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鹏，字程九，号西谷，晚号笏庵，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文学家吴锡麒第七子。清鹏，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一甲第三名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御史、官至顺天府府丞。告归后，主讲乐仪书院，著有《笏庵诗钞》。
吴清鹏曾与龚自珍，魏源等友善，其所作《简赠魏默深源孝廉》及《雨后将过访张渊甫履孝廉，兼怀魏默深、龚定庵》两首诗涉及魏源的生平事迹，很重要，特为考释如下。
一
吴清鹏赠魏源第一首诗的题目是《简赠魏默深源孝廉》。诗是：“且停众说听吾说，一笑应为众解颐。履武不疑生子事，重华偏信娶妻诗。平生懒作千家注，公等宜须十日思。若问《凯风》何不怨，试看《云汉》岂无遗”。诗的副题是：《时默深取汉魏以来诗，作〈诗微〉一卷，乞余校定》。
《诗微》是什么？我想它可能就是《诗比兴笺》的初稿。
《诗比兴笺》，旧题陈沆著。据杨守敬《与豹岑书》云：“吾乡陈小舫为其尊人刻《诗比兴笺》，实魏默深先生之作。……当世不议其假托，而称其孝思，况迂公此书皎然不欺者乎？”魏源后人也有此书为魏源所作，并戒其子孙勿为外传的遗训。我在拙著《魏源诗文系年》中曾引用此札，并认为：“揆之二人交谊之深，及细绎书之内容、风格，此说颇可信”。我们从吴清鹏的这首诗来看，同样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首先《诗微》和《诗古微》虽只一字之差，但却是不同内容的两本书。《诗古微》自序说：“《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李兆洛为《诗古微》两卷本所作的序也说：“魏子默深之治《诗》也，釽割数千年来相传之篇第，掊击数千年来株守之序笺，无独是之见者然乎？”刘逢禄序亦云：“邵阳魏君默深治经好求微言大义，……于《诗》则表章鲁、韩坠绪，以匡传笺。”（《诗古微》）。可知《诗古微》是魏源治《诗经》的成果。它是发挥齐、鲁、韩三家古说的微言大义而写成的著作。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诗经》。而《诗微》，吴清鹏却明确地说是“取汉魏以来诗”，类似“千家注”体裁的笺释性诗选著作。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汉魏以来的诗，而不是一部《诗经》。《诗比兴笺》正是选辑了自汉鼓吹词铙歌十八曲以后，包括汉枚乘、苏武、李陵、魏孔融、曹操、曹植、繁钦、晋阮籍、傅玄、潘岳、刘琨、郭璞、陶渊明、南朝鲍照、江淹、庾信，以至唐陈子昂、张九龄、王维、储光羲、王昌龄、高适、李白、杜甫、韦应物、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共28家（不知名者除外），462首。所以，吴清鹏说它是“千家注”，而非“一经注”。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说：“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缭绕之间；古今诗境之奥阼，固有深微于可解不可解者乎！”《诗微》之名，或即序中所说“诗中深微”之意吧！
其次，吴清鹏诗中说：“作《诗微》一卷”，而《诗古微》则不止一卷。《诗古微》初稿为二卷，最后定稿为二十卷。书中李兆洛序约作于道光二年（1822年）刘逢禄序亦无写作时间，刘逢禄卒于道光十年（1830年），序自当作于十年以前。而吴清鹏此诗则作于庚寅，即道光十年，称《诗微》为一卷。《诗比兴笺》于咸丰四年最后定稿为四卷，初稿一般均较少。所以从书的卷数来看，也可知《诗微》并非《诗古微》。
