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他针对清朝中叶的弊政，提出过许多志在使国强民富的意见。今年是魏源逝世130周年，现在试对当时清朝的弊政和魏源的改革思想作一些探讨，以表示对这位先哲的纪念。
一
清代中叶，清王朝已经开始衰微。嘉庆、道光年间，社会经济中发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吏治腐败，人才萎靡，兵制冗弱，财政支绌，水利失修，漕运、盐务、钱法中也出现了许多弊病。这不仅使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国蹙民贫，阶级矛盾激化，引起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忧虑。
吏治腐败，首先表现在官僚贪污。嘉庆初，顒琰在除掉权相和珅以后，下谕旨说：“教匪（指白莲教起义）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总缘亲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官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把全国官员的贪污罪责都推给和珅一人固然不妥，但于此可见当时官僚贪污，吏治腐败的严重情况。
吏治腐败的另一种现象是书吏为患。官员中许多人是点卯画诺，尸位素餐，他们既不亲理政事，必然依靠书吏办事。书吏原是服役之人，役满五年更换。由于书吏得到官员的信赖，他们便乘工作之便，任意向人民勒索。书吏一职竟被视为美差。书吏役满，继充之人须出钱顶补，名为“缺底”。“缺底”的价钱竟至盈千累万。所出资本既多，势必借端舞弊。至于州县官缺的出售，“大缺一万，小缺八千”，公然形于纸上，以及选官不由正途，“善逢迎交结者为能员，悃愊无华者为不胜任，大不法，小不廉”等“吏治不清”的情况，更比比皆是。
清代中叶以后，兵制中也出现许多问题，兵员冗滥，缺乏训练。将帅躭于安逸，养尊处优，即使在出征时期，也是“酒肉声歌，相为娱乐。”他们剋扣兵饷，对兵士并不训练操防，国家军费支出不少，将士却不得其用。清朝统治者有时只考虑裁兵省费，却不从提高军队素质和作战能力方面想办法，就是裁军也是徒有其名。嘉庆十九年，顒琰谕令各省裁军，结果除直隶、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河东河标难以裁减外，其馀各省共裁减额兵一万四千馀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于正规军队训练差，如有战争，还须召募乡勇应付。鸦片战争中，除林则徐等少数官员领导下的军队能够抵御英国侵略军以外，多数军队，尤其是满州贵族率领的从外省调至广东、浙江的抗英部队，都溃败于敌人的“坚船利炮”之下。最后导致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有志之士为之扼腕。
清代财政情况最好、库存最多的时候是乾隆三四十年。嘉庆以后，由于吏治腐败，以及河工、灾荒等原因，支出逐渐增多，库存减少，各省库存还出现了亏短银两的现象。山东省在嘉庆初年亏银一百八十馀万两，十七年增至四百馀万两。直隶、安徽、江苏等省也各亏银三、四百万两。道光朝以后，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加上鸦片输入增多，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中军费增加，战后又向英国赔款，财政更形支绌。所谓“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的情况，使清政府在财政上已处于捉襟见肘的地步。
清政府支出增加，本来可以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解决。但统治者在保守思想支配下，对于生产事业并不重视，对于开矿事业更是畏之如虎。统治者认为，开矿要聚集多人，人多则易于滋事，所以一直视为例禁。嘉庆四年四月谕：“朕恭阅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于开矿一事，深以言利扰民为戒。圣训煌煌，可为万世法守。”对于当时申请开采银矿的人，俱著押回本籍，交地方官严行约束。吏部尚书英和曾奏请将岁入岁出国家大计，预为筹画，并准许民问开矿，不能因有滋事而因噎废食。嘉庆帝并不采纳。
漕运是清政府为了保证统治阶级和旗民俸饷、食米而采取的南漕北运措施。它每年从江苏、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征收漕粮，总数大约四百万石，通过运河运到北京。嘉庆、道光时期，漕粮从征收、交兑、装运到入仓等过程，要经过多次盘剥勒索，公私费用繁重，耗费了大量银两，已成为一种苛政。但是，统治阶级认为它是“天庾正供”，既不得任意减少征收的数额，也不得改变运输的办法。海运虽然比河运便捷，但官员们怕承担风险，蠹吏们怕减少收入，都不愿改行海运。
盐务方面，这时实行的是引盐制。盐商购买盐引，凭引取盐，到指定的地方去售卖。盐引最初是每年更换，行之日久，盐商以盐引为世业，垄断该地区的盐利。盐商享有特权，生活奢侈，总商较之散商尤为严重，盐务开支日益增多。加上官吏的敲诈勒索，盐价增高，私盐盛行。纲盐滞销，盐课亏绌，造成官困商乏、盐务疲弊的情况。
其他如河患频仍，河工费用多，效果差；鸦片输入日益增加，白银外流日趋严重，银钱比价紊乱等，都是造成国困民贫的大患。
政治经济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如陶澍、林则徐、龚自珍、包世臣、魏源等，或试行了某些新政，或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做出贡献，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魏源。
二
