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湘军对近代湖南社会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日前学术界的成果颇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探讨湘军对近代湖南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单独探讨“湘军对近代湖南社会风气的影响”的文章并不多。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比较粗略的探讨。
一
众所周知，近代湖南因为湘军的兴起而名噪一时。有人说，湖南人最擅长的就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其实这就是湘军特色，即“文人领兵，能文能武”。这也印证了文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武有“无湘不成军”的美誉。同时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湘军的兴起给近代湖南社会风气带来的巨大变化。为了更好地说明湘军对近代湖南社会风气转变的影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近代湘军兴起之前湖南社会的风气。
（一）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重农轻商、安土重迁的乡土风气
近代以前，特别是乾隆年间，由于有整个社会相对安定、统治者推行“广劝开垦”政策的大前提和湖南本身拥有适宜的气候条件与优质的生产米粮的土壤条件的小前提，湖南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米谷生产基地，农耕经济成为整个湖南经济的主体。随着清中叶以来人口的增长和广大农户的辛勤耕耘，湖南在原有的湘中农耕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环洞庭湖区、湘南、湘西山区等经济开发区，耕地面积急剧增加，“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粮食产量随之上升，于是出现了反映粮食生产地位提高的谚语“湖南熟，天下足”。
清代，湖南的耕地结构是以水田占绝对优势的，比重达92.8％。乾隆年间，湖南巡抚杨锡绂就称湖南是专种稻田之区，但是湖南生产稻谷的地区又可分三种情形：“岳、常、澧三府州滨湖之处，圩田最多；长沙、衡州地势稍平，稻米之收，数处为广；此外，辰州、沅州、永顺、靖州、宝庆、永州、郴州、桂阳州各府州则山多田少，本境产米仅敷民食。”由于湖南生产的粮食丰厚，除了完成漕粮任务、仓廪积储、军需供应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余粮可供客商购买，于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江浙一带从事米业贸易的商人，并由此在湖南境内形成了一批繁盛的谷米集散市场——米市。湘中的湘潭、长沙，湘北的岳州，湘西的常德、澧州，湘南的衡阳等都是重要的米谷贸易中心，商贩收买米谷后运往汉口一带，络绎不绝。
因为粮食不愁销路，湖南与江浙一带的粮食流通得以维持和加强，所以湖南生产的粮食日益商品化，这就更加提高了湖南广大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他们一方面大力拓荒，“纵尽水滨山涯皆为民业，犹恐有限之地不足以养滋生之民”。另一方面积极开发双季稻，在湘东丘陵地区、湘北湖区、湘东南地区都有双季稻的种植和推广，同时又广开山地，推广种植棉、麻、茶、油料、烟叶等经济作物和小麦、玉米、甘薯以及其他杂粮作物。这样一来，广大农民长年忙于农事，习惯于在田地里辛勤劳作、安土重迁，很少有从事商业之人，所以外省人对湖南的印象是“非商贾辐辏之地，山泽之货，关市之税，厥利甚微”，湖南本系奥僻之区，贸易不繁，商利微薄。相对而占，湖南本土缺乏商业气息，缺乏商业人才，在此经商的多世，率守耕读，不但仕宦稀少，而经商服贾以至外省者亦不数见。”
（二）以恪守本分、谨遵王道和不善钻营、淡泊名利为特色的仕风
湖南作为真正独立的行省，还得从雍正二年（1724年）算起。相对来讲，作为一个新建省份，其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还是具有一定活力的。有人对光绪《湖南通志》名宦列传中的859人所作的量化分析就是证明：“力倡文教”者289人，占33.68％；“平乱抚绥苗瑶”者173人，占21.17％；“断讼整治民风”者110人，三项加起来占了2／3。特别是乾嘉以来，湖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其粮食产量的增加、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文素养的提高。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应归功于湖南拥有一个具有实干精神的官吏群体。道咸年间的湖南政界体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大多数官员和士子都表现出恪尽职守、谨遵王道的工作作风，“吾乡风气淳古，士人循循，不敢背越礼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全省办理团练事宜的成效看出来。湖南是清代较早着手办理团练的省份。早在乾隆末年，湖南辰州府凤凰厅就响应政府号召，大办团练，镇压湘黔边境的苗民起义。当时凤凰厅同知傅鼐、刘名策就因为练成了一支强悍的地主武装，取得了征苗大捷而受到嘉奖。