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武昌首义和癸丑湖南讨袁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一）
蒋翊武原名保勤，后投军从事秘密活动时，曾易名伯夔。1885年出生于湖南澧县一个城镇贫民家庭。祖辈世居澧城北郊蒋家庙，佣耕为生，谱系已不可考。伊父蒋定照少时进城习艺，后在澧兰镇丁公桥置有一简陋小屋，以熬制豆油皮为业，店号“蒋兴发”。
蒋五岁时发蒙于本镇澧兰书屋。由于勤奋好学，资性敏捷，稍长，即能读黄宗羲、王夫之所著书。后来又于书肆购得《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阅未终卷，愤然叹道：“满人待我汉族残暴，无复人理。自古夷狄入主诸夏，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年矣，胡尚无兴吊民伐罪之师者耶？”这说明了他在少年时代就萌发了民族义思想。
维新思潮在湖南蓬勃发展时，蒋翊武深感振奋，于1898年春游学长沙，就读于谭嗣同协助陈宝箴、黄遵宪、江标主办的时务学堂，涉猎了大量“新学”书刊，开扩了政治视野。旋与万武、刘道一等加入陈其殷所创办的“自立党”，参与变法图强活动。同年秋，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被解散，蒋返回家乡。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消息传来，蒋忧愤交加，曾对人说：“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闻者无不骇走。可见，维新运动的失败，列强的入侵，使蒋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因而他迅速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3年，蒋卒业于澧州高等小学，不应科举，并说“奴隶功名，要它何用？”旋以名列第一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他在校阅读了《新湖南》、《警世钟》、《革命军》等书刊，革命意志愈坚，辨别能力增强。一日，某清吏劝谕诸生“效法曾左，攘斥洪杨”。蒋当场予以驳斥：“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乎？”清吏无词以对。此事在当地学界引起巨大的震动。蒋在校中与进步同学梅景鸿、黄贞元、林伯渠等相友善，并深入秘密会社，与湘西哥老会首领刘复基结为生死之交。1904年黄兴等谋在长沙举义，宋教仁来常德联络，蒋慨然以联络学界自任，派遣多人介入会党军旅，以期届时策应。不幸长沙事泄，蒋以嫌疑被校方除名。此后，他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传播排满复汉的革命思想，众皆乐从，得同志数百人，设机关于常德城内祇园寺，俟机而动。入冬，马福益自广西潜返洪江图再举，派人来通消息，蒋等亟谋响应。1905年4月起事泄露，马福益被害，但蒋仍继续活动，重新聚集革命力量，并通过刘复基与在东京之宋教仁保持联系。宋复函备述党人情况。秋，蒋决计赴京一行，以便了解同盟会的行动计划，促湘西的革命力量，互相配合发展。不意到上海患病，未能果行。此时上海中国公学开办，蒋便就读该校。未几，经刘复基介绍，由朱葆康主盟，加入国盟会，为上海机关部主要任事者之一。
1906年初，同盟会本部派刘道一回国，蒋曾与之返湘约集龚春台、刘崧衡等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聚会，谋划在湘、赣边界策动会党和矿工举行武装起义。蒋返沪后即与同志们会合，加速进行。因之与杨卓霖组织竞业学会，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民主革命，以便把革命思想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在蒋等具体主持下，《竞业旬报》以刊载时事政治材料为主，对外宣传其言论主张为：“1、振兴教育；2、提倡民主；3、改良社会；4、主张自治。”实则“专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并与香港《中国日报》保持联系，及时向其传报有关国内革命行动的消息。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蒋等在上海联络沪、苏同志及归国党人遥为策应。事泄，杨卓霖被捕，后竟遇害，《竞业旬报》亦遭查封。蒋遂离校，与刘复基往来于长江中下游，结交爱国志士，宣传革命思想。他曾说：“吾国沉沦异族二百余年，政治之腐败，社会之污浊达于极点……故今日而言改革，非以种族革命之手段，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否则，虽洒尽国民之血，掷尽志士之头，讵有丝毫之裨益乎？”在此期间，蒋、刘于武汉旅次还先后与湖北革命组织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的某些成员有过联系。
1908年冬，蒋以清吏侦缉日紧，遂潜返湘西，居家数月。此间他认真总结自己“以一书生从事革命，竭数年心血，组织文人学士不成”的教训，且认识到“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感到“当今天演竞争，唯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行伍为要着”。而此时，清廷伪立宪的宣传甚嚣尘上，蒋深恐其确能起到抵制革命的作用，极力驳斥，并走谋于刘复基，相约共投湖北新军，做瓦解敌人的兵运工作，以加快革命的步伐。
（二）