魏源早年攻读儒家经典，后从刘逢禄学今文经学，从事《诗古微》、《书古微》、《公羊古微》的著作。由于科举失意，他充任地方督抚藩司幕府，浏览并搜集前人著作，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十年，西北爆发了以张格尔馀党博巴克为首的叛乱事件，他毅然参加参赞大臣杨芳的戎幕，过了一段艰苦的军营生活。此后，他一直在陶澍、林则徐、贺长龄属下做幕僚。他与龚自珍、包世臣、姚莹、汤鹏、张际亮等友善，经常关心并研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问题，以及国家积弱的症结所在。鸦片战争中，魏源参加抗英活动，目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更感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而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对当时的弊政进行改革。
魏源在《明代食兵二政录序》中说：
“明代之得，在于清仕途，培士气，其失在于大权旁落。而加派练饷，门户党援，则其变汪也。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内外既无两漏卮，仕途又无两滥竽。无漏卮则国储财，无滥竽则士储才。故虽以宗禄、土木、神仙之耗蠹，中珰、廷杖之摧折，而司农柄兵诸臣得以随弊随治，病患迭出，人材亦迭出。不至有仰屋呼庚之虞，不至有拊髀乏材之叹。”（《魏源集》第16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数。）
在文中，他指出了清代的几大祸患，都是明代所没有的，诸如：外国侵略、鸦片烟毒、白银外流、河工岁费、官场滥竽、人材缺乏、财源匮绌等现象，都是非常严重的，而漕运、盐法也因之而日益敝坏。针对这些弊端，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
魏源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议论不如经济方面多。他认为，当时吏治中最大的问题是：“鄙夫”当道。他说：
“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暴君无论矣，强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乱世暗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则不然，虽当全盛之世，有愿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酖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薰陶渐摩，亦潜化于瘘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其人则方托老成文学，光辅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故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岂不深哉！”（第66—67页）
他对鄙夫表示深恶痛绝，但未能提出杜绝的办法。鸦片战争后，在他的著作中，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以赞美的口气予以介绍。他说：
“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他所说的“公”，是针对封建王朝父传子、家天下的“私”而言；“周”是针对鄙夫之流的“比”而言（《论语》：“君子周而不比”。孔安国注：“忠信为周，阿党为比也。”）如果以“大酋”代“君长”，以选举代世袭，改变历代官家传子之局；而且议事听讼，选官举贤，都是实行议会制民主（魏源称之为“国会”、“公会”，或“议事阁”、“选议处”，那么贪污腐败，仕途滥竽，人才匮乏，“鄙夫”充斥，结党营私，书吏为患等弊病，不是可以大大减少了吗？魏源尽管对外国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或了解不够深刻，但在当时封建专制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加以颂扬，确属大胆的进步议论。
在改革培养人才办法方面，首先，他强调人才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
“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惠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第166—167页）
他的这种人才比财用更为重要的人才观，确是比较新鲜的见解。其次，他不敢也不愿废除科举制度，但他心目中的人才，却不是当时科举所要求能作八股文章的“人才”，也不是官僚依以办事的书吏。他所要求的人才，是能“通经致用”、“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即既博学、有文采，又有用于国家的人。他说：
“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第36页）
他在这里议论的是王道，也是对于人才的要求。那就是说，人才要能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既能关心民瘼，勤求民隐，又能抵御外侮，保卫疆圉。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他希望清政府不要使士子只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无益于国家；为官者不要过分依赖只能依照“案例”办事的吏胥，而忘掉自己的责任。当政者要防止“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选用人才的标准，不能偏重某一方面，如果“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因此要德才并重。此外，他还主张，人才要早日储备，不能临渴掘并。而且对人才要主动搜求，“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这些议论，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行已有耻、”“文须有益于天下”诸说，而又有所发展。
