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由于曾国藩热的出现，研究曾国藩的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出，然而，如果不从曾国藩的思想渊源去研究，就很难找到一个全面的曾国藩。很多论文和专著中都说曾国藩是理学家，其实这个很一般的评价也是站不住脚的。本文论述曾国藩不是理学家，而把他定位为新儒学创始人，经济思想是他的新儒学最大的特点，他集中国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为一体，为儒家文化输送了新鲜血液，为儒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
要认识曾国藩思想的传承关系以及发展脉络，我们首先必须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认为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文化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从“轴心时代”开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Jaspers•Karl）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因此，雅斯贝斯指出：“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人性的形成而言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自从轴心时代出了孔子以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左右了中国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中国文化决不仅仅只有儒家文化。老庄的道家思想是一大主流，这当然不能与后来发展而来的道教混为一谈，因为道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思想。后来传人中国的佛教，也融入中国本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基础的。
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在两汉形成并发展的。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他的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的断代时代，秦王朝非常短，所以中国文化正像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很快，西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儒学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然而，老庄道学也在汉朝后期得到发展。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可它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带有越来越多的欺骗性，受到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的批判；而古文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因此，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已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玄学以《老子》、《庄子》、《易经》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越来越深刻。在这个时期，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儒、道、释三家思想融合，出现了中国佛学。
学术界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争议，传统的说法是在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但是现在有证据说明在明帝以前中国已经有佛教了。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在公元1—2世纪，佛教被认为是有神秘法术的宗教，与阴阳家的和后来道教的神秘法术相似。《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晚年出关，“莫知其所终”。有人因此就说老子去西方，到达印度，创立佛教。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时最先是靠近道家和道教。翻译佛经时，佛学著作往往被人用道家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叫做“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虽然后来因怕造成误解而有所纠正，但“格义”佛教仍然存在。就是5世纪的佛学大师，甚至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在内，依然继续使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无为”，来表达佛学的观念。作者们继续使用道家术语，并没有造成对佛学的误解或曲解，倒使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融合，建立了中国佛学。冯友兰因此提出要区别“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这两个概念。
当佛教东来道教也乘时而兴之时，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形而上学和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日益衰弱。这个问题在唐朝得到了解决。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唐太宗（627—649年在位）命令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这时候，道家和佛教也都处于兴旺阶段，人们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因此在儒家出现了性命之学的讨论。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但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孔子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占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儒学家们经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儒学文化出现了第二期发展的历史。
