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不寻常又颇有争议的人物。镇压太平军起义是其最大的罪案，始终难逃干系；但他在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除治军外，在治政，特别是治吏和用人方面，也有所建树。他尤其注重整饬吏治，选贤任能以缓和社会矛盾，并因此产生了一些生息惠民的实绩实效，这在当时的满汉官僚中是异常突出、极为难得的。本文就曾氏吏治之道，略述己见。
一
曾国藩点翰林入朝班时，满清王朝已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正纷陈迭至。作为科场新贵，曾氏置身其间，无例外地大受震惊。于是，他涉猎了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以及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与儒家经典大相径庭的近代著述，自然地把对西方的了解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认识到“物穷则变”规律之不可抗拒，寓悟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大的变革。面对当时政风泄沓、吏治败坏、时局艰危的现实，曾国藩忧思焦虑，接连上了几道奏折，痛陈政情弊病和吏治的败坏，甚至不惜犯颜直谏，冒杀头的危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意欲从整顿吏治人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
首先，曾氏认为整顿吏治是转移世风的关键。在京十年，他目睹“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流毒已深，且“痛恨次骨”。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历数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的通病，尖锐指出，“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后果将不堪设想。针对这种现状，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就是要咸丰皇帝以自己的行为取向转移习俗，营造一个重视人才，重视学习的良好环境，以整顿吏治、陶熔人才。通过培养、选拔、超擢有才干的优秀人才充任各级官吏，来改变腐败颓靡的政治风气和衰萎苟安的社会风气。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他更是率直地指出，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皇帝是全国官吏的总头子。皇帝的态度和喜好直接影响到官风的取向。在该折中，他提醒年轻的皇帝应防琐碎、杜文饰之风，特别对当朝苛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表示了不满。这国家大计就是得人治政之道。这份奏折因触怒咸丰而使曾国藩差一点掉了脑袋。事后，他在家信中写道：“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他就是打算用此折来刺激一下皇帝，以引起朝廷对人才的重视，于政事吏治有所更张，从而达到兴人才以振吏治，振吏治以清世风的目的。
其次，他认为整饬吏治是挽救危机的需要。太平天国起义使人民群众对清王朝积郁已久的不满情绪和仇恨以极其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曾国藩描述的那种“满廷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的担忧被证实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被打得七零八落。为了应付危机，清廷要求各地自办团练以自保，曾氏正是籍此而起，成为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在和太平天国的较量中，军事胜负当然是首要的问题，但他仍把吏事、饷事、文事作为每日必作的日课，并识拔了许多精于吏事的人才。在临政湘赣、苏皖等省时，他对吏治极为重视，深以吏治腐败和民心不满为忧。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而民心涣散是由于生民太苦，这主要有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以至官民相仇，积怨太深，激成巨案。他以湖广之莱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等地事例说明民变的原因即是由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所致。他就自己权力所及，力饬部属行政以“勤廉谦自矢”，作到轻征薄赋，政简刑清。行军以“不扰民”、“爱民”相告诫，力图减少民间疾苦，以缓和社会矛盾。他说“州县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即吾辈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因此，他非常推崇胡林翼一边打仗，一边整饬湖北吏治，安定民心的作法。他认为：“大抵吏治与军务相表里”。军事的作用在“平乱”，吏治的作用在安民；专用军事虽足以“平乱”，未能安民。所以他在给彭玉麟的信中说：“公于吏事，不宜放松，风气之所系，与兵事息息相关也。”必须双管齐下，才能扭转“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人心倾向太平军的局面。
