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曾国藩》，发行11万。但它又不是通俗文学而是严肃文学，出版后众口交誉。这在我国90年代问世的长篇小说中，实为罕见。

《曾国藩》（下称《曾》）成功的奧秘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它翻了曾国藩的案；有人说是因为它多侧面地写了曾国藩；有人说因为它雅俗共赏……。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都未揭示其成功的奧秘。新时期以来，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小说有的是，但它们并不部部成功；多侧面地描写历史人物，这几乎成了新时期历史长篇创作的共识，但也没有部部打响；雅俗共赏的长篇也不在少数，但它们却未能象《曾》那样产生“轰动效应”。可见，《曾》的成功，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了长篇创作中的某些新东西，可称得上是《曾》成功的奧秘！

　　一、把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来写。

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漫长，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仅见的。多少文明古国早已灭亡了、消失了，或则已经不是原来的古国了。如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盆地）的巴比伦王国和亚述帝国已不再存在。而今天信伊斯兰教的埃及，也不是古埃及的简单延续；至于印度，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在被异族统治时还能保持统一，一当异族离去，它就四分五裂。只有中国，夏、商、周以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又承传至今，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仅见的。然而，从清代中叶起，中国又确实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挨打。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改变。但是，新中国建立才17年，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所有这些，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优质基因，又有劣质分子。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已使得每个人的思想和思维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作家塑造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前主要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写，而且把各个阶级的本质简单化为几条，出现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陷。新时期以来，作家已不再限于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下描写人物，而且还从不同的时代背景上塑造人物，写出时代给人物性格打上的烙印，进了一大步。“寻根文学”的出现，前所未有的地重视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这又是一个进步。但“寻根文学”把文化作为文学的“根”却是偏颇的。文学的“根”仍然是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文化是植根于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干”，文学是植根于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的“枝”，两者都离不开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的“根”。然而，“寻根文学”拓宽了作家的视野，使他们懂得，写人，既要写他的阶级背景、时代背景，还要写他的文化背景。《曾》则是自觉地着重在文化背景上刻划人物。但又不忽略人物的阶级背景与时代背景，把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写，于是取得了巨大成功。

曾国藩死后被谥为“文正”，他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传统文化的优长，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传统文化的缺失，也在他身上有突出的反映。小说《曾》，当然写了作为地主阶级一分子的曾国藩，但是唐浩明用力最多的则是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曾国藩，无论在我国历史著作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曾》在艺术上的创新，首先就在这里。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中国化了的佛家文化为代表，而以儒家文化为主。曾国藩出身于儒学家庭，后来又接受了道家思想，并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始终是儒家文化的捍卫者和发展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在曾国藩的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曾》也由此切入，联系曾国藩的阶级背景和时代背景来写。在唐浩明笔下，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其独特的优长：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战斗精神，容不得对它作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谁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谁就一定会受到反击，最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否定。洪秀全、杨秀清发动农民起义，反抗清王朝，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他们一开始就犯了大错误，竟以基督教的教义根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就不能不激起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愤慨。曾国藩办团练，与太平天国作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卫道保教（儒教）”。他高举“卫道保教”的旗帜，赢得了多数读书人的拥护。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忍辱负重，屡仆屡起，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曾国藩出山起兵以后，首败于靖港，又三败于石达开，七千湘勇葬身三河镇，可以说是一败再败。但是曾国藩屡败屡战，坚信他的“卫道保教”事业一定能胜利。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己而后正人，一切从我做起，曾国藩正是这样。他的亲信金松龄因未能救援陷入太平军的罗泽南，他毫不容情地忍痛杀了金松龄；他的表弟无能，他就发给路费打发表弟回老家。曾国藩在这方面是无可指责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清廉、俭朴，曾国藩则身体力行。他为官一生，临死前，身无长物。曾国藩对子弟们说，子孙贤，没有先人的遗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再多家产也会败掉，而过多的钱财又恰好助长纨绔气。他从未积蓄过珍宝，他的几件珍贵的物品，都是三朝皇帝所赏赐的衣料、佩饰。但他不愿将它们留给儿子，而是捐给家庙，传之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看重爱国。曾国藩是一位爱国者。自然，他爱的是清王朝的国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只能爱封建国家。他办团勇，是爱国；反对太平军，是爱国，处理天津教案，与外国人妥协，忍受别人唾骂，也是爱国；他训练水师，把水师作为国家编制是爱国；他创办机器制造总局也是爱国。仅仅因为曾国藩在处理教案时对外人妥协就说他是“卖国贼’堤有欠公允的。中国传统文化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却主张文化更新、文化改革。曾国藩身处西学东渐的时代，他懂得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他引进洋枪、洋炮、洋船，让他的水师学习外国的技术并希望他的水师超过外国的海军。他支持选派少年学生到西方留学，把西方的一套学过来用以富强中国。在《曾》中曾国藩并不是守旧之人。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夹杂在一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它的诸多糟粕。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是和它的忠君联系在一起的。曾国藩死心塌地忠于道光、咸丰、同治三个皇帝，多少人劝他独立起事，反对清王朝，他根本不听。王闿运动员他反清，他连书“狂妄！狂妄！狂妄！”说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奴才，一点也不过分。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强调自强不息，但又一切归之于命运。儒家讲天命，道家讲气数，佛家讲宿命。曾国藩把自己的功成名就，说成是“命”；把清王朝的衰落，归之于“气数”；总之，都是宿命注定。这就大大局限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传统文化明华夷之辨，这有利于中国民族的自尊、自强、自立，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对外国优长的吸纳。曾国藩可以学习西方的坚甲利兵，可以学习西方的技术，但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却是拒绝接受的。曾国藩可以是洋务运动的开山祖师，但只能局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内。中国传统文化很讲实用性。只要有用，对达到自己的目的有利，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曾国藩更是个实用主义者。为了裁撤湘勇，他把太平天国的降将韦俊开刀；为了“一门忠义”，他强迫他的弟弟在兵败后出家，制造他的弟弟已经阵亡的假象。

