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的一剧，而武昌起义则是这一壮剧的序幕。出现在这历史舞台上的近代杰出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蒋翊武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过何种贡献？等等，这些曾被历史偏见弄得似是而非的问题，值得人们专门探讨。
（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曾屡起屡跌，惟武昌起义一举告捷，这绝非偶然。它正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湖北军界及其它各界长时间积累力量的结果。
蒋翊武出生于澧州城一个贫民家庭。自幼受着“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和王船山、黄梨洲等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反清的最初思想动因。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便泣对人曰：“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1904年，他以名列第一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是时，即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漩涡。他，断发改装，以示反清决心；深入社会，与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刘复基结为深交，并曾一同冲击澧县城北天主教堂内的“神物”；他聚集同学响应黄兴与湖南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在长沙的起义。长沙事泄，起义中辍，蒋翊武因此被校方除名。自此，他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两岸，竭力宣传反清，招纳会党数百人，立机关于常德城内祗园寺，俟机策划暴动。1905年春，马福益又集会党于湘西洪江，图谋大举，蒋翊武，刘复基踊跃参与。然不期事发流产，马福益遭敌惨杀。为“与同盟会商”，遂与刘复基于是年拟赴日留学。至上海，蒋翊武因病耽误，遂短期就读于中国公学。此间，他力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宣扬，反复倡言道：“居今日而言改革，应以种族革命为手段，以政治革命为目的。否则，虽掷尽志士之头，终无裨益也。”在这里，他极明确地揭示了倒清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关系，指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正确方向。是时，他加入同盟会，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配合《民报》与康、梁保皇派论战。杨卓霖因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于1907年遇害，《竞业旬报》被封。无情的现实，促使蒋翊武重新思考，从而认识到，以前各次起义之失败，其原因在于缺乏革命武装，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于行伍为要着。1909年，毅然投入武汉新军。从此，蒋翊武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武装起义的道路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自蒋翊武加入群治学社，嗣后主持振武学社，尤在1911年初建立文学社并担任社长后，文学社诸人“凡经蹉跌，而气不少馁”。文学社以“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为宗旨，深入扎实地从事对新军士兵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创造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把公开的宣传与秘密的鼓动结合起来。既积极利用社会影响较大的《大江报》进行公开的宣传，又重视秘密地在新军和其它社会阶层中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1911年4月，同盟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复遭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湖北共进会孙武等领导人欲撤销机关自逸奉天，放弃湖北革命准备工作。惟蒋翊武等文学社成员毫不丧气，他们不因当局防范甚严而停止宣传组织工作。鉴于文学社常会难以召集，便让刘尧澂出营暂居阅马厂文昌阁，专司秘密宣传与联络工作。因此，艰难局势并未阻止社务的迅速发展。2、讲求宣传的有效性与广泛性。首先，为加强宣传效果，文学社十分注意宣传活动的现实性、生动性与多样性。如通过放映幻灯、吟诗联句、讲故事、做游戏等等方式进行亘传。