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著的百余万字长篇小说《曾国藩》，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晚清的重要历史人物曾国藩及有关人物与事件，此书引起了强烈反响，畅销一时。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作为曾、左、李、胡“四大名臣”之首的他，对我国近百年历史有重大的影响。《曾国藩》一书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曾国藩的一生，作了生动刻划，引人瞩目。作者态度慎重，不想以自己的见解强加予人，全书没有插入一句作者评论曾国藩一生为人的话语，也没有一句评论历史事件的结论性概括。作者只是根据大量历史素材，通过文学描写去曲折表达自己的倾向性。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人物和故事描述后面，本书提出并努力探索了分量很重、很有新意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评论此书的文艺特色同时，对隐含在本书中的重要哲学与历史问题，展开讨论。
一、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化
近五十年来，人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中国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新的评价是完全必要的。在进步的历史观点透视下，帝王将相的地位下降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受到了尊重。但无可否认，在长期左的观点支配下，明显存在对对象评价简单化的现象。相当时间内，几乎过去一切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乃至文学家都被否定。象孔丘、孟轲、朱熹这样的大哲学家与思想家，苏武、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李世民、爱新觉罗•玄晔这样的于民族发展有大功的君王，甚至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都被否定或贬低。而纣王的残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武则天的专横及吕后、法家的李斯等人却又被荒唐地一味加以歌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极为简单。王安石被定作改革派，司马光、苏轼就成了保守派，一棍打死。诗人杜甫被定为地主阶级代表，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成了反动诗词。更荒唐的是把“清官比贪官坏”当作规则，一下就否定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人物。
我们多少受了前苏联历史学界的影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对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历史的叙述，千篇一律，流于公式化。几乎都是从经济状况开始，然后是阶级矛盾的记述，再把人物放到种种牵强附会的所谓阶级冲突中去评价。篇幅浩繁的巨著，基本上枯燥乏味。这是明显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表现。我们的若干历史著作，也有类似情况。近十年来，虽然发生很大改变，但人们仍然视许多历史领域、特别是近代史的许多问题为禁区；探索这些禁区需要创造性的努力。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不象代数那样有公式可遵循；对每一事件的讨论都需要独创性的研究。即令是帝王，唐太宗和康熙也是起过重大进步作用的优秀人物；即令是起义军，张献忠的残酷、洪秀全的堕落也无法抹杀。
对清代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最困难的是鸦片战争后一段时期，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戊戌政变、甲午战争等事件及其有关人物。以太平军发展与溃败的历程而言，因为首先就认定它是起义军，必须赞美、肯定，对洪秀全的严重腐化及事实上的新皇族统治就不敢正视；对曾国藩等人，因为先认定他们是农民起义的敌人，就一概戴上汉奸、卖国贼帽子，连对他们利国利民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功绩也不敢肯定，这与真实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历史不能这样简单对待。以林则徐和曾国藩而言，固然一个禁绝鸦片，英勇抗敌，理应名垂青史；一个镇压了太平军，难免屠夫之讥。这些都不为怪。但难道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能停留在孩子的水平上，只会简单区分“好人”与“坏人”吗？