1909年秋，蒋翊武与刘复基抵汉，同詹大悲等共议筹办一鼓吹革命的机关，接办《商务报》，蒋任编辑。他常以该报记者名义赴新军防地采访，旨在调查群治学社详情，知该社确为革命团体，亟欲参加以贯彻其主张，遂在天门黑流渡投入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当士兵，与该标杨王鹏、唐牺支等群治学社发起人取得联系，并与闻社事，力赞其成。不久，蒋被录为湖北陆军特别学生，调回武昌。由于蒋、刘的关系，《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喉舌。凡联络党人、秘密集会、储藏枪弹等，常在报馆进行。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焦达峰来电约共起事，蒋与黄申芗合谋响应，以群治学社名义召开动员大会，决定4月24日发动。规划甫定而湘事已平，武昌党人的计划亦因运弹事泄，《商务报》也以反对粤汉铁路借款事被查封。群治学社遂为官方侦知，社员被迫逃离，团体几殆。
同年8月，分驻各县之四十一标回防省垣，杨王鹏与蒋翊武等谋赓续进行，于9月18日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设干部会，由各标、营代表参加，扩大组织，吸收会员240余人。其后蒋又利用星期假日约集各标营代表20余人在抱冰堂开会，制定各标营队代表负责公约规程，重行制定简单口号为志，从此部勒完整，进行益速，社员剧增。但不久，又为黎元洪侦知，杨王鹏、李六如等被逐出新军。由于蒋行事缜密，不露锋芒，未被觉察，至此正式接替该社工作。蒋又与詹大悲、何海鸣等于年底刊行《大江报》，经费由振武学社资助，蒋且积极为之撰文，声势复振。
蒋翊武鉴于清吏对振武学社甚为注意，活动不免滞碍，遂与詹大悲、刘复基商议重建组织，以研究文学、进修德业为名，创建文学社。
1911年1月30日，蒋假新年团拜名义，在黄鹤楼侧的风渡楼召开了文学社成立大会。蒋翊武被举为社长，下设文书、评议两部，詹大悲、刘复基分任其职。自此，领导得人，组织健全，发展甚快。文学社利用部队本身的建制，通过各标、营代表掌握新军武装，实行所谓“抬营主义”。蒋自己也深入基层作发展工作。一月之间，社员达400余人。3月15日，蒋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代表会议，提议增选王宪章为副社长，又派章裕昆去马队八标发展组织，还建议将《大江报》免费赠送各营队，通过社员采访新闻，扩大宣传阵地。此后入社者更行踊跃，武汉革命团体如神州学社、益智社、武学研究会、辅仁社、义谱社等相继并入。文学社遂以蒋所在的四十一标为策源地，由左旗发展至右旗，并深入到四十二标。又在汉口、汉阳设立支部，使其成员遍布于新军第八镇及二十一混成协步、马、炮、工、辎重各营，以及卫生队、气球队、兵工厂、陆军学堂等单位。其它如两湖师范学堂、艺术学校等，亦有文学社员渗入。辖区自省城以迄河南信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遂成为武汉革命的主要原动力之一，而见重于当时。为与各省党人协调步骤，文学社还设立通讯部，派员分赴保定、上海、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四川、东北等地联络。
“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而中止。此后，各省疆吏防范益严，但蒋与同志毫不气馁，加紧工作，决心以武汉为中心，两湖充先行，再行举事。5月10日再次开会，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张寓设立起义指挥机关，推刘复基常驻办公。
此时，文学社已拥众三千余人。为了斗争的需要，蒋主张与共进会合作，次日即派刘复基等与共进会洽谈。由于会谈中共进会干部颇有合并（即吞并）文学社之意，且领袖人选不易解决，初次接触未获结果。尽管蒋亦认为“穿长褂的人难与共事”，顾虑共进会干部多富家子弟，恐难贯彻始终，因而在联合问题上也产生过小团体本位主义的偏见，但以大局为重，他仍然说服同志：“起义是大事，两个团体联合搞才行。各尽各心吧，谁对谁不对，将来会有公论的。”于是，文学社在六月一日正式提出并通过了与共进会合作的决议。蒋且偕刘复基多次往访孙武，经数月努力，双方于9月14日达成了合作协议，为团结湖北革命力量，夺取首义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中蒋翊武、刘复基的远见卓识、开诚布公是联台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派谭人凤来鄂联系，约见蒋翊武。谭见蒋着士兵服，年轻土气，颇象“田舍翁”，很觉失望。经胡瑛誉扬，方知蒋为湖北党人中坚，才纠正偏见。其后，蒋派詹大悲等人赴沪，与宋教仁、陈英士、于右任等人接洽。詹返鄂后，蒋约集文学社、共进会干部密议，决定相机发动，并由焦达峰回湘布置响应。当时革命团体联合风盛，焦为湖南共进会领袖，然亦加入文学社，并与蒋、刘约以两湖“相继暴动”。
9月初，成都惨案发生，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清廷命端方率鄂军一部入川镇压，鄂督瑞澂复拟派兵增援。蒋恐新军陆续调走，革命力量分散，乃于9月16日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召开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联席会议，成立统一领导起义的最高机关。因会前双方反复磋商，达成谅解，会议举蒋为湖北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王宪章副之，孙武为参谋长。总指挥部设于小朝街文学社总机关部内。嗣后，蒋所在的四十一标三营右队调防岳州。蒋因请假不准，便采取了应变措施：将文学社社长一职交与王宪章代理，刘复基协理其事。除驻省军队交其就近指挥外，并制定了调赴宜昌、襄阳等部新军的发难计划。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再次集议起义计划，决定子中秋节（10月6日，后因故展期为9日）举行。会议决定，派人赴岳州，促蒋翊武回武昌主持发难。蒋见时间紧迫，乃冒险夜遁，绕道宜昌有所计划后，于10月9日晨抵武昌，即召集文学社干部会议，讨论发难日期。