宋朝理学出现之后，“微言大义”几乎成为理学家阐释自己思想的基本方式，孔子所留下的并不多的语言成了微言大义不可穷尽的源泉。较有影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诠释《论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经学继承宋儒传统。明代经学衰微，唯有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行世。明清之际经学复兴，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较为著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炮舰、鸦片烟枪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涌入，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思想受到重大的冲击与挑战。理学虽然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道德的堕落和官场的日益腐败，久处官场的理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虚伪，理学仅仅是他们走人仕途的敲门砖和腐败行为的遮羞布，理学的命运已经岌岌司危。此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起了西方宗教文化的旗号，不仅儒家文化，连整个中国文化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曾国藩这样的有识之士，承担了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
从一开始，曾国藩就没有被空谈性理的理学所约束。在京期间，他也跟从唐鉴和倭仁钻研理学，坚持克己静坐，但是他更注重务实精神。他虽然很推崇唐鉴的学问和倭仁的操守，但是并不盲从他们，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理学家的内省本来来自佛教禅宗的观心，要求自己心中的意念没有一点污染，“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约束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在家静坐，不关心世事，这就违背了儒家入世的根本宗旨，与只求自度、不求度人的小乘佛教相似，其最高境界只能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孟子说要养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是在心怀天下的境界中形成的。面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衰颓、堕落，士林风气的败坏，道德的沉沦，如果仍旧躲在自己的象牙塔内搞静坐，不去关心世事，又怎么能够实现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偏颇，于是开始改造理学而创立他的新儒学。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曾告诉他为学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中。这说明唐鉴虽然以程朱理学为宗，但不排斥经济之学，已有理学经世倾向。但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调和汉宋之争的基础上，超越他的理学师友，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中独立划分出来，把它摆到更重要的地位。他提出：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以往程朱理学详论义理性命，而略于经世致用。曾国藩则在继承传统儒学根本精神的同时，消除程朱理学的偏颇，提出要单独创立“经济之学”，把它划为孔门学说中“四者阙一不可”的独立门类。
曾国藩的“经济之学”，虽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它并非脱离了儒家的传统精神，而是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在四门学科中，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是曾国藩经济之学的目的。其他像词章、考据是服务于义理的，仅仅知道义理，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这样的义理曾国藩认为是没有作用的。曾国藩讨厌说了不做，他重视“道德实践”，这便是传统儒家所说的“诚”字。他说：
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主终始，不诚无物。”……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
诚就是不自欺，就是无虚伪，不能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男盗女娼，一定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因此，曾国藩的经济学，不是做官发财的经济之学，而是道德与实践的统一，说理与行动的统一。
韩愈提出“复性说”，即通过修心养性恢复人的“善”性。曾国藩指出要想复性“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因此要想“复性”，还必须力行“仁、敬、孝、慈”等伦理道德。曾国藩反对说空话，说大话，强调“力行”。他在《致诸弟书》中说：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他认为“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其务实态度与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认为程、朱什么都解决了，后来学者只需一切照旧。
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他重新解释理学的“理”。他说：“理则礼也。”这就是说道的根本是“理”，但是这个“理”有其外在的表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仁”属于“理”的范畴，而“礼”则是属于实践的范畴。因此，从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出发，他更重视“礼”的方面。他说：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正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
他认为礼就是“经济之学”。所以，他说：“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灭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说曾国藩不是理学家，早已有人提出，当然角度是与我有出入的。如杨度的弟弟杨钧的《草堂之灵》说：
曾文正专用权术，重伯谓其对于家庭亦不离此二字。而论者诬以理学，均非文正公知己也。曾公尝问人曰：“我可比谁？”有谓似古之甲者，有谓似古之乙者，文正曰：“均非其比，平生欲学魏武，而未能耳！”
文中所提到的重伯，即曾国藩之孙曾广‘钧，杨钧与他是好友。杨钧认为如果有人说曾国藩是理学家，那不是他的知己。又说，曾国藩以曹操自比。当然他所说的权术，我在第三部分会详细论述，但他认为曾国藩不是理学家，其观点是与我相同的。