其实，按个人思想、抱负、素质而言，林则徐和曾国藩相同之处多过其差异。他们都是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忠臣孝子，怀抱死于沟壑、安邦定国之志。在对待禁绝烟毒、抵御外侮的态度上完全一致，而在吸取外来先进事物方面，曾国藩比林实有过之无不及。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上，二人也基本相同。1838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勇抗战，并被不公平地充军远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但当1850年，太平军胜利进军之际，清廷再度起用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统军围剿起义军，他毫不犹豫即刻前往，只是幸运地中途病逝于潮洲。岳飞剿灭洞庭湖起义军、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林则徐意图剿灭起义军，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治国平天下观念长期培育的必然结果。无情的历史逻辑使曾国藩在林则徐病逝三年后，组建湘军，成了对抗太平军的主帅，镇压厂起义军；但对这个近代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人物，不能一笔钩销，全部否定。上述分析，大体也适用于李鸿章；而李和曾在气质上又有许多不同，曾国藩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和李有相当大区别；正如左宗棠和曾、李也有较大区别一样。现在，史学界对左宗棠已经有不少好评，主要是因为他击败俄罗斯军队立了功勋；对这一批思想、抱负基本相同人物的评价，已经具备了全面展开的条件。
就是对太平天国而言，对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评价，也应根据历史本来面目加以分析。太平军夺取天京后，洪秀全等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新皇族，其残暴、荒淫与种种悖戾举措比旧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革命性还有多少，也值得讨论。
《曾国藩》一书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忠了事实，却又在人物性格方面进行了艺术创造；这种创造基本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但人物的形象却变得饱满、生动了。历史留给后人的只是生硬的骨头框架，作者充实以血肉，使这些人物陡然变活，栩栩如生。它和三国演义不同，虽然有不少虚构，但总的是说丰富了而不是改变了历史人物的面貌。
二、湘军的崛起和太平军的覆灭
《曾国藩》一书以曾国藩个人的一生为主轴，展开了晚清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巨幅画卷。
太平军崛起，在广大人民支持、参加下，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攻克南京，震动朝野，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原有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大部腐化，北方只有僧格林沁的蒙古兵有较强战斗力；但僧王爷的军事力量还得留守京城，无力南下。正当清廷被迫起用禁烟名将林则徐，而林中途病逝，束手无策之际，因母丧回籍的曾国藩在家乡土绅要求下出面组织团练，并争取到清廷允许，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汉族地方武装。曾国藩以非常的才干，克服了人员、经费、与当地关系等一系列困难，在短期内建立了陆军和水师。但他带孝统兵、缺乏经验，血祭出师之初，即在靖港惨遭失败，跳入湘江自杀被救起，仍然书写遗书坚决要一死殉难。被左宗棠赶来，大骂他不忠不仁不孝不义，要鞭尸扬灰，才又振作起来。此后，遂即取得攻克武昌、田镇大捷等重大胜利。太平军方面，在年仅25岁文武全才的天才将领石达开率领下，从安庆挥师到达九江，接连三次大败湘军；正当曾国藩又要自杀之际，洪秀全等守不住天京，急令石达开回军支援，太平军仓促撤走。此时，素来心高气傲、行事果断的曾国荃率湘军生力军到来，曾家军逐步形成，湘军军威复振，并向安徽进军；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了战争主帅。他又派左宗棠建立楚军，年近50、中举28年，只在湖南任四品幕僚，一贯心高气傲，胸怀奇才，行事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左宗棠，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围攻太平军的重要力量。太平军则突起内讧，杨、韦先后被杀，石达开忿而出走；陈玉成、李秀成在天王并不信任的困难条件下勉力支撑。最后曾国荃终于攻下天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军遂即败亡。