对于兵制的改革，他认为，要精兵简政，训练有法，调度得人，兵在精而不在多。
他说：
“兵之多少，视其实不视其名。养兵数万，而无数千之可用，视一千有一千之用者，则不侔矣。视一千可当数千之用者，更不侔矣。”
他鉴于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的腐败，认为，调客兵不如用本省兵：
“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兵，卫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节赢馀，为造船械，修垣垒，悬购赏之费，何尝尽烦外兵外饷？”
他的远见卓识尤在于看到了义兵在抗击外国侵略战争中的作用。这些被投降派官员诋毁为“汉奸”、“顽民”的群众，在他的笔下却成为奋勇抗敌的英雄。他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曾多次提到义民的作用。他说：
“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江、浙虽无汉奸而民多柔弱，则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两擒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
对于广东三元里义民的抗英事迹尤多赞扬。他说：
“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
他在《寰海》诗中说：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第806页）
这样的义兵不仅可以抗御外国的侵略，辅助国家正规军队的不足，还可以节省无数的饷糈。原来的“械斗之民”、“烟盐私贩”等这时参加了义兵的行列，“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而且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这些英勇抗敌的义兵与虚糜粮饷不堪一击的清政府军队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他的精兵简政，求实效而节财用，重视民兵的作用，以及使“莠民”转化为精兵等改革兵制的主张，是他通过战争实践得出来的正确结论。
在经济方面，他认为，国家最大的事情就是“食”与“兵”。要想足食，必先发展经济；要想反抗侵略，必先使国家富强。他反对空谈“心性”、“礼义”，而不重视国计民生的俗儒。他主张要使人敢于发家致富，“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第72页）他反对对富民的过分剥夺，说：
“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第72页）
他还反对片面强调禁奢崇俭，主张对君上或领导阶层应提倡崇俭，对人民不必限制消费。他说：
“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如上并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第73页）
其次，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国家遇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改变过去闭关自守对外国情形毫无所知、对科学技术毫不重视的愚昧落后状况。他引由余的话说：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他在这里又增加了新意：善于学习外国的长技，才能反抗侵略。不学习外国的长技，将为外国所欺凌。学习外国谋求富强的方法是发展工业，既要发展军事工业（制造轮船、枪炮），也要发展民用工业，工业有官办，也可以有民办。“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认为，只有国强民富，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但这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他认为，要搞好工业生产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人力，二物本，三知识，缺一不可。他说：
“（美国）开国之初，无知无识，不谙工作之事，或有人力，而无物本，或有人力、物本，而无知识，皆难成器，必三者兼备，而物始成。即如中华之绸缎、磁器，既有人力、物本，又有知识，何怪其精美？如中华之匹头，已有人力、知识，独无物本，何怪其不成？至中华之时辰标，虽有人力物本，而无知识，亦何所用？新国（美国）则不然，如有物本，而无知识，则延他国知识者以教习，或有知识，而无物本，亦往别国通载。或有知识、物本，而无人力，则以物力代之，如水力、火力、兽力皆是。”
他既重人力、物本，又重视知识，还注意向外国学习，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这样才能使工业得到发展。
在漕运方面，他认为，漕粮由运河运输有许多弊病，应该改河运为海运。他研究了从元、明以来的海运历史，又考察了沿海航程的实际情况，从地势、事势和时势三个方面来论证海运胜过河运的优点。其办法是：
“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其道一出于因。”（第404页）
这里的“因”，是说可以凭借商民的力量来代替官府的力量，或以商力弥补官力的不足。这样既可省无数的糜费，又清除了许多官场陋规，对国计民生．澄清吏治都有好处，因此他认为：“天时人事，穷极变通，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
在盐法方面，他认为盐务中弊病很多，应该及时改革。他说：
“天下无兴利之上策，除其弊则利自兴矣；鹾政无缉私之良法，化私为官则官自畅矣。欲敌私必先减价，减价必先轻本，欲轻本必先除弊。弊与利相倚伏，官与私如转圜。”