最后，从诗的内容看，也不像是针对《诗古微》作的。全诗以幽默风趣的情调对诸家诗的解释问题加以评论。诗中说：“且停众说听吾说，一笑应为众解颐”。显然是针对《诗比兴笺》中批驳各家不同笺注的情况而说的。如书中认为庄述祖的笺注“其舛甚矣”。卫宏续毛序是“妄加傅会”。谭友夏“不解旨趣”。陈祚明“轩沈轾江，所谓好恶拂人之性”。胡震亨“以明七子无病之呻，臆古人失声横涕之什，殆聋夫闻弹寡鹄，谓抚枯枝者已”。张綖“仍泥夫妇以释末语，尤为不情”。“以辞害意，固哉固哉”，如此等等。吴清鹏大约是“颇有同感”的。他在诗中又引用了四个典故来进一步引申其意。
1．“履武不疑生子事”，是指姜原步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的事。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初欲弃之，因名曰弃”。此事在《诗古微》中曾有所论述。《毛诗明义》篇云：
至《列女传》谓，姜嫄履巨人迹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则于文叙次，不应反在履帝武敏之上，更无论其说之诞否矣。…总之，稷生巨迹，出于虚诞之《列子》，贻简狄，出于荒唐之《天问》，…吾故以经注经，明其始生见弃之由，与夫郊禖世系之误，以窃申毛诗之正义，用告夫索隐语怪而后世犹述之者。
关于姜原履大人足迹而生稷，本是流传很广的古代传说，古代学者往往斥之为虚诞无稽之谈。吴清鹏的诗句不是针对《诗古微》的这段话而发的，而是与下面虞舜之事相对而言。
2．“重华偏信娶妻诗”，是指虞舜不信奉《诗经》娶妻之诗的事。据《孟子·万章》篇云：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娶妻诗”见《诗经·国风》，诗云：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齐风·南山》）
《诗古微》中未记此事。吴清鹏引用此事与前句之意相同，都为了说明古代传说乃至诗歌是不可尽信的。这也是《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的意思吧！
3．“若问《凯风》何不怨”，是指对《凯风》为什么有不同的解释？《凯风》是《诗经》中的一个篇名，诗凡四章：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皖皖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诗古微》对此曾作过较详细的考释。魏源认为《凯风》一诗汉代经师的解释与后来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应以汉人的解释为准。《诗比兴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乐府古辞笺》中有一首诗是：
苕苕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思，游子恋所生。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
笺曰：
《毛诗》《凯风》，美孝子也。赵岐《孟子》注曰：凯风，言母心不悦，是亲之过小也。汉衡方碑云：会太夫人丧，感背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则以颂人母德矣。此篇游子念亲之诗，而凯风吹棘，黄鸟咬音，全用诗词。则知汉初经师，皆无淫风流行，不安其室之说。自卫宏续毛序，妄加傅会，汨没经义，故笺以正之。（页33）
《诗比兴笺》的这段笺释与吴清鹏诗中引用《凯风》的意思，都在说明《诗经》注释因人而异。汉代经师与后来卫宏的解释竟全然相反，魏源是同意汉人解释的。吴清鹏提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哪一种解释比较正确呢？