据杨钧记载，就连唐鉴也不认为曾国藩会成为理学家，但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忠臣。他曾经向皇帝推荐曾国藩，说他今后是经国救世的人才。书中记载唐鉴与文宗的对话：
尝谓文宗曰：“任广西知府时，即知天下必大乱，惟曾国藩能胜大任，然不能万全，初必屡败，但坚用之，终有济也。”文宗果从唐言，成中兴局。唐有荐贤之绩，谥曰“确慎”。
此事惜当时无知之者，一究唐公，何以知曾之必先挫而后成？亦快事也。余以为唐公之意，必视文正为非造时之人，而能为时所造，故不能有十分把握，必待经验阅历而后可以建白也。
二、曾国藩的经济之学与《大学》“修齐治平”是紧密联系的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齐治平”自古以来是广大儒士立身处世的标准，亦体现着儒家人世的阶梯和次序。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步步上升，从而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运用到个人修身，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曾国藩自己以身作则，他的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程度，死后清政府谥以“文正”，是道德上的最高榜样。
曾国藩自身修养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虽然位极人臣，可是始终清廉简朴。他做京官10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次勉强凑足了1000两银子，寄回家中，且吩咐须以400两分赠戚族的贫穷者。后来带兵多年，官至总督，也从来不取公家一丝一毫以自肥。他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曾国藩深怀济世之志，在家书中言：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一生衣食住行都极其简单，他每食只吃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
一部《曾国藩日记》，页页皆记着他道德净化的心路历程，把自己的优点展现给别人看的不一定是伟人，把自己的缺点展现给人的不一定不是伟人，曾国藩日记就是把缺点展现给人看的。他经常以“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八德自勉，有一事与之不符，他就要痛骂自己。例如他到了年迈官高之时，心力不足，做不好事，就写日记检讨说：“人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两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损，愧悚无已。”他在同治十年正月初二写道：“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而实际上，就在两天前，同治九年除夕之夜，他还在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正月初一，又从《公冶长》背诵到《乡党》。如此勤奋，还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此外，他还怕有自己检查不到之处，就经常让朋友、幕僚和亲人们给他提意见，谁能指出，他都高兴。他说：“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曾国藩的道德境界受到很多人的推崇，这里仅仅列举容闳的评价，他说：
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练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佐曾之数湘人，后亦皆著名一时。……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
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运用到齐家，那就是始终不为个人谋私利，他要求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从大局出发，克己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传甚广的《曾国藩家书》有写给家人的书信1458篇，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齐家”。后世归纳出的典章式的内容有所谓“八本堂”、“八字规”、“三不信”，加上他种种“齐家”的范例，被后人誉为“治家的理论体系”，“治家的优秀教科书”。
曾国藩不断写信告诫亲人，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总起来说，就是要家人做好一个人，希望家庭每一个成员人人都可成圣成贤。
孝悌、忠信、勤俭、廉正等信条都是传统儒家数千年的规矩，虽流传久远，但随着社会腐败，都成了只说不做的“口头禅”。而曾国藩以复兴传统儒学为己任，首先在自己的家庭实行，这也是他齐家的经济之学。他教育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要他们不要脱离生产劳动，男的勤耕垄亩，女的勤做女红。曾国藩除在官场上穿官服之外，平日穿戴都是自家妇女所缝制，他将此作为考核她们的家政项目。
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运用到治国平天下，就是天下兴亡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有家才有国，而有国也才有家。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观曾国藩一生，爱国主义这根线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曾国藩是心怀大志之人，他的诗云：
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字各芳馨。要令天下消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
后来他果然金榜题名，在京期间也官运亨通，但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且官场的黑暗，使他对国家的前途越来越失望。因此，他以儒家“杀身成仁”的精神，上奏指出皇帝的错误。一是防琐碎：
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
二是去虚文：
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布，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
三是戒骄矜：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