此后，湖南各地相继效法。道光末年，湖南最有名的地方团练要数新宁举人江忠源所办的楚勇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等竭力推广团练政策，各地纷纷办理，成效显著，位于全国各省之首。除省府所在地长沙外，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举办团练最积极而又卓有成效。该县知县朱孙诒1850年即竭力推行团练政策，并亲自召集各乡地主绅士议定团练章程，规定各乡及城镇街坊都要积极配合办理团练。凡是没有办团练的乡，均限期举办，而且团练和保甲制度相辅而行，县设总局，管理全县团练事宜，团练经费或按亩摊派，或由富室捐输。湘乡团练办理得有声有色，地方绅士也积极支持团练工作，许多士人也踊跃参加。当太平军向湖南进军的时候，朱孙诒在地方绅士罗泽南、王錱、刘蓉等人的支持下，很快拉出了一支上千人的团练武装，后来正是这支武装发展成为湘军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湖南政界的先见和果敢作风所带来的影响。湖南其他府、州、县的团练也很有成效，如宝庆府、平江县、溆浦、泸溪、辰州、常宁、浏阳、郴州、新化、蓝山、桂阳等府县早在太平军进入该地区之前，就纷纷办理了团练。需要指出的是，湖南之所以拥有比较强大的地方武装，实有赖于精干务实的地方政府组织和干练的地方官，其中著名的代表就是宝庆知府魁联、衡阳知府陆传应、沅陵知县刘位坦、桂阳州知州贾亨阶和该籍举人陈士杰、蓝山县知县孙恩保、永明县知县常连、江华县知县刘兴桓、耒阳知县唐逢辰等，他们积极兴办团练的政绩先后受到了朝廷的表彰。
湖南仕风不仅体现了务实和敬业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们都表现出不喜钻营、淡泊名利的本色。曾国藩在道光戊戌年通籍时，所看到的湘人官京师者并不很多，且“多同时辈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尽”。曾任曾国藩老师的善化唐鉴（镜海）先生，在道光年间虽内召为太常侍卿，做了京官，但他并不热衷名利，始终潜心学问，没有半点浮躁之心，其学问为时人所仰慕。当时曾国藩经常到他的住处求教，每次去都看见先生“手一编，危坐其中”，曾国藩非常钦佩，不禁感慨道：“民之情好声利而恶澹泊，浅者趋死禄仕，深者博文多艺，猎取浮誉，亦足以降其好胜之私。先生为外吏二十年，萧然无资积以自存，即当世之所谓迂阔。”后来，唐先生辞官回乡，归老于湖湘之间，潜心理学和著述。又如新化邓显鹤早在嘉庆九年（1804年）就科举于乡，但“甫掇科名，既已厌薄仕进，惧然有志于古之作者。与同里欧阳绍洛磵东，以诗相厉”。任宁乡县训导前后13年后，他引疾归里，从事授课著作等平凡事业，纂书颇多，为发展湖南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湖南绅士阶层中淡泊名利者还有道州何子贞（绍基）、武陵杨彝珍、善化贺长龄、贺熙龄兄弟、耒阳刘熙、衡阳程学伊、清泉丁善庆、黔阳段汝霖、杨光洁、新化谭仁命、新宁陈鹤春、酃县张联升、湘乡程大闾、攸县陈之膦、郴州陈振玉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淡泊名利、乐善好施、不求仕进，致力于发展地方文教、公益事业。
（三）以传统和经世、文韬和武略相结合为特征的学风
所谓学风，应该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环境中形成的包括士人们的学术价值倾向、学术风格、学术心理、学术体系等因素在内的一种文化氛围。可见，学风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征。鸦片战争前后，湖南的学风既体现了传统儒学的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反传统的特点，开启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先河，也就是以传统为体，以经世为用。
一方面，湖南的知识分子们也和全国土人学子一样，从小学习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经典，成人之后就跻身科举之途，寻求为官之道。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早已将“学途”与“仕途”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必要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湘军兴起之前，湖南的士人像汤鹏、黄本骥、邹汉勋、罗典、邓显鹤、胡达源、曾国藩、李元度等无一不是选择了传统的致仕之途，《清史稿》在论曾国藩的成功之道时也说过：“国藩事功，本于学问。”这句经典结语就体现了湖南士子的传统之道。正是在科举道路上的执着追求，才最终成就了曾国藩后来的一番事业。“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雌卵变蛟龙”，正体现了他在科举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就是那些后来通过加入湘军跻身官场的人物，如曾国荃、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江忠源等也都曾在科举之途上奋力拼搏过，因为在世人眼里，科举才是正途。
