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何看待武昌首义后蒋翊武与孙武（以下简称二武）分裂的性质？看法颇多分歧，其中虽不乏有见地的剖析，然也有“个人权势之争”说，“两湖派系之争”说，“个人不同政见之争”说等等。此类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就我们研究所得，发一浅薄之见。

一

武昌首义前后，二武的矛盾、斗争以至最后分裂，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不无抵牾”演变成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的极端对立的原则之争。这种争斗是当时湖北各种社会力量矛盾斗争的集中反映，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鲜明的政治性。因此，对其分裂的性质，就不能单单从革命阵营内领导成员意见不台的角度去衡量，而必须从阶级对抗的角度去研究，以求得出正确判断。

汉阳战火一开，二武之间主要围绕着如下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日趋表面化、白热化的斗争。我们可以依据史实弄清他们在每个问题上相互斗争的实质，为判断其分裂的性质提出可靠的客观依据。

（一）蒋翊武反对孙武“拥黎以自重”，不是个人权势之争，而是加强还是削弱武汉地区革命派领导权的重大原则之争。

黎元洪之所以坐上湖北军政府第一把交椅，有着极其繁杂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对此，我们不可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但对于孙武曾别有用意地多次推举这一事实，不可隐讳。早在辛亥5月1日，孙武就召集共进会干部开会，单方面决定事成后举黎元洪为都督。及至汉口玩忽职守，弹爆失机，武昌指挥机关遭破坏，葬送了彭、刘、杨三同志，蒋翊武被迫离汉时，孙武又于病室两度策划拥举黎元洪和汤化龙，落实共进会的“五月决议案”。黎元洪、汤化龙的上台为立宪派、旧官僚政客混入湖北军政府打开了大门。旧势力在混入革命机关后便与革命党人围绕着领导权问题展开了斗争。斗争中，阶级阵线是分明的。10月17日旧势力利用居正、谭人凤等革命党领导人的严重妥协性，假同盟会名义抛出预先拟定的《都督府组织条例》，取消军政府的实际核心——为革命派所把握的谋略处，改组军政府，使军政、民政大权由黎元洪和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所掌握，旧派人物窃据其下备局主要职位，而使“首义干部少有预焉”。鉴于如此严重情况，蒋翊武等革命党人作了有力斗争，迫使军政府于10月25日再行改组。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特别由于孙武等亲黎分子作祟，因使此次改组收效甚微——虽然削弱了立宪派势力，却同时明确黎元洪“总揽政务”，享有任免官员的至高权力。改组后的军政府各部要职除共进会享受一定席位外，其余仍为旧派所窃据。首义中功劳最著、力量最强的文学社反被排除于外。黎、孙之亲信、旧军官杜锡钧因此当上了军令部长。遂使军政府日向右转，为湖北革命埋下了祸根与失败的危机，革命派因之不满。两天后，汉口军政分府处死汉奸张景良，给黎元洪为首的军政府以反击。但孙武却因此与黎合谋取消军政分府，改称鄂军驻汉支部。这就更加削弱了革命派领导权，导致汉口战守的速败，更加激起真正革命党人的抵制和反抗。因此，在汉口失守后军政府召集的会议上，蒋翊武与孙武等围绕着黎（元洪）、黄（兴）统属问题亦即湖北地区最高领导权问题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从根本上说，这次交锋是革命党人与混入军政府的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继续，是革命党人与旧势力争夺领导权的重大斗争，而孙武、吴兆麟等人充当了汤化龙、胡瑞霖等旧势力的帮手。会上，蒋翊武、宋教仁等人，根据早先提出的请黄兴“主持大计”的方案，力举黄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位于黎之上而便于统一指挥各省赴援民军，确保战果。旧官僚和立宪派对此异常恐惧，与革命派展开辩论，孙武竟随声附和，坚持抬黎压黄，结果让立宪派胡瑞霖提出的关于用刘邦“登台拜将”的办法使黄兴听命于黎元洪的预谋得以实现。

孙武所以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抬黎压黄，正是为了拥黎自重，为了将革命限制在“有秩序”的范围内。在他看来，军政府各部职位，共进会占多数，实权在掌握之中，黎元洪可以为己所用。而黄兴呢？望重德高，若居首位，必为不利。故此，孙武反对革命派拥黄制黎的主张。黄兴临汉后，在黎、孙合谋之下，即被推向戎马倥偬之中，处理战事时，又被多方掣肘，受到孙的嫉妒和牵制。后黄守汉阳，孙武又多方刁难，底毁道：“黄不过先声夺人，实不知兵”。由他掌握的军务部公开与汉阳战时总司令部争权。汉阳失守，孙武借端发挥，恣意攻击，使黄兴无法立足于湖北军政府，“不得不远走上海”。一部分革命党人因不满湖北军政府，也随黄离鄂。革命党人因之更是处于失势地位。