因黄兴来信建议延期至月底与各省并举，中部同盟会诸人对此亦无明确表示，且赴沪同志购枪未果，而当时共进会首领刘公、孙武等又未莅会，故上午未能作出确切的决定。但蒋仍许以三天为期，命各代表回营饬同志紧急准备，听候号令。午后，蒋、刘等继续聚谈，忽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慎，蒋等乃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因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说：“事急矣！宁我薄人，毋人薄我，其死生以之。”又说：“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并断然决定：“刚才我已吩咐各标营准备，就下命令今晚起义吧！”遂参照刘复基所定方略，于五时以总司令名义签署命令十条十款，定于当晚午夜举义，以中和门炮声为号，城内外一齐行动。命令对各标各营的任务作了详尽指示，并规定起义者“均以白布缠左膀为标志”。随即指派专员将命令发至各标营。传达命令和运送弹药的同志出发后，蒋即发函岳州，通知驻防该地的同志届时响应；一面安排同志准备旗帜告示，一面温习调查手册和作战地图，并与刘复基、龚霞初商讨起义后如何部署进攻以及占领武昌后如何出师北伐等问题。
10时许，有人来报，赴工程营联络的杨洪胜被逻者所获。蒋虑有变，令加意戒备。未几，指挥部果被军警包围。蒋对众说道：“事已至此，切勿慌，大家准备炸弹。”言毕，手执炸弹，拟身先赴敌。刘复基以蒋总揽全局，阻其前，说：“让我来，公等为我接应之。”即奔下楼，向军警投掷炸弹，蒋等在楼上亦向下投弹。因炸弹杀伤甚微，军警一拥而入，刘复基被捕。蒋与彭楚藩等登屋求逃不果，均被捕。时蒋着长衫枣红马褂，且垂长辫，并于途中卸去身上标帜，掷掉“调查手册”，至总局，清吏视其为乡农，不甚重观，暂羁于督署之花园，监视稍疏，蒋遂纵墙越屋脱险，走匿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
是夜，因负责传令的邓某贻误，命令未达炮营，届时号炮未响，各营不敢贸然发动。至10月10日天明之前，彭楚藩、刘夏基、杨洪胜三人英勇就义。蒋翊武又急又愤，认为：“事已至此，不可束手待毙。”破晓时即派侦查胡培才、交通曹珩等设法通知各营，令今晚按原定程序行动，以争死生于须臾。布置既妥，官方有悬赏令大索首要。搜捕风声紧急，蒋乃转移于李长龄处，长龄对蒋翊武道：“此地焉能免君，君有辫，可速亡天门京山间。”至此，蒋乃乔装潜出武昌城，渡江北上，拟赴安陆纠集同志以谋再举。
10月10日，武昌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瑞澂等杀害三烈士后闭城搜索，党人所设秘密机关多处遭查抄，营中张廷辅，熊楚斌以及无辜群众二十余人被捕。一时风声鹤唳，人人栗栗自危。但是，由于头天发布的起义命令早已散布在各标营起义者之中，党人乃暗中集议，“认为大总机关所发命令，今日应继续执行”。均拟以死相搏。于是蔡济民等决定，“依照前令的布置，晚上动手”，派人“分途奔走，传达殆遍”。
是夜，工程营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各标营奋起响应，夺取楚望台军械库，然后进攻督署，瑞澂逃跑。同时攻占新军第八镇司令部。接着攻下藩署，占领全武昌。汉口、汉阳亦随即光复。武昌起义的成功，主要是因为革命条件业已成熟，广大起义者协力同心，步骤一致，但是蒋翊武、刘复基果决发布命令是一重要关键。龚霞初评价这个命令“布置周密，一无罅漏”。这样一个相当周详细密的命令的制定和下达，对于起义的胜利实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使各支部队都明确在全盘起义计划中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因此在工程营打响之后，起义的进行实际上都是执行着头天下午下达的命令的要求，从而夺取了战斗的胜利。所以方维于第二天在各标营代表齐集楚望台时曾说：“昨夜幸有翊武下了一道命令，不致今日仓促失败，不然，何以各营能够同心一气，光复这个武昌呢？”众皆称是。
（三）
蒋翊武乘舟于十一日将抵新沟，闻武昌光复，乃舍舟顺汉水步行返汉，十二日晨抵武昌。时黎元洪已任军政府都督，众举蒋参与谋略机要、军事顾问兼联络使。蒋即与詹大悲等组成汉口军政分府，共商进守之策，并议决：一、推胡瑛、詹大悲、蒋翊武等立赴各国领事馆，告以此次革命宗旨，要求外人严守中立；二、分电各省，敦促立即响应；三、派各省旅居武汉同志，回省策应。他还派人去长沙通知焦达峰，促其迅速响应；委阎幼甫为湘、鄂义军总司令，率部光复岳州；九江、镇江、京津等处，亦曾派人前往，充分发挥了联络使的作用。
同日，经詹、蒋决定，由汉阳拨兵两营至汉口，弹压歹徒骚乱，安定社会秩序。这时，蒋翊武虽得预闻机要，但职在闲散。原文学社控制的主要据点是汉口军政分府和汉阳府，因而他主要是赞助维护汉口市面治安，扩编民军与同志联络的工作，多所献计。
在此前后，蒋翊武对武汉外围及湖北备属的起义做了许多策动工作，或者予以支持。在10月初，武昌总部即以他的名义派员至襄阳与章裕昆谋划独立；在支持唐牺支光复荆宜，援助光复后的汉川、京山、黄州、麻城等地，都尽了奔走之力。尤其是对文学社阳夏支部曾派刘化欧在京汉线上武胜关一带骚扰清军后路的活动，给予了更多关注。
难能可贵的是，蒋翊武在革命胜利发展和原文学社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有了警醒，能在较大程度上保持着警惕和冷静。当黎元洪看到事机之大有可为，于10月13日剪掉辫子开始视事时，有的同志大为振奋，拟将此消息登载在即将发刊的《大汉报》上，而蒋却劝阻道：“说都督转变，还要看他以后的作法如何？这倒是要紧的事。”