另一方面，湖南的士人又开始谋求开一代风气，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逐渐开始反传统。于是嘉道之际的湖南又出现了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其特征是一反过去乾嘉学派不谙时事、空谈义理的学风，讲求以现实的态度面对社会，主张学以致用，专攻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这些经世派知识分子普遍关心国家的政务，如荒政、盐政、漕政、河政、吏治、文治、武功等，以跻身官场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澄清天下。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其中曾国藩既有旧学、儒学的功底，又能接受新学、西学；既维护旧事物，又能开风气之先；既具有盖世的文笔，又表现出超凡的武略。时人称他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左宗棠的入世观点也是“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他认为达则为士，用以治世，不达则求为富翁，非常直接地表达了经世致用的观点。此时湖南的士大夫普遍表现出对古今兵法的热忱，喜读兵书、谈兵事。如左宗棠胸罗古今地图兵法；罗泽南多论兵家形要；丁叙忠编有明代王、戚诸家兵法；邹汉章、邹汉勋兄弟留心图地兵制之学；李元度更是大谈用兵策略。可见，嘉道年问的湖南有识之士兼具传统与经世、文韬和武略之学风。
（四）以勤俭治家、艰苦朴素、习惯于过田园生活为内容的古朴民风
湘军兴起之前，整个湖南社会相对封闭，一般人很少与外界有广泛接触。在江浙一带的文人眼里，“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且“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湖南人自己也认为“衡湘风气简朴，居官不改常度”。在如此古朴、闭塞的风气和环境里，湖南人早已习惯了在土地上的终年劳作，没有走出家门、迁居城市、吃山珍海味、住高楼大厦的奢望。诚如郭嵩焘所言：“楚人之性，守田庐不乐仕进。”而胡林翼死前留给家人的遗嘱第一条就是“守田者不贫”。
关于湖南人重视以农为本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中找到相关例证：道光末年，辰州府溆浦县“俗尚敦朴，男女专业，无旷土，少游民，饮食衣服唯中人产始衣裘帛，宴客稍丰”；常德府武陵县是“农务耕种，终岁勤动”；澧洲地方“曩城乡衣服纯用棉布，见衣绫绸者相顾愕眙”；长沙府醴陵县也是“农勤耕作，隙地皆垦种，无弃壤，田所宜惟稻，岁两熟，有早、晚两种”，由于推广双季稻，致使广大“农人终岁勤动，视他邑岁一熟者尤为劳苦。山谷则种薯芋、豆、粟等杂粮及植茶、麻，以资食用”；在郴州兴宁县，广大贫苦农民更是“勤于农事，早作夜息，不劳劝课，终岁无暇”。
广大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表现出朴素无华的特色。在着衣方面，一般都是冬棉夏苎，所穿的衣布多成自家人手，谓之“家机布”，冠、履不讲求时髦，妇女也不施粉。“山农野老，负锄祓襫，或一冠数十年，浣濯然后揖客，则古朴尤存焉”，广大农民“衣朴素，民间有不识绮罗者。妇人用方帕屈两角系脑后”。即使是稍微富裕的读书人聚集在公众场合也是以着棉制衣服为主，“着缎鞋者不过数人，袭羊裘者不过一二人”，“城乡衣服纯用棉布，见衣绫绸者相顾愕眙”。在饮食上，以米饭为主，平时皆粗茶淡饭，遇宴请宾客才以鱼肉、鸡鸭为厚品，“唯大宾客始用海味”。醴陵县近山之民“每食菜根脱粟，庆吊宴客亦力崇俭朴，无有穷极海陆珍味，以侈相夸者”，“乡民非令节不食肉，非庆吊不置酒，款客止于杀鸡，鲜味止于罾鱼。县城食肆止于包面茶馆，无以酒席为业者”。在住房方面，普通人家皆土屋茅舍，平原地带的官宦之家，也只是“栋宇坚整”，卑陋无华饰。而山泽之民，则“室多土筑，编竹诛茅，聊蔽风雨，间有砖墙瓦屋，瓦即着椽，不承以砖”。在婚丧嫁娶、祭祀做寿等方面，也多视家贫富而定。据《安仁县志》记载，民间婚嫁，“向来奁物、酒席尚质朴”。平江县的丧礼多有不做佛事者，吊丧不用赙，只具香锗楮、庶羞，读祭文，最富厚者具羊猪，丧家待吊客饮食、布帛，费用也不是很奢侈。
以上便是湘军兴起之前湖南社会风气之大致情形。
二
随着湘军的兴起，湖南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认为，湘军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直接影响了近代湖南的社会风气。
（一）为了给湘军筹措军饷，湖南当局广施开源政策，着力发展工商业，经营商品经济，于是湖南经济日渐繁兴，重商之风始盛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湘军饷费与近代湖南财政之关系》一文中已经有所阐发。咸同年间，湖南一方面为了解决数十万湘军的饷费问题，专门设立了一批筹饷机构，如厘金局、捐输局、军需局、粮台、东征局等，广开财源，增加了田赋、厘金、商业税、盐茶税、杂税、捐输等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湘军军火器械“多由湖南办运”，对军需物质的大量需求促使了为之锻冶兵器的手工业作坊在湖南各地广泛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煤矿、铁矿、硝磺矿等开采业的发展。同治元年（1862年），湖南当局为了保证湘军的火药供应，奏请清廷批准桂阳等地的硫磺矿的开采，得到允许。此后，全省各地普遍效仿，并四处寻找新矿。在积极开采、大量收购的新政策刺激下，手工开采磺砂及黑铅等火药矿源的笼洞遍布于湘南的桂阳、郴州、湘乡、长沙各地。湘军兴起后，不仅军火器械的需求促进了湖南各地手工业、采矿业的发展，打破了湖南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而且数十万湘军的粮食、布匹等物质的供给更是直接导致湖南米布进入全国市场销售，改变了过去湖南粮食生产在收成好的年份却“谷贱如泥”的颓局，推动了湖南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活跃了全省商品经济。