孙武在用人问题上的作为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更能表明其拥黎的政治目的。为孙武所极力擢用的多系反对民主革命分子，其中既有共进会上层人物，又有旧官僚政客与封建文人。如旧军官杜锡钧在被委任为军令部长之后，与孙、黎便是“呼吸相关，上下其手”。在黎、孙的纵容或指使下，杜在任期内，极尽破坏革命之能事，诸如军队配备不当，作战命令下达不及时，阻碍汉口、汉阳保卫战事顺利进行，倒蒋摒谭等等不一而足。又如，刁钻阴险的蔡汉卿曾由孙武引进共进会，并升任会中参谋。首义后又因极力拥黎等而被孙武派任第7协统领，后又因镇压群英会、杀戮革命党人有功而被黎元洪升为第四镇统制（即师长）；封建文人饶汉祥也甚得黎、孙一致的赏识。更有甚者，安徽巡抚朱家宝派来湖北的清方奸细孙发绪，却也受到作为革命党领袖人之孙武的垂青。黎元洪称孙发绪为孙先生，委充顾问，置之左右。孙武也将他奉为《水浒》中的智多星，事必与谋。孙发绪曾改名武孙，以示“友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二孙便合拍攻讦之。孙发绪之奸细面目暴露后，文学社、共进会革命分子决欲将其处死，黎元洪当即大声呵止。但无奈众怒难犯，只得将其禁于别室。孙武当即将其保出，并拿革命者问罪。后来，孙武还以孙发绪作民社武汉分社的评议长。上述表明，武昌首义后，孙武完全站在旧势力一方，并与之相通，帮助他们篡夺革命党领导权。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孙武就任军务部长后，“不惜认敌为友，以友为敌”。他借重黎元洪之“威势”，外争首义地区的政治地位（按：实质上图谋组织一个反对革命深入发展的武昌政客集团），内则投靠黎元洪，与旧势力沆瀣一气，竭力“排斥起义一班同志”。孙武的行为自然正中黎元洪下怀。黎深知武汉新军的瓦解、武昌首义的发动，主要系以蒋翊武为代表的文学社所为，因此，他也十分忌恨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紧紧依靠和利用孙武此类“革命党”人，排挤文学社，从革命队伍中打开缺口，以便达到复辟旧秩序的目的。因此黎，孙很快得以互相利用，黎、孙集团得以迅速形成。有人否认黎、孙相互利用的事实，硬说孙武受黎元洪利用，进而把孙武打捞成受害者，这就不足可取了。

蒋翊武反对拥黎压黄，不是考虑个人的权利得失，而是以维护革命派在湖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权为出发点。10月12日，他自新沟回武昌，见大权旁落，即出示伪拟的孙中山所下委任状，“请黎元洪让出都督”于刘公。事未成，即积极参与谋略处与组织汉口革命军政分府的事关重大的革命活动，“以防不测”，并“准备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还致力提高其他革命党人在军改府中的地位，如力荐首义功臣杨王鹏为军令部人事局长，举杨载雄为第6协统领；还多次敦促军政府电告同盟会负责人立即来鄂。这显然为了以革命党人取代黎元洪，加强革命党领导权。值黎元洪10月13日被党人丁仁杰等强剪去发辫正式就职时，有人以为黎于一夜间变成了革命党人，主张利用报刊加以褒扬。蒋毅然出面制止，且提醒同志：要紧的事不是歌颂，而是考察“他以后的做法如何”。汉口保卫战中黎的一系列叛卖行径，更使蒋翊武意识到加强革命党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军政府第二次改组后，为了限制黎元洪的权力，阻止军政府变质，他多次要求尊重刘公的地位，促成了总监察处的建立，使刘公担任总监察。他更把拥黄制黎看作事关革命派领导权损益的重大原则问题，力举黄兴为湖北地区革命运动最高领袖。

孙武等人逼走黄兴，黎元洪的地位得以巩固，又觊觎着蒋翊武的战时护理总司令职，遂在武汉地区停战时即取迂回手段极其阴险地实施倒蒋摒谭阴谋。孙武首先示意各部稽查员召集会议，撤销总司令部免去蒋翊武战时总司令职，抬谭人凤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调蒋为都督府高等顾问这一闲差。谭就职仅三日，孙武即以谭老朽不谙军事，难负重责为由，迫谭借口出席汉口代表会议而去。再以同僚吴兆麟取代谭人凤，复称战时总司令。其间，虽曾委任蒋为江汉招抚使，而当蒋从事的招降工作卓有成效时，孙又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查抄其住宅；起义周年时又颐指气使刘贵狗包围蒋宅，欲予捕杀，使蒋在军政府内无法立足。至此，为黎元洪全面夺权，为黎、袁勾结扫除了一切大的障碍。从此，形势逆转，以黎元洪为代表的复辟势力在湖北得以猖獗起来。这样，革命队伍内部以二武为代表的矛盾斗争趋于表面化。在这场斗争中，蒋对孙武实际面目的认识日趋深刻。他反对取销招降机关。在招抚使署被强行撤销后，他毅然出资创办《民心报》，恢复《大江报》（在二报被封后，又接办张振武烈士创办起来的《震旦日报》）抨击时弊，揭开湖北政界黑幕，与孙武把持的《中华民国公报》展开笔战，对孙武“专权跋扈，布置私党，排斥起义一班同志”的行径进行了抵制与揭露。但在黎、孙紧密结合的情况下，终究无法扭转革命党人的失势地位。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二武在都督人选问题上的争议以及他们与黎元洪之间亲疏依违关系上的歧异，是导致二武斗争以至分裂的重要原因，是两种立场的根本对立。因此，不能把蒋翊武反对孙武“拥黎以自重”的斗争，看成是什么“个人权势之争”，而应看成是削弱还是加强革命派领导权的原则之争。

