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道光洋艘征抚记》
《道光洋艘征抚记》见《圣武记》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本。古微堂自刻本中，只有道光二十六年修订本中的一个版本目录中收有此文，但书中又将它删去。传钞本有《夷艘寇海记》、《夷舶入寇记》等名，均不署作者姓名，古微堂刻本《圣武记》目录原作《道光夷艘征抚记》。
清人认为此文为魏源所作者，有李慈铭和汤纪尚。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夷舶入寇记》传是魏默深作，即《圣武记》所载之《道光征抚夷艘记》。”又云：“余初以《入寇记》多支词，似非默深所为，顷观其叙次语气，亦与魏氏近，其上下两论尤近出其手，盖晚年才力稍逊，文笔渐颓唐，故不免夹杂，不及其前之儁悍耳。”汤纪尚《纪定海兵事》云：“予览魏源《夷艘寇海记》，独于定海战事不具首尾。”此种说法，本可置信。解放后，有人看到署名李德庵所著《洋务权舆》，书中内容与该文全同，而发生疑问。后经姚薇元同志著文论列，但同志中仍有持怀疑态度者，故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关于作者不署姓名及生前未曾收入《圣武记》中的原因（仅在目录中列入），不仅由于这篇文章“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葛云飞和陈化成等爱国官吏和将领竭力表扬，而对于投降派琦善、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卖国官吏和奕山、杨芳、奕经、余步云等逃跑将军，加以揭露和指责，同时并尽量表达和赞扬了广东三元里等处及其他沿海沿江人民的反抗英国侵略军的英勇斗争事迹”，恐怕遭到统治阶级的忌恨而不敢公然署名或刊刻。如果仅是因为对一般投降派官僚有所指斥，何以《古微堂诗集》中竟有与此相似甚至批评更为尖锐的诗篇？
细绎文中字句，恐有更甚于此者，即对道光帝旻宁也有暗加指斥之处。文中于结论中，以《春秋》责贤之义，责备林则徐。其所责内容，不过是“骤停贸易”，即停止一切对外贸易，包括鸦片输入与一般正常贸易。这表面上是责备林则徐，实际上是责备道光帝。因为决定停止一切贸易的正是旻宁。如该文所引十一月初八日诏曰：“英吉利自禁烟之后，反复无常，若仍准通商，殊非事体。……其即将英吉利贸易停止。”又于林则徐原奏中“洋船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的区别对待政策，批谕云：“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由此，魏源认为：“此因禁烟而并断英人贸易之本末也。”可见林则徐之所以停止一切贸易，正是由于遵守道光帝的批谕。相反，文中记林则徐不仅不主张停止一切贸易，还对大理寺卿曾望颜奏请封关禁海的错误意见力陈不可。“且言各国不犯禁之人，无故被禁，必且协力谋我”，于是，“始寝前议”。
魏源的这种“微言大义”，还可见于文中上篇的结尾处。他引《诗经》的话说：“故《甫田》慎彼劳忉，《唐棣》先其翩反也。”前句见《诗经•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传》云：“言无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无思远人也，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其意似为：当时文恬武嬉，犹如莠草丛生，虽有林则徐等的贤能官员，亦无能为力。思彼远人（此时林则徐已被贬斥新疆），无限焦劳。正反映了魏源怨恨清政府，怀念抗战派的思想感情。
后句见《诗经•角弓》：“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无胥远矣。”《传》云：“此刺王不亲九族，而好谗佞，使宗族相怨之诗。”其意似为：道光帝不亲九族（贤能官员），而好谗佞（投降派），使宗族（天下臣民）相怨。以作有《诗古微》、熟于《诗经》著称的魏源，何以竟将《角弓》说成是《唐棣》，而将篇名记错？这恐非偶然。可能是故意使辞意隐晦，使人不易一目了然。虽然如此，对于斥责道光帝的“大逆”行为，作者仍然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在传钞本上没有署名，在把它收入《圣武记》以后，仍不得不把它删掉，仅在目录中保留了这个篇名。
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可以证明这篇文章是魏源的作品。它的思想甚至文句和魏源的著作如《海国图志》的某些部分都极为相似。下面抄几段话作个比较。
（1）鸦片输入数量问题。《夷艘寇海记》云：“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多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者至三四千箱。始则囤积澳门，继则移于黄埔。道光初，严旨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而总督阮元密奏，请暂示羁縻，徐图驱逐。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巡船之后。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海国图志•筹海篇》云：“乾隆三十年以前，岁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至三千馀箱。始则囤积澳门，继则移于黄埔。道光初，奉旨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而大吏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设巡船水师之后。巡船水师受月规放私入口，于是藩篱溃决。”这两段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将阮元、李鸿宾的名字删掉了。这是符合魏源诗文愈修改愈隐晦的情况的。
（二）以守为战的问题。《夷艘寇海记》云：“夷寇之役，首尾三载。……中外朋议，非战即款，从未有专议守者，何哉？……诚能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则能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以守为战，……以外夷攻外夷也。……以守为款，……尽收外夷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夷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此一举乎？”《筹海篇》云：“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两段话也几乎一样。其中尤以“尽转外夷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二语，最为近似。这个论点是魏源最早提出的。