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为了解决湘军缺粮的困难，决定在湖南一次性购进米谷一两万石，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知其弟办理。此后，因为各路湘军纷纷在湖南办理贩运，造成湖南“米价涨落无常”，米谷完全成了受市场供求支配的商品，因此各“地方亦逐若繁富”。同时，各地方当局也因为重视开辟利源、积极兴办实业而逐渐将湖南地方经济搞活。下面就将该时期湖南各地兴办的手工作坊实业以及一些湘军代表人物经营工商业的情形作一番表述：
据史料记载，“咸同年间，四属（茶陵、新安等四县）铁厂不下百余厂，熔成六七千石，能活工力贫民数万人”。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湘乡知县赖史直就在地方试采磺砂和额硝，以供湘军各营配制火药之用，以后每年都有生产任务。同治初年，因为民间有人熬硝私贩，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湖南当局对采办硝石的态度是明犯例禁，但是对长沙附近各县的采硝之风却无法控制，采硝人为了掩人耳目，往往寓居铁铺。在采办硝石的热潮中，以湘乡人为最多，长沙一县也有48个厂，同治五年（1866年），“长沙乡内起有四十八厂，沙坪、陶家老屋、龙飞岭、乌鸦坝皆是”。在宝庆，同治年间有钢坊二十余家，所产钢条一万余担。咸丰年间，湘潭的苏钢坊计有四十余家。其他区县还有相当数量的产销量。光绪年间，湘军将领郭子美联合袁瑜笙在江华开采煤矿，由招商局承售其煤，在当时“足抵洋煤”。著名盐茶商人朱宇田、魏鹤林等主拟淮盐总商，因为有着湘军的关系网，最终成为驰骋东南、西北的湖南商界大巨头。
席宝田，湘军主帅之一，因其在作战过程中多次掠夺财物，家中骤富，回乡后经营商业。李元度，湘军重要儒将，咸丰十年（1860年）因徽州失守获咎，遭曾国潘弹劾，奉旨发往军台效力，后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得免谴戍，放归故里。李元度所居地平江，地处湖南、江西、湖北三省交会之地，交通便利，商业比较发达，尤其是茶业仅次于安化，以长寿街为总汇，县城及周围地方皆有茶庄，江西商人多汇集于此，所以同光年间，平江擅茶利。李元度审时度势，先后在省会长沙、家乡平江一带开设了多家茶庄、钱庄，且经营汇兑和盐票等，稍后又在汉口开设茶栈、盐栈，成为平江颇有经济势力的大户。
郭嵩焘，湘系主要代表人物，在辞官居乡期间，就先后入股长沙新泰厚钱庄、上海仁和保险局、济和保险局，从中获取股息，又相继经营不动产、高利贷、盐票等。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省城又一村附近设立了书局，广收古今名家名书。光绪八年（1882年），他又在侄儿郭子瀞的劝说下，参与了凑缴票本、营办票盐的商务活动。为此，郭嵩焘还以理说服众人加入经商队伍：“士大夫而怀商贾之心，于古有之。士大夫而竟习商贾之业，则晚近数十百年争趋于是，无以为非者。”“本朝士大夫无不经营生计，其风自闽、粤、江、浙沿海各省开之……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骛于利。”光绪年间，他还在长沙主持、创办了城南书院、思贤讲舍等教学机构，广收学徒，从中获利。
湘军中还有诸如曾国荃、欧阳静山、左宗棠、左子异、郭松林等人都先后进行过商业活动。曾国荃在同治三年（1864年）就曾经想从盐中设法生财，他越过其兄长曾国藩，私下跟两淮盐运司乔鹤侪打交道，乔看其兄的面子，哪有不同意之理。曾国荃就令其手下在大通开设了官盐店，从中获利。曾国荃在家乡也是良田美宅、当铺钱庄一应俱全。可见，湖南近代重商之风要拜湘军所赐。
（二）湘军饷厚，将士们返乡时都有了不少积蓄，这就为湖南日后奢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曾国藩最初创立湘军时，有鉴于绿营兵丁饷薄、士气不高，在制定官兵饷章时，给予了优厚的薪饷待遇，以解决将士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困难，从而使将士得以专心从军，收到养一兵见一兵之成效。据罗尔纲《湘军兵志》记载，湘军饷章分为陆军、水师、马队三个规格。其中，陆军营官月给薪水银50两、办公银150两，共计200两，哨官每员日给银3钱，哨长每日给银2钱。水师营官月给薪水及办公银200两，哨官日给银4钱。马队营官共150两，帮办月给银16两。湘军在军费上实行定额包干制，由将帅掌握饷项的管理权。这样，既能够使士兵对将帅专心无贰，增强凝聚力，也让营官和统领注意杜绝冒销和不必要的开支，控制所部兵士人数，同时也给了他们自由支配饷银的权利，并且都有可观的盈余。不仅如此，湘军还实施了一套极富有人情味的奖励机制，将士每攻克一座城池或打一次胜仗，都会获得程度不同的奖励，主要表现为多发饷粮或给予提拔等。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将赴江南督军，郭嵩焘在给他的书信中就大谈纵欲施仁的带兵之道：“凡军尚严，而以宽而有容为之本，严者，法也。宽者，大帅所以联军将士卒为一体，而与共功名者也。其人类皆骁桀，嗜利无耻，故常宽其小过，纵其欲以役使之。”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攻打安庆，曾国藩为激励士兵，不仅及时解运米粮43000石，而且赏5000金饷银，攻克安庆后，又凑万金犒赏将士。同治二年（1863年），湘军攻打九袱洲，曾国藩将内银钱所新到之万金全提充赏，以至于新军来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攻克金陵之后，全军更受到了特重的犒赏。曾国藩体恤将士之苦，下令在金陵宴客3天，除自带3万赏银给全军将士外，还请求李鸿章在上海另想办法解饷军中。湘军还使用了重保举的办法刺激军心，建军之初，每一次战斗，100人当中可以提拔3人，此后逐年增加。湘军攻克武昌一仗，就有二百余人被保举。据最保守的估计，被保举的湘军人数，武职三品以上的人数大约有三万人，三品以下的人数则将近四万人。正是因为湘军奖罚分明，才吸引了湖南人纷纷从军。