从本书的叙述来看，太平军起义时，清廷内外交困，本可夺得全面胜利。战争过程中，朝廷缺少领袖人物，穆彰阿、恭亲王、肃顺等人均未能发挥有力指导作用。各级官员大都腐化，军队也没有战斗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内战过程中发动了侵略战争，导至西太后、恭亲王与肃顺等内讧。双方都发生过内讧，太平军的失败原因值得进一步讨论。
书中描写了湘军士气的来源。象罗泽南、彭玉麟这样的人物，在战争中智勇兼备、视死如归，究竟是什么原因？曾国藩的讨太平军檄文给了最好的回答：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也。
太平军以宗教为号召，在初期确有巨大成效。这在中国农民起义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以来自西方的圣经、上帝为信仰，却成了自我孤立的重大因素。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和朱元璋、李自成大不相同之处。这一弱点，使得太平军方面不能争取中国社会上大批潜在的知识分子反抗力量，不能吸引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人物。实际上，书中描写的一些人劝告曾国藩反清的故事，（关于“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议论）宁可信其有；传闻中左宗棠也曾想过投靠太平天国，也不是不可能的。石达开在他管辖范围内就有意淡化宗教成份，而以中国人喜闻乐见形式动员群众，取得明显成功。如果洪、杨能象石达开那样做，情况当大有不同。洪杨以天父、天兄号召群众，自己却不相信，其领导集团也不相信，这就失去了团结队伍的道义基础。没有共同的真正的思想一致，惨酷的内斗似成必然。而于湘军，确有为保卫中国固有文明同仇敌忾之情绪，一目了然。
洪、杨的个人素质也值得研究。在占领南京后，大敌尚在，就迅速沦于争权夺利，荒淫无耻。有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腐朽思想，正如把杀害岳飞的罪责归之于秦桧而放过真正凶手宋高宗一样，把内讧责任诿之于韦昌辉等人，而放过了主要有罪者洪秀全。实际上，洪杨等人占领南京后，很快蜕化为新的皇族集团，其等级之森严，滥用私亲之荒唐，丝毫不下于历史上有名的荒淫帝王。他们放肆荒淫，但普通士兵却连与妻子同居也不允许，违者处死。天国人才济济，前有石达开，后有李秀成，这些人物都是民族精华，一代雄杰，却都被百般猜忌；信任的又都是昏庸无能、以权谋私的宵小之辈。比之朱元璋任用刘伯温、朱升、徐达等大批贤才，相去远甚；比李白成任用牛金星、宋献策也有所不及。天国败亡，绝不象一些人说的什么资本主义因素弱小，也绝不是什么农民阶级的狭隘性，而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因素导至的。
三、曾国藩的形象与性格
按本书记述，曾国藩37岁从四品官员被擢升为二品待郎，开有清一代之先例。他不几年间历任五部侍郎，诸熟了中国社会，学习了各种知识，包括《孙子兵法》和戚继光兵书。曾国藩从小就立下大志：“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他要求自己很严。作了大官，把居室称为“求缺堂”，意为以自身之缺损，求父母之安康。他拜唐鉴为师，每日对自己的言行严加修饬。为了反省自己过去，力求作完美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从前种种，譬如作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看到他的日记中梦见自己有卑鄙思想时，问是何事？他坦率回答说是梦见何绍基得程仪五千两而甚是羡慕，唐大加称赞。曾国藩初见权相穆彰阿时慷慨陈词：“这几年英夷向我国大肆倾销鸦片，害我人民，吞我白银，对我中国犯下大罪……”穆为之动容，为改名国藩，意为国家藩蓠也。
咸丰皇帝初登位，年方20岁，少年盛气。曾国藩竟然敢直指皇帝有三种优点，也有三种流弊：琐碎，虚文，骄矜。气得咸丰连说“狂悖！放肆！”举朝震惊。幸好皇帝想干事，最后宽恕了他。曾国藩正是抱着这种无畏精神去奋斗的。
曾国藩为官清廉，靖港、九江两次兵败自杀都留下遗书，把所余无多的全部官俸孝敬父母。这一点，他和亲弟曾国荃大不相同。曾国荃攻下安庆，对英王府大加掠夺，几乎把所有财物都抢走，曾国藩则是严以律己的。处理天津教案中自感有误，于心不安，把多年积蓄的三分之一7000两银子拿出来抚慰三个被处分官员，以示愧咎，应该说比之李鸿章、丁日昌等好得多。一代权臣肃顺对曾有大恩，但肃顺被处死后，抄家时发现许多官员讨好的信函，却没有曾国藩的。当然可以说他老奸巨滑，但也可以说他不愿媚上。