如此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同时又是它的缺失。把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来写，既写出了光明面，又写出阴暗面，既写出了他是晚清站在时代前列的人，写出了他是曾文正公，一代师表，又写出了他的心狠手辣，骨子虚伪，真正写出了曾国藩的“这一个”。把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结合从阶级、时代背景写曾国藩，这正是作品成功的第一奥秘。

　　二、在诸种矛盾的施展旋涡中写曾国藩，既写出了其复杂性格，又写出了晚清生活的方方面面。

曾国藩未办湘勇前，是在职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办湘勇后，是一军之主，后又历任两江总督、大学士等要职。由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他身上集中了多种矛盾。一方面，多种社会矛盾造就了他的复杂性格；另一方面，他的复杂性格又使他在处理多种社会矛盾时显示了它的独特性。《曾》抓住了曾国藩与众不同的特点，在诸种矛盾的旋涡中写曾国藩，既写出了其独特性格，又写出了晚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曾国藩对太平军、太平天国有切齿之恨、切肤之痛。他自办湘勇后，几乎全部心机都用在如何消灭太平军、扑灭太平天国上面。他草拟《讨粤匪檄》，企图在舆论上使太平军处于劣势，他下令，“凡胆敢抵抗的长毛，抓到后，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剜面凌迟”；他对有功的湘勇官兵，亲授上刻“涤生曾国藩赠”字样的腰刀，他攻取武昌，占领了长江上游；他定下了四面进攻之策，制太平军于被动；他夺取安庆，切断了太平军的粮食供应；他指挥夺取天京，为清王朝建立了伟绩。在曾国藩与太平军的矛盾中，《曾》着力写他的雄才大略，善于识人，善于用人，善于抓关键点，同时也揭示了他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狼子野心。

在清王朝的八旗兵、绿营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受到一连串的失败后，清王朝才起用湘勇的头头曾国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和后来的慈禧太后，一方面不能不依仗曾国藩，另一方面又时时提防着曾国藩，惟恐兵权掌握在曾国藩手里后他有可能兴兵作乱。曾国藩也看出了这一点。当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依仗他时，他讨价还价，要挟清王朝，部分地达到了他的东南半壁江山主人的目的。当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对他戒备，企图解除他的兵权的时候，他以退为进，主动裁撤湘勇，赢得了清王朝对他的信任，但又保持了一部分兵力，以免完全受制于人。在曾国藩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矛盾中，餐曾》既写曾国藩的权术、权臣的这一面，又写其的忠君、能臣的另一面，从而使其性格更为复杂、多彩。