（三）守定海问题。《夷艘寇海记》云：“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又云：“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日：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郛，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卫兵，兵足守城，犹得下策。黄冕初颇是诤者之言，既而挠于群咻，遂不力持。”《筹海篇》云：“呜呼，定海本不必守之地，而所修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方夷之未逼定海也，三镇以兵五千往防堵善后，首议修城，其地三面环山，前面濒海。……三镇议筑外城，包道头街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有诤者曰：天下无一面之城，此海塘非外城也。贼一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守劳。请前勿包埠，左右勿倚山，但环旧城，再筑外郛，庶城再（足）卫兵，兵足守城。而议者皆谓市埠不可弃，且左右高山，是兵踞高临下，仰攻不入。时主兵者未渡海，但据图指挥，遂从之。”这两段文字也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将裕谦改为主兵者，删掉了黄冕的名字。不守定海，是魏源的一贯主张。《夷艘寇海记》云：“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筹海篇》云：“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而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战争的结果证明了魏源的预见，定海失陷，黄冕溃败，裕谦投于学宫泮池而死。
魏源《秋兴》后十三首中有一首云：“三面因山一面墉，筑城竟与海塘同。地遥守有鞭长虑，敌越山成腹背攻。倒马关前常色变，钓鱼矶上识形雄。当时聚米画沙客，重向寒涛吊朔风。”本来对诗意不知何指，但从《夷艘寇海记》或《筹海篇》了解了守定海之役的全部过程以及魏源对此事的意见以后，对此诗的含意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个“当时聚米画沙客”就是前文的“诤者”，也就是魏源自己。
（四）使用义民问题。《夷艘寇海记》云：“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夷也。”一向被统治阶级诬蔑为“莠民”、“汉奸”的劳动人民，是抵抗外国侵略的一支力量，为魏源所重视。《筹海篇》中说得更具体：“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械斗之民也，烟盐私贩也，海盗也，渔艇蛋户也。今日陆地所患安在？必曰：回匪也，盐匪也、捻匪、红湖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齿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现在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勇壮之兵。……不此之图，而惟窃窃然曰无将无兵，古人讵借才于异地哉？”这种重视义民的思想，并见之于行动，是林则徐所以战胜英兵的原因之一，也是魏源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是投降派甚至一般官吏所能具有的。
此外，还有一些思想甚至文字相同的地方，不再一一列举。
又文中记述了许多关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和与英国侵略军作战的史实，如道光帝旻宁对林则徐奏摺的批谕，不是与林则徐关系极近，看到档案资料或听当事人讲述是不可能知道的。江浙防守情况也是这样，正是魏源根据亲身经历而记述的。其他地方小吏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
从文章风格来看，《夷艘寇海记》与魏源其他文章也很近似。其中尤以引《诗经》为结语的作法更为明显。《夷艘寇海记》上篇结论最后几句是：“故《甫田》慎其劳忉，《唐棣》先其翩反也。”《圣武记》卷十，也用《诗》曰：“修我戈予，与子同仇”二语作结。《古微堂内集》中《学篇》与《治篇》大约162段文字中，以《诗经》语句作结者（中间引用不计）竟有107处之多。可见这种写法是魏源文章的独特风格，也可证明《夷艘寇海记》的作者就是魏源。
收有《道光夷艘征抚记》即《夷艘寇海记》的《圣武记》道光二十六年修订本，目录中在此标题下，注“补刊”二字。对过去刻本中的讹夺之处也作了校改。如卷五下原空，此本增补“外藩”二字，卷十《嘉庆畿辅靖兵记》改为《嘉庆畿辅靖变记》之类，均较旧本为胜。可见此本大约是古微堂刻本中最后一个刻本（此书书名页上加盖“新增校对无讹”印），也是魏源生前最后的一个自刻本。由于目录中著录此篇，说明魏源生前已决心把它收入《圣武记》中，因而把原来的书名《夷艘寇海记》或《夷舶寇海记》，改为与《圣武记》其他篇名类似，而成为其中的一篇，使此书叙述清代武功自清初至鸦片战争，成为一本较完整的体系。最后虽因某种考虑（可能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触犯道光帝的问题），而又把它删掉，但由于目录中有意或无意地保留了这个篇名，而使这个版本弥觉可贵了。
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钞本《夷艘寇海记》一册，前有序言一篇，序中说：“道光丙午夏六月上旬，皖江邓君守之（完白山人之令子，申耆先生之高弟），触暑来访余于石墩馆舍，倾盖定交，纵谭甚快。行箧中携有邵阳魏氏所纂《夷艘寇海记》二卷。魏时在林制军少穆先生幕中，悉夷事最详，所纪自足以征信。笔法谨严，同所撰《圣武记》一书，而事则相反矣。曷胜浩叹。因挥汗录之，三日而毕。守之尚示有《老子广义》一种，亦魏氏著。采取诸家，衷以己见，极得老氏清静化民无为而止之。细读一过，曾著跋语，以明向往。惜其匆匆别去，不获录副也。抄竞书于爽来精舍之南轩。娄东福桥居士记。”
这篇序文很重要，既可以证明这篇文章就是魏源的著作，又可以知道这篇著作流传到外面去的经过。序中所说的邓守之，即邓传密，为邓石如之子，与魏源为挚友。魏源考中进士以后，到江苏赴任，邓守之随行，并代抄魏源著作。这本书大约就是邓守之抄写录副而辗转流传的。因此，书名或个别字句也就因辗转抄写而发生一些歧异。最后为李德庵所得，而径署己名。但他觉得公开剽窃不好，所以又加上“邵阳魏默深刺史鉴定”的字样，这样一来，反而成为这篇著作与魏源有关的一个证明了。