在待人方面，他比较宽厚、平和。特别是知人善任，为同时代诸大臣不如。心高气傲的右宗棠在这一点也自愧不及。书中描写曾、左二人互作对于开玩笑的故事，曾说左：“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隐含左季高名字）。左立即回答“藩臣当为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曾听了大为佩服。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不客气，曾还是一再推荐他。晚清一代重臣李鸿章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他如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他的另一个无能弟弟则不被重用）、赵烈文、容闳、鲍超……可以说，晚清一大批有能力的汉族官员逐步取代满人，固然是历史形势形成，但也是曾国藩个人作为的后果。
书中描写曾国藩老成持重、宠辱不惊，固与左宗棠的一腹傲气、雄驰豪放不同，也和李鸿章的老谋深算、机灵多智迥异。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他已经能做到在碰到重大委曲时，默然忍受，“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在战争危险时刻，象谢安那样从容不迫。祁门之战，李元度不听他有关“五戒”的劝告（戒浮、戒自负、戒滥、戒反复、戒私）而惨败，众官员面对十倍于己的太平军纷纷准备逃跑，曾国藩白天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晚上才找人说准备一死、交代后事。而当战胜太平军，被奖赏太子太保、封一等候爵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脸色平静，无任何表情。
清廷对湘军不能不依靠于一时，但太平军一旦消灭，当局立即准备对曾国藩下手。正当众官员受封赏、一片欢腾之际，清廷已暗中调集重兵，并下令裁撤湘军。在这方面，曾国藩与清廷的斗争是复杂而尖锐的。他虽然争得保留部分陆军、使水师列入编制的小胜利，但湘军还是基本完结了。这方面，曾国藩不如李鸿章、左宗棠有胆量，显得有些迂腐、愚忠。他毕竟是传统伦理观念培养出来的忠臣孝子，虽然有时敢于直谏，在君王面前最终只能是奴仆！
从学术上看，曾国藩是一代大儒，造诣颇高。他在战争中也不忘读书练字。在书法、文章、诗词方面，曾国藩一贯非常用心，他每天必临贴：“含雄奇于远淡，尤为可贵。”自认为写得不好，谦逊地自责说：“一生有三耻：不懂天文、算术，作事有始无终，写字未成一体。”至于文章诗词，可算一代高手。他才气过人，功夫精深。他写的有关治家和教育的观点，有许多至今还是很有价值的。如治家方面强调的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之类。我们理当不抱成见，应该当作一份文化遗产加以珍惜，这方面不妨看一下曾国藩在灵谷寺无量殿的对联：
万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会，环山常护吉祥云
在需要残酷的时候，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的。虽然他不像曾国荃对李秀成那样凶恶，但处死忠王、残酷镇压太平军他是毫不留情的。特别是办团练初期，处死无辜的林明光，站笼游街，惨酷暴虐，一度被讥为“曾剃头”。
分析历史人物，不能只看效果，也不能只看动机；特别是效果的评定有时比较困难；常常不同观点对效果的评价不一；只有很长岁月之后，才能求得大体一致。《曾国藩》一书客观地描写了曾国藩的一生，（当然作者不可避免暗示了一定倾向），其是非功过留给读者自己去斟酌。在以一时的、带有相当多的主观成分的所谓“效果论”习惯成风之际，不妨指出：从效果看，如果认定曾国藩等人镇压了农民起义、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那么，同样从效果看，湘军的崛起，是对清朝家天下的沉重打击，湘军在战争中掠得的大批财富用之于教育和商业，使湖南省一跃而为中国最有生气的省份，中国近代史的大批著名领袖人物都来自湖南，这一后果对我国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这大概可以算是正面的效果吧！
四、洋奴？功臣？
几十年来，对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所谓洋务运动，学术界几乎是一片遣责、批判之声；近些年，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对此加以重新估价。对李鸿章的评价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他和曾国藩并不完全一样。就曾国藩而言，说他是洋奴、汉奸都未免夸大其词。