（二）蒋翊武反对孙武杀戮文学社，不是两湖派系之争，而是保护还是摧残革命力量的重大原则之争。

孙武拥藜之直接目的在于排挤文学社，所以孙武上任之时便是文学社遭殃之日。汉口保卫战正在进行时，孙武与黎元洪同谋，别有用心地戕杀首义勋臣宋锡全，贬谪王宪章，并借此改组原隶宋领导的第一协，撤去邱文彬的副参谋长职。汉阳保卫战中，又借“临阵不上战场”的罪名杀害首义中屡建战功的杨选青。关于宋锡全、杨选青是否该杀的问题，史学界意见纷纷：有的强调宋不该于战时率兵离汉，杨不应于战时办理婚事，因而认定该杀，甚至借此说明孙武治军严明；有的认为，孙、黎杀害首义功臣固然不对，但宋、杨也确实有罪。对此，亲历者蔡寄鸥说，宋之率兵退回湖南，不是脱逃，而是为执行革命派的计划——回湘帮助焦达峰扩充军队，巩固政权；同时催促王隆中早日率军援鄂；再则备武汉失守之时，以湖南作为反攻阵地。此计划曾得到谭人凤、宋教仁、黄兴的同意（这与黄兴后来提出的弃武昌取南京的主张是相吻合的——引者），并且，宋临行时还奉有黄兴之令。至于胡瑛在支持宋锡全回湘问题上，即使有其个人目的，与革命派的上述计划却是无关，他个人的荣枯是不能代表文学社的。因此，宋之被杀不能不说是冤枉的事。杨选青结婚是经过黎元洪准诺的；况且在杨结婚时间内并无大的战事，战事失利与杨无干，杨部按指挥行事，最先溃败的是王隆中部。因此，杨被杀时“人多惜之”。笔者认为，蔡寄鸥的上述评说是不无道理的。但问题的实质还不仅仅在于宋、杨是否该杀，而在于孙武力主杀害首义元勋的目的何在。如下一事对此作了注脚：孙武欲杀共进会中随宋去湘而中途返回的陈孝芬，第一句话便是斥责陈“同文学社的一般湖南人很要好”。不难看出，孙武杀害宋、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削弱以至扼杀革命性较为坚定的文学社。宋、杨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革命队伍的分裂。不少人指出，孙、黎杀了宋锡全，又杀了杨选青，因使文学社同志人人自危，也“从此埋下了湖北各革命团体互相仇视和分裂的种子”。值群英会事件爆发，孙武自知与革命群众的关系已势同冰炭，军政府的宝座已无法安坐，遂取舍身保帅之办法，退居幕后。他以“拥护黎都督，不许变更”为辞职的第一项条件，帮助黎元洪度过危机。即时，黎元洪便直接依靠尚留在军政府里扈从孙武的蔡汉卿、饶汉祥、杜锡钧、孙发绪等，诿罪于文学社，大开杀戒，并“暴尸示众”。与此同时，以“整理”军政府为名，改部为司，清洗文学社以至共进会里的革命分子。文学社成员由汉口转战汉阳，每役身先，而黎、孙一伙滥用职权，倒行逆施，铸成汉口败绩，又使阳夏战争惨败，文学社员死伤无算，“迄民国改元，本社同志为举义死者已十之五六”。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被杀，再经黎、孙集团这般捕杀，所余已是不多。到1913年冬，黎元洪离鄂时，几被摧残殆尽。我们当然不能把此帐记于孙武一身，但无论如何否认不了孙武是残害革命力量的直接、间接的主谋者或参与者这一历史事实。原隶属共进会的陈孝芬后来这样指出，共进会手握兵权的师长蔡汉卿和其旅长杜邦俊等，日以寻故诛戮文学社同志为快。孙武任其所行，以见媚于黎元洪。刘望龄、吴剑杰等同志都在总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在黎元洪排除革命势力，全面篡夺湖北军政府领导权的过程中，孙武不惜拥黎自重，与旧势力紧密勾结，协同摧残湖北革命力量，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孙武助纣为虐，屠杀革命党人，蒋翊武岂能袖手旁观？他能容忍自己的被贬，但绝不容忍首义官兵被迫害。因为这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为保卫革命武装，捍卫和发展首义成果，蒋翊武在力主面向工农招募新兵以扩大革命武装力量的同时，被迫起来抵制孙武一伙的仇杀罪行。在革命党人宋锡全（还有同行者祝制六、王宪章）、杨选青、蔡大辅、何海鸣、蔡寄鸥等人先后遭受黎、孙集团迫害的当儿，蒋翊武挺身出面营救，或拼力保释，或预先通知脱险。在孙武策助黎元洪全面篡权的前后，他还参予了以驱孙倒黎为直接目的的群英会暴动，直接领导了倒黎的改进团起义等等。在此前后，他还就祝制六、滕亚刚、江光国被杀事致书孙武，痛加揭露。回顾这段史实，若把孙武、蔡汉卿等共进会里少数变节分子与文学社的矛盾说成是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团体的斗争，那就是把孙武等少数叛徒与共进会里绝大多数革命派混为一谈。纵然，军政府里一开始就是共进会成员占了多数职位，且各部部长无一系文学社员（蒋翊武虽曾列名军务部，但由逃亡途中回武汉后并没能就职），但文学社将士在蒋之主持下，多能顾全大局，与共进会广大社员比肩对敌。在孙武联黎以制文学社的过程中，扈从孙武的只是一部分。1911年1月5日在湖北军政府欢迎南京政府特使的宴会上，当孙武发出“宁愿承认袁世凯，而不承认南京”的叫嚣时，共进会干部杨时杰等当场奋起反击。此后，两团体的革命派携手一致驱孙倒黎，最后又共同加入同盟会。群英会事件就是文、共革命派公开联合反对武昌反动集团的标志。群英会即是文学社员祝制六等人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该组织以“推翻军政府，改革政治”为宗旨，以蒋翊武主持下的《民心报》社为指挥机关，联合湖北军界数千人，发动起义。因此，就其本质来说，群英会暴动是一部分接近人民群众的中下层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起反抗革命果实篡夺者的斗争，故称作湖北“二次革命”。当然，并不排除个别参与者企图借暴动谋取个人权利的事实，但这与整个革命派的目的、计划，与黎元洪趁机大打出手等等毫无必然联系。笔者认为，那种视群英会暴动为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利之争的观点实在值得怀疑，“黎元洪操纵其间”的说法也令人颇感有悖事理。