蒋翊武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加宣传组织工作，如每周星期日的“摸瞎”游戏他必来参加。其次，为使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学社还特别注意把宣传组织活动扩大到除新兵之外的其它社会各阶层中去，在1911年春就由文学社在新兵第42标3营的代表刘化欧对信阳的学生、工人、农民进行了联络。蒋翊武有时甚至亲率社员潜入乡间或工厂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3、把文化科学知识的讲授与革命思想的传播结合起来。文学社成立后，就明示王宪章、彭纪麟负责讲授军事，罗良骏、王文锦讲授国文和算术，蒋翊武自己与王宪章则主要讲授革命原理。文学社在章程里明确指定评议部长专司指导研究学识事。这种重视知识、把知识当作革命胜利之重要武器的实践活动，在当时来说，显得何其可贵。4、军事力量与言论机关互为声援，交相作用。蒋翊武、詹大悲等吸取过来之经验教训，视报刊为宣传革命联络同志的有效手段。因而，努力使文学社的喉舌《大江报》反映士兵群众的心声。《大江报》在各营队均设有代销处，各营队也都有报社的通讯员。报社尤其重视下层士兵的撰稿；还特别注意及时针砭时弊，推进革命高潮。如当清政府下令铁路国有，《大江报》首先持论抨击；当全国群情汹汹，湖北革命形势高涨之时，《大江报》便公开号令暴力推翻清廷。因而，它备受欢迎，销路日广，文学社力量也随之日增。5、十分注意加强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文学社十分注意健全入社手续，重视对入社对象的严格审查，强调从出身贫寒的下层群众中吸收社员。规定：凡入社者须得三人以上介绍，并经调查，确是与本社宗旨相符合者方能加入。而且，特别注意建立严密而又完备的组织系统。文学社在社长以下分设文书、评议两部，后增设总务部；部以下分科，设机关于武汉三镇。在新军各标、营中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由标营代表负责。当文学社以蒋翊武所在的41标为根据地，深入到新军第42标时，鉴于42标驻地分散，且当冲要，蒋翊武遂赞助42标代表胡玉珍之请，又成立了阳夏支部，以便于联络。文学社在组织上实行专人负责、逐级领导、单线联系的原则，使组织系统与新军编制系统相吻合。这样，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与组织的严密性，适应了起义的需要。武昌起义时，文学社掌握的革命士兵能取得英勇而一致的行动；以后，能始终为实现同盟会纲领而英勇奋斗争；所有这些，都与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王宪章等人主持下深入的宣传、较严密的组织工作是分不开的。蒋翊武初入群治学社时，新军士兵入社者不过百多人，而文学社成立时就增加到八百多人；至川路风潮兴起时，一万六千多人的新军中，入社者竟达五千多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者不过一千多人。此外，还在工农群众、学生中争取了大批力量。至此，作为清朝反动统治支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北新军已被瓦解，武昌起义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方面的准备遂已充分。然而，因为文学社社员十分之九在首义中英勇献身或后来被反动势力所摧残，幸存者寥寥无几，国民党的某些官方人士便趁机歪曲历史，竭力贬抑文学社及其领导者，欲将首义之功全都记于自己名下。他们企图篡改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便是一个罪恶的佐证。但无论如何，文学社及其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的功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二）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不失时机地赢得了胜利，不仅在于蒋翊武等革命党人切实地进行了长期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在于他们起义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与部署；武昌革命基地之所以能够保住，更是由于蒋翊武为首的革命领导人不畏牺牲，运筹帷幄。
广州黄花岗起义的被镇压，激起全国人民极大义愤，同时也加深了同盟会在人民中的思想影响。9月下旬，保路风潮席卷全国。在这革命时机日趋成熟的时刻，蒋翊武一面积极而慎重地谋求与共进会的联合，加紧策划武昌起义；另一方面，向同盟会晓以湖北革命形势，敦促同盟会负责人“速来鄂主持大计”。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建立同盟，蒋翊武正式被公举为起义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通过了早先制定的起义计划。蒋这时尚在岳州，束参加此次会议，但决不能因此否定蒋翊武在起义部署工怍中的作用。在蒋赴岳州前，他作为文学社社长，参加了有关联合与起义的一切重要工怍。起义的详细计划是蒋翊武在八月亲自主持制定的。