据有关记载，起初的一、二、三协民军，分防汉阳、汉口、武胜门外至青山附近，均为原文学社员掌握。他们日夜在前线与敌人“拼生死”，但在都督府却没有称心的席位，感到势单力薄。于是，蒋尽量争取将文学社同志安排到各军政部门中去，因而被某些人称为“专以膨胀势力为主”。为此蒋曾向黎出示孙中山派刘公、刘英为正副都督的委任状，意在警诫黎元洪与孙武交好，却因此又遭到讥评，大煞风景。立宪派和旧官僚中有人还将汤化龙不就政务部长，参谋部副长杨开甲不敢任事，张景良被拿获看管，方定国被斩决等事，都说成是蒋翊武等人“猜忌甚深”，“监视极严”，迫使“一般在前清作官者均已远飏”。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蒋对黎元洪近孙疏已怀有戒心，但上述事情并非蒋所为，他也没有对黎元洪用纵横捭阖手段瓦解革命力量进行有效的斗争，更说不上充分发挥革命的权威，认真区分敌我，清除内奸，而只注意了为自己的团体多争取权利。在黎元洪与孙武日益紧密勾结的情况下，蒋翊武的不满和有限抗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军政府成立之初，蒋曾被起义者推为军务部副部长，后因故未能正式就职，仅被命以“联络”、“防御”等虚衔，但办事一丝不苟。鉴于他的声誉和勋劳，阳夏诸军屡开大会，欲具禀军政府以其任副都督。蒋闻讯往阻：“此次起义，翊武不过逐群附队，藉同志之热心毅力，幸底于成，无寸功可言……。”此事遂寝。这既表现了蒋翊武不席功伐己的个人品格，也表露了他对于夺回失去了的革命权力缺乏自信。
还在武汉光复之初，蒋翊武即曾建议：兵贵神速，应在北军未集之前，先发制人，请派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据天险以阻其南下。但未被黎元洪采纳，遂使清军得以逼近汉口。至此，黎才以蒋为防御使，任战守，渡江指挥阳夏的军事。蒋驻汉口燮昌火柴厂，集同志多人组织督战队，亲临前线与士兵并肩作战；又常与汉口军政分府詹大悲计商，以粮食、弹药接济前线。10月18、19两日，民军将清军逐至汉口市郊之三道桥。黎之左右忌蒋得势，怂恿黎元洪另立主帅，速派前线指挥。黎便趁机起用时尚系狱之旧部张景良以相牵制。讵张别有用心，凡蒋所计划，概不采纳，且暗中通敌，以致战斗一再失利。蒋因商之军政府，又增兵一协，以杨载雄为统领，担任武昌防务，其余各协过江增援，并电促刘英率队来汉，又电请各省援鄂。
10月28日，黄兴抵鄂。蒋翊武等发动同志，敦请黎元洪将其所兼总司令一职让与黄兴。次日黎明，黄兴率队渡江，设指挥部于满春茶园，督师反攻，蒋亦陪同参赞，“其军事设施，多出自蒋翊武之策划”。旋因清军陆续增援，而汉口民军不及五千，防务堪虞。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蒋与孙武、张振武均主张再扩充步兵两协、先锋队一协，更设特种队伍，又建议各协赶练补充兵一团，以补足所有战斗队伍之缺额。此举当属不谬，且系会议通过，但汉口失守后，却诿过于蒋，责其“任意扩军，求遂其私”。他处境之难，可以想见。
这一阶段，当蒋翊武受黄兴之命驰驱于前线时，孙武却借拥黎元洪以自重。汉口失陷后，蒋再次力主提高黄兴的领导地位，并于11月2日夜的一次会议上，蒋和杨王鹏、宋教仁、田桐等主张拥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全部鄂军及各省援军，以摆脱湖北省都督黎元洪的控制。旧官僚和立宪派对此议极力反对，孙武、刘公也附和扬黎抑黄。蒋等退求其次，主张由黄、黎分管军政。旧派人物因得孙武等人支援，则以统一政令军令为理由，坚持要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总司令，置黄兴于鄂军都督之下，终于演出了一场登台拜将的话剧。
黄兴就战时总司令职后，设总司令部于汉阳昭忠祠，下设经理部，以蒋翊武为部长兼顾问官，辖金柜、稽查、侦探、庶务四科及粮台总办，驻归元寺，调度全军后勤，管理援汉湘军之兴汉营及新编运输队。其间，蒋还协助黄兴把汉阳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分片划定防区，并尽量充实军备，亟谋反攻。
11月9日，为三烈士就义期月忌辰，蒋翊武作为鄂军政府的特遣代表和首义诸人到紫阳路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文学社为举义死者十之八九”，故宣布将皇殿改为“辛亥首义烈土祠”，并确定在旧督署东辕门内建立三烈士亭，改平阅路为彭刘杨路，将有关街道改名烈士街。这些首义遗址的命名和保存，既表明着蒋等起义幸存者对死者诸友的追思，也可视为蒋的一项“政绩”而留给武汉人民的纪念。
11日，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廷干来武昌试探和谈，但要以君主立宪为条件。黎元洪召集各部要员会议，讨论答复方案。蒋翊武说：“我们革命是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清廷以君主立宪招抚我们，一则违背了我们的民权主义，再则违背了我们的民族主义，我们是不能答应的……所有中国各省都遍布了我们的同志，料想不上几天都要响应的。无论为战为和，须得征求各省军政府的同意，我们怎能单独和他讲和？”他的发言得到多数人赞同，使刘，蔡不得要领北归。
黄兴反攻汉口失败后，责难矢集。蒋恐黄因此心灰意冷，当即赴汉阳进行慰问。并为之献策道：“汉阳有襄河之险，且系武昌保障，仍要固守。偶败不足虑，一俟各省援军齐至，再图恢复可耳。”并亲率参谋、副官十余人赴前沿阵地视察，对各部官兵慰勉有加，鼓舞士气。时季雨霖奉都督府命招讨安襄郧荆，威胁敌军后路，减轻武汉军事压力，蒋支持张难先、胡玉珍、阙龙、张裕昆等随季招讨北征，平定二十余县。在激烈的汉阳争夺战中，蒋一直坚守岗位，协助黄兴处理军务，如召集散兵固守兵工厂。在撤出汉阳时，又以文学社员所率部队殿后。
（四）
11月27日，汉阳失陷，武昌处于清军炮火威胁之下。黄兴引咎辞职，当晚赴沪。援鄂湘军退回湖南，黎元洪也逃离省城。一时人心浮动，秩序大乱，武昌情形十分危急。
黄兴去职后，黎元洪曾委前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总办万廷献代理战时总司令，以蒋翊武为监军。万知难不就。军政府复于当晚开会，众推蒋翊武接任。蒋以军界引重，临危受命。是晚即以总司令名义，传知各部队防御武昌城。次日，蒋在洪山宝通寺设立总司令部，以吴兆麟为参谋长，重新调整兵力，划定防御区域，与清军隔岸对峙。29日午前十时，蒋发布防守令18条，对所属步兵八协、炮兵一协、工程辎重、马队数标，以及卫生队、总预备队等所负任务都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在沿江上下七十余里范围内构筑防御工事，迅速占领阵地，并令军舰上下游弋，严防清军夜间偷渡；还委张其亚为武、黄司令官，另组武、黄司令部，率学生军一部驻防武昌城（今鄂城），节制黄州防营以为屏障；布置既定，又巡视前线，安抚市民。同时，派兵突袭後军侧翼，占领仓子埠、罗山等处，降敌约一团，使人心稍安。