4．“试看《云汉》岂无遗？”是指解释类似《云汉》的诗歌，不能以辞害志。《云汉》是《诗•大雅》中的一篇，诗凡八章，其一云：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馀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吴清鹏诗中的这一句主要是对“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两句提出怀疑意见的。如果说，周代黎民真的没有孑遗，那么周民不早已绝种了吗？这个意思出于《孟子》。《万章》篇云：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的这段话，朱熹的章句说得很清楚。他说：
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
吴清鹏引用《孟子》的这个说法，意在证明解诗的方法，但当以意逆志，不可以辞害志。如果只斤斤于文字上只言片语的解释，而忽略了作者的通篇意旨，那将是很不妥当的，而这正是魏源的解诗主张。
魏源的这种议论，见于《诗古微》者甚多，如：“盖诗为主而义从之，所谓以意逆志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鬯”。见于《诗比兴笺》者更多，并成为贯注全书的指导思想。书中说：“不有论世阐幽，曷以诵词逆志”。（页16）“今既区别，可意逆焉”。（页22）“《国风》不皆姓氏，而逆志无取游词。故复笺其旨归，毋云诗不关理”。（页25）……魏源对于说诗宗旨和方法的这一意见，吴清鹏是同意的。他看到这些笺注后，联想到孟子的话，因此写这首诗来申述己意。他风趣地说，解诗的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是好？你们可以暂停众说，不要相信他们，只听我一家之言吧！
从以上所作考释来看，吴清鹏的这首诗，无论是从诗题来看，还是从所记《诗微》的卷数来看，还是诗意中论说诗之法来看，都指的是《诗比兴笺》，而不是《诗古微》。“古”字不是偶然的遗漏，更不会任意删改人家的书名，从而可知，《诗微》当是《诗比兴笺》初稿的原名。
二
吴清鹏赠魏源的第二首诗，题目是《雨后将过访张渊甫履孝廉，兼怀魏默深、龚定庵》。诗的全文是：
京国游上才，奇士得龚魏。渊甫参其间，益见所养粹。春色映紫髯，仙响振清唳。谈经已大醇，入座非小异。中散故不偶，叔度乃无际。见之意每消，别后心常系。云阴过晚雷，雨脚洗炎炽。出门衫履适，举目清景丽。梧馆倚高凉，兰池升静气。正可一夕谈，更析十年义。魏子独奈何，尚跨玉关骑。书生走戎幕，万里空憔悴。龚也近好游，颇受细名累。乐此今夕行，未肯遂回辔。怅望如玉材，叹息断金利。（这首诗作于辛卯，即道光十一年）。
这首诗涉及了三个人：魏源、龚自珍和张履。从诗意来看，吴清鹏认为：北京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其中龚自珍和魏源尤为瑰奇之士。张履介于其间，可知也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吴清鹏与三人经常往还，谈经说史，议论风生，离别后则心常系念。今日雨后初晴，炎炽顿消，梧馆清凉，正可一聚。可惜魏源此时已经远去玉门关，书生从戎，长途万里，其劳瘁可知。龚自珍近日也喜欢游览，然颇受其微名之累。怅望两位如玉的人材，感叹朋友同心的可贵。
诗中涉及魏源事迹的虽只有“魏子独奈何，尚跨玉关骑。书生走戎幕，万里空憔悴”四句。却可解决有关魏源事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魏源之子魏耆所作《邵阳魏府君事略》记：“庚寅，回酋张格尔扰西陲，果勇侯杨芳参赞军务。府君以与有文章之好，遂请以自效。至嘉峪关，闻罪人斯得而返”。张格尔叛乱发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六年（1826年）连陷四城，八年（1828年）初，张格尔被杀。而吴清鹏诗却作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诗中说此时魏源已在去新疆的路上。这与魏耆所记的时间和事件发生了矛盾，究竟哪个正确呢？
张格尔“扰西陲”事，据《清史稿·宣宗本纪》：平定张格尔之役，始于道光六年，终于道光八年。
