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女烈士瑾略传
秋女烈士瑾，字璿卿，号竞雄。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县）人。生于公元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丁丑岁）。幼年时从其父学，通经史，工诗文词曲，又好剑术，善骑马。年十九，与湖南湘乡王廷钧结婚。廷钧之父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收受质物取得高利之商店），为巨万富商。婚乃烈士之父在湖南作州县官时所订，当然是由父母之命，而非烈士所愿。其咏谢道蕴诗，有“可怜谢道蕴，不嫁鲍参军”之句，可见其对于婚姻之不满。结婚后，生子女各一，子名沅德，字重民（1897年生），女名灿芝（1901年生）。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七[八]年）。烈士与其夫同游北京。当时正在义和团失败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烈士目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猖獗横行及满清政府之昏庸残暴，忧愤填胸，决然以救国为己任。其所抱定之救国路线为：（一）联合同志，实行革命，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二）实行男女平权，唤醒二万万女同胞，共同奋斗。而以访求同志为入手之方。因谓其夫曰：“日京为吾国志士汇萃之区，其间必多英杰，吾欲往游，以阴求天下奇士，为光复故物之助。”其夫颇难之。经过反复辩论，其夫知其志不可夺，始勉强予以同意。遂于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孑身东渡日本。
是年秋，孙中山先生派冯自由在日本横滨秘密纠集同志，烈士与湖南刘道一、仇亮、四川彭竹阳，江西曾骥才及时泽等十人同时加入。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乃正式转入同盟会。又曾与徐锡麟、陶成章、陈伯平、龚未生等六人结盟于东京本乡区北辰馆。其他凡有志革命者，烈士无不竭诚结纳；遇有困难者，不惜倾囊相助。并组织共爱会，为团结妇女之机关。每遇留学生大会及湘、浙同乡会，烈士必到，常登坛讲演革命救国及男女平权问题，慷慨激昂，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一九○五年秋，入日本实践女学校师范班研究教育。课余执笔为文，危坐达旦，辄自椎其胸，深以苟活不能雪国耻为恨。适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留学界群起反对无效，新化陈烈士天华羞之，蹈海而死。烈士闻之，唏嘘流涕，决意归国。
烈士归国后，曾致书时泽曰：“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等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其决心为救祖国献出自己生命，迭见于所作诗词中。其《题江山万里图》诗，有曰：“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又于《鹧鸪天》词中有曰：“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可见其意志之坚决。
烈士尝充绍兴明道女学堂教员，未几辞去，独立创办《中国女报》于上海，更发起“女子体育会”于绍兴，皆自主之，欲以此团结妇女为革命之先锋。曾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中表明其宗旨云：“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由此可见其爱祖国，爱妇女同胞之热忱，而不惜首先献出自己生命为中国妇女实行革命之先导。
一九○六年冬，烈士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于绍兴，徐任首领，烈士任协领，而以徐所办之大通学堂为根据地。徐赴皖后，所有学堂事务和在浙江方面之革命活动，均由烈士主持。
烈士以为欲谋举大事，未知生死若何，乃于一九○七年春，往湘潭视其子女，并告其夫曰：“吾已以身许国，以后难以再聚，君可另择佳偶，以为内助。”居数日，即行返浙，其夫亦终身未另娶。
徐锡麟将起义于皖，烈士亦谋起义于浙以应之。绍兴府学总办胡道南在日本留学时，因谈革命和男女平权问题，与烈士意见不合，烈士曾斥<之>为死人。胡怀恨在心，然烈士不之觉，且以胡为留学生，故不甚防之。徐锡麟事败，胡遂以烈士与徐同谋，密报绍兴府，该府知府贵福，即派军警往捕之（同时被捕者有烈士程毅及徐颂扬、徐福昌、傅有堂、陈树南、蒋继云、金阿意、鲁阿敖、王植槐、刘连贵、吕植松，应钱仁、僧明信、张仁有等十四人。程毅受酷刑后，死于狱中）。烈士被押往绍兴府后，曾被逼问口供，烈士始终挺立不屈，对于所问概以不必问或不知道答之。最后贵福即凭所搜讲义，有称满清为异族之语，认为证据已确，逼令画供。烈士挥笔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掷还之。盖已视死如归，惟以革命失败为愁也。
烈士及被捕诸人，经贵福审讯后，初五日电禀浙江巡抚张曾云：“据胡绅道南面称：‘大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风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边起事，竺号酌仙，本嵊县平阳党首领，党羽万余人，近已往嵊纠约来郡，请预防。’等语。查该匪亲笔讲义，斥本朝为异族，证据已确，且据余党程毅等亦供秋瑾为首，应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即日得张复电云：“秋瑾即行正法，严讯程毅等各头目姓名踪迹，设法严拿，徐匪家属一并掩捕。”等语。贵福乃札饬山阴县知县李钟岳，立即执行。烈士遂于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初六日（七月十五日），成仁于绍兴城内之轩亭口，年三十有一。烈士临刑时，严肃镇静，举目四瞩后，始从容就义。距其被捕时，尚不及二日，亦可见清吏慑于革命之声威，张皇失措之一斑。
徐女士寄尘、吴女士芝瑛，与烈士早订芝兰之约，情感之深，无异手足。烈士就义后，其家人避祸逃匿，由同善局收葬，徐、吴二女士合谋将烈士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之西冷桥畔，题曰“呜乎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且极力为之申辩，称其死为“莫须有”之冤，盖欲平反此狱，以彰清吏之罪，非不知烈士之志也。
一九○八年，清御史常徽奏请平毁西湖秋墓，并严惩管葬人徐、吴二女士因中外舆论及各方面反对此举，徐、吴幸免株连。秋墓仍逼令迁移，烈士遗骨乃由其子迎归湖南，迁葬于湘潭昭山。
烈士被害后三年，陶成章等密遣人诛胡道南于绍兴某寺。辛亥革命后，吴芝瑛、朱瑞等为纪念烈士伟绩，立秋社于西湖，湘人亦为之建祠于长沙（秋女烈士祠，一九一二年就东长街陈湜专祠改建，以后并入烈士祠）。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由湘、浙两省商定迎送烈士遗骨返浙，以国葬礼复葬于西湖西冷桥畔，与岳武穆墓同垂不朽焉。
《秋女烈士遗稿》跋
秋女烈士遗稿，有烈士手抄诗词一本，原存陶君成章处；另有长篇传奇小说《精卫石》一本存余处，均拟于当时各杂志陆续登载。一九○六年，陶君因奔走革命离日本，以诗词抄本交余。《精卫石》传奇情词悲壮，为烈士呕心之作。一九○七年，余接烈士书，嘱寄绍兴，拟加修正。不料交邮后未及得复，而烈士即以在绍兴就义闻。名著失传，殊为可惜！惟其诗词稿幸得保存。民国元年，烈士之子王沅德与湖南各界人士谋在长沙立秋女烈士祠，并发起追悼会，公推余经办其事。始将其诗词付印，以为纪念。至其由日本归国后所作诗文，曾见烈士自办之《中国女报》，及散见于各报者尚多。余昔年曾多方搜集，连同吴芝瑛等所作传记、墓志等集成厚册，因“九一八”之变，遗在哈尔滨，未能携出。
一九三七年，烈士之女王灿英曾重印烈士遗稿于上海，并增补诗词若干首，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余处原存者亦在抗战时遗失。仅王沅德处尚存有民国元年原印本一册，去岁沅德病危时，嘱送交余处。兹逢湖南省博物馆计划陈列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文献，特照抄一份奉陈，并志数语于此。至于完成全集，尚当俟诸异日。
公元一九五八年十月 王时泽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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