各同盟分会联系，互通消息，积极筹备起义事宜。这时，张百麟身兼七职，每月收入银子三百多两，悉数用于革命活动经费。
（四）
1911年夏秋之间，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扩大，贵州巡抚沈瑜庆，意识到四川动乱，将波及贵州，决定派兵出川协剿，这时安健从日本来信，告知同盟会将发难于长江，望速作准备。张百麟借咨议局临时会议为名，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起义方略。有人提出：“贵州不能首先发难，地非其地，人非其人，时机不成熟。”张百麟说：“时机是人创造的，如果我们百年不动作，也可说百年无时机；如果我们决心拼身家性命于一掷、果敢行动，起义可能成功；事若不成，至少也可播若干种子于社会。”于是，决定率先行动。当即以张百麟住宅为总机关，推安平分社长陈康为常任书记，负交通联络之责，并密函孙中山请示机宜。同时，立即动手组织发动武装力量，派黄泽霖、杨荩诚、周培艺等分头联络、策动常备军、陆军小学校、征兵营、巡抚卫队、中路巡防队及警界；派陈守廉，李立鉴等结合哥老会民间组织，选拔健壮二千多人，组织革命预备军，在贵阳附近密为部署；又以调查禁烟为名，派陈永锡等结纳乡团、绿营巡防军，密令各分会社员火速准备。并举张百麟、黄泽霖负责与标统袁义保谈话，劝袁举义；推周培艺等拟方案、揽人才、规制度，其它如密购武器、筹集资金等等方面，均作了周详布署。
其时，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巡抚沈瑜庆借故将陆军小学的子弹全部没收；将常备军调到长寨、仁怀，留在贵阳的仅第二营的左、右两队，还令其每日实弹射击，进行检阅，以消耗子弹；又电调西路巡防队二营管带刘显世，增募五百人，开赴省城以自卫，以图镇压革命，以任可澄为首的宪政预备会人，充当官厅的密探，时刻侦察革命党人的行动。10月30日，张百麟、黄泽霖等人策动袁义保举义之事，被袁告密于抚衙，任可澄时为兵备处文案，遂勾结劝业道王玉麟出面，备两餐宴请张百麟、周培艺等自治学社主要负责人，意在自治学社若有举动，则先捕杀之。张百麟从容应付，一面虚与委蜿，一面布置自治学社社员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活动。
10月31日，长沙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张百麟连夜召集主要干部和军官会议，决定于11月5日举行起义。这时，任可澄表示愿与自治学社共同合作。自治学社的激进派不同意，主张先除掉任可澄。张百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对付官厅，以暂时与宪政预备会携手共进为宜。于是，11月1日，双方会商于崇学书局，达成协议。次日，张百麟、任可澄等同往抚署，要求和平独立，遭沈瑜庆拒绝；11月3日，宪政预备会又一领袖郭重光，向沈瑜庆献计，设自保会、公行政用人之权于众，搞假独立，以作缓兵之计，张百麟又佯于应允，暗中加紧起义的准备。
11月3日下午五点多钟，黄泽霖忽率领陆军小学学生40余人，跑到张百麟住宅，告之，巡抚发电调兵来省城，已经出发，并说：“事已逼迫，请改期于今夜举义。我已代发紧急命令，召新军及陆军学生午夜入城护临时军政府，然后决定是和是战。”百麟当即随黄泽霖等人至咨议局组织临时都督司令处，任黄泽霖为临时司令官，令东、西、南、北四路革命军首领陈守廉率队分道进占军械局。午夜时分，陆军举生率先举事，沈瑜庆闻讯，忙派胡锦堂率巡防队把守街口、围攻陆军学堂，又命常备军袁义保派兵围剿陆小，袁义保命赵德全率队前往，赵早与张百麟等有约，胡机发难，击退了巡防队兵，随即和教练杨荩诚、队官叶占标等率众起义。张百麟马上电告巡抚沈瑜庆：“袁义保、胡锦堂均死，巡抚何去何从，望自行斟酌。”沈瑜庆命卫兵管带彭尔坤架炮防御。然彭也与张百麟早有契约，已将炮机送张百麟寓所听命。闻沈召见，彭即肩系革命军白徽而入，说：“若土匪妄动，我们早已持枪备弹；若新军起义，则卫兵已共表同情，不能战！”沈瑜庆只得长叹几声，派劝业道王玉麟往咨议局与张百麟等人谈判。谈判结果：沈瑜庆立即去职，移交政权，革命党同意保护贵州官吏生命财产安全。张百麟马上下令安民，宣告光复。