12月1日，汉口英领事插手南北议和，逃离省城的黎元洪大喜过望。虽双方停火，但蒋仍传令各部队“仍须在原地严密防御，俾免疏虞”。要求各军利用有利时机，加筑防御工事，并招募新兵补充足额，将所有各部编成三区两支队；令荆襄水师在敌后扼要分防，牵制清军。当停战期满，即命令各部队准备战斗。并派出专人到葛店设置兵站，以便运输下游援军粮秣，一面通知江西援军向黄陂方面运动，以威胁京汉铁路，掩护我军右侧。针对敌军的动向，他都相应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军事调度极其频繁。连日来，他还认真研究了恢复阳夏的作战方案。为坚守江防和力图发展竭尽了心力。
和议开始以后，黎元洪、孙武等必欲去蒋而后快，适谭人凤到省欲继黄兴之职。黎元洪便利用谭的老同盟会员资格，且系蒋的湖南同乡等条件排蒋，交总监察处密议后，于12月7日，调蒋任都督府高等顾问，遗缺委谭人凤接充，改称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谭与鄂军素无关系，黎元洪、孙武等人又借机刁难，故上任仅三天即于11日被迫去职，备军仍归黎元洪统一直接指挥。虽然黎又以吴兆麟继任谭职，仍沿用战时总司令职称，但却仅有名号。
蒋被解除兵权后，屈居都督府内，然仍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参预政治活动。在湖北和议代表人选问题上，他反对黎元洪提名汤化龙、孙发绪的动议，支持革命党人杨世杰、马伯援等出席会议；南京光复后，曾致电鄂军政府，请以首义之区名义去电伦敦，欢迎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黎搁置不理。蒋乃向黎催促，并代为拟稿，将答复南京和欢迎孙中山电文同时发出。孙中山回国后，蒋竭力奔走，要求尽快组织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临时政府，以与袁世凯抗争。
稍后，黎元洪出于某种考虑，委蒋翊武为江汉招抚使，带巨款在汉口设立招抚机关，就近便宜行事。蒋乃组织党人，向清军大力宣传反对帝制、光复汉族、建立民国之新思想。其所行之策，开诚布公：一、运动北军自谋独立。二、不能独立且不愿回家者，收其武器军装，遣送武昌录用。三、不愿投效欲归里者，收其武装后，资遣还家。因此北军“多被感化，释甲来归者踵相接”。招抚使署还在市区设置估衣店，方便就抚清兵购买民间便服，有时一日受衣、致械者近百人。蒋在12月29日的报告中说：“汉口清军表同情于我革命军者，日益繁多”，“逐日有人接洽”，“清军各队，不愿再战，我军可为乐观”。翌年1月6日，汉口清军北撤，蒋又招降400余人，均愿投效民军。讵料蒋的工作并未得到武昌方面足够的重视，反而要撤销招抚使署。为此，蒋曾力争：“惟招降机关，不能即时取销”。于是，孙武又诬告说：“蒋翊武把钱都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实力，据报告，其汉口住宅有现金及枪械甚多，并有组织军队的准备，其居心叵测可以想见。”黎元洪立即派人半夜前往查抄，实则一无所获。次日，蒋向黎提出抗议，并辞去招抚使职。不久，改任军务部副部长。
蒋鉴于和议以来，革命党人心涣散，思有以救之。于是在武昌斗级营创办《民心报》，自任社长。该报日出两大张，拥护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揭露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军政界种种黑幕。孙武控制的《中华民国公报》起而反扑，双方“笔战经年”。未几，詹大悲、何海鸣来汉。蒋支持他们重操报业，将原被瑞澂封闭的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复刊，以与《民心报》互为声援。
此时，黎元洪、孙武一伙对党人采取高压手段更是变本加厉，文学社员屡遭其排挤、迫害，牺牲很大；而共进会的下层群众也被其领导者所抛弃，这当然激起了广大革命者的不满。于是蒋翊武等酝酿“二次革命”。到了2月28日，原文学社社员便与黄申芗、向海潜等组成改良政治群英会，联合湖北军界数千人，采取军事行动，旨在驱黎倒孙（武），改组湖北军政府。蒋对此举曾予以有力支持，起事诸人以民心报社为指挥机关。但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使黎得以利用，将锋芒引向孙武，又委罪于文学社，斩杀群众数十人。3月1日，孙武声明引退，蒋升任军务部正长。
4月初，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正式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他进一步施展权术，佯示对革命元勋的敬重，电召首义人士入京供职。其电云：“蒋翊武将军，功在民国，定将畀以重任，俾能辅佐中枢……。”调蒋任总统府顾问，但蒋并未成行。
这期间，组党之风盛行，社会分化极为剧烈。作为一个真诚的民主革命者，蒋不改革命初衷，更加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抱定“促进完全共和之政体，以增长我民族之精神”的宗旨，一心要为国家民族谋幸福。因之召集文学社同志，在民心报社内研讨文学社从事革命运动的得失及其存废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讨论了三天，适同盟会改组鄂省支部，孙中山派石瑛为支部长，石亟望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于是约在5、6月之交，蒋乃召集同志于汉口笃安里2号举行文学社最后一次会议，参加者有王宪章、詹大悲、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数十人，蒋任主席，提议文学社今后应加入一大团体，而当前政党林立，唯有孙中山所创之同盟会，尚保持固有之革命精神，文学社宗旨与之亦合，因而以加入同盟会为宜。众皆赞成。当即决定全体归并，由文学社举副支部长一人和若干其它重要职员，而《民心报》亦以石瑛为经理，因此该报具有同盟会在鄂省舆论机关的性质。至此，“在武昌数年来占革命重心之文学社，遂成为历史上之名词”。