总之，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下层群众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因为共进会也有相当数量的出身寒门的士兵，他们就是文学社及其前身组织之成员。据人统计，现有名可查并能证实其所在军队编制的共进会员总数为145人，其中有63人是参加过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现尚隶文学社籍者，约占总数五分之二强。这些人尽管被孙武设法拉入独树一帜的共进会，但总的说来，其斗争目标与文学社社员是一致的。因此，孙武勾结旧势力敌视、仇杀文学社，从根本上违背了他们的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二武之争既非两团体之争，也非两湖（湖南、湖北）之争。诚然，由于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和国家封闭、地方联系不广等状况，故在各组织之间难以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地方畛域观念，即使今天仍有其残余的存在，它对于革命派的团结不无腐蚀与瓦解作用，但并不能把一切与之有关的称之为地方宗派主义。正由于中国当时处于半封闭状态，逆旅在外的革命者，便往往通过乡里关系以联络同志和取得社会援助。那时的各省会馆便是提供这种方便的一种形式。打开一部《宋教仁日记》，可知宋到东京后的主要落脚点就是湘西会馆；1910年，武汉革命党人惩创杨度也发动于湖南会馆；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还是假湖北会馆进行的。所以，有同志早就指出，以地域、乡里关系创建革命组织是辛亥革命许多团体的一个特点。这能否称之为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呢？显然不能！湖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域，这里人才辈出，诸如黄兴、宋教仁、刘道一、龚春台、杨卓霖、焦达峰、宁调元、刘复基等等都是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主要由于理想的共同，蒋翊武不会不与这些人发生较密切的联系。1909年，蒋再度入鄂（此前曾多次活动于鄂），就曾下榻于湖南常德人刘星澂（刘复基兄）处，后又是经同乡人黄贞元介绍入伍的。湖北新军41标是群治学社的策源地，蒋翊武正是以乡谊很快与之取得联系的。这些当然不能算作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再说，在政治问题上不管小团体观念抑或畛域观念，均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不能把一切政治斗争归结为地方派系斗争，其一，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阶级阵线的改组往往不是以地域关系为转移，而是以阶级利益为转移。质言之，畛域观念总是处在从属地位。谭人凤与蒋翊武同隶湘籍，但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谭曾一味拆蒋之台，与鄂人黎元洪打得火热。首义前，谭、蒋初晤，谭“心感不慊，极漠视”；首义后，谭来汉仍与黎“洽谈甚欢”。在立宪派胡瑞霖的主要策划下，谭于充满封建色彩的誓师大会上，假借同盟会名义给黎授剑授就，为黎粉饰政治面目；又假同盟会名义根据立究派早先拟定的《组织条例》，取消谋略处，改组军政府。汉口租界的代表会上，又秉承黎之旨意预选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离鄂后，谭又被黎、孙一伙利用，对蒋的工作加以挑剔，帮助挤蒋。孙中山回国，各省代表联合开会选举总统。谭为湖南代表，共进会杨时杰为湖北代表。谭怂恿居正、杨时杰举黎元洪为副总统。谭对杨说：“君湖北人，应选黎。”杨拒绝说：“孙（捐孙中山）为党魁，当然选孙。”又如胡瑛本与宋教仁、覃振同隶湖南桃源人，初时关系甚好，但在胡走向堕落后，关系紧张。当覃振来鄂求见时，胡贬之为马伕。再就蒋翊武而言，他是否在畛域观念的支配下反对孙武，是否体现出心胸狭窄的弊病，我们尚未发现确切的材料。蒋与黄兴、宋教仁等同乡人关系密切，并非为了谋独立于湖湘一隅，而是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安全共和”政体。故其活动范围及其联系的对象，是极其广阔和极其广泛的。对于同一个黄兴，当黄兴临汉指挥战斗时，他竭力相助，并主张拥黄制黎；当汉阳事败，黄兴提出弃武昌而取南京的不对主张时，他并没附和。我们同时看到，在黎黄统属之争时，站在黄兴一边的也有田桐等湖北人。的确，主张抬黎压黄者均属湖北籍，但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反映湖北人的利益，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湖北籍旧势力。凡此种种，岂能用“两湖之争”去掩盖政治斗争的实质？！杨玉如把蒋翊武拥黄说成“略含地域观念”，把蒋翊武主持招募新兵说成是任意扩充势力，“遂求其私”，甚至将汉口战役败绩的原因归结于此。此言当属不实之词。其二，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也是以湖北人为主干。笔者在所见“社员名录”中找不出多少湘人，文学社干部除社长、评议部长外，其他均不隶属湘籍；其三，为孙武所忌所害者多为鄂籍革命者，并且也不放过共进会中的异己。例如首义后担任军需部长的共进会员、湖北孝感人向讦谟（名一清），因办事认真，与蔡汉卿、孙武有所抵牾，孙便纵容蔡汉卿将向惨杀，“时人冤之”。孙武与同乡人也是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等人的关系最后也是势成冰炭，制造所谓“鄂军三武”之间的严重对立——实际上张振武与蒋翊武并不对立。据笔者稽考，张、方事件与孙武不无关系。由上可知，不能把蒋翊武反对孙武联黎杀戮文学社归结为两湖派系之争。