关于张格尔于道光八年被杀之事，还见于道光帝旻宁御制《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文》。碑文云：“（道光七年）三月初一日，克复喀什噶尔，张逆先已乘间窜逸。长龄留喀什噶尔，杨遇春等带兵进剿，英吉沙尔、叶尔羌以次收复。杨芳分剿和阗，亦克复其城。朕以回城虽定，逆首未除，谕长龄派兵各要隘安营，务确探张逆踪迹，期于必获。……张逆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潜由开齐山路入卡。长龄、杨芳分统将领连夜剿捕，追及于喀尔铁盖山。两路并剿，众贼逃窜。张逆仅剩贼党十馀人，情急将自绝颈，总兵胡超等夺刀生擒之，馀党歼戮无遗。随将张逆解大营，槛送阙下献俘”。
由于西北战事结束，杨芳于道光九年（1829年）四月从喀什噶尔回到北京，魏源曾与他会晤。可见这次长龄、杨芳等平定张格尔之乱确是发生于道光六、七年，至八年结束。那么魏耆为什么把它记载在道光十年呢？
原来道光十年西北又发生了一次战事。这次事件仍然是由长龄和杨芳等平定的。《清史稿·宣宗本纪》所记比较简略，它只是说：“道光九年九月戊午，安集延回匪复入喀什噶尔城。命杨遇春驻肃州，杨芳、胡超率陕甘兵协剿。己未，以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丁卯，命长龄为钦差大臣，率桂轮、阿勒罕保等赴新疆。十二月丙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回匪平”。
这些记载既没有说明这次“安集延回匪”是否就是张格尔叛乱的继续，也没有叙述这次事件的起因和过程。
据《清宣宗实录》载，这次事件发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道光十年九月戊午，谕内阁：“扎隆阿等奏称，八月初十等日，有安集延回匪突入喀什噶尔卡伦内戕害卡伦官兵之事”。又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杨遇春由六百里加紧驰奏，据喀什噶尔等处大臣咨报，喀什噶尔有安集延贼匪扑入卡伦，与官兵打仗滋事，帮办大臣塔斯哈追击至明约洛地方，遇伏陷殁，并将带兵策应之副将赖允贵一并被困，势甚危急，叶尔羌亦有不靖情形等语。……自应调集内外官兵前往合剿，以期迅就肃清。伊犁、乌噜木齐，以及喀喇沙尔所辖之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处官兵，相距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较近，业经降旨，饬令玉麟、容安、成格、萨迎阿即照该处所调兵数，各一二千名，派员迅速驰往救援。琦善选调四川官兵三千名驰赴肃州，并令固原提督杨芳，甘州提督胡超迅速出口，一路迎探情形，至阿克苏再行相机进剿”。接着，清政府于九月庚申又谕：“令福克精阿、富僧德挑派吉林、黑龙江马队兵分起前进”。丁卯，“颁给大学士公长龄钦差大臣关防，驰往新疆督办军务”。又授长龄为扬威将军。长龄奉命后，于九月十五日从北京起程。杨芳奉命后于九月初三日出关，十一月初五日到达阿克苏，初七日到达萨伊里亮噶尔军台。这次清政府共调用满汉官兵及民遣民勇共一万一千九百馀人。后来又陆续增加，仅喀什噶尔一地，即聚集近二万人。由于“扰城之贼亦不过数十贼目逼胁相从，”声势不大，所以当官兵汇聚时，博巴克等回酋就已闻风远逸了。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二城被围困三个月后至此解围。
关于这次安集延围困二城的原因，除了因有张格尔馀党从中煽动以外，还与上次战后办理不善有关。《清宣宗实录》载，道光十年十一月庚申谕：“此次逆回滋事，朕闻起衅根由因安集延向藉贩卖各处货物为生，霍罕亦重资其利。近来不准安集延进卡贸易，深以为恨，遂与霍罕狼狈为奸。复假玉素普和卓之名，煽惑白帽回子，外勾内应，蓄谋已久。兼之阿坦台、汰劣克反复无常，从中图利，勾结布噜特等助逆等情，是否如此起衅，著该将军明查暗访，务得确情，据实具奏”。后来长龄复奏，也认为这次“起衅原由，显系驱逐安集延，查抄家财，断离眷口，禁止茶叶大黄所致”。由于这次事件与道光七年钦差大臣那彦成在喀什噶尔办理善后事宜不善有关，“误国肇衅，罪有攸归”。因此，清政府将他的太子太保衔和直隶总督一职革去，以示惩儆。
