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国藩组织起地主武装——湘军，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70年，其又以屠戮无辜百姓来了结天津教案，充分显示了他残杀人民的阶级本性，证明了他是个屠杀人民的大刽子手。然而，史学界有些同志认识较深，认为曾国藩如此了结天津教案，实质上是媚外卖国，并指出其是个卖国的大汉奸。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一书中，就以此来证明曾国藩的卖国大罪，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总起曾国藩的一生来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残民以逞的大刽子手，他是媚外卖国的大汉奸，他是一个集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大成的恶魔。”曾国藩如此了结教案能否证明终生都在媚外卖国？能否说明他是个卖国的大汉奸？本文不敢为其历史罪行全面翻案，只想就其是否汉奸卖国贼这一问题提出浅见，殷祈同志们赐教。
我认为曾国藩如此了结教案只是其残杀人民的阶级本性的表现，并不能证明曾国藩是卖国的大汉奸，更不足以证明他终生都在媚外卖国。
首先是因为曾国藩如此了结教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然的选择，后人是无可强求的。而且在处理教案过程中，他始终没有丧失民族气节，可以说明其是忠诚于封建君王的清朝官吏。具体反映在：
第一，天津教案发生以后，曾国藩对案件的了结预测很快就陷进了“两难”的境地。1870年，当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率领事主前往天津法国教堂和育婴堂查询拐骗幼婴案时，法国领事本大业因横蛮干涉，持枪要胁通商大臣崇厚，开枪打死天津县随从，并声称：“我不怕中国百姓”，从而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中国民众击毙了他及其随从以后，还点火烧毁了教堂，因而爆发了天津教案。对此，曾国藩很快就认定这是“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而造成的，因而他认为很有必要和侵略者据理力争，乃至于不惜一死。可当资本主义列强借端生事，英、法、美、俄、普、比、西七国领事不断照会清政府，进行抗议，以及英、法、美、意、普五国军舰开进大沽进行示威，胁迫清政府要镇压中国民众时，他则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结”；并认为如果开战，“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因此另一方面又认为妥协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深深陷入矛盾之中。
第二，曾国藩如此处理教案是其矛盾心理斗争的结果。曾国藩接谕前往查办时，就有了要据力相争的决心。到达天津以后，看到“人心汹汹”，认识到“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时，他这种决心更加坚定，认为“拿犯之说，势不能行”。但是，清政府不但要求处理教案的方针是“一意主和”，而且在外国侵略者的胁迫之下，希望尽快妥协了结此案。因此，催他缉拿凶犯的谕旨“一日三函，迫于星火”。尤其是在这些谕旨中极力强调“若不将倡首滋事之犯惩办，此事亦难了结”。作为清廷的特派官员，曾国藩当然不敢违抗谕旨，不愿意失去乌纱帽，但是，他也不愿意平白惩办无辜而受人唾弃。那么如何了结此案呢？曾国藩经过不断的利弊权衡，认定只有答应资本主义列强的要求，以“果能遏兵”求得和平解决为己任才是自己的出路，于是他决定置清议派的咒骂于度外去了结天津教案。他首先为自己的择取制造舆论，在对洋人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事进行调查以后，一方面指明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另一方面又指出天津民众仇视洋人是事出有因的：“教堂终年扃闭，莫能窥测，其可疑者一；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也就是说虽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谣传，可毕竟是令人生疑的；因此，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前往查询是应该的。丰大业却横蛮加以干涉、阻止，甚至挑衅，最终被中国民众所击毙，那是无需申冤的，就是后来中国群众击毙洋人，烧毁教堂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曾国藩一方面尽可能以理解民众的心情去换取民众的谅解；另一方面则准备以民众的生命去实施结案的汁划。因为洋人拐骗孩童，挖眼剖心之事是毫无根据的谣传，那么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因此，那些肇事者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曾国藩后来缉拿了80多名所谓的首犯。然而尽管如此，曾国藩并不以随意绞杀人犯而了事，而是坚持以事实为本。在审讯中，因“其认供可以正法者不过七、八人，余皆无供无证”，于是，他只惩办了七、八名人犯。可是，这对外国侵略者来说，是远远不能使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得以实现而愿意结案的，因而曾国藩在无法拒抗的压力之下，只得将严惩首犯增加到20人（后来李鸿章接案改为16名），并将25名人犯革职充军以了结此案。由此可见，曾国藩如此结案是以其本阶级利益出发，为维护封建统治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所采取的抉择。对此，后人是无可非议和强求于古人的。