第三，他认为澄清吏治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保障。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安定往往和吏治清明相表里。推寻太平天国起义的本源，曾氏认为主要是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即“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曰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种认识也见于同时代刘蓉的书信中：“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脧民膏而秧民命者，天下皆是！”因此，曾氏认为要清除民变的“乱源”，除了采取军事镇压政策外，还必须从澄清吏治，挽回民心人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于是曾氏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的信念，决心收拾人心，以缓和“乱民四起”的社会矛盾。
二
同治初年，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军事镇压基本告一段落，他腾出手来全力对吏治进行整肃，认为“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清朝的统治亦可因之趋于稳固。所以他无论在两江总督任内，还是督直期间，都非常注重推行其“吏治之道”。这主要有：
（一）制定规则，严格治吏。曾国藩说：“窃以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他以县为整饬吏治的基本单位，因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为县之贤否”。他亲手制定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作为官吏们廉洁尽职的标准。十六条包括劝诫州县：1、治署内以端本；2、明刑法以清讼；3、重农事以厚生；4、崇俭朴以养廉。劝诫委员：1、习勤劳以尽职；2、崇俭约以养廉；3、勤学问以广才；4、戒骄惰以正俗。还有劝诫绅士和劝诫营官各四条（略）。每条下面都以浅近明快的文字加以说明。这十六条规则，皆刻印成册，州县官吏人手一份，作为不贪财、不沽名、做“好官”的守则。同治七年，曾氏将不遵守十六条，与民争利的署丹阳知县金鸿保奏请革职，将在冬漕中任丁书索费，控案叠见的江苏新阳县知县戴元鼎予以革职。这对于严明法纪起了积极作用。
（二）劝吏求学，革除旧弊。曾氏认为，官吏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该潜心学习，虚心求治。在直隶时，曾国藩曾手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对通省仕宦劝之以学。他所倡导的“学”，“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即为官为士所应恃识的伦理道德和文字、管理等各方面的才能。他认为倘大家都勤以学问，做到“各善其身，各尽其职”自然就不至于奸邪情伪了。而且，只要有一些人带头好学，“倡者启其绪，和其衍其波”，彼此交汇旁流，互相劝勉，不数年，将会“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吏治并将得以澄清。
（三）力戒官气，讲求实效。办事拖延推诿，不问实际，不讲实效，是官府大小衙门的弊病。曾氏认为“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县……，但求推出门外，不求了结其事……；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松……。上下相容，疲玩已甚。”衙门习气还表现在，司道各员或累月不克到署，彼此恒不相习。为端正这些衙门作风，曾氏根据所定章程，令司道州县必须日日亲临衙门，躬亲公事，互相砥砺。对好讲资格，玩忽职守者，酌情予以惩处。同治七年，因徐州知府郜云鹄公事颟顸，在办案中乖方拖延，被曾国藩批令撤任，留省察看，以惩一儆百。
曾国藩还“力救冗字之弊”，撤裁机构，减少冗员，使官吏各有专责并尽其职分。他说：“凡治事以员少为妙，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三人心中手中，不至丛杂遗忘，多则反是”。故于军事工作结束后，立即撤去湖南东征局以及粤、赣等省厘金局，以苏商民之困。不久，即将江宁善后局裁撤，减少大批冗员差役。
（四）勤政清讼，纾解民冤。曾国藩曾经自订了一个选吏原则：“以廉静为体，善听断为用”。然而在现实当中这样的贤才实在难觅。但对于清讼决狱，纾解民冤，他则极为重视。同治七年，曾氏任直督仅月余，查询吏事的结果，深感直省官府“风气甚坏”，在讼案方面尤其突出。计新旧积案殆以万计。“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于是从清讼人手，整饬直省吏治，亲撰《直隶清讼十条》，规定：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为县需躬亲六事不得尽信幕友丁书；奖借人才变易风俗等条款。严饬为县、臬司，收理公牍、案件时必须亲自审谳，按月呈报，不得积压。并悬牌以示互相监督。若有滥传滥押，徇私舞弊者，必严加诘责，以大过、小过、撤委示惩。这样使直隶多年淹滞的尘案得到清结，民气因之稍有纾伸。
（五）力主“戒私”，识拔贤才。曾国藩说：“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氏对自己的亲信故旧亦不例外，至友李元度，好文学，有才气，但好取宠纳贿，曾国藩与之约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滥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对故旧李眉生耳目闭塞，公事拖累，坚决不予奏留。而对廉正不私的官员则倍加赞誉。他称道力谏西太后停修颐和园、热心关注西方政教修明的李宗羲为人正直。沈葆桢与他曾因争饷平生嫌隙，但曾氏总觉沈葆桢有胆有识，故不与之结怨。左宗棠曾骂他虚伪，但曾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遂以“其才堪大用”，三次破格荐用而名显天下。曾国藩用人戒私、重才，招徕远近俊彦，“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