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产生了特别多的因军功起家的地主新贵，这些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享受的薪饷待遇十分优厚，“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早在咸丰初年，湘军营官周凤山家就已经很富有了；宁乡籍的刘典出任统领仅有5年的时间，军务告竣后回家，主动上缴的截旷银就多达6万两；湘乡籍的李续宾在三河惨败之前，就捐有养廉银万余两，还不含其捐家乡昭忠祠和学校的银两；彭玉麟被誉为湘军最清廉的统领，其从军的时间稍长，到江南战事结束时也拥有积蓄私银多达60万两。其他湘军将领如蒋益澧、郭松林、席宝田、陈湜、张诗日、朱品隆、肖孚泗、曾国荃等，都是拥有数十万、数百万的富翁。李桓在其著述中就曾说：“湘省自江南收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湘军的致富为日后湖南挥霍享乐、奢侈煊赫之风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
（三）大批湘军走南闯北，既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受到了江浙沿海一带风气的影响
湘军兴起之前，湖南人除了少数官宦人家子弟因为在外求学和在外地做官有机会外出外，一般人特别是广大下层民众是很少有机会走出家门的，因而整个湖南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讲是比较封闭落后的。随着湘军的出省作战，湘军将士们眼界大开，深有感触。
很多湘军将领回到家乡后，就纷纷利用手中握有的钱财，或者主持、参与经营生计，或者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例如郭嵩焘在咸丰六年（1856年）受曾国藩的派遣前往浙江、上海、江苏等地为湘军筹款购置洋枪洋炮。在浙江，他一路行来，感到：“江浙风气，靡荡偷惰，重以浮诈，人自为心，无礼让联属维系之意，极为可虑。”但是“独其乐善好施，虽数家之市，其规模有可观者，又是吾乡所不如也”。在上海，他又目睹了西洋大使馆精美的建筑和豪华的装修，领略了当地的民情风俗，结识了洋人领事，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参观了西洋人制造的精美工艺品和坚船利炮。这使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深感自己的落伍，并由此萌发了学习和效法的思想主张。又如湘军另一员儒将李元度因为长年独自领军在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与太平军交战，加上有跟浙江巡抚王有龄交往和遣委温处道的经历，最终成为湘军中颇有见识和经济头脑的人物。左宗棠于1860年被曾国藩奏保襄办湘军军务，稍后被提拔为浙江巡抚，他带领湘军转战于浙江宁波、绍兴、杭州一带，汇合宁波的洋枪队与李世贤的太平军鏖战。因为缺乏钱粮，他便非常识时务地转向与商人胡雪岩携手合作，胡为其军队提供钱粮，左则任命他在军中总理粮台，并保荐他为候补道，后来又奏请皇帝赏给他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左宗棠在浙江、福建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消灭太平军，后来又能够在中国西北旷日持久地对付陕甘回民起义，表面是得到了胡雪岩的财政支持，背后却是左宗棠自身的远见卓识，而这种远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江浙一带风气的影响。
三
如果说湘军从以上几个方面给予了近代湖南社会的风气以重大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影响又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从军之风始盛
近代以来，湖南人经历了数次从军高潮。其中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太平天国时期。正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就了湘军。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湖南当局和各地方州县大量招募或强征丁壮补充营伍，普遍编练团练。湘军建立之初，水陆两军人数只有一万七千余人。随着日益成为清朝抗击太平军的主力以及战线的拉长，到同治三年（1864年）被裁撤前夕，湘军人数已扩充至二十余万，这不包括战死疆场的人数。据粗略统计，近代湖南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总人数的1／100左右（据刘泱泱《湖南通史》记载，1864年湖南总人口数为20996000）。咸同年间，湖南人纷纷从军。“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旌旗，中外皆叹异焉。”