两次都曾参与其事的固原提督杨芳，与魏源素有交往。道光二、三年（1822—23年），杨芳任直隶提督，魏源就在古北口杨芳家中授馆。道光三年十二月，杨芳调任湖南提督，魏源曾到常德去看望他。此次以博巴克为首的围城事件发生后，魏源因与杨芳素“有文章之好，遂请以自效”。其中虽也有张格尔馀党参与其事，但终属另一次事件。而且张格尔早已为清政府处死，更不能说这事件的首领是张格尔。只是两次事件都是在新疆发生的，又都由长龄任统帅，杨芳参赞军务，极为相似，魏耆未经深考，遂致将二事混为一谈。
实际上《清史列传•杨芳传》对此也有所记载。它说：“十年十月，以安集延流寓逆回博巴克等纠众入卡倡乱，复扰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命芳为参赞大臣，协同扬威将军长龄往剿。……十一年六月，诏芳回固原”。
总观这次博巴克围城事件，始于道光十年八月，至十一月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即告解围。清政府认为“此时台路廓清，大局已定”，开始裁撤军队。此时杨芳虽仍留在新疆，办理“剿抚事宜”，但已不需再派人前往。
从吴清鹏诗意来看，他写这首诗的时间应是道光十一年初夏。那一天，忽然雷雨大作。雨霁后，炎炽顿消，天清景丽，梧馆生凉，正是与挚友欢谈的良好时刻。可惜此时魏源已跋涉征途，因此，吴清鹏写诗怀念他。
另据张维屏《庚寅六月初二日，龚定庵礼部自珍招同周芸皋观察凯、家诗龄农部祥河、魏默深舍人源、吴红生舍人葆晋、集龙树寺，置酒蒹葭簃》诗：“老树百年柯叶改，天龙一指春长在。酒人醉眼半模糊，一片蒹葭绿成海。楼头帘卷西山青，座中簪盍皆豪英。主人好客善选胜，此地压倒陶然亭”。由于这次龚自珍召集的龙树寺诗会，魏源参加了，可见魏源于十年六月还没有离开北京。而到十一年春，由于魏源父“春煦公病亟，乞假归省”（《邵阳魏府君事略》）。所以，魏源这次去甘肃的时间大约在道光十年九月至十一年二、三月之间。
魏源既已于道光十一年春离开西北，南下省亲，何以吴清鹏诗于道光十一年初夏仍然说他在西征路上呢？这大概是由于魏源在军营得悉父亲病重的消息以后，便仓卒从甘肃、陕西南返，未曾再至北京，而且心情急切（其父至本年七月即病逝），邮递不便，所以未曾致函京中友好，以致吴清鹏写诗时并不知道他已离开军营前去江南了。
至于魏源这次西北之行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呢？《邵阳魏府君事略》云：“至嘉峪关，闻罪人斯得而返。”魏源《吴门重晤黄南陂太守》诗（道光二十五年作）亦云：“我生第一伤心事，未作天山万里行。”十几年后，他仍以未能亲至天山为终身憾事，可见他确是未至新疆，只是到了甘肃嘉峪关。“罪人”虽未“斯得”，因父病重也不得不匆匆南返了。
魏源曾有《西师》诗六首，自记作于道光十年。其中四首均咏此次战事。其第二首云：“乌孙疏勒尽包荒，久已门庭视朔方。一自蒲梢停塞贡，频闻羽檄走戎羌。征兵远到黄龙府，挽炮翻驰回纥疆。谁识百程劳往返，戎衣空压万驼霜。”《古微堂诗稿》在此诗后注：“回疆甫定后，安集延复入寇，围喀、叶二城。闻官兵将至，远飏出塞，所调索伦兵至甘肃而返”。注中所说：“回疆甫定后”，指上次张格尔之役。“安集延复入寇，”指此次博巴克之役。“围喀、叶二城”，指喀什噶尔、叶尔羌二城被围。诗中所说“征兵远到黄龙府”，指清政府从东北调黑龙江、吉林马队前往助剿事。这些记载与《宣宗实录》所记除被围二城不同以外，（《实录》所载为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被围，叶尔羌不靖。）其馀相同。