（六）修己治人，崇尚廉俭。曾国藩治政治吏，强调以身作则，修己治人。“修己”的内容就是“勤恕廉明”。他说：“勤以讼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为此，他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反躬自检，要求部众作到的自己必先作到。而对纷乱浇薄的世道人心，他“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只有自己站得直，行得正，才有威信，才能“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倡率，引用一班正人，养成一时的好风气，然后推广开去。
曾氏还以“不要钱，不怕死”相标榜，常常以廉俭自矢，希冀僚属也效法此风，作清廉之吏。所以劝诫州县、委员、绅士、营官的规则中均有崇尚俭朴、廉洁自律的内容。他要求官吏以清廉为主，以才能为辅，因而对作风廉洁的人非常看重。他赞扬进士罗澹村，为官二十五年，家无一钱，为当世第一清官。而对贪鄙枉法之辈，他深恶痛绝。同治元年，当他得知安徽休宁县的书役吏胥们“飞粮买卯”之弊时，即严札申饬休宁知县“岂天已悔祸，而人心尤未厌乱耶！”饬令道、府严惩营私舞弊的吏胥，并命令皖南各属一律出示晓谕“严禁买卯诸弊，以苏民困”。这在当时起过很好的示范作用。然而，在那种做官发财几乎成了定律的社会里，要求官吏淡泊自守，廉俭不移，那是非常困难的，其成效当然就很有限。但比起“诸将贪纵侵昌，鸿章亦绝不过问”的李鸿章及淮系集团来说，曾国藩及湘系集团多少要做得好些。
三
曾国藩晚年于政事“昕夕孜孜，未尝倦怠”。在江督任上，他矫正风俗，训导僚属，招徕士人，安插流徙，繁荣农村，提倡文化，清查保甲，慎审案件等；在直督任内练兵饬吏，清理讼案，注重河工，还劝勉士子向学。概言之，其吏治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的有三项。
（一）劾举官吏，惩恶扬善。曾氏认为，造成吏治“败坏”的因素，首先是由于“大吏过于宽厚”，给予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劣员此处败露，方惧严参，而彼处钻营，反得优保”；“玩上则簸弄是非，虐民则毫无忌惮”。其次是因为连年战争，封建统治秩序被打乱，缺乏严格而又定期的考核官吏的措施，是非不明，好坏不分，政绩突出者得不到奖赏，政绩平平甚或贪劣成性者得不到惩罚。针对这种情形，曾国藩决心痛加整顿，“大加参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认为“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如在直隶任上，他亲自对现任各级官吏作了反复考查之后，于1869年4月将第一批应参应举之员据实汇奏清廷。从这次参劾的11名劣员来看，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员，其主要劣迹或者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署之不理，积压尤多”。同时又据实情将李朝仪等10名贤员的事迹加以表彰，这些贤官虽未因此加官进爵，但做到了赏罚分明，使直隶吏治有所改观，“风气之渐转”。五个月以后，他经过多方考察，又将第二批举劾官员的奏折递上，其中参劾劣员8名，保举贤员9名。曾氏深知，到任半年多就想彻底使直隶吏治有所改观是不可能的，但也基本上达到了“奖劝所加，精神一振，观摩惕劢，■可渐跻循良之域”的目的。
（二）清理讼案，扶正压邪。曾氏在整饬吏治的过程中，将清理各种民事、刑事讼案作为扭转社会风俗，改变官场作风的一件要政来抓。如他亲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颁发各级官吏，并“饬司仪定限期功过章程，一并刊发奋属实力奉行”。他在给许振祎的书信中说，手定《清讼事宜》的目的是：“欲扫除积弊，简明易守”。认为如果各级官吏能够“恪守此举”，直隶“风气尚可稍转”。据统计，在曾氏的亲自主持督促下，自1869年5月至12月这八个月时间，直隶全省共审结注销1868年以前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起，基本上解决了长期积案的问题，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官场作风也有明显改观。
（三）诱导士林，转移风俗。曾国藩一生以奖掖人才为莫大乐事，在几十年的从政、从军生涯中独创出一套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他始终认为，人才多寡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风俗的向背。而在封建社会，当官的多是读书人，所以要使当时吏治尽速转移，就必须重视诱导士林、培养人才的工作。所以曾氏进入南京不久，立即重建江宁府学，亲撰《江宁府学记》；还很快恢复已中断了十几年的乡试，广泛招徕才子俊彦，修文兴教。在直隶任内，亲撰《劝学篇》，勉励直隶士子官吏要虚心求学，担负起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可见曾国藩是把诱导十林、转移风俗作为一项标本兼治的中兴工程来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的。这是曾氏高于不少封建政治家的地方。
由于曾国藩的从政生涯以军事为主，专门治政的时间毕竟不多，他三次出任两江总督，一次出任直隶总督，每次时间也不长，且屡被剿捻、天津教案等事打断。许多政策不能一以贯之，许多治吏之道不能一一实践，而且要使清王朝这株病树枯木真正得以回春复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曾氏整饬吏治的举措终究成效有限。但由于他重视吏治，激浊扬清，加上修文兴教，劝农课桑，“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凡经过他治理过的地区，吏治得到不同程度的澄清，多少减轻了一些民间疾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尽管曾氏整顿吏治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他的重视吏治的思想和整顿吏治的方法，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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