曾国藩这次豁出性命谏劝皇上，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献出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不愧为自古以来少有的忠臣，是真正实践儒家理念的一位忠臣。像这样的行为，在他的一生中还发生过很多次。靖港战败，他跳水自杀；祁门被围，他预立遗嘱；处理天津教案亦准备献身成仁。为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利益，他觉悟到还有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为了国家有时拼掉性命不要也并非是爱国，只有连声名都不要，保全国家，才更难以做到。死了自己，并非对国家有利，虽然得了清名，可国家和人民要经受战乱，全面衡量，哪里重要呢？所以，有人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在当时或许可以理解，而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很多真相已经清楚，再骂卖国贼，就不合情理了。以我的看法，这又是经济之学的具体实践，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曾国藩希望为国尽忠的人才越来越多，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精英作出榜样而振兴中华。他在《湘乡昭忠祠记》里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梁启超在《说国风》一文中说：
吾闻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夫众人之往往听命于一二人者，盖有之矣，而文正独谓其势不能不听者何也？夫君子道长，则小人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勉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长，则君子亦必不见客而无以自存，虽欲不比诸小人而不可得也。
曾国藩为国尽忠，一生不遗余力为国家提拔人才。国家需要提拔一些精英到重要领导岗位来，然后通过他们可以引领整个政治风气的好转，这是曾国藩所提倡的，也是梁启超认同的。可见梁启超与曾国藩之心甚为相通，所以他也特别崇拜曾国藩。
新儒家都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但是亦不能背叛儒家的基本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曾国藩将儒学的形式进行改革，但是其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仍然具备。它的鲜明特点是以“仁”为核心的“内圣”之本通过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功表现出来，使传统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世修行，不再限于空谈，这是曾国藩对儒学更新的巨大贡献。
三、曾国藩思想一生没有“三变”，儒家精神始终贯穿他的一生
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唐浩明先生曾经在《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主题演讲中说到曾国藩一生有三变，其来源是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的观点。
曾国藩有一个友情深厚的布衣之交，名叫欧阳兆熊。欧阳中举后科名受阻，终身不仕，曾在曾氏帐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幕僚，二人以朋友相处，欧阳亦不受曾氏的官爵之荐。欧阳一生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曾协助曾国藩刻印过王船山遗书。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氏一个人住北京，寄居旅店，患肺病，几乎不救，全赖欧阳的精心调护及另一朋友的诊治，才度过一劫。
欧阳写过一本名曰《水窗春呓》的小册子，其中有一节题为《曾文正一生三变》：
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这个“三变”，即是说曾国藩一生有从儒家到法家再到道家的变化。申即申不害，韩即韩非子，他们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黄即黄帝，老即老子，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在汉初被统治者重视形成休养生息的局面而出现文景之治。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说：“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斯为人为官之佳境。”
从曾国藩外表行迹来看，似乎有这三种变化。然而，无论申韩，还是黄老，都只是曾氏经济之学中经世救民的一种方法和途径，曾国藩的思想本质始终没有变。这一点梁启超有一段话可给我们启迪：
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硬仗”；“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其中有三句话要引起我们注意，“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睢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
第一句说明曾国藩因为天性不同于普通人，即毛泽东所说找到了大本大源的人，这样的人已经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因此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从他人着想，从广大众生利益着想，为了维护大局和广大众生的利益，即使他在进行“破坏”工作，也是有功德的。所以曾国藩用“申韩”惩罚贪官和土匪，即使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也在所不惜。然而，并非曾国藩用“申韩”法家之术，他就变成了法家。同是“申韩”，秦始皇用了亡国，像商鞅、李斯、韩非这些惯用严刑的人也不得好死。曾国藩不同，因为他“内圣外王”，他已经有觉者的智慧，他所做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他用“申韩”却是保国救民。就好像一件工具，好人用它做好事，坏人却用它做坏事，方法相同，目的不同。曾国藩心中有仁，所以他用“申韩”是为民造福。
第二句，说到曾国藩的“权变”，有人把它说成狡猾、虚伪，也有人把它变成一种没有原则的为官之术，到后来更多的人认识到道家并非都是消极避世的，所以又认为曾国藩转为黄老信徒后较好地运用了以弱胜强的道理而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很多曾国藩传记说到曾国藩在江西战争失利以后，回老家丁忧时反省自己，看《老子》而突然大彻大悟，即从程朱之学转化为黄老之学。他通过对5年来遭遇的种种不利、挫折、失败的回顾，终于看出自身的弱点及操作上的诸多失误，如太强悍、太霸道、太不顾别人，不能一味单干蛮干、一味刚强冒进，也不能一人得尽天下功劳美名，从残酷的现实中接受了老庄关于人生渺小只能顺应自然的理念，又从切肤之痛中懂得了柔弱胜刚强的深远意义。
长篇小说《曾国藩》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正值曾国藩冥思苦想之际，天赐良机，蒋市街碧云观里来了个游方丑道人，医术精湛，能医百病，曾国藩前往求医。丑道人知曾国藩病在其心，告诉他“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之心病”。丑道人言《道德经》虽只5000言，却揭出人事中极奥极秘之要点，一句“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便揭出世上竞争者取胜的诀窍。可惜世人读《道德经》者多，懂《道德经》者少，以《道德经》处世立身者更少。大爷想必从小便读过此书，谅那时年轻不更世事，不甚了了。请大爷回去后，结合这些年来的人事纠纷，再认真细读十遍，自然世事豁达，病亦随之消除。这个故事情节是否真有，我们不必考证，因为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但是，曾国藩博览群书，《老子》一书肯定是非常熟悉的，以曾国藩的天才和颖悟，其中奥妙似乎不需要丑道人点醒而能够自己觉悟。