第三，曾国藩在处理教案过程中，没有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坚持了自主原则。曾国藩曾因崇厚“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而对他很反感，并强调这种态度“殊不足恃”，认为“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要求“以后当自主也”。因此在处理教案中，他始终坚持自主原则，认为如果列强“再要挟不已，余惟有守死持之，断不能再软一步”。所以法国公使罗淑亚多次照会他，坚持要他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陈国瑞三人正法以抵丰命时，曾国藩就据理雄辩，对他的照会严词驳斥，使其“无辞以对”。后来因为他的坚持，此三人只是革职充军。曾国藩在此保护的虽是清朝官吏的生命，但终究足以证明他如此结案不是以媚外卖国为目的的，而是作为一名封建官员去完成清王朝授予的涉外任务，履行在涉外中应尽的义务。
第四，曾国藩如此了结此案，尽管是枉杀了无辜百姓，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使民族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列宁在谈苏联和德国订立布列斯特和约所作的让步时，就指出：“只要是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利于帝国主义集团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曾国藩若果不以此来了结教案，资本主义列强肯定不会罢休，这样，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几个资本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结局将会比第二次鸦片战争悲惨得多。曾国藩如此结案，不但使自己摆脱了困境，而臣客观上消除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说曾国藩是媚外卖国的大汉奸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也是不客观的。
其次，因为曾国藩作为封建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面对列强的侵略，他通过对封建君主的忠诚，表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忧虑之情。具体反映在：
第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就是一个具有鲜明的爱憎情感的中国人。早在道光二十年七月，英军攻陷定海之时，曾国藩就指出：“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当得知9月英军企图攻占台湾，受到台湾军民有力的回击时，他立即写信告知其父母：“英夷之事，9月17日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133名，斩32名，大快人心”。此后，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前方战事时，也往往寄予自己的情感。道光廿二年二月廿四日，他给其父母的信中就说：“浙江之事，闻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特别是5月到7月，当英军攻陷乍浦、吴淞、上海、镇江的时侯，他的爱憎感情反映得更加明显。对侵略军的暴行“极可痛恨”；对戎守吴淞、上海的清军，在敌人炮火面前仓惶逃命深表愤慨，“现在宝山失守，官兵畏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对在战斗中英勇奋战，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陈化成、海龄等表示敬意。因此，这时期的曾国藩根本上没有媚外卖国的痕迹。
第二，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以抵抗外来侵略为己任，主动要求北上“勤王”，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前线去，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直接威胁京津地区时，曾国藩首先以为侵略者在重演恫吓清廷的伎俩，并认为侵略军虽有船炮的长技，但是路途遥远，人员甚少，仍是不足于担惊受怕的，所以他想只要清政府“办理得宜，终不足患”。然而，1860年9月21日，当他从胡林翼的信中得知英法联军于一个月前攻陷了大沽，僧格林沁退守通州的消息时，他“……读之惊心动魄，焦愤难名”，对以往认识深感内疚。侵略军后来加紧进攻北京，曾国藩便心急如火，积极准备北上“勤王”。当时正好北方清军无法抵抗，清廷谕旨曾国藩派部下鲍超带兵北上增援，于是曾国藩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求亲自带兵北援。他竭力强调鲍超不适合带兵北上，认为鲍超虽然号称“骁雄之将”，但“究非致远之才”，加上鲍超的下属士兵未必乐意，鲍超人地生疏，难以得到补给等等，强烈要求清廷准其北上“勤王”，抵抗外来浸略。然而当时南方正值太平军展开攻势的阶段，战事相当紧张，曾国藩若要带兵北上自然是困难的，可是，他不放弃任何希望，他上奏清廷，要求清廷最好从他和胡林翼两人中选定一人带兵北上，他指出：若由他北援，“则当与左宗棠同行”。原因是“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可以抽出这股力量来。若派胡林翼北援，“则当与李续宾同行。”