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湘乡曾氏文献·六》，全本系曾国藩《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以下简称《绵记》）。起自咸丰元年七月初一（1851年7月28日），讫于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1852年7月28日，即钦命曾国藩充江西乡试正考官那一天）。《绵记》记事颇详，但由于《湘乡曾氏文献》在大陆流传不广，所以《绵记》也鲜为人知。现将《绵记》稿本形式及内容特征考叙如下，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一、《绵记》稿本形式及其特征

1．据影印本《绵记》可知：稿本原件共装订成七册，每册封面都写有起止时间。例如第一册上写有“起咸丰元年七月初一，讫八月十九日”，为曾国藩亲书。第2、3册封面的时间（字体不同）旁边注有：“师鲁谨添”。师鲁即曾昭亿，曾国藩之曾孙。

2稿本系事先统一印好的簿册。每两页为一日。前页印有月日、读书、静坐、属文、作字5栏目，及“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标记栏目；后页印有办公、课子、对客、回信及曾国藩每日警惕自戒之言（即曾氏之“座右铭”，以下称《座右铭》），5栏。《座右铭》文曰：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考，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3．本文所据以考叙的《绵记》影印本，系曾约农、曾宝荪姐弟在台湾整理出版时编排。页码从3263～3952，计690页。《湘乡曾氏文献》共11册，《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共6册，全系曾约农带去台湾的书童台胞朱祝生先生赠与故里管理处的，上有曾约农的图章。由此可知《绵记》是曾约农整理出版先人的文献后的自留本，现为约农先生的遗物，存故居资料室。《绵记》版本的真实性无疑。

　　二、“绵绵穆穆”室名考叙

“绵绵”语出《诗·大雅·绵》：“绵绵瓜瓞。”自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谓“连续不断貌”。

“穆穆”语出《礼·曲礼·下》：“天子穆穆。”《疏》曰：“威仪多也。”“肃敬、恭谨。穆穆肃肃，敬出心也。”穆穆是肃静的态度。从字面来理解，曾氏取“绵绵穆穆”作室名来写日记，意在要连续不断，用肃静之心来对待。

曾氏印在《绵记》薄上的《座右铭》：“自戒惧而约之……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出自《四书•中庸•天命》中朱熹之注。意为自己将以害怕的心理而约定，在做之中减少差误，初志不改，由动以至静；小心谨慎，细致去做，能在接触人、物之中做到少差误，这是安详敬和而万物合时，这是从静至动。以上即曾国藩处世之心态。

曾氏之日记，另有《无慢室日记》一册。记的是接见下属官佐时的考语及处理其他政事的情况。“无慢”一词，语出《论语》“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意为处理政事也不敢怠慢。“绵绵穆穆”室名，是曾氏咸丰初年所取用的书斋名之一。

三、《绵记》系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日记》未刊部分

岳麓书社1987年7月至1989年6月新版《曾国藩全集·日记》（以下简称《日记》）3册，其中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咸丰七年（1857年），共12年的日记全缺。据编校说明：“《日记》据宣统元年中国图书公司印行的手稿本标点，并以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曾文正公手写日记》校勘。宣统本所缺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则据台湾本子以补全。”由此可知，新版《日记》编校时，没有利用《湘乡曾氏文献·六》进行补全校勘。

《绵记》内容系曾国藩亲笔书写，为什么没有收入台湾版《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呢？因曾约农、曾宝荪出示先祖于迹，仅每页编号影印原件出版，没有去校勘整理，为保持《绵记》原有之风貌，而将其另入《湘乡曾氏文献》作为第6册影印出版。

四、《绵记》的主要内容特征及意义

《绵记》除每日在读书等8个栏目中有曾国藩的亲笔记事外，主要特点是在月日栏空白处、天头处写有较多的读书笔记和格言等，这是研究曾氏咸丰元年至二年（1851—1852年）在京师做官时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现辑录几则如下：

1．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九日（1851年11月21日），天头处写：“二日内始懂昌黎诸文皆学《书经》。”咸丰二年正月十二日（1852年3月2日）天头处又写：“二日内读辛、刘词，又大悟韩文之妙，实从子云相如得来。”咸丰二年正月十六日（1852年3月6日），天头处再写：“二日内觉于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韩文实从扬、马得来，而参以孔孟之义理，所以雄视千古。”从上述三则读书心得，可见曾国藩之治学精神。

2．咸丰元年七月初八日至初十日（1851年8月4日—6日），曾国藩在天头处写道：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变矣。惟取其尤其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曰《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成帙，然心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种书。

有学者曾引用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认为曾氏晚年才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一门学问。从《绵记》中我们可知：早在十九年前的咸丰元年（1851年），曾氏即已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治学理论。

3．曾氏《绵记》中“读书”、“办公”等8个专栏详细记载了曾国藩在京师年余的各种活动，是我们今天研究其早年在京师的官宦生活最重要的第一手原始材料。例如《绵记》中记述的曾氏在刑部、礼部交叉上班，随皇帝慕陵，在贡院阅卷，与师友交往，甚至林则徐去世后他写了挽联等等，许多事情为不少研究人员前所未闻，弥足珍贵。

《绵记》若经编校整理收入新版《曾国藩全集·日记》之中，当是学界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