不过，若是说孙武赋予共进会宗派小团体主义的气质，并企图利用一些人的畛域观念或小团体观念，瓦解、扼杀文学社以至最后摧毁革命阵营，这倒是恰如其分的。也是早在首义之前，孙武就以同乡关系相拉拢，在文学社里煽动离心倾向，把文学社员拉进共进会。为倒蒋，孙最初以谭人凤取代蒋翊武的地位，也是以谭蒋之间存在同乡关系，料蒋不好反对这一估计为奥援的。与此一样，1912年初，孙武在以文、共两团体革命者的强烈反抗面前，一边假惺惺发表辞职公告，声言“因受军人排挤”而欲“称病出国”；一边加罪于文学社，以借此缓和与共进会的矛盾。然终无法摆脱四面楚歌的困境。

可以说，武昌起义胜利后，倘若实权在握的孙武不是联黎以制文学社，而是象蒋翊武那样系身革命，那么，湖北革命不致于失败得那般快而惨。因此依据这些事实来分析，蒋翊武反对孙武杀戮文学社绝不是两湖派系之争，而是保护与摧残革命力量之争。

（三）蒋翊武反对孙武对抗南京临时政府，不是个人政见不同之争，而是坚持还是背叛革命之争。

若是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孙武还处于由革命到反革命的部分质变阶段，或者说其叛卖性还为各种表面现象和复杂关系遮掩着的话，那么，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武就完成了这一转变，其真实面目便昭然于众目之下了。

无庸讳言，委实由于个人政见的不同，或出于个人的失意等原因，有的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曾一度误入拥袁（世凯）拒孙（中山）的歧途，但他们并没有定得像孙武那么远。随着袁世凯窃国阴谋的暴露，他们多能奋杀回马枪，回复于革命之道。所以，绝不能将其与孙武相提并论。