因为“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可以抽出这股力量北上。他积极筹划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力量中抽出部分来抗击外来侵略。随后，他一连数天与曾国荃、李续宾、胡林翼和冯竹儒等人商讨北援大事。他在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征求其是否愿意北援的同时，公开声明：“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者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另外与他相约，一经奉旨“旬日即可同行，不可似都将军，四月初十发起程摺，至八月乃成行也”。不久，侵略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仓惶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恭亲王奕訢留驻北京办理交涉事宜。曾国藩闻讯，闷闷不乐，总担心奕訢“难尽愜人心”，因为奕訢是个“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之人，因此其意料奕訢将会妥协求和。但尽管如此，曾国藩仍不放弃北援计划，一直都在积极准备力量，并认定“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治后来之悔，复惧后世之讥”。后来由于清廷的妥协投降，北京城的十多万守军未对侵略军进行多少抵抗，北京城就落入了敌手。曾国藩获悉此情，“至为悲痛，……为之竟日不怡”。对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深感“薄海臣民，同深痛愤”；对侵略军在北京烧杀抢掠的暴行深信“真堪发指”。认为《北京条约》的签订是“五湖乱华”，断定中国以后“气象更为难堪”。可见，曾国藩在内扰外患之际，出于对封建皇帝的忠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曾国藩宁肯放弃和国内农民革命运动的对抗，将抵抗外来侵略作为重任，挺身而出要求北上到抵抗侵略的前线去，就显示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就证明了在这一时期的他，是个具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并非媚外的卖国贼。
最后，因为曾国藩作为清王朝的高级官员，在清廷和外国侵略者的勾结过程中，对清廷和外国侵略者没有俯首听命，唯令是从，相反，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坚持自主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曾国藩对侵略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侵略小国的行径，表示极端的愤慨。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扩大了在中国灼通商口岸，长江流域的镇江、南京、九江和汉口等都列为通商口岸，甚至当时被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南京、安庆也在内。对此，曾国藩极为不满。1861年5月，他得知洋商用高价向太平军销售粮食和军火时，就悲哀交加。“费尽移山气力，围困安庆城贼，始令粮尽援绝，今忽有洋船代为接济，九纫功亏，前劳尽弃，可叹可恨！”安庆“无克复之期，而忧愤之至。”后虽经清廷交涉，洋商停止了与安庆太平军的交易。可是他仍下令围攻南京的湘军，杜绝洋船在南京江面上停泊，1862年7月上旬，曾国藩租用外国商船“威林密”号，准备装五千斤火药运往上海，可是“洋人贪带茶叶，不肯装药”，甚至将曾国藩派去的一名押货官员也赶下了船。因此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表示极大的愤恨，指明洋人“凶猛如此，殊可虑也”。所以此后曾国藩对侵略者提出的一切请求和建议都全部给予拒绝。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国人赫德曾窜到安庆去见曾国藩，要求其要开放安庆、大通、芜湖等地为通商口岸。曾国藩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1871年，日本又派大使来到中国，要求照泰西各国条例允许日本来华经商，曾国藩对此认为日本可以来华通商，“但约中不载明比照泰西各国例办理，尤不可载利益均沾等语”，所以从根本上说曾国藩是维护封建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势力和特权的。因此说他是个没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是难以令人信眼的。
第二，曾国藩对清廷“借师助剿”的反动方针一直持对抗态度。一是他对“借师助剿”的后果表示担忧。1860年冬，俄国表示要派兵来华助剿江南的太平军时，曾国藩就明确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1862年初，清廷讨论“借师助剿”的问题时，他又表明：“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的态度。他这种态度当时使外国公使甚为恼怒，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忌恨地说：“在中国，曾国藩可能是我们本世纪内的一个可怕而又有力的对手”。二是他坚持反对英法调印度兵前来“助剿”。1862年上半年，太平军在江浙战场上大败外国反动势力，上海附近的宝山、奉贤、南汇、川沙等地都被攻下。华尔和他的常胜军亦被击败以后，又被围困在松江垄内。对此，英法侵略者极为恼怒，扬言要从印度调兵前来报复。崇厚闻讯则表示要向清廷请示，允许其前来“助剿”。