清王朝统治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充满了矛盾。咸丰帝死后，有慈禧太后与“顾命八大臣”的矛盾；“顾命八大臣”的头头肃顺被慈禧太后清除后，慈禧太后与恭王之间，又发生了既联合又斗争的尖锐矛盾。在执政大臣中，又有“开明”与“保守”之分。曾国藩在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中，小心谨慎，不即不离，游刃其中，但绝不陷入。肃顺重用汉人，企图挟汉人以自重。曾国藩对肃顺是感激的，但却不给肃顺写信感恩。肃顺垮台后被抄家，竟无一封曾国藩对肃顺表示知遇之恩的信件。由是，慈禧太后对曾国藩另眼相看。恭王奕诉算得上是“开明派”的头子，倭仁则是“保守派”的骨干，曾国藩在感情上倾向恭王，但他绝不开罪倭仁。终曾国藩一生，他在清王朝统治集团最高层的内部之争中，始终不介入其间，结果得到了不少好处。于此，《曾》又写出了曾国藩的圆滑、多智、老于世故、工于心机的性格。

曾国藩以晚清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而被人称道。在他的幕府中，荟萃了众多知识分子的“精英”。连左宗棠也承认：“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与民族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之间，也有重大矛盾。《曾》既写其与幕府人物左宗棠、刘蓉、彭玉麟、李善兰、徐寿、郭嵩焘、李鸿章、赵烈文、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之间亲如家人般的同谋共计、其乐融融的友情，展示了他以其道德、文章，领袖群伦；又写了其与具有民族意识的王闿运、彭玉麟、左宗棠、陈广敷之间的深刻矛盾。王闿运两次暗示曾国藩反清；左宗棠给他写过：“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对他说过：“今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陈广敷对他直言相告：“山人所期待的，也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期待大人的，那就是希望大人借讨伐长毛之机会，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汉家子弟兵，先剪灭长毛，次推翻满虏，最后在我神州大地上重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但是，一脑袋忠君思想的曾国藩，却根本听不进去。他责备王闿运“狂妄”，他给左宗棠建议的回答是：“鼎之轻重，不可问焉”；他面无表情地告诉彭玉麟：“雪琴，你不要拿这种话来试探我！”陈广敷的话虽然使曾国藩一度心动，但他的内心独白却是：“可惜，这一切都晚了！也可惜，这一生六十个春秋，早已把清朝忠臣的形象铸定，曾国藩不可能也不愿去改变了。”曾国藩与这批知识分子的矛盾，表明曾国藩和他们的思想分野是深刻的。即使是他和他的得意弟子李鸿章之间，也存在有尖锐的矛盾。是曾国藩支持李鸿章招募和训练淮军以对抗太平天国，但他又派出湘军三营以监视李鸿章；当李鸿章成了一路诸侯以后，李鸿章对恩师曾国藩既尊重有加，但又另有打算，以淮军利害为重。从曾国藩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中，《曾》把曾国藩的愚忠、顽固、自私、诡谲的性格揭露无遗。

曾国藩与外国帝国主义者更有纠缠不清的矛盾。为了消灭太平天国，曾国藩鼓励支持李鸿章与洋枪队合作；利用英人巴复礼，以女王号卖给陈玉成为钓饵，诱使陈玉成“暂不攻打武昌”，解了武昌之危，曾国藩深深懂得，离开了与西方列强的联合，消灭不了太平天国。但是曾国藩又眼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一次次进犯，逼迫清王朝割地赔款，这又使他不能不痛恨西方列强。他自忖目前的中国实力，不能与西方列强对抗，因此他又同意与西方列强妥协，企图赢得时间，先使中国强大起来，再与列强对抗。所以他在天津教案中，既卑躬屈辱，和平解决教案，又不满列强，有意冷淡法国公使罗淑亚，借口“眩晕”，不与罗淑亚谈判。在曾国藩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中，《曾》既写曾国藩的反动，又写曾国藩的爱国，把曾国藩的复杂性格予以深化。

即使是兄弟骨肉之间，曾国藩与诸弟也有矛盾。曾国荃桀鳌不驯，恃强逞能，锋芒毕露，有勇无谋，曾国藩既要使用他这位悍将，又要约束他不要过多树敌。曾国华好色贪淫，刚愎自用，终于在三河镇大败失踪。曾国藩上报他已殉国，咸丰帝还亲书“一门忠义”，以示格外褒奖。不料曾国华又突然出现，曾国藩为避免欺君之罪，强迫他到庐山黄叶观隐居。尽管曾国华极不愿意，但还是接受了大哥给他指引的归宿（按：在历史记载中，曾国华是战死在三河镇之役中）。为了曾氏一门的长远利益，曾国藩只得如此无情。《曾》写曾国藩与兄弟间的矛盾，又表现了他的护短和虚伪。