南京临时政府才成立，孙武立即网罗新的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共进会中少数变节分子，另组民社，拥黎元洪为首领，自任副社长，实际主持一切，公开揭起联袁抗孙旗号。反对民主共和的武昌集团自此从幕后走向台前，孙武因此被驱逐出军政府。孙武被逐后，仍蛰居汉口，为黎出计献策，如叫黎杀害赴沪运动革命党人反袁的潘康时，等等。并常往来于京、汉间，拼凑共和党，效力于黎、袁勾结，且与盛宣怀之侄盛国华相狼狈，另有图谋。胡汉民在《自传》中谓：黎氏以孙发绪、饶汉祥辈为心腹，而孙武、刘成禺等复以同盟会显为异帜，袁、黎狼狈为奸，其共同目的乃在反对革命，然章炳麟、孙武等之戴黎为首魁者，不仅关于武汉矣。韩玉辰也指出：“他们事有私图，而且高唱‘应建都武昌’，以排斥南京临时政府；高唱‘革命成功，革命党消’，以瓦解革命的向心力；高唱‘中国建设，非袁莫属’，以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他们“对于南京的一切设施，监督得极其严紧”。同时极力镇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曾委派刘公镇压襄阳农民运动），血腥改组湖北军政府。接着，孙武又策助黎元洪完成了新的三步曲：打着“民主政府”的招牌，拼凑“湖北临时议会”，使议会几乎由清一色的官僚组成，此第一步；第二步，在“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的聒嗓声中拟定裁汰军队、“集权都督，以资统一”的计划。到1913年春，首义军队全被解散；对于以蒋翊武为首的首义勋臣，通过袁世凯调京，或资遣出国，或予暗杀，并先后镇压了湖北革命志士组织的几次反抗。至此，“湖北籍的国会议员，湖北的师旅长，以及各部首脑人物，每系民社主要分子”。袁窃据大总统后。孙武欣然入京受其晋封（封之为上将军或称义威将军等），乐享盛情礼遇，袁氏称帝前后，又顿首接受参政院参政义勇侯桂冠，孙对此感激涕零，连声“恭谢鸿施”，又力主黎元洪接受王封。其间，当讨袁二次革命兴起，他大肆攻讦江南各省的反袁斗争，毒言诽谤独立各省。同时策动袁迅速“平乱”，剪除反袁势力。以后袁死黎继，孙又紧随故他；黎下野，便附身于北洋军阀，反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如此种种背叛革命的行径，自然非“想做官”之类的话语所能解释。

对于孙武背叛革命的如此秽行，作为民主革命先驱者激进派之一的蒋翊武不事反对，那便不可思议。在反对黎、孙反动集团，维护南京临时政府，维护革命利益的斗争中，蒋翊武旗帜鲜明，斗争较为坚决。议和后，虽其权曾遭剥夺，居高等顾问之闲位，但其壮志弥坚。为避免袁世凯篡国，他力促湖北军政府电请孙中山立即回国；在黎元洪以“繁忙”为由相阻的情况下，蒋即代为拟稿，同时发出复电和欢迎电，后又运动赴沪党人代表力推孙为大总统。在他参预的群英会暴动遭到镇压，自己面临生命危险的严重时刻，他也没有弃甲而逃，坚持在武汉通过报刊宣传“三民主义”，鞭挞以孙武为头子的武昌政客集团，号令人民同一切反对共和制的保皇派作斗争。他还创办了一所颇具规摸的法政大学即民国江汉大学，以宋教仁为总理，同盟会鄂支部主持者石瑛为校长，自任协理，以“借江汉之炳灵，留中华之纪念”。他丝毫不为袁世凯“赐予”的高官厚禄所动心，而是紧随孙中山从事讨袁斗争。宋案发生后，他又在湖北领导了旨在反袁倒黎的改进团活动，多次发动武装斗争，此间，他曾回乡“袂别双亲与家人”，表示“誓死杀贼”，“如不成功，决不还乡”。二次革命揭晓，他疾奔长沙，以鄂豫招抚使名义策动湖南独立，并驻节岳州，设官委职，号令军人“联翩奋起，慷慨同仇”。因被反动派诬指“累在湘谋乱”，袁世凯当即下令取消蒋之勋位，并通令缉捕。湖南当局尤恨之切切，屡加之罪。反袁事败，而其革命信念犹存。他谢绝同志劝阻，欲奔广西运动军队再度倒袁。直至就义前还厉数袁贼倒行逆施罪行，并赋绝命诗四首，直抒壮怀，发出“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的怒吼。二武相鉴，谁坚持革命，谁背叛革命，其界线何其鲜明乃尔！