至于《夷艘寇海记》的写作时间，据福桥居士序云，作于在林则徐幕中，即道光二十一年三、四月间随林则徐在裕谦处帮办军务时。但文中又云：“初英夷自去夏困于三元里，……是冬，聚众数万，杀白夷数人于市，焚其夷馆。”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发生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而此云“去岁”，可知此文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于《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记事则较晚，如“道光二十四年，召还耆英”。“二十五年，英人欲践耆英所许三年入城设洋馆之约”。“咸丰元年，又特诏奖雪林则徐及姚莹、达洪阿之尽心竭力于边，而斥耆英畏葸骄敌之罪，中外翕然钦颂”。则又为后来所补记。
二、关于《江南吟》
《江南吟》新乐府是魏源诗歌中比较重要的一篇。近几年，有关文章都说它作于道光十一年。但如果仔细查考一下诗的内容，就会知道这个年代是有问题的。
首先，诗中说：“君不见，温州郡守师票盐，商民歌咏官府嫌。弹章早上秋霜严，利民利国徒鸡廉。奈何尽夺中饱餍。”这指的是道光十五年五月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请在所属永嘉等四处试办票盐的事。票盐在此以前行之有效的地方是淮北，当时两江总督兼盐政陶澍认为，两淮盐务疲敝，应该设法解决。经过和钦差大臣王鼎、宝兴，以及他的属员、幕僚俞德渊、魏源等人的筹划，决定先在淮北试行票盐。实行的结果是，票盐畅行，盐课溢额，商人有利，人民也感到方便。因此，温州也“师”（仿行）这个办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行过票盐七万四千九百馀引，较原来的八百引几乎增加百倍，因此得到商民的“歌咏”。“弹章早上”，指的是实行票盐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道光十二年六月，御史鲍文淳奏：两淮盐务，“新商来者甚属寥寥，旧商且至日少，或办理仍有未能尽善之处。”同年十月，御史周彦奏：“给票行盐，利于枭而不利于国，其可虑有三”等。由于票盐是“只论盐课之有无，不问商贾之南北”，改变了按引行盐的旧法，又革除了一些陋规，减少了一些浮费，这就使不能继续垄断食盐运销的引商和被革退的总商，以及依赖陋规、浮费中饱而生活的人感到不满，因此“造作言辞，百般吹楚”。有的就唆使御史出面反对，鲍文淳就是淮北被革总商鲍有恒的近族。浙江也是这种情况。有人奏：“票盐一行，有盐皆官，该商等无所牟利，竞造浮言，以侵灌金、衢引地为词，屡控运司，意图阻挠，于国计民生均有不便”等语。到了道光十六年二月，乌尔恭额便上奏摺说：“温郡试办票盐，不无窒碍，应即饬令停止。”这件事发生在道光十五、六年。魏源曾亲自看到淮北和温州实行票盐的效果，也看到了因改革盐制而遇到的阻力，所以感慨较深。
其次，《江南吟》中还说：“谁人肯买下河地，万顷膏腴不值钱。上游泄涨保高堰，下游范堤潮逆卷；何况夏雨淫霖先半畎。……昨夜西风五坝开，已报倾湖之水从天来。”这是指扬州兴化下河地，由于人为的水灾而使农业歉收的事。据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云：“明年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奉檄权知扬州府兴化县事。兴化为里河之极洼，地势如釜底，近高宝，洪泽二湖，秋必涨，故设南关、中新等五坝，资宣泄。……去年湖涨，坝启早，淮扬大饥，赖川广商米不至困。”即指此事。诗中又说：“与水争堤若争命。”这句诗，与魏源另一首《将去兴化登城北拱极台》诗中“去年争坝如争命”的句子极相似。它写的是道光二十九年魏源率领当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护堤防洪的事，《邵阳魏府君事略》也有记载。由于这件事，魏源深得兴化人民的好评，但也得罪了当时主张启坝的河督杨以增。魏源对此事也是深有感触的。这首诗作于道光三十年，所以说“去年”，而“江南吟”则指的是本年的事。
还有，诗中说：“再清查，三清查，新旧款目多如麻。前亏未补后亏继，转瞬又望四查至。借问亏空始何年，半缘漕项半摊捐。帮费愈加银愈贵，民欠愈多差愈匮。……吁嗟乎！催科之难难于上青天，补亏之难难于塞巨川。欲为彭泽五斗吏，先师刘向淮南术，始知旌阳稚川作官易。”这几句诗说，江南州县亏空甚多，州县官弥补艰难，似有切身之感，当在魏源作州县官以后。魏源《与蕴之书》云：“弟半载东台，只因漕务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金。现在交代尚未算值，清查发令之初，未知如何出脱。……至江省钱漕日累一日，将来不知作何究竟。”这封与胡林翼的信大约写于道光二十六年，诉说江南钱漕之弊，和魏源任江苏东台县令时因弥补前任亏空而深受其害的经过。其事发生在道光二十五年，故作《江南吟》时，犹有五斗吏不易为的感慨。这也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江南地区白银不断外流，银价上涨，以及清政府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地方经济凋敝的情况。
最后，诗中还说：“江潮挟淮城倒灌，一闸难回万马奔。城南移家走城北，月华照城如泽国。船撑桥顶鸡栖树，父老百年未传说。一岁潦尚可，岁岁淹杀我。南北六朝都江左，几见金陵之城水中坐。”据《清史稿•宣宗本纪》所载，道光水灾，凡有道光十一年（认为此诗作于道光十一年的根据大约就是这一条。但这次水灾较小，据刘佳《溧水捐赈录序》云：“道光十一年六月霪雨连旬，邑南石臼湖及北境秦淮河水暴涨，圩田被淹，饥雁嗷嗷。……凡十二乡，共捐钱一万二千馀缗。”见《钓鱼篷山馆集》卷六。溧水与江宁是邻县，水灾情况应大致相似，此文只是说：秦淮河暴涨，圩田被淹，尚无平地行船，鸡栖树上等现象，与魏源诗中所记情况不符）、十三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等数次。作于道光十一年、十三年之说，已为前事所证而不能成立。如指道光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年水灾，鸦片战争的情况，对于关心时事的魏源来说，在诗中应该有所反映，而此诗并无所涉。诗中只讲到了鸦片“醉我士女如醇醲”，“上朱邸，下黔首”，反映了战后鸦片大量输入、流毒更为深入广泛的情况。
至于诗中所写水灾的情况，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六的记载：“道光戊申（二十八年）大水，金鳌家桐树湾扉不没者只三板，人无过问者。”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中云：“道光己酉（二十九年），金陵水灾为数百年所未有，通城行船。东花园、王府园等处，水逾屋脊者数尺。船行其间，为水中树枝所絓，辄至覆溺。”姚莹《江宁府城水灾记》记载尤详：“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湖南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滨江海诸郡县患水，……而江宁被水尤甚。明年四月，莹到江宁，见城中门扉水迹三四尺不等，咸相告曰：某某市中以船行也。闰四月，久雨不已，五月，复大水，阛阓深六七尺。城内自山阜外，鲜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于人屋脊，野外田庐更不可问矣。……本朝康熙二年壬寅六月大水，船行市上，……及今又一百七十六年，而连年船行市上。”把这篇文章和魏源诗句比较，从“江潮挟淮城倒灌”（水灾不仅南京一地），从“船撑桥顶鸡栖树”（水深可以行船，刺篙于人屋脊），从“父老百年未传说”（一百七十六年所未有），从“一岁潦尚可，岁岁淹杀我”（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患水，明年五月复大水）来看，都极相似。又清瑞《水灾行》记述这次江南大水的情况说：“江头六月风怒号，海门吹起无边涛。……江南水自江北来，维扬五坝惊齐开。水与民命争一瞬，山崩地坼如奔雷。……流离目睹无栖止，呼号声比征鸿哀。”光绪《丹徒县志》卷五十二引此诗时还有“沙洲见树一尺高，城市行船半篙直”等句。又沈兆涯《闻江南五月大水，寄蔗园。梅庄金陵署中》诗云：“秦淮汜滥接江流，弦管声销十四楼。城里翻为城外壑，屋中低入屋前舟。断炊到处沈黔突，斋社何时梦白头。莲幕迁移劳系念，安居书望达庚邮”（此诗作于道光二十九年）。二诗都和魏源《江南吟》所写水灾情况相似。可见《江南吟》所记水灾就是道光二十八、九年的水灾。