当两湖的革命机关组织完成后，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谭人凤才由上海来武汉，但对湖北的积极进行起义不甚赞允。对于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并，有人将此功全记在中部同盟会账上，这显然属于误会。对于合作，斡旋为力者分别为两组织领导骨干刘复基、陈孝芬等人。蒋辄以革命利益为重，力为赞允。他始终把联合视作俾力量集中，取得起义成功的必要途径。故早在5月10日便主持文学社提出并通过了与共进会合作的决议，并派刘复基即日与共进会洽商。蒋只是反对孙武借联合而吞并文学社捞取政治资本的图谋。这种不因联合而放弃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两组织的阶级基础不同，文学社成员儿乎全为社会下层人士，而共进会成员不少人属于缺乏革命坚定性的会党分子，其领袖多出身于豪门贵族；两组织的思想基础有别，文学社奉行三民主义，共进会则摈弃体现平民利益的民生主义，也不明确提倡民权主义，其革命主要目的，仅在于排满复汉，即所谓“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因此，这种警惕性亦不是多余的，更不是心胸窄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而恰恰表明，蒋翊武颇具卓见远识，不象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那样眼光短浅忽视两组织在阶级地位上的差异，而急于求成。
在蒋驻防岳州的半个月中，他积极运动革命党人，布置驻军届时响应武昌起义，因使岳州后来“传檄而定”；又亲赴宜昌与驻防该地的第41标第1营文学社社员唐牺支等筹商鄂西反正的具体事宜，后来的荆州宜昌之光复，全赖于唐牺支等人的领导。
尤其不能低估蒋翊武于紧要关头潜回武昌对于首义成功所起的关键作用。10月9日，蒋抵武昌，立即召开会议。当获悉孙武制弹失事，起义计划暴露时，便毅然决然地改变原来“稍待时机进一步发展”的主张，决定提前于是晚午夜起义。他以总司令身份即时发布紧急命令，让人誊写二十余份，指派专人分送各处，将起义程序运筹至细至密，充分显示了革命家冷静而又果断的气质与军事家的才能。咏簪氏为之赞颂曰：“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才也。”正因为蒋翊武等人的周密部署，其中特别是由于蒋翊武于生死存亡时刻果断地发布了起义命令，因此，在起义领导机关被破坏，失去蒋翊武、刘公、孙武等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革命士兵能够采取猛烈而有秩序的行动，获得了首义成功。
武汉三镇光复以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革命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争夺。蒋翊武在武汉保卫战中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起义后第三天（10月12日），蒋闻讯自新沟兼程返抵武昌。虽然他没担任什么实际职务（11日军政府成立时，他被推为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因不在，由张振武代理，蒋回后也未能就职），但他仍“急寻聚商作战事宜”，又亲临前线“往各军视察，并计划一切”。他设法筹饷一百七十万元，解决了燃眉之急；他从汉阳拨兵两营及时平定了汉口骚乱。鉴于敌众我寡的情势，他据理力争，坚决主张速从工农群众中招募士兵。10月16日军政府会议，蒋提议成立义勇军两个支队。会毕，亲赴汉川招募，然后发给武器；又派文学社成员分赴汉川、京山，帮助梁钟汉，刘英创建地方部队。经由蒋翊武等革命党人的努力，革命军先后扩充民军七协（旅），从而大大充实了革命力量，为巩固首义之区的局势奠定了基础。汉口战事发生，他集文学社骨干力量组成督战队，并曾亲临前线与士兵比肩对敌，将清军驱至三道桥以外。蒋翊武的这些活动对于巩固首义成果有着重要意义。
汉口防御战开始，黎元洪为军心所逼，任命蒋翊武为军政府军事顾问。虽属空名，但为了捍卫和扩大首义成果，蒋毫不计较。是时，正值清军南下，蒋请令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截击。此主张不仅未获采纳，反遭非难。清军很快直逼汉口。蒋兼任防御使，他又建议总指挥张景良乘敌疲乏，“宜速迎战”，但张拒之并通敌。蒋翊武独力难支，文学社成员死伤甚众。为挽狂澜，蒋竭力一边敦促军政分府处决汉奸张景良；一边采取补救措施：增兵第6协，荐首义功要杨载雄为该协统领，委杨负责武昌防务，令武昌余部过江增援，并命刘英率部来汉；又电乞已独立各省援助。时黄兴以总指挥身份临汉督战，蒋与黄同舟共济，配合紧密，“其军事设施，多出自蒋翊武之策划”。然终因战役前期处于被动状态，11月2日汉口失守，革命军退守汉阳。在汉阳保卫战中，蒋身任经理部长。为统一行动，协助黄兴把所有湖北军队编为第一军，分片划定防区。蒋又亲往各部慰勉，振奋士气。为断敌后援，减轻武汉军事压力，特派人招讨安襄等府州，平定二十余县。并抓住清政府急欲谈判求和之机会，在汉阳四面设防，接着反攻汉口。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军政大权又不在蒋、黄手中，以致战事日挫。11月27日汉阳陷落。在撤退中，蒋翊武将汉阳兵工厂的物资抢运到武昌，部队也有计划地撤退。是日，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蒋翊武等人从全局利益出发，否定黄兴弃武昌而取南京的错误主张，坚持革命军同武昌共存亡，不让武昌首义的旗帜倒下去，再次表现出他的战略眼光。会后，黄兴去上海，蒋翊武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尽管时不过几日，但所起作用切不可低估。