从上述蒋、孙矛盾斗争的历史事实来看，他们之间的分裂不是属于革命队伍内部的自相残杀，而是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无论是蒋还是孙，其行为不能不带有鲜明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因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他们总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孙武拥立黎元洪，勾结旧势力，欲吞并、排挤、杀戮文学社，后又依附袁世凯，当然怀有“想当官”的目的，但除此目的之外，尚有决定这一目的的目的，那就是维护他那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恩格斯说得深刻：“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岂不是吗？孙武就任湖北军务部长以后的行为不是反映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就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共进会革命者也是认识到的。查光佛曾针对孙武拥袁拒孙的叫嚷质问道：南京临时政府“是我们诸先烈以血换来的”，“袁世凯现在还是敌人，你想投敌吗？”旋又厉责孙武庇护清方奸细孙发绪等罪行，说：“今天依附你的都是卑鄙奸猾的小人，你利用他们植党营私。旧日同志有时顶撞了你，你就不容，非欲去之不可”，“你若尚知有同志，为何引狼入室，自残同志了事！”更能发人深省的是，孙武在跻身北洋政府官场后，就是以权取利，鱼肉百姓，敛财自肥。经多年苦心经营，终于爬上了大地主资本家的地位。所以，任何依据表面现象或单纯从个人动机方面，对二武分裂的性质做出的解释都是不确切的。

二

二武的分裂，不是偶然发生的历史现象，而是各种阶级力量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探讨二武分裂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是研究二武分裂性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昭示我们，任何历史现象都根源于一定的经济事实之中，而不是根源于人们的头脑或者其他之中。不少同志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本身就是松散的，不象无产阶级的组织那样统一和团结，能较好地解决内部的思想矛盾和分歧，加上孙武权利欲太重，蒋翊武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地狭窄，因而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势必造成分裂。我们认为，这只是导致二武分裂的次要因素之一，并不能说明二武分裂的根本原因。二武分裂不仅仅因为而且主要的不在于资产阶级团体本身的弱点和个人品质上的差异，是其所代表的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决定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分化的必然性。简言之，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是其分遭扬镳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共同发动。然而打开一部中国近代史，这样一个事实引人注意：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革命性较坚决的往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贫苦知识分子，而蜕化变质者则多系地主阶级或上层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二武的实践只是鲜明的佐证之一。这是为何？如前所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阶级地位与阶级利益上有着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商宦世族，其中不少人是从剥削阶级旧营垒中游离出来的，或是因为官场、科场失意而转向革命的，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较多的联系，因之，在他们的阶级立场转变之前，就不能不相当程度地体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能不表现出较严重的动摇性与妥协性。而在当时缺乏科学理论作指导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实在难以克服这种阶级局限性。故当革命处于深入发展或形势逆转时，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便很容易倒向旧势力一方，掉转枪口，叛卖革命；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自身处境的低微，故对民族的命运与人民的苦难感触较深，因而在民主革命中觉醒较早，也较激进，相当程度地代表着中国平民阶级的利益。尽管他们也不能不体现出本阶级的局限性，如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动摇性，但他们参加革命的坚定性往往大于自身的动摇性与妥协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那种埋头苦干，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要求革命到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表明：尽管后者也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但他们确实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最先进、最革命的社会力量。在有了先进理论武装自己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至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毛泽东同志曾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其意义大概就在于此。这也许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区别于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区别于国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决定这一特征的自然还是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

正由于二者在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上有着质的差别，所以在革命的目标和要求上电有着如下差别：代表着资产阶级上层或者说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利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因而要求改变满族专政的局面，从而能够暂时地与激进的革命者实行联合，共同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但他们又不愿意割断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联系，对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主张颇为不满。革命一旦发生，他们尤其害怕平民阶级“作乱”，力求将革命纳入“有秩序”的范围之内，一当本阶级的利益遭到侵犯时便予镇压。一旦他们认为自己发展的条件业已具备，就力主妥协，急于结束革命。这与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有相似之处。而相当程度地代表着平民阶级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迫切要求较彻底地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以摆脱本阶级受奴役的地位。当革命取得一定成绩时，一些人还能提出新的要求，要努力推进革命。这时，二者联盟的基础便趋瓦解，前者往往把后者的行动看作对自己的威胁，转而与没落势力结成联盟，以扼杀革命。“共进会变节的多，文学社则罕有”。文学社为革命捐躯者，其数不可缕记，其未死于辛亥革命者如王守愚、潘康时、何海鸣等一直坚持战斗，潘怡如、李六如等进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根本原因盖在于此。

三

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人们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但阶级立场同对又与人们的社会经历相联系，最终形成和体现于人们的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并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或改变。二武所以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走向相反的归宿，这首先决定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阶级地位，其次还与他们不同的社会经历相关联。