在此之前，蒋等为了“普及政治思想，培育从政人才”，而约集海内同志发起创立之法政学校——民国江汉大学，经数月筹备，亦于此时正式开办。该校以宋教仁为总理，蒋翊武为协理，石瑛任校长，下置教务、内务各理事，班分大学预科、政治科、经济科、法律科四项。同时还准备增加农工商矿各班，添置仪器图画等教具。“范围取其宽宏，教育期以普遍，合教蒙满回藏陶熔一致”，授考者甚为踊跃，第一期即取录邓初民（石首人）等600余名，其籍贯遍及十四、五省。唯创办伊始，校舍褊隘，人满难容，困难重重。蒋等以“大学本众材陶冶之场，武汉又全国观摩所系，教科当达完全，校舍尤宜开拓”。然费用沽繁，非己力所能维持，因此联名吁请社会各方予以资助。
自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后，黎元洪对党人更是深为忌恨，除继续以裁军为借口，大批清除文学社军职人员外，且对其内部事务横加干涉，说文学社“扩大组织，将有异图”；又造假案逼走二镇统制王宪章；以“托词改革政治，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捕杀祝、江、滕三人。8月8日，黎又无理查封《大江报》，通辑何海鸣等人。次日，《民心报》著《哀大江报》一文驳之。黎见报狂怒，立将撰稿人蔡寄鸥拘捕。在这些同志受迫害的危急时刻，蒋翊武都挺身而出，竭力营救，除向黎当面提出抗议外，并愿以身家性命具结保释，或者是通知他们事先转移，以避凶锋。从而也还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而成为后来讨袁时的军事骨干。
8月中旬，蒋翊武一方面因袁黎催促（袁致黎电云：“蒋公天下才，鄂省不得而私之。”黎即效“杯酒释兵权”之故智假意设宴“欢送”），另一方面主要是要向宋教仁等反映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各种意见，与詹大悲等一同进京。袁氏聘其任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极尽奉承笼络之能事，示意每月可给薪俸400-800元之巨。但对此种高官厚禄，蒋毫不为之所动，当即严词予以拒绝。
蒋到京之次日，张振武和方维被袁、黎合谋杀害于北京。蒋义愤填膺，于17日到总统府表示诘责和抗议，并要求袁给以“免死券”，保证人身安全。京中盛传袁将杀尽革命党，全国舆论大哗，黎元洪不得不来一番“引咎辞职、荐贤自代”的丑剧。袁世凯亦发布授劝令，授蒋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并颁发一等文虎章一枚。蒋因洞悉其奸，故一如当初，固辞勿受。亦绝不涉足政府，以示不受其羁縻。
在京期间，蒋多次与宋教仁晤谈，他支持宋教仁“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其它同主义之政团，而组成一大政党”以与袁世凯相抗衡的主张。8月26日，在孙中山的莅临下，国民党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蒋与柏文蔚、李烈钧、谭延闿等29人被举为本部参议。确定设本部于北京，设支部于各省及海外各埠，国内交通口岸，另设交通部。会后在磋商各省人事安排时，宋教仁建议：鉴于蒋翊武不拟在京出任政府职务，有关汉口交通部长一职，最好由其担任，上海交通部则由沪督陈其美负责主持。孙、黄均表赞成，并予以正式任命。
蒋居京不到两个月，洞察了当局的种种黑幕，愤袁氏蹂躏民权，违背约法，勾结帝国主义，日陷国家于危亡，“慨然思有以匡救之”，便不辞而别，于10月上旬与詹大悲联袂返汉。在汉口英租界扬子街设立国民党汉口交通部之机关，蒋、詹分任正副部长，下置文书、总务、理财、招待、联络各组。其时石瑛被推定为国民党湖北支部长，与交通部于同一机关办公。蒋一方面抓党务建设，一方面抓报纸宣传。此前由蒋提议而接办之张振武的《震旦民报》，始终坚持与黎元洪的御用报纸《群报》进行笔战，于蒋归来前后发表过《黎元洪竟效汉高耶？》、《床下英雄传》、《新空城传奇》等文，对黎之丑史及其与袁之勾结大张挞伐。
10月下旬，蒋返湘省亲。抵长沙时曾晤谭廷闿。消息传至蒋之家乡澧县，澧县各界拟隆重欢迎，在蒋要路过之处张灯结彩，并将县城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蒋为不惊动各方，弃舟步行，绕道进城，于黄昏时不声不响地回到家中。次日会见各界人士时，反复申言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指出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其后在欢迎会上演说，强调“革命事业远未完成，民国前途多艰。瞻望前景，实所堪虑，尚有赖同胞振作精神，继续奋进。”蒋的所为既体现了他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质，亦表明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和不断革命的决心。在一次聚会上，他号召“澧县人愿革命的跟我去”，当即有晏济村等百余人愿意投效。
蒋居家甫一月，即辞别父老启程。经长沙时，曾就武汉江汉大学之常年费问题与谭延闿洽谈。时黄兴在长沙，他们共同商定，以国民党的名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资金由湖南拨给。蒋于12月初抵汉后，立即着手筹办事宜，以湘人曾毅等出面发起，选定汉口法租界伟英里为馆址。1913年元旦该报问世，成为国民党在两湖地区的有力喉舌。同时，对党外进步报刊，蒋亦多方面赞助，如《自由日报》之经费，即由交通部津贴，国民党每开干事会，亦必邀其主办人列席；而对社会文教事业他尤为关心，将原《民心报》被封后所遗之大批机器、铅字、钢模等件无偿交由《教育杂志》使用。