第一，重新整理部队，使军心重振，民心安定。自汉口、汉阳陷落后，武昌处在清军炮火威协之下，武昌城内，谣诼繁兴，人心惶惶。孙竟令移藩库储金于城外，又劝黎躲避。黎即私将现银六十万两搬至兵舰，选向距城六十里之王家店，遂使军心较前更家动摇，军政府职员、革命军将士逃逸者众多。惟蒋翊武、张振武、刘公等力撑危局。蒋一边重新整顿组织，设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直接指挥部队八个协、炮队一个协，并有工程、辎重、马队各数标以及外来援军多部；一边深入士兵乃至民众之中进行激励。他反复分析说，我方纵然失利，形势危急，但各省正相继独立，且已派出劲旅援鄂而来，苏浙联军正直捣南京，南京指日可下，民军方面仍占“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因而使军心复振，民心始定。
第二，加紧部署，严密设防，抗强敌，救危局，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为武汉地区的停战、南北议和创造了条件。蒋翊武一上任，就抓紧在“扬子江下青山，上游京口构筑临时防御工事”。并于沿江一带增设极大副防御，在铁丝网上装置强烈电流以防敌乘夜偷袭。精心划定防区四个，派员分驻扼守，以学生军一队驻防武昌城，节制黄州防营以为屏障等等；赶速招募新兵，尽力补足编制，加强力量，做好了抗击清军的一切准备，使隔岸清军无法越雷池半步。同时，抓住战机，反守为攻。文学社将士潘康时等配合默契。由潘集合二百余人组成奋勇军，星夜出发，深入敌侧，占领仓子埠，使黄陂之敌受制，江西、江南援军始能安全渡江，复深入长轩岭、河口一线，又攻破罗山，重创敌人，降敌一团，予清军以沉重打击，使武昌危而复安。清军不得不停战求和。
第三，保住了革命根据地，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赢得了时间，创设了条件。当蒋翊武督战时发现黎元洪逃离武昌，欲将军政府迁往城外，蒋一面通令各部队务须坚守阵地和锄除奸细；一面派人持手书追回黎元洪，阻止军政府迁离武昌。从战略上来说，保住了武昌，不仅减轻了汉口、汉阳失守对革命局势的消极影响，而且牵制了清军主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从而有力地推动和巩固了其他省的独立和反正，尤其赢得了南京的顺利光复，为结束封建帝制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决不能因为蒋翊武短期随军赴防，未能参与省城的部分具体工作，或因蒋翊武在首义爆发前夕被迫出走而低估蒋翊武对于武昌首义发动的伟大贡献；更不能仅仅依据职位高低去判断蒋翊武在武汉保卫战中的历史功绩。
（三）
政权问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由于军政大权掌握在以黎元洪为首的立究派官僚政客手中，更由于孙武等革命党人亲黎依黎、排挤文学社在军政府中的地位，因此，军政府成立后不久便日向右转。革命队伍的分化为之加速。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以及革命党内的蜕化变节分子围绕着政权问题展开了斗争。
湖北一般革命党人认为，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革命任务的完成，所以对政权的性质淡然处之。而蒋翊武对此却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为《武昌两日记》作序时明确指出：破坏之目的已达，而建设之责任更艰巨，革命党人倘不能肩负此重任，建成安（完）全共和政体，乃为世界之最大不幸。正是基于如此认识，蒋翊武在为夺取和巩固革命政权方面，先后做了如下的努力和斗争。
首先，竭力维护和争取湖北地区的革命领导权。
蒋自新沟抵武昌，见革命大权旁落，即示反对。要黎“明白革命以前之办法”，“让出都督”，但因立宪派反对而未果。继而参加革命的谋略处与组织汉口革命军政分府的活动，尽可能将首义功臣安排到政府与军队的重要领导位置上，使革命派领导力量居绝对优势；并力主电促同盟会负责人黄兴、宋教仁等立即来鄂，以取代黎元洪。当黎一反故态，痛泪剪辫正式就职时，有人以为黎于一夜间变成了革命党人，欲在《大江报》上渲染一番。蒋出面阻止，且指出，要紧的事不是歌颂，而是考虑黎日后的做法如何。
革命派的谋略处支配着领导权，自然为旧势力所不甘。他们串通于10月14日来汉的同盟会负责人居正等，取消当时革命政权的核心机构——谋略处，并于10月17日假同盟会名义抛出《都督府组织条例》，导演了同盟会向黎元洪授剑授旗的闹剧。然后，公布了据《组织条例》所安排的人选方案，遂使军政府军政、民政分别由黎元洪和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所揽，其下各局负责人皆由旧派人物充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蒋翊武等革命党人作了坚决斗争，迫使军政府于10月25日召开会议，再行改组，推翻了原定《组织条例》，改局为部，各部负责人均由革命党人担任，汤化龙只落得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自此，“汤系人物逐渐失势”。军政府改组后，蒋反对高薪制，促成总监察处的建立；汉口失守时，又与宋教仁等力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称民军縂司令，以解决湖北地区革命运动最高领导权问题。以上这些，是蒋翊武为革命党争取领导权所作的一系列的重大斗争。