在诸多矛盾中写曾国藩，曾国藩这一人物便显得有血有肉，播曳多姿，在读者的心里活动起来。

　　三、《曾国藩》中的两只眼睛：康禄和康福。

历史题材小说，如果写得与历史书无异，人们宁肯看历史书，又何贵乎小说？如果与历史离谱太远，是戏说，又何必与历史拉亲戚？优秀的历史题材小说，都是在大关节目上不背乎历史，但在具体情节和某些人物的描写上，则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的前提下大胆创造，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统一，从而产生撼人心弦的效果。《曾》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创造的经验，而又推陈出新，虚构了康禄和康福两个人物，观照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统治集团，揭示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暴露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没落本质，把《曾》这部历史小说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

康禄出身清贫，一身武艺。自投奔太平军后，觉悟迅速提高，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太平军的起义事业。他眼见太平军的兴隆得势，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一次次击败了清庭的八旗兵、绿营和湘勇；也眼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高层领导之间的争权夺利，忙于内讧，互相残杀，自我削弱，终于一败涂地。太平天国之亡，因此有战略上的失误，但最根本的却是农民起义军目光短视，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即自毁长城。但他在太平天国即将失败之前，并不后悔，更没有走他哥哥康福劝说的向清王朝投诚的道路。在天京陷落时，他率领将士，集体自焚，演出了一场威武悲壮的活剧。通过康禄的眼睛，太平天国事业的正义性和悲剧性得到了艺术的体现。

康福是康禄的哥哥，却投奔曾国藩，并成了曾的心腹。他既有超人的武艺，又有高明的韬略。曾的许多机密任务，都托付给他完成。在策反太平天国高级将领韦俊的行动中，他更立下了卓越功绩。但他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始终以客卿的身份为曾国藩服务。由于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特殊地位，使他能够看到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倾轧、内耗、腐败、没落、无能、脆弱的本质。他企图说服弟弟康禄投诚，但康禄却对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与弟弟康禄相比之下，他发觉自己有些委琐，有些卑微，只是作了一个耿耿为曾国藩效力的家奴罢了。聊以自慰的是，这个家奴颇受主子的器重，而主子也非等闲之辈。而在攻占天王府时，湘军高级军官李臣典在他背后给他的致命射击，终于使他顿然觉悟。他在倒下前，无力地念着：“兄弟，哥哥跟着你来了！”表明康福已在思想上从清王朝的营垒里脱离了出来。在他被太平军细脚仔救出后，他隐居东梁山，再也不愿为曾国藩出力。最后，他从曾国藩那里，要回了祖传的围棋，表示了与曾国藩的决裂。通过康福、康禄两只眼睛所见出的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统治集团，既显示了《曾》的倾向性，又表现了唐浩明忠于历史真实又善于艺术虚构的才能！

《曾》没有回避李秀成的问题。《曾》的作者以其历史卓见，把《李秀成自述》处理为是李秀成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反思，对太平天国经验教训的总结。但由于农民的局限性，李秀成对曾国藩确实有过幻想。因此，他以“老中堂”称呼曾国藩，问曾国藩：“放下刀枪的弟兄，你保证不杀他们吗？”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表示：“如此，李秀成愿意归顺朝廷。”李秀成表示“愿意归顺朝廷”，目的还是“为光复我汉家河山效力。”于是，曾国藩决定，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决不能授人以口实，将这段文字剪下、烧掉，并将李秀成处死。《曾》如此处理被捕后的李秀成，符合历史真实，也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统一的表现！

也不能说《曾》完全成功。小说对晚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特别是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是描写得出色的。但晚清时期，人民大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统治阶级高层（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穷奢极欲，榨取民脂民膏，统治集团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既勾结又矛盾，《曾》虽有所涉及，但艺术表现不够。特别是第3部的第5章《马案疑云》，纯粹成了“过场戏”，无助形象的丰满，给人以游离全书之感。但《曾》在我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仍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