这时盐务中的弊病在于杂费多，成本高，盐价贵。官盐价贵，则私盐畅行。他认为，实行票盐制，废除引盐制是最好的办法，其优点是：“只论盐课之有无，不问商贾之南北。”凡是出资的人，都可以买票行盐，不受任何限制。这样既废除了引商特权，又简化了行盐手续，还可以清除陋规，降低成本。官盐畅销，私贩可以正当经营，清政府不必再拼命缉私，私盐自绝；不必到处搜捕，“盐枭”也可转化为“良民”。这个办法在江苏淮北试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魏源对于治河患，兴水利极为重视。当他初次从湖南北上应试的时候，就发观北方地瘠民贫，水利不兴，因而有“但使千圻皆水利，何烦万舸转江东”的感叹。道光二十年，他奉命参加了治理徒阳河的实际工作。此后在他所到之处，经常进行实地考察，并向群众了解情况，学习治河经验。他在《畿辅河渠议》中说：
“道光甲辰、乙巳之春，两从固安渡永定河，详审南堤外如釜底，北堤外地与堤平。又质诸土人之习河事者，爰成是议。”（第382页）
他还曾写信给包世臣，询问：“以清送漕，不治下河，而下河自保之法。”可见他的改革治河办法的议论，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得出来的。当时，官员只知防河，不知治河；只知堵塞决口，不知根治本源。尤其恶劣的是，有些官员只知贪污河款，敷衍塞责，以沿河人民生命财产当儿戏，而不去根治河患。因此，年年有河工，年年有河患。治河费用不断增加，却看不到治河的效益。魏源改革治河的意见，就是针对上述弊病提出来的。他认为：“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第365页）黄河之害，不仅由于治河办法有问题，河道也应该改变。如果能顺应水势，恢复大清河故道，就可减少许多河患。“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第367—368页）“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第371页）后来在咸丰五年的一次黄河决口中，它果然从故道入海，这时人们才佩服他的远见。
魏源反对鸦片输入，认为鸦片输入是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一大漏卮。“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鸦片战争后，面临清政府财政支绌，百孔千疮的局面，清政府想用铸大钱，行钞币，即滥发通货的办法来解决困难。他对此深表反对。他说：
“重以帝王之力，终不能强人情之不愿。今如欲复行乎，吾见造之劳，用之滞，敝之速，伪之多，盗之易，禁之难，犯之众，勒之苦，抑钱而钱壅于货，抑银而银尽归夷，有十不便而无一便矣。”
后来在咸丰朝实行大钱钞币的结果，完全证明了这种意见的正确。
魏源认为，清代的货币制度应该改革，根据当时各国的币制和外币流人国内的情况来看，改革的最好办法是使用银币。他说：
“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夫岂无法以驭之？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而已。”（第483页）
玉币、贝币固然行不通，而使用统一规制的银币，却是当时时势的需要。后来到光绪朝议行银币的人增多起来，他们认为，银币的优点是“轻重有一定之程，交易便奇零之用。”它与银两比较，当然是方便多了。再者，还可以抵制外国银元的大量侵入，减少中国人民因使用外国货币而造成的大量损失。
国家要使用银币，就要寻找铸造银元的原料，就要开采矿藏。这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是极其危险的事，魏源则认为：
“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内患？从来但有饥寒之盗贼，岂有富足之盗贼乎？”（第474页）
后来，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他上奏折说：
“矿旺则不招自来，矿竭亦不驱自去。断无盘踞废硐，甘心亏本之理。其谓人众难散，非真知矿厂情形者也。”
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这时还难以实现。
总的来看，魏源的改革主张，主要是针对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困绌，军事赢弱，百孔千疮的局面而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要使国家富强，具体办法是依靠商民群众。在政治上，他向往议会民主，希望以“公”代替“私”，以“周”代替“比”，废除君主世袭，通过选举，罢黜不称职的官僚。在经济上，主张保护富民，发展工业。在国家举办的事业方面，主张要依靠商民，以海商代替漕吏，以票商代替引商。在军事上，主张依靠本地绅民，以本省军队代替外省军队，以民兵代替或补充官兵的不足。在开矿方面，主张允许当地人民开采，要相信矿工衣食温饱以后不会闹事。在封建统治者大力镇压反抗钱漕的起义群众时，他却认为：“国家大政食与戎，漕穷肇兵相激舂。”“法穷非变云胡通，呜呼漕赋安所终。”（第340页）他不把起义群众看作是贼匪，而认为起义是由于漕赋制度中的弊病引起的，只有变法才能解决激烈的社会矛盾。这种洞见本源从改革中求出路的想法，确是非常可贵的。
三
最后谈一下魏源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
魏源的思想，从其主要方面或基本倾向来看，仍应属于儒家体系。他早年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尤于《诗》、《书》、《易》、《公羊》等较有研究，著有《诗古微》、《书古微》、《易象微》、《公羊古微》等，对《礼记》也很熟悉。他崇尚程朱理学，曾作《近思录补注》。他又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留心经世之学。他于诸子，对董仲舒很有研究，曾作《董子春秋发微》，又研读《老子》、《孙子》、《墨子》、《荀子》、《管子》等，除《荀子》、《管子》外都作过章句工作，其中《老子本义》尤有名。《论语》、《孟子》更是他早年即已诵习的经典，贾谊、扬雄是他所钦佩的，自然也研读过他们的著作，他的变革思想无疑是和这些人的议论分不开的。下面就用一些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与魏源思想作一对比：