11月4日清晨，起义军齐集咨议局，张百麟发表演说，盛赞新军和陆军学生起义首功，众军欢声雷动。
起义胜利后，新军派代表蓝鑫率军队百余人请百麟出任都督。他力辞说：“吾辈革命，岂望举都督以酬功耶？目的已达，他非所问。”并提出自己不肯当都督的理由；（一）功成不居，力避党争而维持大局；（二）已非军人，不娴军旅，主张以新军正、副代表为正、副都督，盖其原为新军官长，且党见甚薄，足以释平日反对者之忌，足以保护社会之治安也。”大家不能勉为其难，也就同意他的意见，推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改咨议局为立法院，同时决定另设枢密院，总揽全省财务，推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周培艺、平刚等为枢密员，全权组织军政府。
在酝酿军政府组织大纲及负责人选时，张百麟以大局为重，力求消除党见，和宪政预备会团结合作，共谋大事，并荐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当即遭到自治学社骨干成员的反对，大家认为任可澄曾有谋杀革命党人的计划，最好能将他除去，绝不可以重用。百麟却反复说服大家：“夫吾侪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固以改造国家为最终鹄的。方当与海内志士，提携共进，何能于乡党僚友，自设堤防？我苟以精诚相感者，人亦以精诚相应，今日之事，吾侪忝为主体，宁人负我，勿我负人……。”众人一贯以百麟意见为重，只得勉强同意。
军政府成立后，原奉巡抚沈瑜庆电调赴省镇压革命的刘显世率兵五百抵达安顺，来信给枢密院表示依附革命，要求入省。自治学社骨干都主张拒而不纳，军队中同志则请百麟杀刘显世以绝后患，而财政部长蔡岳却因与刘显世友善而力保刘显世入省。张百麟以蔡岳办理财政，颇费苦心，不得不曲从其意，便极力劝导大家：“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目的，此时不应嗜杀以昭人口实。且刘显示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众人只得应允，让刘显世率兵入城，百麟命发给枪械，委为西路统带，以示信任。继而各府反正后，疆界之争不断发生，严重影响各民族、各团体之间的团结安定。百麟又亲自统兵出巡上游，为官绅划分界线平息争端。接着，金融风潮迭起，百麟又派人分区演说，苦口宣传银行利益，说明过去官钱局发行的纸币，军政界一律承认兑换现银，并应时成立贵州银行，设定资本百万，以每股5元的小额票面吸收民间游离的黄金，使持有股票的人与政府共其利害，以稳固地方财政。这时，又传来部代厅属扁担山彝民酋长将率众暴动，反对“大汉”军政府的消息，百麟闻讯立即带领干部深入彝族人民聚居的扁担山山寨，做说服解释工作。他将酋长请来，以礼相待，反复说明“方今推翻清朝专制，组织共和政体，首在不分畛城，天下为家，须知天下尽是同胞，凡尔彝民，无非黄帝子孙，血脉所系，手足相关，本军政府一视同仁，定于优厚对待，望仰彝民人等一体知悉。”酋长见他态度诚恳，和颜悦色，顿释疑团。百麟又召集群众大会，将自治学社徽章数千枚分给彝族群众，以示尊重。风波由是平息，扁担山大小八十余寨，都挂起了大汉白旗。