曾国藩却极力反对，在奏折中用“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的感受说明“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并指出：“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蹂躏中国之土地，……不如早议息兵”最后还声明：“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坚决抵制借兵助剿。三是曾国藩不愿意和洋枪队其事，反对李鸿章调洋枪队去南京增援曾国荃。1862年，李鸿章想调洋枪队前往南京支援曾国荃，曾国藩闻讯，写信给曾国荃，告诫其要在“危急之际，惟有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结果李鸿章的计划落空。四是拒绝洋人的军事建议。1863年3月，英国人迪佛立在即将离华回国前，拟定了一个建立由英国人当统领，以华人为士卒的两万人的军队计划，并为了使汁划得到实现，他从上海跑到汉口，又从汉口跑到安庆，再从安庆跑到芜湖，四次去找曾国藩以面呈。最后从安庆跑到裕溪口去才见到了曾国藩。曾国藩看后，不单不赏识他的汁划，而且不赏识其真诚，最终以“须向总理衙门夺定”而搪塞了事。所以说曾国藩是媚外卖国的大汉奸也是令人迷惑不解的。
第三，曾国藩坚决反对阿思本船队协议。1863年1月，清政府总理衙门托回英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代购了七艘战船和一艘运输船。李泰国除了贪污，在超出已付的80万两银子的定款后，声称用了107万两以外，还诡称为了使这支“中国新海军”可以在海上被别国舰艇所识别，擅自为中国设计了国旗和海军军旗，同吋擅自聘请了一名英国现役海军军官——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雇来了600多名英国海员和水手。另外，还擅自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协议，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的指挥权，注明除中国皇帝以外，不接受中国任何官员的命令，而中国皇帝的谕旨又必须经李泰国转达。其中若李泰国认为命令下合理吋，可以拒绝转达，不让舰队执行。另外也注明舰队要预支船员的薪俸和船只经费四年等等。这个协议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清政府豢养外国舰队。因此，曾国藩获悉后，和其他清朝官员一起加以坚决反对，提出强烈抗议。后经奕沂与李泰国商议，协议虽改为“由中国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为帮办总统，以四年为定。用兵听督抚调遣。阿思本由总理衙门发给扎谕，俾有管带之船”。曾国藩却仍然坚决反对。尤其令其恼怒的是协议中规定：如果由阿思本指挥的船队，而又有中国官兵参加攻陷南京后，所抢得的财物，三分充公归朝廷，三分半归阿思本分赏外国官兵，三分半归中国官员，如果只是阿思本指挥的舰队而无中国官兵参加攻陷南京的话，则七分归阿思本，三分充公归朝廷。这样，协议的规定无疑是让阿思本在中国掠夺财富。在曾国藩看来，则是与自己争夺攻陷南京的战功和南京的财物，因此他极力反对。然而，尽管这样，曾国藩这种行动不能不说是其反对外来干涉的鲜明态度的反映，民族气节的表现，所以说在清廷极力地同外来侵略勾结过程中，始终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曾国藩是个终生媚外卖国的大汉奸，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综之，曾国藩是靠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起家的封建官员，他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面对外来浸略吋，他既可在立场观点和态度上都明确地表示反对，从而体现其民族气节。他又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去解脱自己的困境，表现了自己的反动本性。所以，曾国藩既能为了避免引狼入室，坚决地抵制外来武装干涉；又可为了表现“忠君”思想，尽情抒发爱憎感情，或要求暂时放松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对垒，北上“勤王”以抗击外来侵略；另外也还可以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以平息事态。所以，尽管曾国藩结案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侵略者的愿望和要求，但是由于其未乘机嗜杀百姓，残害忠良以取悦侵略者，而只是作为清朝交涉教案的代表去完成自己的职责，履行封建官员在涉外中应尽的义务，做一名好官吏。这终究说明了曾国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清朝的诣谕和本阶级利益要求去结案，是符合封建道德及其“忠君”思想的，后人是无可非议的。何况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曾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爱国之情。所以，我们不能把如此结案作为曾国藩媚外卖国的特大罪状，更不能以此去证明曾国藩是个终生媚外卖国的大汉奸。当然，我们亦不可以此而否认曾国藩以人民为敌、残酷镇压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他终究是镇压人民革命斗争的大刽子手，是人民的罪人。他对人民所欠下的罪行永铸在其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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