曾国藩涉及的对外交涉事宜总的说不太多，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1年），天津出现法国天主教育婴堂迷拐小孩、挖眼剖心的传闻。这一方面是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的传教士与教民仗势欺人的历史后果；另一方面又确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和误传。天津水火会首领徐汉龙激于义愤，带领群众包围教堂，传教士们还算能好言解释，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却趾高气扬，责骂群众并开枪打死知县刘杰家人，群众遂一拥而起火烧教堂，打死丰大业和法、英、俄等国约20人。应该说，打死的方式是很残酷的。法国强烈要求赔偿白银五十万两，限十日内处死总兵陈国瑞、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及有关群众，扬言如不照办，英法联军将再度前来“炸平天津、轰倒紫禁城”。清廷分为主战派和求和派。曾国藩奉旨办此案，心知绝难处理，有去无回，曾给家人写了遗书。他坚决顶住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但最终同意处死七名中国人、把三名官员交部严议。人们对三名爱国官员受此处分深为不满，左宗棠亦加以斥责，曾国藩誉毁津门。他对三位官员的处分深自忏悔，除拿出多年积蓄三分之一给三位官员家属表示自咎和愧悔外，更重要的是他作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三十多年来，我们与洋人之间的冲突，都是我理直，彼理曲，但恒以我吃亏彼沾光而告终。这原因便是我弱彼强。洋人不讲道理，只论强弱，人们如果不自强，便永远会受洋人的欺负。”
为了自强，曾国藩勇敢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此前的几乎所有历史和文学著作都对洪仁玕估价颇高，对曾国藩等人的行为一直加以忽视或贬低。而本书如实写了容闳向双方提出革新建议的不同后果。容闳是当时少有的赴美留学生，热爱祖国，立志革新。他到天京谒见玕王洪玕，向他提出兴办现代学校等第七条建议：1、创建现代军队，2、开办武备学堂，3、建立海军学校，4、建立人才政府，5、开设银行，6、以圣经为主课，7、开办各类学校。结果除得到一个“卫天仪”的空头封号外，毫无结果。而把同样的建议提交给曾国藩时，曾立即表示除读圣经一条外，其余都一概采纳。他并委托容闳用大量银子采购机器设备，计划建立自己的现代工厂。他有区别地对待外国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说：“您能开明大度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胸怀博大地容纳西方专家，脚踏实地地为贵国的自强兴办工厂，制造枪炮，您比那些顽固守旧的死硬派和夸夸其谈的清议者高明百倍千倍。”在办工厂方面，他甚至考虑过变官办为民办的问题，但情势不容许这样做。
面对传教士等人送给的地球仪、开花弹及望远镜，他为古老的中国惭愧、感慨万端。李善兰建议印《几何原本》，曾立即拔款。并同意作序。种种原因使他下定决心进一步采纳容闳关于办学校和派留学生出洋的意见。他答应亲自去学校上第一堂课，讲“卧薪尝胆”。并认识到：“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服他。”他与李鸿章商量，李认为时代处于3000年大变局之际，应有非常措施。二人会同努力，终于争取到花120万两银子派13-20岁的青少年赴欧美留学15年的历史性规划。容闳原建议派8、9岁的儿童出去，曾国藩：“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太小，在外国住上十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因此要选大一点的孩子，不会忘本。这批留学生后来许多成了近代中国的革新先驱。
五、其他重要人物形象
本书除集中刻划曾国藩外，对左宗棠、李鸿章、洪秀全、石达开等人也作了生动的描写。
作者以相当多的篇幅写了左宗棠。左胸怀大志、气势夺人、豪放不羁，并多少有些持才狂傲。他做了28年举人，49岁了还只是湖南省巡抚衙门的一个四品幕僚。左宗棠的崛起，固然是由于他过人的才华，也实有偶然的、特殊的机缘。最能说明他性格的是书中这样一个例子。清军二品将军樊燮路过湖南。前来谒见巡抚骆秉章。来时问了一句“左师爷一向好。”左冷冷地说：“樊将军客气了。”樊走时忘了向左告辞，左勃然大怒，公然怒责樊为何不向自己请安，樊当然不高兴。左竟然虎地站起来，冲过去用脚要踢樊，被骆拉住，左大骂：“王八蛋，滚出去！”当天樊的后台官文就向皇帝上了折子，咸丰帝大怒，要将左就地正法。幸得胡林翼等人巧为设法，并争得肃顺的支持，在清廷诸事不顺利条件下，才化凶为吉，反被重用。其他如在危急关头，怒斥曾国藩，打消了曾自杀的念头；天津教案中较曾国藩更富有英雄气概与爱国心；总的说比之曾国藩，稳重，识人等方面不及，而胆略、豪放等方面则过之。
对李鸿章的着笔也不少；但因当时李还初露头角，因此可以说更多是刻划了他青年时期的形象。书中描写李鸿章青少年时立大志、有大智。此人聪明、机灵过人，又极有见识。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曾国藩为之焦急不安；李却很高兴，认为这是天大好事（他有远见地看到湘军的崛起是一大历史转机）。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清廷下令曾国藩派其精锐部队北上救援，曾束手无策；年青的李鸿章建议曾奏请朝廷在曾、胡中派谁再加考虑，实则他估计奏折上去再返回，问题必已在妥协中解决，料事如神。青少年时的李鸿章锋芒毕露，连曾国藩也敢顶撞；他在建立和发展淮军方面显然比曾国藩建立湘军更大胆、更放手。从李的才华、机变和辣手杀降种种情节来看，本书暗示了李鸿章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非同一般的特殊作用。