又魏源的好友林昌彝，作有《射鹰楼诗话》和《衣讔山房诗集》等。《射鹰楼诗话》中引用了很多首魏源的诗，其中且有魏源《古微堂诗集》所不载或已改作的诗，如《后挽诗》和《寰海》等作。另外《衣讔山房诗集》还抄袭了魏源的几首诗，作为林昌彝自己的作品。其中就有《江南吟》。林昌彝是这样写的：“江南吟——辛亥寓默生刺史官廨，信宿成此，时默生任高邮州》。林昌彝为什么抄袭魏源的作品，暂不去管它，但这可以间接证明，它写成的时间是较晚的。林昌彝曾多次和魏源见面，只是在辛亥即咸丰元年这一年才看到了这首诗，而把它抄录下来。所以，我认为，魏源的这首《江南吟》当作于道光二十九年，而不是十一年。
三、关于《元祐党籍碑歌》
《元祐党籍碑歌》见《清夜斋诗稿》，后经改作，收入《古微堂诗集》。《魏源集》的这篇是其改作。
元祐党籍碑为宋徽宗时所刻。蔡京执政时，定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苏轼、苏辙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由徽宗赵佶书写刻石，称元祐党人碑。后又将元符末向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再各分上中下三等。后又将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石工安民刻字。魏源诗云：“惜哉镌字遗安民，三百九人少一人。”所咏者即后一次碑文的拓片。
胡承珙作有《元祐党籍碑》诗，陶澍作有《消寒四集胡墨庄斋中，观沈本元祐党人碑》诗，可知这个拓片为胡承珙所藏，陶澍在胡承珙家中看到，二人的诗是在消寒诗会上题咏的。据《邵阳魏府君事略》云：“嘉庆癸酉，二十岁，举明经。明年，侍春煦公起复入都，遂留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胡墨庄即胡承珙，这时任翰林院编修，魏源随父亲魏邦鲁到北京后，向他学汉学。这首诗大约就是魏源在胡承珙家中问学时所作。
陶澍诗题所说的“消寒四集”，是指由陶澍等人成立的消寒诗社，在第四次集会上，大家欣赏《元祐党籍碑》拓片时所作的诗。所谓“消寒诗社”，就是一般所说的“宣南诗社”。因此，在这里要附带说一下这个诗社成立的经过，以及魏源是否参加过这个诗社的问题。
嘉庆九年冬，在北京任职的几个官员组成了一个诗社，叫做“消寒诗社”。他们是：陶澍、朱珔、顾莼、夏修恕、洪占铨和吴椿。他们都是嘉庆七年壬戌科进士，是同年，因此聚会在一起。消寒就是在冬寒的时候不能出外游玩，只可在屋中聚集，作诗饮酒，以消遣岁寒的意思。
陶澍曾作诗叙述诗社成立的经过和变化。其《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成五古一首》云：“忆昔创此会，其年维甲子。赏菊更忆梅，名以消寒纪（嘉庆九年，初举此会，朱兰坡斋中，以赏菊为题，吴退旃斋中，以忆梅为题）。与者夏顾洪，聚散一期耳（顾南雅、夏森圃、洪介亭皆入会。明年秋，余以艰归，诸君亦多风流云散矣）。先甲逮后甲，董子复继起（甲戌冬，董琴涵复举此会）。一为登高呼，应者从风靡。朱胡及钱谢，右鞬而左弭。益之陈周黄，重以兰芙茝（朱兰坡、胡墨庄、钱衎石、谢芗亭、陈石士、周肖濂、黄霁青、吴兰雪、李兰卿、刘芙初、梁茝邻皆先后与会）。……林程本后来（林少穆、程云芬二君，自余出京后始入会），……自三舍人外，诸任我悉齿（功甫及汤茗孙、张士林三内翰皆续后入会）。”甲子为嘉庆九年，参加诗社的有陶澍等六人。次年，陶澍因丁父忧回原籍，诗社解散。陶澍服除后入都。嘉庆十九年，消寒诗社由编修董国华再次约集同人成立。这次参加的人有：朱珔、胡承珙、钱仪吉、谢阶树、陈用光、周之琦、黄安涛、吴嵩梁、李彦章、刘嗣绾、梁章钜和陶澍，后来又加入了林则徐、程恩泽、潘曾沂、汤储璠和张祥河。最后，据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所记，还有鲍桂星、朱为弼、徐宝善、汪全泰、吴清皋和吴清鹏等，不过这已经是诗社的尾声了。
这个诗社由于前后经历了二十几年，其间有人因公出差，或调官外省，或请假归家，因而变化很大。就是一直在京做官的胡承珙也于嘉庆二十四年冬外放福建延建邵道离京。因此，黄安涛请人作画，胡承珙写序，作为纪念。潘曾沂在道光四年回家乡后也绘图留念。
消寒诗社又名宣南诗会。潘曾沂《小浮山人手订年谱》云：“道光元年，……同人招人宣南诗会。月辄数举，以九人为率。”他请人所绘画卷，题名为“宣南诗会图”，自题诗《宣南诗会图自题》，并请人题咏，如梁章钜《潘功甫舍人曾沂属题宣南诗会画卷》诗，屠倬《潘功甫舍人属题宣南诗会图》，陈用光《冬日泊胥江，潘功甫舍人折柬招为诗社之集，以事未赴，携所属宣南诗会图至嘉兴舟中，赋五律一章却寄》，齐彦槐《宣南诗会图，为潘功甫舍人作》，韩崶《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会图》等。朱绶还为他作《宣南诗会图记》。这个图卷，共画有九人：陈用光、吴嵩梁、朱珔、梁章钜、谢阶树、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和潘曾沂自己。据朱绶《宣南诗会图记》的解释是：“宣南，宣武坊南也，诗会图者，述交也。”
潘曾沂所说的“宣南诗会”，我们可作两种解释：（一）诗社的名称叫“宣南诗会”。（二）在宣武门以南（当时叫宣武坊，或宣南坊）举行的诗会。这两种解释中似乎后者更妥当些。
据胡承珙《消寒诗社图序》说：“嘉庆十有九年之冬，董琴南编修始约同人为消寒诗社，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或春秋佳日”，或长夏无事，亦相与命俦啸侣，陶咏终夕，不独消寒也。尊酒留连，谈噱间作，时得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祛疑蔽而泯异同，不独诗也，然而必曰消寒诗社者，不忘所自始也。”可见这时诗社的举行，既不限于岁寒，又不限于作诗，古今上下，谈笑议论，话题很广泛，但仍名之为“消寒诗社”的原因，在于纪念开始时所用的名称。
为什么叫宣南呢？因为这些参加诗社的官员，大都住在宣武门南宣南坊。如陶澍曾住永光寺西街、椿树头条胡同、上斜街、教场五条胡同，黄安涛住虎坊桥、八宝店、西砖儿胡同，吴嵩梁住下斜街，陈用光住懒眠胡同（烂缦胡同），周之琦住粉房琉璃街、珠巢街，谢阶树住贾家胡同，刘嗣绾住兵马司前街，钱仪吉住米市胡同，董国华住芝麻街，潘曾沂和张祥河住椿树胡同，屠倬住米市胡同，李彦章住保安寺街。他们都住在宣武门南（今宣武区），而作诗集会又都在他们的家中，所以把这个诗会，又称作“宣南诗会”。