经、子语 魏源语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论语·为政》注：“有因有变，各有其常，以此类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荀子·王制》）
“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白虎通德论·三正》） “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明代食兵二政录叙》）
“《会典》之沿明制，犹《周官》之监夏、殷。然时易势殊，敝极必反。”（《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将复返其初。”（《论老子》二）
“一曰食，二曰货。”（《书·洪范》）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军储篇》一）
“国家大政食与戎。”（《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
“《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默觚》下，治篇一）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词下传》）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系词上传》）
“变通者，趣时者也。”（《易·系词下传》）
“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荀子·王霸》）
“法穷匪变云胡通，呜呼漕赋安所终。”（《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
“天时人事，穷极变通，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复蒋中堂论南漕书》）
“法无久不变。”（《军储篇》一）
“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同上）
“中国银币……亦必因时而当变。”（同上）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性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易·系词下传》）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易·系词上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老子》第五十八章）
“上下同欲者胜。”（《孙子•谋攻》）
“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裕课必由于轻本，而绌课必由于重税。”（《淮北票盐志叙》）
“宜民者无迂途，实效者无虚议，大人化裁通变之事电。”（《筹鹾篇》）
“法不易简者，不足以宜民；非夷艰险而勇变通者，亦不能以易简。”（《海运全案序》）
“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默觚》下，治篇五）
“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默觚》下，治篇三）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礼器》）
“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或问新蔽？曰：新则袭之，蔽则益损之。”（《扬子法言·问道》）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近思录》卷八，页13）
“五帝小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默觚》下，治篇五）
“五帝五沿礼，三王不袭乐。……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圣武记》卷七）
“有时君子欲挢其弊而还其利，势必不得不出于更革。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五）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
“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新书》卷一，《过秦下》）
“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春秋繁露》卷七，《考功名》）
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海运全案跋》）
“法久弊生，因时制变。”（《道光丙戌海运记》）
“因利乘便，事半功百。”（同上）
“敝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海运全案序》）
“法不虚创，功不虚施。时乎，时乎！智者争之。”（《筹漕篇》上）
“诚能以简易化繁难，办理有一定之权衡，而因时量为损益，则弊无从生，而商与民均受其利矣。”（《淮北票盐志略》序）
“利多害少，智者为之；害多利少，审时施之；有害糜利，无时而宜之。”（《筹漕篇》上）
“天下，势而已矣。……是之谓地势。……是之谓事势。……是之谓时势。”（同上）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九变》）
“弊与利相倚伏。官与私如转圜。”（《淮北票盐志略》序）
“弊乎利乎，相倚伏乎？私乎官乎，如转圜乎？”（《淮北票盐志叙》）
“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去其水患，即为水利。”（《畿辅河渠议》）
“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而且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精气化痰，痰化精气，岂二物耶？”（《筹海篇》二）