其次，保护革命中坚力量，极力阻止湖北革命政权的变质。
黎元洪的上台与孙武主持共进会制定的辛亥五月拥黎决议案不无关系；黎元洪地位的巩固更依赖于孙武一伙的阴谋策划。孙武于10月25日出医院就职后，即同黎元洪为代表的复辟势力交相利用，沆瀣一气。他们以文学社为缺口，排斥和残害革命势力。10日27日张景良被斩首，黎元洪即同孙武合谋取消军政分府，改称鄂军驻汉支部，并连续起用反动军官继任张景良总指挥职。黄兴抵汉口督师时，孙武多方掣肘；当蒋翊武等力主拥黄兴为湖北地区革命政权最高领袖时，孙武站在复辟势力一边极力反对；黄守汉阳，孙武恶加诋毁，使黄兴不能立足于湖北军政府。与此同时，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文学社将领及其他首义功臣。武汉地区停战后，又以孙武为主谋，取以楔出楔的阴险手段夺去蒋翊武的兵柄。在此前后，文学社中坚分子惨遭屠杀者“不计其数”。
在孙、黎结伙排除革命势力，全面篡夺革命权力的过程中，蒋翊武从事了较为坚决的抵制和反抗。当悉宋锡全、祝制六、王宪章等因奉黄兴之命赴湘而被捕时，蒋拼力保释；在黎、孙欲杀革命党人蔡大辅的当儿，蒋挺身出面营救；他还参与了以驱孙倒黎为直接目的的群英会暴动，支持祝制六等人“推翻军政府、改革政治”的革命要求。后在被迫离鄂时，又将文学社余下的力量并入同盟会。是时，在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影响下，共进会的真正革命分子与孙武一伙彻底决裂，集于同盟会的革命旗帜下。
再次，揭露武昌反动集团对抗南京临时政府的罪行，捍卫民主共和政体。
一定的手段出自一定的目的。孙武“拥黎以自重”的目的在于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而他又未能捞到陆军次长之职位时，公开揭超拥袁拒孙（中山）的旗号，以保皇党、立宪派、官僚政客、新旧军人为班底，另组民社，拥黎元洪为首领，自任副社长，办《民声日报》，为袁世凯的复辟事业张目。
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蒋翊武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为捍卫民主共和政体而斗争。他在武汉创办《民心报》，又助詹大悲、何海鸣等恢复《大江报》（在二报社被封后又接办《震旦日报》），热烈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无情揭露武昌集团与袁世凯的复辟阴谋，直接与以孙武为实际头子的野心家政客集团控制的《民声报》、《中华民国公报》相对抗。这些斗争，集中体现了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极端对立的实质。
总之，蒋翊武以非常的政治眼光与坚定性，为夺取和加强革命领导权，实现民主共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抑制反革命势力的急剧膨胀，延缓革命政权的蜕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由于孙斌为首的变节分子与复辟势力结衲联袂，从而大大加强了反革命力量，又加之资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自由散漫性，以致革命力量被各个击破，日趋孤弱。蒋翊武等多次组织斗争而收获不著，最后落得“一雁横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结果，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武昌又首先归于失败，蒋翊武也没能避免惨死于袁贼屠刀之下的悲剧。
历史判明：在中国，就象蒋翊武这样在当时具有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无力引导革命到胜利。“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达到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能够担负的”。
然而，历史是客观的，人民是公正的。就蒋翊武个人而论，他在武昌首义前后以不竞声华，埋头实干的革命精神和以舍身捐躯的英雄气概从事着创造历史的活动，相当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平民群众的革命要求，真正无愧为孙中山所称誉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他与他的战友们在革命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他在首义前后留下的革命精神与光辉业绩，值得我们永远尊重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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