宣南诗会不是诗社的原名，还可于黄安涛对诗社的称呼中找到证明。黄安涛在赴任高州以前，为了纪念这个诗社，曾绘有《城南吟社图》或《消寒诗社图》。城南大约指的是内城以南，也就是宣武门以南的地区。吴嵩梁作有《题霁青太守城南吟社图，即送赴任高州》诗云：“北地多苦寒，雪花大于席。高歌动鬼神，藉以消永夕。……社中十三人，宦途半分辙。恃此素心同，不以荣悴易。……吾当倩伯时，重绘西园集。”吴嵩梁《宣南诗社图为潘功甫作》诗云：“论诗旧结城南社，踪迹频年感断蓬。”又顾翰《锁窗寒——霁青太守以消寒诗社图属题，用卷中频伽词调赋此，即送之官粤东》词注：“丙子冬，余与芙初、琴南诸君作消寒诗会，时太守已出都矣。”又毛岳生作有《霁青往官京师，岁约数客为消寒会。出守时属善画者绘为图。顷出示，乞一言为赠，题三首》。
吴嵩梁为黄安涛“城南吟社图”题诗，说它是“北地多苦寒”，“藉以消永夕”，即消寒诗社的意思。又为潘曾沂“宣南诗会图”题诗，说它是“论诗旧结城南社”。顾翰为黄安涛题诗，说它是“消寒诗会”。毛岳生为黄安涛题诗，说它是“消寒会”。可见“城南吟社”就是消寒诗社。宣南诗会就是城南诗社，也就是消寒诗社。宣南、城南都不是诗社的本名，消寒才是它的本名。
魏源是否参加了诗社呢？据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云：“是时（道光十年），公（林则徐）更与龚自珍、潘曾莹、曾沂、黄爵滋、彭蕴章、魏源、张维屏、周作楫等结宣南诗社，互相唱酬。”此条下注：“张维屏《南山集》。”
考张维屏《张南山全集》并无上述所记资料，在《松心咏怀诗》中只载有道光十年的两次聚会。一次有魏源、龚自珍参加，一次有林则徐参加。这两次聚会，见于下面两首诗的题目：《庚寅六月初二日，龚定庵礼部自珍，招同周芸皋观察凯、家诗舲农部祥河、魏默深舍人源、吴红生舍人葆晋，集龙树寺，置酒蒹葭簃》和《庚寅六月十三日，潘星斋待诏曾莹，招同卓海帆秉恬、朱椒堂为弼两京兆、林少穆方伯则徐、周芸皋观察凯、黄树斋爵滋、周梦岩作楫两太史、彭咏莪舍人蕴章、查梅史大令揆、顾杏楼工部元恺，集寓斋即事有作》。
这两首诗，前一首是说由龚自珍召集，有周凯、张祥河、魏源、吴葆晋参加的龙树寺聚会，后一首是说由潘曾莹召集的，有卓秉恬、朱为弼、林则徐、周凯、黄爵滋、周作楫、彭蕴章、查揆、顾元恺参加的潘斋聚会。虽然都是在道光十年举行的，但是很明显，它既不是以诗社名义举行的聚会，更不是宣南诗社或消寒诗社举行的例会。这种聚会在当时人的诗文集中是常见不鲜的（如叶绍本、黄爵滋等召集的江亭即陶然亭展禊，聚会了四十二人之多。李宗传、姚莹召集的尺五庄诗会有十八人参加，黄爵滋、徐宝善召集的花之寺看海棠诗会有十四人参加。前一次会魏源未参加，后两次会龚、魏都参加了。）
谈到“宣南诗社”的诗，在《张南山全集》中只有张祥河《赠张南山司马，即题其（听松庐诗稿）后》诗。诗中云：“宣南诗社近寥落，百花洲前一老鹤（谓宾谷先生）。莲花博士（吴兰雪丈）种花去，健笔何人控霄崿。”宾谷为曾燠，江西南城人。吴兰雪为吴嵩梁。曾燠是否参加过消寒诗社，未见记载，吴兰雪是参加过的，张祥河本人也参加过。这几句诗是回忆当初诗社的情况：曾燠和吴嵩梁已经回到家乡，在宣南举行的诗社已经寥落无人了。
林则徐参加诗社的时间较后，亦较短。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成五古一首》云：“林程本后来（林少穆、程云芬二君自余出京后始入会。）不久亦出使。”林则徐作《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诗亦云：“顾余缩瑟吟秋蛩，如万牛毛一萤爝。偶喜追陪饮文字，敢擅风骚附述作？况自分符辞帝京，萍梗随流无住著。两度朝天未久留，觚棱回首栖金爵。五字长城辱君赠，曲高难和中心怍。比年忧患更辍吟，俗网纷纭苦缠缚。”可见林则徐参加诗社后不久，就到外地去做官，后虽两次回京，但时间都很短暂。所以题咏诗社的诗文，很少提到林则徐。至于龚自珍、魏源、潘曾莹、彭蕴章、张维屏、周作楫等并未参加。
魏源作《元祐党籍碑歌》，胡承珙亦作有《元祐党人碑》诗，陶澍亦作有《元祐党人碑》诗，可见他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到同一拓片而作的。但能否因此就认为魏源曾参加过消寒诗社呢？我看不能。因为魏源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初到北京的二十岁青年，既未步入仕途，又正在学习期间，即使因为他正在胡承珙的家中而参加了这次集会，也不能说是参加诗社的成员。这只能证明魏源的这首诗是在这时写成的。魏源和陶澍的关系很深，大约也是在胡承珙家中，以同乡晚辈的身分而与陶澍更加熟识了。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陶澍授四川川东兵备道，魏源作《题陶云汀给谏庚午出蜀入蜀图，即送其观察川东之行》诗，大约也是在这时写成的。
四、关于《雪诗三章柬潘少白山人》
《雪诗三章柬潘少白山人》系五言律诗，共三首，无写作年月。其一云：“空山寂无声，声在白云远。积雪满前溪，但见牛羊返。芦深雁宿沙，水洄鱼上笕。遥怜远征人，冲寒陟云巘。”
潘少白，名谘，浙江绍兴人，与兵部郎中姚学塽友善。《清史列传•潘谘传》云：“潘谘，字少白，浙江会稽人。少卓荦，好独游奇山水，足迹逾数万里。后与（姚）学塽友善。”《国朝先正事略•潘谘传》亦云：“晚年，游燕赵，与姚镜塘善。”潘谘《水月庵记》云：“京师城南多佛氏庐，……吾友姚镜塘居城西水月禅林十馀年，固寺之陋者也。”又方垌《将归谒姚枢部学塽于水月禅林，适潘少白路（谘）、丁舍人泰在坐，遂共欢饮。次日复集舍人斋中。别后赋此以寄》诗作于甲申，即道光四年。又姚莹有《会稽潘少白自如皋来访，年七十五矣，以哭姚镜塘学（塽）失明，怆然有赠》诗。从这几首诗或文章可知潘谘在北京时，常与姚学塽来往，姚学塽死后，潘谘甚至因哀伤而失明。从潘咨所作诗文来看，他在北京的时间大约是自道光二年至十二年。
魏源在北京时，亦常至姚学塽家请教。魏源《归安姚先生传》云：“道光壬午年，拜公于京师水月庵，以所注《大学古本》就正。先生指其得失，憬然有悟，遂请执弟子礼。先生固辞，而心中固终身仰止矣。”壬午为道光二年。此时魏源常与姚学塽往来，因此与潘谘亦相熟识。姚学塽至道光七年十一月卒，魏、潘来往亦必在此数年中。
据龚自珍《致邓守之书》云：“守之足下，望吾弟之车尘，至于不可复见而后反。归来恍若有亡。转一念曰：吾平生好奇，然未一出塞，足下乃从名将至长城，书剑磊落，又足羡也。……遥想两君高谭驶辩，倾出心肠，足令塞禽惊舞矣，兄枯寂本惯，足下及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脚，杜绝诸缘，待明年春抄（秒），两君并辔归时，兄尔时当出定，一话塞上风景耳。”魏源《宫傅杨果勇侯西征凯旋寿诗集杜》诗注云：“公子承注，旧从余游。”可知魏源曾与邓守之即邓传密至塞上就杨芳馆。另据杨芳《自编年谱》云，杨芳于道光元年六月奉旨调任直隶提督，九月到古北口任事。道光三年十二月奉旨调任湖南提督。次年正月起程赴任。魏源大约于道光二年至三年馆于杨芳家中。诗中所写，牛羊知返，戍卒远征，正是口外风光。可知魏源此诗大约作于在古北口时。