“倘沿海皆行票盐，尽省浮费，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并可化枭为良以助兵。”（同上）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利出三孔者民贫，利出二孔者国贫”。（《筹鹾篇》）
魏源的这些言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既继承了儒家今文经学的“三统”思想，以及因革损益思想，又继承了他们的穷极交通、大变大益、小变小益的思想；既继承了他们崇尚简易思想，又继承了他们顺乎人情、审时乘势思想；同时，他还继承了《老子》、《孙子》的矛盾对立、矛盾转化和利弊并存、务信患解思想。他对这些理论的运用，特别是他的宜民便群思想，即变革须从商民的需要出发，变革应以商民的利益为重的思想，以及变革中从害化利，弊除利兴的利弊转化思想，注意改革事物与“地势”、“事势”、“时势”，即与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更是其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依据。
鸦片战争后，魏源思想不仅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精华，还从外国著作中寻求营养。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不发达，自然科学落后，魏源对于自然科学所知甚少。但在他完成《海国图志》和到香港、澳门游历的过程中？曾接触过不少外国书籍，了解到许多外国情况和自然科学理论，使他的思想境界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所谓外国长技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是为了取得战争胜利而提出来的。但要使国家富强，学习的内容仅此三项是不够的，因此，他在介绍各国的情况时，又分别作了论述。如在介绍美国的工业情况时，他注意到发展工业的三要素：人力、物本和知识。知识就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科技知识。在顽固派只重视八股文章，不重视“奇技淫巧”的时候，他却把知识列为发展工业的三要素之一，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卓见。另外，他还提出了弥补缺乏某一要素的办法：缺少人力者以物力代之，缺少物本者加强与外国的商品流通，缺少知识者向国外专家学习。如果这三项都具备了，那么，发展工业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当然，要做到这些，势必要对旧制度进行大力的改革。
其次，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他也接受了一些新观点，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对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
“地理本乎天文，由天文方知地形如何，度数如何，地面各处之所在，天下人类之差别，是以欲穷究此理，先应思地体如球，常丸转于日球之外，相距甚远，然后能悉地身与各星相关，而地理之所谓文者，乃可推测。”
又说：
“昔人云，地球悬于浑天之中，静而不动，日月各星昼夜循环于其外。迨前明嘉靖二十年间，有伯罢尼亚国人（波兰）哥伯尼各（哥白尼）者，深悉天文地理，言地球与各政（星）相类，日则居中，地与各政皆循环于日球外，川而不息，周而复始。并非如昔人所云，静而不动，日月各星循环于其外者也。”
这一理论对于他的“天道循环，物极必反。”的历史循环论固然有所影响，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却也发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自然观方面，诸如天地万物并非神圣所造的物质性，并非静止不变的运动性等认识；在发展观方面，对于事物变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等，都突破了某些传统思想的局限，为其变革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因而使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非同辈中有志改革者所能企及。
总之，魏源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改革家，他以儒家经典和诸子中变革思想为依据，针对当时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鸦片战争后，他又汲取了一些外国著作中的有用部分，更丰富了他的思想内容。他的个别主张在一些有志改革的官员支持下付诸实施，并收到一定的效果，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多数主张则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当然，魏源的改革主张，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是在董仲舒“制”可变，“道”不可变；程颢“事”可变，“本”不可变的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抵御外侮，为了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提出来，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可以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思想家，一位积极主张改革的实干家，历史应该对他作出肯定的评论。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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