（五）
1913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蒋也热烈主张制定良善之宪法，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不料，坚持责任内阁制最力之宋教仁于3月20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蒋翊武在长沙得知噩耗，异常震惊和悲愤。于是特往都督府面见谭延闿，商讨对策，以谭面呈难色作罢。不多时，蒋听到沪上消息，获悉国民党诸领导对处理宋案意见并不一致，乃愤而来到武汉首义之区，借雄厚革命基础，相时而动，别作良图。
蒋到汉之先，孙中山即派田桐来汉，函嘱与湖北名革命将领“振奋精神，从新努力”。于是季雨霖、熊秉坤、詹大悲、田桐等密议，决定筹组改进团，由季任团长，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为宗旨。改进团实为国民党武汉交通部属下之一秘密组织。蒋回汉后，虽未列名领导成员，却积极联络旧部，参与改进团之活动，因而为孙中山所重视。
改进团开始活动后，鄂军中一些积怨甚深的中下级军官、退伍士兵多来接洽，工作进展颇快。四月中旬，以国民党汉口交通部名义组织各界在满春戏园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莅会者三千余人。大会号召全国声讨袁逆，并发起罢工、罢市、罢课及抗粮抗税运动，以示与北洋政府决裂。蒋除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外，还领导了社会上“公民拒债会”的活动，抗议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
改进团的活动为黎元洪侦知，黎先发制人，于5月11日破获改进团秘密据点多处，又逮捕数人，季、田、詹、熊逃往上海，是为改进团第一次失败。蒋因未列名领导故得以掩护下来，继续在汉从事活动。他函电各地，邀王宪章、杨王鹏、钟畸、潘康时等人来汉会商，又联络驻沙洋之刘铁部、驻岳口之章裕昆部，约定于必要时“就在湖北干起来”。这月下旬，形势将面临决战，他遄返湖南，袂别父母，誓死保卫共和政体，以示如不成功，不再生还的决心。
6月，国民党三都督被袁世凯免职。此前数天，季雨霖、詹大悲亦已从沪返汉，黄申芗、蔡济民、李亚东亦相继会合。蒋会见诸人后，力赞重整组织，立即行动。交通部主办的《民国日报》、《震旦民报》同人亦参与其事，且在报上载文，声讨袁黎。
湖北的反袁活动，是在国民党名义的号召下，以改进团为基础，组成了领导机构参谋团（亦称公民讨贼团），设于原交通部内。以季雨霖、詹大悲、潘康时任军事，杨王鹏、钟畸任联络，温楚珩任交通和总务。蒋虽然未任职领导，但极力加以赞助。参谋团与湖南党人相约一致行动，对豫南及京汉线，鄂西鄂北的讨袁军事均有所部署。并联络汉阳兵工厂及有关军队，预期发难，同时函请上海派人参加。
一切布置将就，又被黎之军警侦悉。黎急电袁派兵相助，于是李纯率队一师进驻汉口各处。蒋受参谋团之托，于6月23日夜通知次日晚举事，并急电襄河驻军，限信到之日起两天内进据汉阳，26日占领武昌。而黎元洪在北军的支持下，勾结英国驻汉口领事，于24日派兵封闭了设在汉口租界的国民党交通部。黎还电请北京外交部照会汉口领事团，将匿居租界之革命党人引渡归案英领事首先同意，并派巡捕共同查缉，黎于是搜查并封闭震旦报馆；复又得法领事同意，搜查《民国日报》社，获枪弹甚多，遂封闭该报，且捕去数人，囚禁于德法各捕房。
汉口交通部被破坏后，蒋随同参谋团总机关转移到日租界的松乃家。其后，又有数处秘密据点被破获，党人牺牲甚大；案情波及新闻界，陈醒黄之《自由日报》、胡石庵之《大汉报》、张国恩所办之《教育杂志》均被查封。
参谋团迁入松乃家后，黎派侦探严密监视，情形极为紧张。在得到日本驻汉陆军司令与仑上校的许可下，又由松乃家迁至日军司令部。蒋也随同转移。这时，武汉及湖北各处斗争迭起迭仆，被害者不下二千余人。如24日夜武昌几处起义，南湖炮队营激战一昼夜，全营牺牲。26日汉口大智门百余人被包围，自团副以下官兵于秋天全被处死；同时汉阳兵工厂暴动，遭该厂总办肆行屠杀；章裕昆于24日奉命后，即率天门、潜江驻军如期举事，以湖北讨袁军先锋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次融，京山、沔阳等处驻军响应，因汉口交通部被破坏，缺乏领导，又遵政府军围剿，章只得将所部交刘铁收编后只身远离。
在反袁起义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参谋团决定疏散，分赴各省另谋再举。詹、季、王宪章等十余人走上海；蒋因长沙方面促其回省主持，乃与杨王鹏、唐牺支、李达武等潜登日船沙市轮返湘。黎元洪以所获党人帐簿名册旗帜布告等件，向袁世凯电陈“乱党扰鄂情形”，请袁下令通缉。袁即颁令各省一体悬赏严拿，湖北讨袁运动至此遂告失败。
（六）
蒋等一行于7月11日抵长沙，立即与各方同志紧急筹商湖南起兵讨袁问题，并要求湘督谭延闿表态赞成。此时湖口举行起义，“二次革命”风浪甚高，但谭延闿虽隶籍国民党，却意存观望，并纵使歹徒于7月7日将长沙军械局所有军械子弹焚烧一尽，使党人无法得到武装。当谭人凤、蒋翊武先后返湘，促其宣布独立，与东南各省并举时，他借口湘军缺乏军火，不能举乒讨袁，只可“保境安民”。
蒋见谭态度暖昧，一方面仍然尽力“劝驾”，一方面与谭人凤合作，积极酝酿湖南独立事宜。当时，湖南下层国民党势力较强，旅居外省的部分党人纷纷返湘，组成“湖南公民联合会”公开活动，蒋将其中成员以及程潜、程子楷、周震麟、唐蟒、等组织起来，造成了强大的反袁声势，并与省议会多次商讨独立问题，党人跃跃欲试，形势几接近于暴动。在此情况下，谭延闿如陷重包，无法控制局面，他深知如再公然抗拒，必令事态扩大，于是便按黎元洪所示意的“暂为一时投宜之计，阳为附和”的方针行事，于7月21日宣告湖南独立。