《西师》诗第三首有：“闻道前锋柯尔坪，万驼鱼贯月连营。……夺气先争疏勒垒，长驱更相郅支城。……”等句；第四首有：“征兵九道集轮台，羽檄甘泉日夜催。黑水柳环营垒立，雪山梅伴战场开。……万里转输方孔亟，几时飞过白龙堆”等句。“闻道”，《魏源集》作“间道”，此据《古微堂诗集》。我觉得“闻道”较“间道”为好，表示魏源并未亲至新疆，诗中所记之事，多系得自传闻。魏源在甘肃，就新疆来说是后方，但调动士兵，运输粮草都由甘肃经过，因此对于前方情况时有所闻。而且清军亦未见有从间道前进的记载。杨芳《十一月初五日驰抵阿克苏摺》称：“军台大路，地广树密，惰兰遗孽，一见兵到，自然分投潜匿”。胡超亦奏：“十月二十九日将阿克苏满汉马步官兵民勇带领起程，由军台大路进援”。容安等也曾奏明“由大路进兵”。后虽欲改由和阗前往叶尔羌也仅是“绕道行走”的问题，而不是间道前进的问题。所以仍以“闻道”为好。
其次，魏源写作此诗虽多是根据听闻，但既身在军营之中，所闻者自系官兵亲历之事，又有亲履目见情景，因此对于西北战场的描写比较真实，充满激情壮志。诗中所举地名，亦非饾饤、泛泛而言，而是与战事有关的地方，使情景融为一体。如柯尔坪在新疆西部，地属阿克苏。《清史稿·地理志》：温宿府（阿克苏）“（乾隆）四十四年，移乌什领队大臣来驻。嘉庆二年，改设办事大臣，隶喀什噶尔”。阿克苏和柯尔坪都是通往喀什噶尔的重要城镇，统帅长龄即驻此指挥战事，杨芳也曾到达此地。因此，在柯尔坪运输辎重的骆驼鱼贯而行，官军屯扎的营垒相连不断。疏勒，据《清史稿·地理志》，疏勒府为喀什噶尔治所。（汉疏勒国地，故名。）轮台，即玉古尔，东通库尔勒，西通阿克苏，为大兵必经之地。此时所征“九道”之兵均集于此。但仍不断向甘泉檄催。甘泉，据《读史方舆纪要》云，甘泉关在凉州卫西。此处当指武威。黑水，不是黑河，黑河在甘肃张掖。黑水，据魏源《禹贡说》云：“然则黑水当于三危求之。《水经》：三危山在敦煌县南。《括地志》：三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黑水，此处当指敦煌。武威、敦煌均为甘肃重要城市，且为去新疆通道，亦必驻扎重兵，因此营垒林立。白龙堆，在甘肃玉门关至新疆罗布泊之间，沙碛无水，行军不便。《汉书·西域传》：“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陀”。可见此地一向为运输障碍。从甘肃玉门以西，由于白龙堆沙地阻隔，大军须从官道行走。即从哈密、吐鲁番、轮台、库车、拜城，至阿克苏。再由阿克苏西南行，即达喀什噶尔（疏勒）、英吉沙尔和叶尔羌。粮草辎重亦须从官道运输。平时不觉其迂，战时情势急迫，始有障碍之感。故诗中有“万里转输方孔亟，几时飞过白龙堆”之句。
《西师》第五首有：“捷书中夜过龟兹，共说杨家老战旗。……从此天山一扫定，凯歌杨柳劳归师”等句。所说：“捷书中夜过龟兹，共说杨家老战旗”，指此次进军得胜，捷书飞报，俱由于杨遇春与杨芳的功绩。所说：“从此天山一扫定，凯歌杨柳劳归师”。指此次战事即将结束，新疆又可安定，等待官军凯旋，定当欢迎慰劳。《西师》诗作于道光十年，西事虽已取得胜利，但还未能完全底定。而魏源也还没有得到父病消息，心情比较平静，专心致意于军旅之事，可以推知此诗当作于魏源仍在甘肃从军之时。
魏源在《西师》诗中还总结历史经验，寻找边疆出事原因。他在第一首诗中说：“见说王师讨叛羌，诏书祸首罪边疆。譬从南海骚珠翠，奚异西陲索白狼。张奂早辞羊马馈，王郎何至羽书猖。虫生朽木非今日，蚁溃金堤自古防。”诗中认为，西北所以发生“叛羌”事件，诏书自然归罪边疆之人。（无论是清政府还是魏源，这时还不知道张格尔背后有英国的支持。）如果边疆将吏都像后汉张奂那样，也就没有王昌造反之事了。他认为，边疆多事，往往源于官吏贪污；如果官吏能正身洁己，边事自能平息。正如木朽虫生，堤溃蚁穴一样，国家大患亦非一朝一夕所致，应早日严防。他想藉此以引起清政府对于整肃官方，勤修内政的注意。魏源常云，应以“三百五篇（《诗经》）当谏书”，他的这首诗也可以当作谏诗来读了。
吴清鹏行七，其六兄清皋，字鸣九，号小谷，嘉庆十八年举人，由内阁中书舍人，官至江西南昌府知府。他作有《夏日寓园杂兴十首》，其中一首云：
龚（定庵）魏（默深）吾畏事，彭（咏莪）梁（吉甫）最契深。所居连巷陌，不出懒冠中。落月疑牵幌，空雷想过轮。也应候凉爽，细得往来频。
可见吴氏兄弟这时与魏源由于居住不远，情义相投，时有往来，所以互相了解情况，所作诗当然是十分可信的
（原载《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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