又据故宫所藏各地督抚将军提督等关于雨雪粮价奏报，道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华北、华中等地普遍降雪，以河北省为最大。直隶总督蒋攸铦奏：“十一月十九日，省城得雪六寸，经臣恭摺奏报在案。兹据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天津、顺德、广平、宣化、承德九府，遵、易、冀、赵、深、定六直隶州所属共一百一十八州县，先后禀报十一月十八、九等日均得瑞雪，自二、三寸至六、七寸不等。惟大名府最远，尚未报到。”接着，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大名府总兵李东宣也奏报了大名府地方十九日下雪三寸的情况。热河都统庆保、宣化镇总兵海凌阿等也奏报了降雪情况。其他省份，如河南自十八日戌时至十九日午时，开封省城、怀庆府属各县均经降雪三寸至九寸不等（见河南巡抚程祖洛、河南河北镇总兵马济胜奏摺）。陕西省城西安及西安、同州等府属地方，于二十日寅时降雪，二十一日卯时止，降雪三、四寸（见陕西巡抚卢坤奏摺）。江苏苏州于二十一日雨中夹雪，镇江、扬州、丹徒、丹阳、金坛、江浦、江都、甘泉、宝应等县，同日降雪一、二寸不等（见江苏巡抚韩文绮奏摺）。湖北省城武昌及汉阳府各县，于二十一日降雪寸馀（见湖北巡抚杨懋恬奏摺）。可见这次降雪面积是很大的。
由于许多地方长期干旱，这次大雪是入冬以来第一次大雪，正在冬至节（二十一日），对于大小麦的生长极为有利。“二麦根荄，藉资培养，洵为来岁丰登之兆，农民均极欢庆。”（长芦盐政、盐运使叶绍本奏摺）“三农志庆，万井胪欢。”（河南巡抚奏摺）道光帝旻宁于看到直隶总督奏摺后，加以朱批云：“十九日京中亦得雪三寸有馀，朕曷胜感幸。今览卿奏，弥深欣慰也。又批云：“欣慰览之。”
道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直隶提督杨芳奏：“窃占北口边内外，于本月十九日卯时起，竟日瑞雪轻霏，平地积雪厚三寸，时届长至令节，沾此祥霙，丰年有兆，蔀屋欢腾，浓阴广布，远近自然一律均沾。”此时魏源正在古北口杨芳幕中，他的心情一定也是很高兴的。这首诗大约就是在这种“瑞雪”纷飞的情况下写成的。
五、关于《卜居金陵买湖于（干）草堂》
魏源有《卜居金陵买湖于（干）草堂》三首，原注：“即乌龙潭。”又有《乌龙潭夜坐》六首，《乌龙潭小泛》二首等诗，均作于南京乌龙潭附近的魏源住宅中，后题门额曰“小卷阿”。魏源死后，魏氏后人仍在这里居住。
魏源何时卜居南京？据顾云《盋山志》卷三云：“小卷阿，魏氏墅也。道光时邵阳魏刺史源购地其间，为池馆弗果。今其子姓筑数椽居之，薄艺群卉，落落有幽致。”又卷四云：“魏刺史源，……道光季年卜筑乌龙潭，今小卷阿其址也。”陈诒绂《石城山志》云：“（乌龙）潭迤西有薛庐，……其北隔一牛鸣地，为邵阳魏季子溎小卷阿。门外修竹千竿，亦颇得幽趣也。”这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含糊，只说是道光时。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道光季年。第三种说法认为是魏源孙魏溎所购筑，题名“小卷阿”。
据《卜居金陵买湖于（干）草堂》诗中一首云：“春风绿尽一池山，闭户文章败叶删。不是老僧来送笋，如何倒屣出柴关？”“闭户文章败叶删”，当指编选书籍时，对于文章有选有删，对于落选文章，或文章中的错别字，删削如弃败叶。考魏源事迹，他于嘉庆十八年、十九年到北京来，三年后返回湖南，在长沙授徒。后又来京。道光二年、三年在古北口直隶提督杨芳馆中授学。道光四年又随杨芳去湖南。道光五年、六年在南京为江宁布政使贺长龄幕友，代他编选《皇朝经世文编》，此后一直在江南（其间又曾多次到北京）。道光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考中进士后，在江苏任知县、知州、咸丰七年死于杭州。魏源在南京购置湖畔草堂大约就是在编选《经世文编》时。
诗中所云“不是老僧来送笋，如何倒屣出柴关”，老僧大约指南京四松庵僧人。四松庵旧迹已湮，原在乌龙潭西龙蟠里，与魏源草堂相距不远。《同治上江两县志》云：“惜阴书舍在龙蟠里盋山园侧，道光十八年，总督陶文毅公澍仿诂经精舍、学海堂之制，建以课经史古文词，不用时艺。”甘熙《白下琐言》亦云：“龙蟠里四松庵，旧名盋山园，陶文毅公爱其面对方山天印，极登眺之胜，建印心石屋。命工勒碑，改名博山园。复于其地建祠祀晋陶桓公侃。仿西湖诂经精舍，为惜阴书舍，延请山长，专课经解诗古文词，举人与试焉。岁所需修脯奖赏经费，皆捐俸发典生息。”汤金钊《博山园》诗云：“四松辟书舍，教士惜分阴（园旧名四松庵，陶云汀制府改建书院，颜以‘惜阴书舍’，选三书院肄业生之隽者，课以经解古学）。”曹宗瀚《博山园雅集图为汤雨生都督题》诗云：“松老成龙去（园又名四松庵，旧有古松四株，今不存），霞馀逐骛留（园中有阁曰馀霞）。”可知惜阴书舍即博山园，即四松庵。魏源居此时，四松庵犹存，僧人送笋与食，当在改建书院以前（据说惜阴书院即今南京图书馆龙蟠里分馆，果真，则四松庵与草堂遥遥相对）。
魏源离开南京的时间，大约是道光十二年陶澍在淮北试行票盐以后。道光十五年，魏源以经营票盐获利，在扬州购置絜园居住（《邵阳魏府君事略》：“十五年，……买园于扬州新城，……名曰絜园”）。絜园中有“亭台楼阁，称一时之胜”。而南京湖干草堂经过两三代人的经营，不过是“青竹老梧，红花碧柳，令人流连”，建筑规模，相差甚远，亦可证草堂购于絜园之前，是他在做江南幕友尚未致富以前购置的。
太平军初起时，魏源任高邮州知州，以迟误军报（不把江南太平军进军的消息上报）革职。此时魏源住在什么地方呢？据其《筹鹾篇》自记：“咸丰二年记于兴化西寺”（二年或系三年之误）。但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纪先师容纯父先生”条云：“侍王府在城南，过秦淮河。府中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其一南京上元人梅先生曾亮，称为古文大家，年殆七十左右，出入王必掖之。……其二为安徽包先生，称为中国书法第一人，曾写对联一副赠予。其三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理，予未得见。”包先生即包世臣，魏先生似即魏源。记载魏源曾到过太平天国的还有李柏荣《日涛杂著》。其“魏源轶事”云：“默深声名既宏伟，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提倡文化，设科取士，乃聘江宁梅伯言、泾县包慎伯及默深为乡三老。默深既殁，坟墓遂湮。人徒知其撰《圣武记》一书，歌颂清代武功，而不知其苦衷隐行，有未经人道者。因侧身洪廷，遂遭平墓之灾，知清室中复后忌刻南方儒士之深。又默深同时名公巨卿多有书札诗文往来，惟于曾公国藩声气未通，只字无考。斯中蛛丝马迹，有可令人按索者，特为白之如此。”据此，关于魏源在太平天国时期曾一度寄居南京的传说，似不为无因。惟文献不足，还须作进一步的探索。
另外，魏源的思想也有可作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魏源字默深，早年又字汉士。默深，据其诗句说：“默好深思还自守”，又一印章云：“默好深湛之思”。汉士亦必有其含意。此字不见于魏源事略及本传，见李毅《柬魏汉士》及《读魏汉士明经〈北道集〉题句》诗。汉士或即汉族之士，以对满人而言。
