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海国图志》是引导国人认识世界、研究西方、探索强国之道的第一部代表性著述，其内容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御侮之策的探讨；二是关于世界各国形势的介绍，包括各国地理位置、山川形势、历史、政事沿革、民情风俗、人口、物产、宗教等多方面，构成了全书的主体；三是汇集了有关西方科技的著述，包括军事技术、实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等。而贯穿全书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海国图志》时代价值的集中体现，正是以这种强烈的时代特征，《海国图志》在近代社会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成为一代名著。

围绕《海国图志》，近代国人或慨叹、或赞誉、或批评、或纠谬，作出了各种评判。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也在发生变化。魏源同时代的人们对《海国图志》采摭之广博、编录之周详有不少称赞，从《海国图志》中见天地之大、海外之奇，受到强烈的震撼。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它提出了一些异议，除了对书中材料参差失实之处持批评态度外，对魏源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主张也有不同看法。如陈澧、粱廷楠及其后的冯桂芬、谭嗣同等都反对“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之策，视之为策士之论。这些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却忽视了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因素。梁廷楠作为鸦片战争时期的一位开风气者，还把“师夷长技”主张斥为“失体孰甚”、“古今无是理”，表明魏源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海国图志》最主要的价值，更多地视之为一部地理书，而对“师夷长技”及书中的政论文字不大经意。尽管有人把《海国图志》推荐给清政府，但并未为清政府所重视和采纳，可见同时代人们对《海国图志》的认识水平。

《海国图志》问世约二十年后，洋务运动拉开序幕。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对西洋军事和科技优势的认识多来自镇压太平天国和应付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实际活动中，因而，他们没有明确表示其洋务思想与魏源的“师长”说有何承继关系，但他们的许多主张与魏源是一致的，承认魏源“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学习西方已成为时代潮流所趋，在此基础上，洋务时代的思想家们对《海国图志》作了更充分的认识和评价。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都对《海国图志》做过探究，他们更看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奉之为师夷实践的圭臬。王韬对《海国图志》有较多的评价，称其为“谈海外掌故”之嚆矢，“为当今有用之书”，“彬彬乎登大雅之堂”，“师长一说，实倡先声。”经历了20年之久，《海国图志》成为洋务时代思想家的必读书目，魏源的思想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共鸣，由他们而发扬光大了。可惜的是，它整整花费了一代人的时间。

即使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海国图志》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甲午战争失败后，在短短几年里，《海国图志》被三次（1895、1898、1902）刊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人们在认识西方、学习西方问题上的见识已超过了《海国图志》所达到的水平，但《海国图志》仍然是人们探求强国御侮之策的重要参考。在19世纪末及以后的年代，张之洞、刘禺生、钱基博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海国图志》进行了评价，一致肯定其价值。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梁启超对《海国图志》评价最多，他虽然认为《海国图志》在今日已无多大价值，但“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智识，实自此始”，《海国图志》“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指出：“清季思想界，默深筚路蓝缕之功高也。”在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探索强国强兵，救亡图存的历程中，《海国图志》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海冒图志》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梁启超的评论为近代国人对《海国图志》的认识做了一个总结。

从魏源同时代的人们对《海国图志》毁誉参半的评论，到洋务时代思想家对“师夷长技”的承认，再到19世纪末及以后的年代梁启超等人把《海国图志》确立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起点和标志，肯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近代国人对《海国图志》认识和评价的变化与他们在学习西方历程中所走过的道路是相一致的。近代国人对《海国图志》经久不衰的认识和评价，充分证明了它的价值和影响力，《海国图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提到这个时代，人们就会提到它，为此，对《海国图志》的评说也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