张百麟出巡之日，闻汉阳失利，恐不能守，立即致电立法、枢密两院说：“无武昌，是无民国也。诸公能以劲旅资麟者，愿以颈血溅北军，遂报国之初志。”决定派都督杨荩诚率兵援鄂，于1912年元月上旬出发。百麟亦于元日29日返回省城。
（五）
贵州军政府成立初期，政权并不巩固，宪政预备会及顽固绅界互相勾结，大事活动，张百麟极为忧虑。有人劝他采取措施以防患于未然，百麟却说：“我以至诚待人，人必无危害我者。”“为政贵于适应群众之需要，非在于排除对抗之政敌。如果采取排敌之消极政策，则去一敌，来一敌，靡有底止。可澄、显世诚顽固，但犹有经验阅历。如除而去之，以后一蟹不如一蟹。”黄泽霖等闻之，气愤已极，私下议论：“吾辈死无所也！百麟直书生耳！”因军政府三个月的临时任期即将届满，张百麟仍集中精力筹划改组军政府的问题；为表示自己与世无争，对名利无所贪恋，甚至向立法院提交辞职书，请另选贤能。而任可澄等人则表面上和张百麟握手言欢，暗地里加紧策动政变。
2月2日清晨，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收买巨匪罗魁部将唐灿章发动是变，杀害黄泽霖，包围百麟住宅，卫队管带彭尔坤中弹身死，衣物被抢劫一空，老母及家属伏地避弹，幸免于难。这时，南路军统领陈守廉率兵赶至，分路围攻乱兵，乱兵皆逃窜，百麟及其老母、妻室才幸免于难。
百麟闻黄泽霖已遇害，赵都督亦将不保，痛不欲生。一面派南路兵传布安民；一面率卫军至都督府，与赵德全共商办法会衔剿匪。通告已经写好并盖印，却被任可澄、刘显世所联络的都督卫军所挟制，令不能行。百麟知军心已乱，只得率所部连夜逃走，行至贵顺，将所部军交安义镇台，带学生四人，差役四人由南宁绕香港赴上海。
旋张百麟赴南京面见孙中山和黄兴，陈述贵州变乱经过，然而，唐继尧已袭据贵阳，自治学社社员已被剪除殆尽，孙中山又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力莫能助。
（六）
1912年，张百麟加入国民党，和逃亡到上海、南京等地的自治学社成员一道，组织“西南协会”、“政治促进会”，又主办《俱报》等，大造舆论，图制约袁世凯、唐继尧的权力。“二次革命”中，张百麟任江苏讨袁军秘书长。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召张百麟东渡协助党务工作。百麟因策划贵州革命，未能成行，于是受命留在上海活动，来往于广州、江西、四川、江苏等省，联络军队。孙中山常派丁景良送信、送钱给他，指示工作，并接济他的生活。
1917年9月，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张百麟被委为军政府参议、司法部长。但百麟重病在身，无法上任。他写信给孙中山：
“麟昔掌疆符，既乏匡时之绩，近逢国变，未成定乱之书，乃蒙先生不遗故旧，任参末议。惟有据半解一知，随时贡献，图报厚遇于万一……兹有请者，麟近患脑病，急于求医，而穷无余力，惟有坐困，敢乞先生惠济二三百元，度过寒冬，一息尚存，仍供驱使，报国酬知之日，固甚长也。……”
百麟病情日见加重，经常吐血，但他总是念念不忘孙中山所说“《临时约法》是革命的产物，又是民国的保证，共和国的命脉”的话，坚持写完《约法战争纪要》一书。他曾有一信给丁景良，陈述了他当时的情况，大意是：
“……弟病中勉强撰《约法战争纪要》一书，业已誊清，正拟送呈先生及三、五同志一阅，即行付印。不意拙著甫完，竟至吐血，日夜不睡，偶一动心，吐血必多，神思恍惚，几成废人。……昨日勉租马车（因震动即吐血，不敢坐黄包车），前往求诊。据云脑病，肺病极重。……”
1919年，百麟所写《约法战争纪要》刚刚脱稿，即吐血不止，倒在书案上，与世长辞，时年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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