与魏源交谊很深的龚自珍、汤鹏等似有反对满族统治的思想。龚自珍的这类作品较多，《尊隐》是其代表作。由于龚自珍好“慷慨直言”，青年时曾受到王芑孙的劝告：“诗中伤时之语，骂座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劝他“修身慎言，远罪寡过”。后来魏源也劝他：“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关，不但德性之疵而已。”后来龚自珍的诗文虽较隐僻，但仍难销蔽其锋芒，传说最后为穆彰阿所暗害，汤鹏也因辱斥满族官员而罢官。魏源思想不如龚自珍那样激烈，但“促膝之言，密友之争”不知是些什么内容，他们的思想中似乎有些共同的东西。鸦片战争中，魏源对穆彰阿等投降派排斥抵抗派林则徐，以及尚书王鼎以尸谏保林则徐而作诗讽咏，慷慨激昂。他甚至把投降派对抵抗派的迫害，比作宋朝奸相汪（伯彦）、黄（潜善）之蹙宗（泽）、李（纲），秦（桧）、汤（思退）之排赵（鼎）、史（浩，按史浩实亦主和派），情绪甚为愤慨。
魏源早年思想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同治《桂东县志•李克钿传》云：“游京师归，与邵阳魏默深、桂阳何庆元、郴州陈起诗究心圣贤学，沈潜宋儒程朱诸书。饬言动，敦伦理，以克己为功，竞竞守儒先此心常在腔子一语。”魏源这种思想的来源，可能是受了同乡车氏的影响。
魏源《絜园文钞后集》王元复《馀夫二十五亩》跋云：“此吾邑王能愚先生文也。闻有楚南四子稿，又有车王合稿，觅之十馀年，不获一见。盖古调不弹久矣。吉光片羽，益令人生铸金之慕。”可见魏源对同乡前辈车、王等学者甚为钦佩，并曾极力搜集车、王等人的著作。邓显鹤《资江耆旧集》中车鼎晋的两首诗，就是魏源搜集交与邓显鹤，而把它刻入此集的。
车氏是邵阳望族，自明代至清初，或出仕，或隐居，都是程朱理学的崇拜者。车氏在乡里负有盛名。甚至邵阳县的学校、古迹，如爱莲义塾、双清亭、东山古刹等都有车氏的题字。
车大任，明万历时人，官至布政使司左参政，是理学家，著有《囊萤阁正续集》。车万育官给事中，也有著作。车万育有三子：鼎晋、鼎丰、鼎贲。鼎晋入清后，官至福建督学，崇尚朱熹，鼎丰、鼎贡誓不仕清，并刊刻吕留良著作流传。吕留良就是以程朱理学宣扬华夷之防，藉以宣传反满思想的学者。雍正初，楚浙文字狱发生后，车氏兄弟受株连被杀。鼎丰著有《四书条辨精解》等，鼎贡著有《老庄定论》等。
魏源文中所说的车、王，是车无咎与王元复。二人曾合订《皇极经世》、《洪范内篇》等书。车无咎的父亲名鼎黄，是车大任的曾孙，入清后隐居不仕，著有《丕雅堂诗集》等。
从车氏几代人的情况看，除车万育、车鼎晋曾做过清朝的官员以外，其他的人不仅没有做官，有的还有反清思想，以至因文字狱被杀。这些事迹对崇敬他们的青年魏源来说，不会只接受了他们的程朱理学一面，而不接受他们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另一面。当然，时代不同了，这时清朝的统治已不是清初的统治，满汉之间的矛盾也不象清初那样尖锐。但是清代中叶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社会弊病丛生，民生日益艰苦；以及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丧权辱国，又激起了另一种的反对情绪。这种情况较普遍，但就魏源来说，是否和早年的思想影响有些关系呢？因此，魏源的思想是很复杂的，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魏源南京湖边草堂还有一个曾经收留洪秀全元妃（或皇姑）的故事。
《日涛杂著》云：“宅左有一尼庵，一名曰普渡。佛堂精洁，风景更佳。据伯和（魏源曾孙）云：此亦默深公遗业，乃让与为兰若者。”据魏源曾孙女魏韬先生说：此庵原为魏氏住宅一部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天王元妃隐名投魏氏为佣工，三年后始买言，并自请为尼，魏氏乃割院居之，改为尼庵。又说：魏氏子孙与流亡海外的太平天国人士仍有来往，以说明魏源及其子孙对于天国的态度。此说真否，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考，但亦可供研究魏源事迹者参考。
六、关于《题友人填词》
《题友人填词》系七言绝句一首，诗云：“刊落除始一家，那遑细婢按红牙。落花庭院虽鲜好，莫咏大风谤法华。”疑“词”字下当有“图”字，即《题友人填词图》。
魏源题画诗有多首，均作《题某某图》，如《题嘉禾冯广文登府陔园图》、《题张仲远比屋联吟图》、《题陈芝楣中丞个中真意图》、《题东丹王射鹿图》、《题汤雨生双笠图》、《题汤雨生罗浮采芝图》、《题林少穆制府饲鹤图》、《题牧羊图》、《题傅蜀门倚剑读书图》等。另有题诗文集之作，如《题包慎伯文集》、《戏自题诗集》等。从魏源此题诗意来看，亦为题画之作。
而且，清人题《填词图》之作亦有多首。在此前后的就有：顾翰《高阳台——题均之填词图》、《满庭芳——题汪紫珊太守碧梧山馆填词图》、《壶中天——题潘朗斋师填词图》、《风入松——题潘绂庭公子睡香花室填词图》、林则徐《念奴娇——题潘星斋藤花馆填词图》。汤贻汾《百字令——雷约轩以陈迦陵填词图石刻拓本属题，爰赋此解》、韩崇《翠薇花馆填词图，为戈顺卿题》、又《题张广文鸿卓填词图小影》、李联琇《题曹蔗畦明经宗玮花雨填词图》、江开《齐天乐——重游汉口题金子春茂才邻鸥馆填词图》、吴嵩梁《题汪浣云梅鼎侍御填词图》、又《题陶凫香梁编修填词图》、《金镂曲——题竹友银藤花馆填词图》、汪远孙《望湘人——题洪稗畦先生填词图》、郭麟《清平乐——题张渌卿花阴填词图》、又《金缕曲——题汪饮泉秋隐庵填词图》、《湘月——题子屏填词图》、姚燮《周缦云茗边填词图序》、朱瀚《和答杨紫卿山长填词图》、蒋诗《汪仪部以看山、填词、弹琴三图属题》、潘曾莹《沈闰生传桂属题夜雨填词图》、又《陶凫香前辈梁属题客舫填词图》、彭兆荪《台城路——真州汪饮泉秋隐庵填词图》、董士锡《水龙吟——题黄心庵来禽馆填词图》、宋翔凤《虞美人——绂庭睡香花室填词图》、黄燮清《醉花阴——题秋谷苹香水阁填词图》、又《水龙吟一题霁青宗叔归舫填词图》、《喝火吟——题潘补之同年希甫花隐庵填词图》、《疏影——题方云泉骘疏影庵填词图》、斌良《题陶凫香梁客舫填词图》、黄钊《吴石华桐花馆填词图》、苏穆《湘春夜月——春水园填词图》、《梦横塘——雨生都督有剑人缘传奇，读竟，即题十二古琴书屋填词图、呈双湖夫人》、许之翰《题汪玉屏坤填词图》、黄金台《题方古然女史竹填词图》、徐士芬《题黄柳桥先生秋夜填词图》、毛岳生《题马棣原填词图》、谭献《齐天乐——许迈孙煮梦庵填词图》、《一萼红——爱伯桃花圣解庵填词图》、《摸鱼儿——用稼轩韵自题复堂填词图》、《柳梢青——再题鬻梦庵填词图》、唐埙《买陂塘——和黄琴川豆蔻词，题罗镜泉以智学博香影庵填词图》等，可知魏源所题亦为填词图。
至其写作时间，看魏源诗意，与以上所见诗词比较，似与顾翰词略近。顾词云：“露井桐高，风廊竹亚，数行低写乌阑。吹来海南，香气合是旃檀。悠悠多少闲歌管，向旗亭惯误双鬟，拂冰弦二十三丝，烟外轻弹。前身共坐青莲上，恁相逢一笑，又在人寰。既堕红尘，可应绮语全删。桃花悟了空潭影，结同心憔悴，枯兰证情禅。夜雨秋灯，话到更残。”此图为汪正鋆所藏。汪正鋆在嘉庆二十几年时在北京，与魏源、陈沆、陆献等常相往来。陆献跋《白石山馆诗》云：“献初识秋翁（陈沆字秋舫），系嘉庆丙子年，在汪均之、奂之昆季斋中。秋翁在魏默深同年处见献拟古诗中有鸾镜试新衣，隔帘蝴蝶飞。庭草枯复青，与君久离别两联，颇为叹赏，此订交之始。……今汪均之、奂之昆季，关月生、龚定庵诸君俱归道山，惟献与魏默深尚留恋京华。屈指旧交，如晨星寥落。抚今思昔，能无怅然。”均之为汪正望字，奂之为汪正荣字。陈沆《白石山馆诗》有汪均之跋，最后云：“丙子六月，借读三日，敬悦非可语譬，谨识所能见及者归之。”汪奂之跋亦作于嘉庆二十一年。魏源的这首诗大约就作于嘉庆二十一年和这几个人常相往来的时候。