特别是湘乡“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我们在曾国藩日记中就看到曾氏兄弟的许多亲朋好友多次托请帮忙带人至安徽、江苏军营。第二次是征苗定黔乱和西征时期，湖南的席宝田、李元度、左宗棠、刘蓉、杨岳斌、刘松山、刘锦棠等湘军将领又招募了大批兵士进入贵州、云南、西北各省。光绪二年（1876年）底，西征的左宗棠在致友人刘典的信中说：“湘中不文不武之人来此谋事者多，最难处置，将来流落异乡，作何归结？”第三次就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因为彭玉麟、王德榜、刘坤一等湘军首脑人物大量招兵买马，湖南人又一次纷纷应募入伍，赶往福建和广西前线。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湖南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当兵呢？
1．因家贫而从军
近代以来，湖南广大下层民众普遍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战争和水旱等灾害不断，所以他们不得已而选择了从军之路。例如湘军著名将领彭玉麟，16岁时父亲去世，族人欺负他家孤儿寡母，势力单薄，就将其家中田产夺走。彭玉麟避居衡州，因家贫，投了衡州协标营充司书来养家糊口，后来听从曾国藩之招，入湘军营。李兴锐，浏阳人，因出身农家，家境贫困，于咸丰二年（1852年）以诸生办团练。咸丰五年（1855年）入曾国藩营，总管粮台。宁乡人周达武，就是因为家贫，当佣工无以为生而当兵。衡阳籍的胡正大，当初是以小商贩奔走于市井之间，家中一贫如洗，听前来家乡募兵的人说当兵十天就能得富贵，于是就加入了鲍超的湘军。反之，如果人们家中富有，一般是不愿意从军的。曾国荃曾经想推荐本家亲戚曾和六当兵，曾国藩则认为他身家丰厚，未必愿冒险从戎。可见，参加湘军的很多人的初衷都是为了走出经济困境。
2．因亲人遭太平军杀害而从军
太平军从广西打到湖南，许多湖南人死于战乱。加上湖南人应召入伍的人数众多，战死沙场的人数必然也不少。面对亲人死于太平军的刀下，他们感到悲愤，很多人就为了替父子兄弟报仇而参加了湘军。例如，湘军三河惨败后，湘乡人为了给死去的亲人报仇，纷纷应募入营；永定县的汤光吉，就因其兄弟汤光选从剿太平军死于军中而投奔行伍；保靖县的全光柄，兄弟九人，弟全玉贵以副将在庐州战死，全光柄痛愤之极，就带着另一弟弟全光材抄小路赶到金陵大营请求给全玉贵复仇，和春命他襄理玉贵旧部营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杭州城陷之时，全光柄、全光材同时殉难。
3．因统领和营官居乡招募而从军
湘军有很大一部分是营官和统领居乡招募的。通常来说，湖南以湘乡、宁乡、平江、湘潭、新宁、衡阳、宝庆等府县当兵人数为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有许多湘军的营官和统领。曾国荃、李元度、刘长佑、杨载福、彭玉麟、江忠源、李续宾等就多次回家乡招募兵员。以江忠源为例，咸丰元年（1851年），他因父讣回乡，正赶上太平军从广西人湖南，他将本籍丁壮组织成了500人的队伍拉上前线抵挡太平军，这就是楚军的兴起。同时，罗泽南、王錱等也纯募湘乡人，塔齐布则用省城兵家子弟，郭松林则用湘潭子弟。湘军的形成颇带有地域性就证明了这一点。
4．因对兵事感兴趣而从军
湘军将士所以踊跃从军，还有着个人自身的爱好问题。例如湘军著名将领宁乡喻吉三、黄少春两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习武弄枪，喻吉三是“勤习弓矢、拳术”，黄少春则常“从群儿嬉戏战斗，自为帅，指挥两阵，莫不慴服”。另一位宁乡人杨鼎勋也是年幼时就喜谈兵事，每放学回来，就在沙土中玩布阵游戏，咸丰初年与刘典在家乡倡办团练，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委他带亲兵营。
5．因屡试不第而从军
近代湖南并非文化大省，受到科举考试名额的限制，能够跻身官场的人并不多，而当兵入伍就成了很多湖南人的进取之阶。事实上，很多人都选择了这条艰难的路。例如咸丰八年（1858年）初，曾国藩在湘乡为父亲守制时，同乡周少濂是其同读同考的好朋友，因为久试不进，来到曾家，求投曾国荃的吉字营博一功名；宁乡人士龙朝翼，因屡试不售，于咸丰七年（1857年）投笔从戎，入了曾国藩戎幕；另一宁乡人许承岳，其先人多以文学显，但他自己却屡试不售，后做幕僚，既而由县丞效力戎行，以收复安徽婺源及剿办衢州贼有功，晋阶知县；钟世桢，武冈人，省试屡试不售，就随江忠源入营。
6．因想立功名而从军
湖南人甘愿冒险从军，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普通人家获取功名的便利途径也只有去当兵。于是那些已经参加湘军的人纷纷在前线靠着英勇杀敌谋取功名，还没有功名的后方丁壮则想方设法前往军营投效捞取政治资本。最为著名的就是湘军著名将领李臣典。咸丰初年，家乡邵阳人纷纷从军，邀李臣典一同前往，李嘲笑他们不过是为钱而当兵，将来只是为了获得做生意的本钱而已，并非为了立功名。后来听说曾国荃募兵，认为这回才真正找到了能为投效的好将帅，就赶紧应募前往追随。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荃率领湘军进攻雨花台，太平军当时号称60万，能够将湘军围困数重，诸将都非常恐慌，想溃走安庆，李臣典当着众人的面对曾国荃慷慨陈词：“所以舍诸将从君侯者，固欲出奇决胜，成不世之功也，苟畏宁肯来乎！”曾国荃为之感动得流下热泪，并且许诺：“壮士功名，与君共之。”
7．因父子兄弟、亲朋好友的关系而从军