孙武出身子封建大地主家庭，曾自称“家富巨万”。他曾在清政府军队中任过小官，由于对满清统治产生不满，遂于1904年在武昌参加“科学补习所”，并负责运动会党。1907年8月，独树一帜的共进会从同盟会分离出来成立于东京时，他随即加入。因彼任过军官，故被推为军务部长，但其活动不多。1909年春，他回武汉建立共进分会。该会运动方向是凭借会党发动，与军界几无联系，会务故无多大发展。同年秋，孙武因事泄而放弃会务逃往香港。旋又因群治学社于1910年受挫，黄申芗出走，湖北共进会活动陷于停顿。孙在逃往香港后由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但孙武并不赞成同盟会的革命主张。由他主持制定的湖北共进会宣言改“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反对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宣言中也无民权主义、民族主义的革命内容，对孙中山提出的共和国方案更是不表赞成。孙之目的仅在于“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用孙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平均人权，共进一切”。这说明孙武的立场、观点，其中特别是他参加民主革命的目的与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无距离。孙武东奔西突，迄无所成，遂于1910年6月由潮川返鄂，着手恢复共进会。迟至1911年初才学着文学社正式涉足军界，但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新军中的会党分子身上，尤毫无深入发动、严密组织可言。

不能否认，孙武曾经确实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做过贡献。但其功是建立在单纯种族革命、“借党势谋飞腾”之基础上的。譬如说，孙武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专以小恩小惠（如喝酒不要钱）、地域观念、盗用名义（冒充孙文之弟）、虚张声势（夸大数量）等等手段与文学社争势力，以瓦解文学社。他曾想利用文学社的经费困难，吞并文学社，掌握全权。孙武瞧不起蒋翊武出身寒门、貌似“田舍翁”者。而文学社同志则“认为他（指孙武）是个流氓，革命的动机也不纯洁，对他极端鄙视……”。因此，在磋商合并之初，蒋翊武不无戒惧心理。如李时岳所言，这恰好反映出文学社员与孙武等在阶级地位上的差异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孙武还不时表现出严重的动摇性与妥协性。孙武在从事革命发动时，常遇险则逃。如1911年4月广州起义败绩，孙武亦良感心灰，欲撤销湖北共进会机关自逸奉天等等。而独树一帜的共进会以及长期的流亡生活等客观原因反过来又阻碍了他思想的转变，加上首义后他身居高位，并同黎元洪、汤化龙等旧派人物过从密切，因此在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刻，其封建劣性与个人权势欲便交相作用，恶性膨胀，迅速投入了敌人的阵营。

而蒋翊武则不同。他出身于城镇贫民家庭，世代为雇。为求生计，其父蒋定照字皋南年轻时被父送入城内一家豆油皮店学徒。因家薄口多，皋南夫妇虽日夜操劳，然生活甚是艰难竭蹶，所生六个儿女，仅翊武上学，余稍待年长，便跟随父母奔波生计。这些亲身经历不能不使蒋翊武自幼对祖国的内忧外患有着特别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从小聪颖好学，勤于思考。五岁印发蒙于澧兰书屋，读私塾十余年，受到“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和王船山、黄梨洲等人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迪。后又考入常德师范，广泛按阅革命书刊，进一步接触下层群众，因而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觉醒较早，也很激进。早在1900年他就提出了“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的最新见解。1904年在湖南西路师范就读期间就追随黄兴、宋教仁等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继而加入同盟会，并参与了同盟会立成后第一次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自1909年秋于武汉“身列戎行，跻身士卒”之后，他始终“奋其热忱，毫无假借”，“茹苦含辛，几经磋跌而气不少馁”，“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不仅以士兵为革命发动对象，且在工、商、学、政界中进行联络。如曾在潜江一带饥民中进行鼓动；又曾秘密携带革命读物潜伏乡间，“每值村镇演戏，虽远在数十里外，辄徒步往，或杂人丛，或登台表演”，宣传较激进的革命主张；还曾派人到信阳发动学生、工人、农民。这些使个人奋斗与群众斗争达到结合的艰苦实践活动，对蒋翊武进一步通晓平民阶层的革命要求，坚其革命热忱具有重大的意义。纵观他短短的一生，既体现了可贵的而且是持久的革命热忱，又体现了中国劳动群众不竞声华，敝屣权势和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如在首义后10月17日会议上，军政府有人主张提高职员薪俸，蒋翊武、甘绩熙等带头反对，遂使军政府决议：军政府从都督以至各机关录事大小员司，一律只领同等而较低的津贴。他自己带头节饷糈作革命经费，清苦一生。至死，家无固定资产，甚至其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出走费用也由部下某资助。在他身上更显示出一般革命党人难有的政治眼光和革命的坚决性。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仍然意识到破坏之目的已达，“吾辈更有建设之责任焉”，提出“建立安全共和政体”的新的斗争目标。尽管他身上也打有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烙印，但这种局限性与孙武的叛卖性绝不可等类齐观！

最后须得指出，我们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家庭出身对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有巨大的影响；但同时也承认，人们的社会实践对人们的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形成、改变具有更大的与直接的阼用。我们绝不可简单地和绝对地依据历史人物的家庭出身去判断其政治倾向，而只能在经过对某一历史人物所从事的全部实践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动机、目的和效果、历史背景等，进行定量定性综合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否则，就会走入形而上学的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