七、关于《叹救生船》
《叹救生船》诗云：“利舵名帆日夜牵，水行争似陆行便。虽然生死由天定，毕竟多翻浪里船。”此诗无写作年月。从诗意充满宿命论和消极保守思想来看，当系魏源晚年失意怅惘时的作品。
按光绪《再续高邮州志》卷七云：“救生港，咸丰二年，知州魏源以湖面宽阔，红船在湖巡救，不免顾此失彼，拟照高淳县丹阳、固城两湖章程，于湖心挑筑大堆，栽植榆柳，为湖船避风之计。照以邮邑湖而地势，宜在界首地方仇庄及本城附近场家坞、万家塘、新沟等处，挑浚疏通，以便船只收口避风。以监生陆遐龄董其事。”可知魏源于咸丰二年在高邮州知州任内，曾挑筑救生港，设置救生船，魏源咏救生船诗大约即作于此时。魏源本年五十九岁，五年后卒。
魏源在高邮州还曾设置书院。《州志》卷一云：“文游台，道光二十三年知州左辉春重修。台之四壁皆嵌碑碣，后列东坡小像，前列修禊图及祝东坡生日图，左右皆苏、黄法帖也。咸丰三年，知州魏源于此改置书院。复于台前置平台，后圮。”这些都是有益地方的事。
魏源也曾修缮佛寺。他于咸丰三年，在高邮修缮乾明教寺和护国永清寺，建置大门外照墙各一堵。如果意在保护古迹文物，当然是好事，但魏源此时正笃信佛教，恐系出于崇尚浮图的心情而加以修缮的。
魏源在这时还从事佛经会译和刊刻的工作，曾有《无量寿经》的会译和《净土四经》的刊印。净土四经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这几本佛经的序文自署“菩萨戒弟子魏承贯谨叙”。魏承贯就是魏源。据周诒朴《原刻净土四经叙》云：“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岁专心净业。六年春，自秦邮驰书问讯，并手录四经，序而见贻。书云：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办一心，终登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愚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余谨受教。惟底本为默深病中所录，颇有鱼豕之讹。余藏书既尟（鲜），陋处海隅。又无善本可以借校，屡刻屡改，两易寒暑，始克竣事。校刊竟，因书其缘起于卷端。经序皆署承贯名，盖默深持戒法名也。咸丰八年岁次戊午仲秋之吉，湘潭信士周诒朴熏沐谨记。”周诒朴是什么人呢？他是江苏学政周系英的儿子，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曾任广东盐库大使、淮北海州分司板浦场盐大使等职。魏源和周系英、陶澍都有关系，所以和周诒朴很熟识。魏源《清夜斋诗稿》中有《出都前夕与周子坚步月下》诗，周子坚即周诒朴，可见他们从青年至老年始终未断联系。因此，周诒朴的记载是可信的。
由于魏源在高邮州任内已是晚年，身体有病，又笃信佛教，所以在高邮的政绩，似不如前。魏源在兴化，未接印以前，“先赴邮南探水势”，接印后，“又赴各坝，风雨泥淖中，为民请命。制府陆大司马遂驻工保守，启坝迟逾半月，下河幸获丰收。七州县人民颂魏者，谓有拯饥拯溺之功。”《续扬州府志•魏源传》也记载了此事，认为“下河七邑获庆更生，源之力也”。《邵阳魏府君事略》更详细地记载了他在兴化亲督民兵昼夜筑护河堤的事。他甚至由于这次防堤积劳，竟致疸疾。至于在兴化建育婴堂，修邑志，广书院，重修尊经阁（为士子“藏修息游之所”），建讲舍等，还是比较次要的事。因此，他在太平天国期间，离开高邮和扬州以后，再次到兴化避居。因为这里是有他安居的群众基础的。
魏源何以从一个抱有“经世”之志，对于社会利弊有志兴革，并曾致力于治河、盐法、漕运等要政的人，竟变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呢？我们知道，魏源早年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后来从事经学的研究。中年涉世，历任督抚藩司幕府，对于地方大政多所参预。这时他的哲学思想中曾有过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色彩。但理学唯心主义的影响既深，一与宗教接触，便不自觉地成为宗教唯心主义的信徒。
魏源和佛教徒的来往很早就已开始。他在《卜居金陵买湖干草堂》诗中说：“不是老僧来送笋，如何倒屣出柴关？”这虽只是生活上的往还，也可能增加了他对佛教的好感。在他诗集中有多次提到僧人，如《理安寺偶题赠道宜上人》、《金山次借庵韵》、《天台赠僧》、《盘山寄僧》、《山寺访僧》、《送蜀僧归峨眉》等都曾言及。游览佛寺的诗篇更多。《武林纪游十首呈钱伊庵居士》诗中的钱伊庵虽非僧人，是居士，但对他的影响却不小。诗注云：“时寓师之宅月馀，临行纪此志感。”《邵阳魏府君事略》也记此事云：“戊子游浙江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毕，回苏州，闻舟钲有省。”可知钱东甫对他是很有影响的。但此时魏源正热衷于社会事业，他不仅广泛阅读前人有关经世著作，在地方上还参加实际工作。在江南改漕运为海运，在淮北改引盐为票盐，并实地勘察河道、兴修水利，从事于有益国计民生的事业。鸦片战争中，他参加了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对于清政府贲军辱国感愤甚深，积极寻求富国强兵、战胜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道路。但是，鸦片战争后，社会积弊更深，他对清政府的希望更加渺茫。太平军起义后，他似曾观望了一个时期，但对太平天国的上帝会教义不会欣然领受。在个人政治主张不能实现，且被人视为惊世骇俗，再加上个人在仕途上的挫折，思想矛盾重重。他关怀人民群众的疾苦，同情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但无法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对君主制有所怀疑，但无法改变清朝政权的统治。各种问题不能解决，所以一旦农民起义的锋芒有所触及，便有“剩欲移家风鹤外，桃源何处有桑禾”之感。“一切有为，皆不足恃”，世外桃源又无处可寻，只可于《阿弥陀经》中去断尽他的诸般烦恼了。《叹救生船》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思想感情下写出来的。他力想避开利舵名帆的牵引，又不能做乘风破浪前进中的航船。生死由天，听其自生自灭而已。因此诗中充满了消极宿命论的意味。最后，他“超然”避世，竟死于西子湖畔寂静的僧舍，结束了这位进步思想家的一生。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给他安排的这个凄楚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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