湘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营官在募兵组建军队时，以同乡地域关系和亲友血缘关系为纽带，一营从营官到长夫都是同乡亲友，这样一来，湘军中就出现了许多家族队伍和兄弟朋友皆兵的现象。例如江忠源和其弟江忠浚、江忠济、江忠淑都在行间，号称“江家军”；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华、曾贞斡兄弟四人皆在军营效力，可谓是“曾家军”；此外还有刘腾鹤、刘腾鸿、刘腾鹏兄弟与其从兄刘岳旸、刘岳昭；杨镇南、杨钾南兄弟；刘典与刘大谟兄弟；杨家正、杨国正、杨正元兄弟；刘长佑、刘长健兄弟；刘蓉、刘番兄弟；张运兰、张运桂兄弟；邹汉勋、邹汉章兄弟等等。师友关系则如罗泽南与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张运兰、钟近濂、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杨昌濬、唐训芳、李森兰等。叔侄关系如王文端、王錱与王开化，刘松山与刘锦棠等。在太平天国期间，湖南有很多家庭还四处托人找关系入营。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期间，不断有亲戚朋友来湘乡荷叶塘老家求荐军营；郭嵩焘辞官居乡的时候，也曾举荐过多人。所以当时湖南人喜欢当兵，就连女子嫁人也要选择当兵的。徐柯在《清稗类钞》的风俗类中就曾记录了凤凰女喜嫁兵丁的怪事，原因就在于其有月饷可资赡养。当地穷人家男子欲娶媳妇，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从军。总之，咸同年间，湖南通省兵员遍布全国各地，王闿运就曾经描述过湘军声势浩大的场面：“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曾国藩也曾经在咸丰十一年（L861年）给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谈到家乡“近年以来，兵勇遍布数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于是，湖南人的纷纷从军可以用“古以从军为苦，今以杀敌为欢”这样一句名言来形容。
（二）奢华之风始盛
由于曾国藩深信“天下事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的处世哲学，对湘军将士予以厚饷，湘军将士收入颇为丰厚。以口粮来说，湘军是“一倍于马兵，三倍于守兵”。湘军除了正饷之外，还有大量额外收入。每打完一次胜仗，皆有奖；平时部队的操练有纪律奖、操守奖；就连勤务兵送信，也是每日加途费60文，如果早到1日赏钱1000，早到2日赏钱1300，以次递加。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非正当收入，如营弁夹运私盐、走私洋烟，营官克扣军饷、私占空额等。曾国藩就曾经指出长江水师的非法收入：“或遇民间有骨牌者字牌者，则以拿赌讹索，得数千或余人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灯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郭嵩焘也指出了湘军携带私盐的情形：“近来盐务之巨害，尤莫甚于营弁之夹运私盐，大抵各营兵弁倚势贩私，藉捆运官引之名，率以一引夹私至数十引，不服盘查。奸枭私伙，附托影射，相比为奸。”正是因为湘军饷章优厚、饷源丰富，加上还有些额外和非法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在结束长时间的军旅生活回到家乡后，个个都比原来富裕多了，“稍有官职，皆有资财”。他们有了奢华享乐的基础，于是无论是在衣食住行，还是在婚丧嫁娶方面都比普通人家讲究了许多。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在给同乡京官黄恕阶的信中就指出：“吾乡在军营保至大官者，往往丰衣美食，广交滥用。”曾又在复郭嵩焘的书信中说：“吾乡俗日奢靡，自物昂贵，保至提、镇、副、参者不甘家食。”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消费情况：
1．大量买田置地
曾国荃购买的田地，有数可查者达6000亩，连比较清廉的曾国藩都有田产2000亩；桂阳籍的陈士杰有田3000亩；湘潭的欧阳利见也有田产1000亩以上。郭嵩焘每次辞官回家时，第一件大事就是买田置地。同治五年（1866年），他被解除了广东巡抚一职，回到家乡湘阴很快就置业两处，相距约百里，其妾生日他又送两处田庄，此后每次出门也都要访求住地。湘军致富后不仅在乡下大肆买田，而且还在省会城市各处购置地产。《郭嵩焘日记》中就记载了同治九年（1870年）省城长沙军人炒地产的事例：有一郭姓守备在省城做房地产生意，早些年在六堆子旁购得园地10丈，所费不过300金，郭嵩焘想买下修屋，因为省会此时买成屋较起造更为费钱，但是郭守备却索价1000金，给800金尚不允。郭嵩焘还发现郭守备有多处地产，其中在又一村后的地产也要拍卖，最后以10倍于原价的价格买定。郭氏感叹省城炒房地产“皆由武营领兵者开其风”。
2．多处广修豪宅
随着湘军将士的归来，湖南各地一栋栋华丽气魄的豪宅拔地而起。大多数湘军统帅拥有多处住宅早已不足为奇。曾国荃不仅在老家拥有金碧辉煌的富厚堂住所，而且在长沙也修建了多处房产，像1882年移居的贡院西街住所就是其中之一。郭松林、杨厚庵、卢俊三在长沙也有多所住屋，他们各自的“住宅之工雅、器具之精丽，皆极一时之盛”。郭松林因为家资累数百万，于是大兴土木于长沙，曾以奢僭为御史所劾。杨厚庵的豪宅为花园式建筑，正屋上房只有两间，上房前左右各开两个大水池，中间甬道如桥式，池旁种植着各种树木，俨然是一个大花园。李元度也先后在平江、衡阳和长沙等地修有多处房产。湘军统领周寿山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建的新宅，除了屋宇极为宽敞、结构布局非常豪华外，其“山径纾曲、竹树蒙密”的外部环境也让人羡慕不已。靠着湘军起家的巨商朱昌琳所居住的芋园，其园林之胜非比寻常，“所建平台，全城俱在目，其右山水穷极数十里之远，亦省城一奇景”。曾经担任过浙江巡抚的胡恕堂所居之蜕园，“园林之胜与芋园相埒，而一水曲折，累石为邱壑以环之，尤有奇致”。另一位湘军将领滕嗣武在洪家井有住宅，也是极为精雅。安化陶少云（左宗棠的女婿）所居之西园，设有白鹤泉，站在楼上观赏，一览远楼之胜，有心旷神怡之感。