我认为，道家思想不同于后来的道教，老子所著《道德经》虽然更多的是论述宇宙的本源，具有出世精神，为一般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是老子的思想说到底与孔子的儒学是没有矛盾的。孔子曾经拜老子为师，孔子见老子，称赞老子是龙，神龙见首不见尾。由于老子出世的最高境界难以被人理解，所以孔子的儒学反而能够更好地流通于社会。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整个世界来源于不可言说的“道”，也就是万物形成以前的最原始状态，它是自然的，是“无为”的，是统一而没有分别的。《老子》第39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人要回到不可言说、没有分别、恍兮忽兮的永恒之“道”，就必须清静无为，回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永生。所以老子要人们去除一切欲望，不要追求知识，不要追求名利，不要追求发明创造，连仁义道德也是虚伪的，也是不应该追求的。《老子》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所以从宇宙的最高原则来看，人的追求都是愚蠢的。从现代高科技的时代来看，老子是反科学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两个文明建设，在老子那里都是多余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表面现象来看，老子的这种思想则是消极的。但从宇宙的整体原则来看，老子的思想则是积极的。因为宇宙的最高原则是“自然”，凡有欲望就无法回归自然。所以老子痛苦地感觉到人类整天逐名追利，已经不可救药，他老人家就只能避开人世，“不知所终”了。把老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老子的思想更多的是出世。孔子思想更多的是入世。而入世达到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难道不与老子殊途同归吗？
曾国藩作为新儒学的创始人，他有意让道家思想融入儒家中来，这是他对儒家文化的贡献，但他一代儒宗的身份并没有变化，他作为新儒学的创始人，有必要从更大范围去扩充儒家文化。
通过更广阔地扩充识见，我们可以高瞻远瞩，从而找到生命的本源。曾国藩同治元年（1862年）的一则日记，可给我们启迪：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年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惠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
看了这篇日记，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曾国藩变成道家了，好像他后来打败太平天国都是因为他能够明哲保身而成功的。曾国藩的这篇日记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说人生非常短暂，不要去追名逐利，应该去追求生命的本源，做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要追求永生不灭的最高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需要积极入世，普度众生，成就“外王”之功，这样才能渐渐趋于无我无私的最高境界。所以，曾国藩此后继续为国尽忠，不仅打败了太平天国，而日还最早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设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如果要说曾国藩成了道家的信徒，那么他不应该引进科学，因为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从出世来看，“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可从入世来看，要强国福民，还是要积极为民造福，要为民造福，就必须引进先进科学。所以，从入世来看，洋务运动属于曾国藩的“外王”之功。
我们还要明白，曾国藩兼收并蓄，我们将它定位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正确的。曾国藩不仅能够运用“申韩”为我服务，又能吸取道家的精髓，他还能够认识佛教的出世宗旨而与佛教的精神吻合。有关这一沦题，见本人在第二届国际曾国藩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论文集，题为《从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看曾国藩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曾国藩因为找到了大本大源，所以他能够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梁启超说“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这个自养就是他找到了大本大源。这个大本大源虽然与程朱理学有关，但是并非程朱理学的发明。从程朱理学出发，去寻找生命的本源，曾国藩去掉了朱熹排斥佛老的做法，他能够更多地融合中国三教的思想，这是他高于朱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朱熹对于改造儒学的贡献，问题是一般人只会用朱熹理学去参加科举考试，而不是去寻找本源，所以就舍本逐末了。曾国藩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
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老师的诱导下，也钻研过性理之学，尤刻意探求所谓本源问题。他在《论学书》中反复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毛泽东认为，在近代中国，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到超凡入圣境界的，只有曾国藩一人。1915年8月他在《致萧子升信》中称：“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将曾氏与周孔及二程并称，还有比曾国藩更高的人吗？
从大本大源来看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其本源是可以融合的。曾国藩高出前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融合中国三教文化，而成为中国新儒学的创始人。在封建社会日益没落，官场日益腐败的形势下，曾国藩对儒学的改造，上承王夫之、林则徐、魏源等改革新思想，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等民族精英的变法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块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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