湖南独立，蒋被举为鄂豫招抚使，负责组织讨袁军队。蒋就职后，以林修梅、黄贞元等参赞军务，即派唐蟒率军从萍乡进入江西新喻，掩护赣军主力集中；又派杨王鹏到安徽，李六如到九江和湘西活动。在此之前，蒋还曾派唐牺支潜往鄂西运动旧部，派杨王鹏、钟畸等赴岳州，策动驻岳司令陈复初在岳独立以挟持谭氏。其时温楚珩赴沪，蒋还嘱他至南京晤黄兴，联络东南各省，共同讨袁。
宣布独立之次日，蒋即率兵北上，驻节岳州，设行辕于岳阳楼。发出宣言，全国通电，并迅速调集军队，整顿武备，以陈复初、廖湘芸所部为基干力量，从全省各地选调精兵来岳待命，又从当地增募新兵，壮大革命实力。他还制定了攻占荆州、襄阳，直捣武汉，进窥河、洛的进军计划。时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派人前来约攻武汉，再图北进。蒋于是调集澧州、常德一带军队，进军荆属之石首、公安，拟以刘铁、唐牺支所部讨袁军会合。黎元洪得报，即令荆州镇守使丁槐抵御，湘军兵力不足，连战皆北，遂退回湘境。随后，蒋移师城陵矶，再图北进。但是长沙都督府对蒋的讨袁，暗中阻挠备至，如借故不准组织增援，不准制造兵器，对讨袁军所需饷糈械弹，以种种托词勒而不予，取缔集会结社、举行“清乡”等等；并勾结黎元洪在湖北阻截，使蒋“饷械人员，无不缺乏”，未能克期制胜。
8月13日，善于见风使舵的谭延闿以讨袁形势不利，终于悍然宣布取消强立。时蒋方自岳州回省，闻讯大惊，将往阻止，则文告已遍贴通衢。他仍不顾个人安危，径往都督府，痛斥“湘人”（实指谭等）反复无常，畏崽偾事，出卖革命。时谭之左右劝谭杀蒋以博取袁世凯之谅解与欢心，而谭虑及可能激成大变，“故对杀蒋之议，姑置之”不论。
这时，袁世凯已通令各地，悬重赏缉拿蒋翊武。谭人凤、周震麟等已于15日出走，留办善后之程潜劝蒋经上海赴日本，蒋以武汉熟人太多，虑有不测，且想作一番最后努力，以图再举。这时在南京两度宣布独立之文学社旧友何海鸣（还有王宪章等）正拒敌于天堡城，与张勋辫军血战。蒋遂秘密赴广西，准备运动桂军反袁以解宁军的南京之围，然后再视情况转往香港。不料行至全州城外唐家市之黄沙河时，为驻军巡防营头目秦某所执，查出手持枪弹多件。旋被槛送桂林。桂林督军陈炳焜上报广西都督陆荣廷，陆即分电武昌、北京请示，袁伪装电征黎元洪意见，黎竟复电请袁从速杀蒋。
蒋入狱后，历数袁氏罪恶，痛论讨袁之必要，谓此獠不除，必为民国之害。又索纸笔作遗书数千言，先致同志黄静谦（即黄贞元），勉以后图，并托孤；次致夫人，为其遗腹取名。9月4日夜致其父母绝笔云：“男自革命后，于人无怨，于世无竞，只为他人卖弄，致遭此惨变。然事已至此，复何所言！前月中旬，男与谭督商筹湖南独立后，即出洋求学。二十九号抵广西全州，经该省统领秦步衢查留。九月一号押解桂林省城，解决当在此数日也。今事已矣，唯家中之事，实有痛心：双亲年迈，侍养无人，有男在日，尚可维持一切，以后无复望也。各弟兄均宜自奔前途，非男在日比也。四弟尚谨慎，可命经理家务，如愿读书，可托黄静谦或于哲士引谒男之当道好友，请求政府拨给公费出洋……总之男事已至此，当时劝宗仁母子及家中大小不必以男为念，果能将宗仁教养成器，男足可瞑目。此信当一一照办，并永远存留，以为纪念。”另有信多件，请父亲将宗仁培养成陆军人材，以继其志。
越四日，袁世凯复电至，命“着将蒋翊武就地枪决”。蒋见电文，神色自若，吟七言绝句四首：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虏剑作寒鸣。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袁逐水流。
其诗悲壮激越，抒发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恨，追悔自己当初对谭延闿等人的本质缺乏认识，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后继者的殷切期望。
9月9日（农历八月初九），桂林天热难当。蒋要求道：“天气太热，可否改在傍晚执行？以免曝尸当午。”获允。下午四时，陈炳焜备大轿一乘，红毡一方，作送刑之用，并设宴饯翊武，官兵皆争进酒，席间蒋痛斥袁世凯“谋杀元勋，破坏约法，拨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的滔天罪行，并从容道：“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感动了不少在座者。闻者皆呼“民国万岁”！“宴毕，蒋慨然而起，勉励大家追随中山，再造共和。然后步出大厅，径自朝门外的大轿走去，士兵列队举枪致敬。至刑场，士兵环立，群众闻讯衔悲拥至，观者如堵。蒋着纺绸衫裤，端坐于大红毡上，作最后一次之讲演。宣传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听众为之动容，甚而有失声痛哭者，行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开枪，排长某见状惊惧，恐生他变，遂出手枪向蒋身后击之。”蒋遂殉国，时年不足29岁。
1916年9月，蒋翊武遗骸归葬湖南，在长沙岳麓山修造了规模宏大的陵墓以及“蒋公亭”等附属建筑。
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北伐，甫抵桂林，曾至丽泽门外蒋翊武殉难处凭吊，特为蒋立碑纪念。其正面碑文云：“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孙文敬题”。寥寥数字，道尽了蒋翊武为推翻帝制，创造共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解放后，与蒋较为熟识的温楚珩说：“蒋外貌木纳似不能言者，乃能干如此大事；从容就义，无半点乞怜态，尤令人肃然起敬。”经蒋介绍入同盟会的刘化欧说，蒋“谦以待人，恭以待己，急人之难，纳人之言；缺点将是有点优柔寡断”。共进会员李春萱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此三位论者与蒋关系至深，且共同历尽患难沧桑。他们在蒋氏盖棺已久之后再作定论，当可使读者想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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