此外，书中对胡林翼的灵巧、智谋和圆滑诡谲，曾国荃的勇猛善战和贪婪凶残，罗泽南的忠诚，彭玉麟的多情等都作了较好的刻划。
对太平军方面的人物形象，着笔较多的是石达开、李秀成和洪秀全。作者在石达开身上寄托了对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深刻同情。年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石达开，不但精通战略战术、熟知兵法，而且能诗善文，实是一代英杰。石在太平军胜利形势下，被封为翼王，身为左军主将。他对太平天国崇奉天父、天兄、圣经等内心不以为然，对天国许多违反民族心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并不认真执行。书中描写军中一名士兵因为夜里和妻子相聚按规章被绑赴刑场，将士和百姓都十分同情，石达开毅然命罗大纲予以释放。群众欢呼“还是翼王英明！”
湘军崛起，屡建战功，多次击败太平军；但如果太平军将领都能像石达开那样总结教训，奋力作战，则湘军未必能坐大。事实上石达开在江西三次大败曾国藩，气得曾跳水自杀（未果）。九江大战前夕，石达开以满腔豪情登临浔阳楼，挥毫写下了雄壮的诗篇：
扬鞭慷慨莅中原 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多愦愦 经凭赤手救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 万众梯山似病猿
妖氛除时寰宇靖 人间从此无啼痕
诗中洋溢着为国为民实现人生抱负的激情。可诗词墨迹来干，正当石达开三败曾国藩逼得曾跳水、湘军被围于南昌之际，洪杨等人却无能抵抗向荣的江南大营进攻，急令石还军天京救援，湘军遂有喘息之机。此后不久，天京内讧，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洪秀全又任用两昏庸的兄弟，排斥石达开，年轻的石达开逼走他方，终至败灭。石达开的毁灭，不只是一人的悲剧，也是太平天国的悲剧！
书中没有描写前期的洪秀全和杨秀清，而较多刻划了占领南京后天王的沉沦。作者借韦昌辉给弟弟韦俊信中的话说：“自进小天堂之后，天王沉缅女色，隐居深宫，不问天下大事，杨秀清则专横拔扈，重用亲信，排斥异己。自己虽名为北王，实际上只不过是杨秀清一个奴仆而己。”从40岁到49岁，洪秀全深居宫廷九年，沉缅女色，身体早己变得如像老头。就在清军日夜围城的日子里，他还大兴土木，建造规模宏大的天王宫。一切建筑均以黄金涂饰，门窗用黄绸裱糊，阳光下金光闪闪，宛如金山。里面有他的88名后妃娘娘寝宫，天王日夜居住其中，绝少接见臣属。朝中大事一概委之于庸才洪仁发、洪仁达。年轻的洪仁讦被封为讦王，他虽然有志气、有见识，但毕竟缺少战争与治国经验。他建议的“资政新篇”，根本无法在天国推行。石达开走后，干王召集李秀成、陈玉成两员大将，提出“围魏救赵”之策，要求李、陈围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这一方案本身就未必行得通，加上干王无功受禄，在将士中无威望，李秀成本人就不佩服他，不赞成他的方案；只是在天王亲自出面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结果，陈、李不能同心协力，年轻的一代名将陈玉成殉难，李秀成孤掌难鸣。他虽然一心想力挽危局，但颓势已成，无力回天。李秀成在配合陈玉成方面有他的失误，但正如下面诗句表明的那样，他充满献身精神：
鼙鼓轩轩动未休 关心楚尾与吴头
岂知剑气升腾后 犹是胡尘绕攘秋
万里江山多筑垒 百年身世独登楼
匹夫自有兴亡责 肯把功名付水流
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李秀成，以非常的才华成为天国后期主将，还能写诗，也算了不起的人物。他临死前的“供词”，光明磊落，有些话语有他的深刻用心，无伤其一生的品德。
如果比较一下对双方人物的刻划，不难发现对曾、左、李、胡等人性格的塑造要比洪、杨、石等形象饱满得多；这是本书的一个重大不足。
《曾国藩》一书的明显弱点之一是对清廷方面的描写较差；特别是没有把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慈禧的形象写活，其他如恭亲王等形象也较弱。这倒不在乎着笔的多少。写了曾国藩对慈禧印象不佳，却缺乏对这位在晚清政治中起了大作用的人物作应有的刻划。如果说前期的洪秀全、杨秀清面对很想有所作为的咸丰皇帝，双方统帅才能大体平衡的话；那么，后期已经腐化了的洪氏家族却很难与颇有计谋、狡诈万端、敢于大胆依靠汉族官员的慈禧较量。慈禧虽然与恭亲王奕訢有矛盾，但总体上还是采纳了奕祈的主张，对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了重大让步，放手起用曾、左、李、胡等人。这一决策对战胜太平军起了关健作用。书中对这些都缺乏有力描写。
书中塑造了康福、康禄两兄弟的形象。一个在太平军中尽职，一个为清军效忠。二人都忠正英勇、临危不惧。这两个形象写得中平，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在这样一部涉及数百人物的长篇巨著中，要写好许多人远非易事；这是应该指出却又无法苛求于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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