3．生活奢侈腐化
湘军将士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可谓是功名富贵相望以起。所以时人认为：“天下皆贫，湖南独富；天下皆贱，湖南独贵。”湘军将士中的绝大部分将在战场上获取的财富带回家乡后，就尽情挥霍，相继过起了吃喝享乐、骄奢淫逸的生活。长沙县“士大夫人家宴客，珍错交罗，竟为丰腆，有一食至费数金者”。正所谓“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善化县“数十年前唯大宾客始用海物，近则率以为常，偶尔招客，冷热围盘，标新领异，馔或燕翅。散寿摆面，动费多金，甚至演戏侑斛，以为宾荣”。湘潭县归籍的湘军将领“率侈于食用，一饭至百金……诸将帅还者，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月而办”。与此同时，长沙的富贵人家吸食洋烟者人数众多，只有少数有钱人家如黄南坡、李仲云、唐研农等的子弟不嗜洋烟。有钱人家，无论老少，都渐渐养成了吃人参、鹿茸等高级补品的习惯。富贵人家的人一旦遇上身体有些不适，就四处托人购买这些补品。我们在《曾国藩家书》、《郭嵩焘日记》等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此等现象的反思和记载。就连平时比较节俭的曾国藩，自咸丰八年（1858年）起也常服鹿茸，他还经常给其兄弟、妻子儿女们寄回一些人参、燕窝等。在湖南各地求人办事，送礼也都以这些高档礼品为时尚。在穿戴上，富贵之家是“丝履皮袍殆成常服，日用之品多自舶来”，人人不惜重资购置纨绮以为周身之具，妇女“首饰尽用金银，上刻花卉、人物等类，名曰‘洋錾’，异样生新；衣服用花边彩绦镶绾，至有一件女衣缝数十工者，余亦六七工”。湘军的一些高级官员生活糜烂，一面吃喝嫖赌，一面广纳妻妾。早在1876年，湘军要员刘典就上奏朝廷反映湖南赌风日炽，多系在籍文武大僚充当局首的情况。
4．礼仪风俗繁琐
以婚丧嫁娶、人情过往为例，士大夫人家举行婚礼，非常讲究靡费，“遣嫁者夸饰装（妆）奁，娶妇者侈陈肴馔”，“常有竭数载经营之力，博亲戚顷刻之欢，相尚以财，渐染成俗”。光绪十年（1884年），郭嵩焘与左宗棠两家联姻，两家妇女相为炫胜，竟到了让两家感到无力相持的地步。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胡林翼的孙女嫁湘军主将彭玉麟之孙彭履安，郭嵩焘描述了其场面之奢华情形：“奁具凡用五十六抬盒，肩挑木器十人，及诸压奁具者共一百四十余人，可云华靡矣。”就连郭嵩焘都认为“繁费过甚也”。官宦人家祝寿，也特别讲究排场，攀比之风尤盛。光绪十三年（1887年），郭嵩焘七十大寿，时间从三月初四日一直延续到十二日，既大摆宴席，又广收贺礼，还请了戏班子唱戏热闹一番，宾客遍布鄣氏在长沙的三个居住点，着实风光了一回。
近代湖南不仅流行给活人拜寿，甚至还常为死人做寿，谓之“冥寿”。湘军将领人家举办丧事更是奢华。为了给自家人寻求风水极好的所谓佳地，他们不惜花费巨资，黄南坡家寻得葬地多处，皆“无美不备，无格不雄”。黄氏为湘军主持筹粮筹饷多年，又担任东征局要职，其后人又曾担任两淮盐运使的美差，成为长沙的暴发户，时人认为“天之笃厚黄氏，使其尽据山川之胜，以泄其奇，可以想见其积累”。当时“凡族姓为一乡之望者，其祖坟必据一乡之胜”。郭嵩焘4年之内先后花费大笔钱财在湘阴、长沙等地置办墓地十余处。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自己都为此发出感慨：“自丁未通籍以后，历二年己酉，连遭父母之丧，经营地事，忧劳至今二十四年，目力足力两者皆不逮。”“以吾求地之勤，用人与财之多，至于四年之久，置地约十馀处，绝无当意者。”富贵人家死了人，其丧礼非常繁琐，分为初丧、成服、行礼、入殓、发讣、亲友相唁、治丧题主、开吊发白、酒席、堂奠、客祭、出殡、归窆等，葬后还有三虞礼，也称“应七”。如此一来，富家葬费，动用千金、数百金不等。更有些富贵人家为求得吉地，将死者停放几月或数年不葬，其花销更大。同治九年（1870年），湘军筹饷功臣黄冕告丧，“宾客盈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1873年1月），郭松林的母亲去世，一直到次年四月十三日（1873年5月9日）才出殡，且规模宏大，热闹无比，“观者如潮，人舆皆不畅行”；杨岳斌的母亲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中旬去世，官府和戚友多次前往吊唁、公祭，之后他又到处为母亲在乡间求地，直到十月中旬，历时7个月才完成成主之礼。此外，近代湖南人还会在升官、升学、搬家、添丁等特殊时候请客送礼。
（三）追逐名利之风形成
近代以前，湖南通省由于独立为行省的时间不长，经济又欠发达，民风纯正朴素、淡泊名利。随着湘军的兴起，湖南人便开始一味追求名和利，好做官，想发财。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纷纷投营效力，对于那些军营从业人员而言，他们希望尽快得到保举、升迁，或者有发财的机会。
曾国藩创军之初，奉行“不妄保举，不乱用钱”的原则，结果人心不附。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300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就保奏了三干多人，于是许多湘军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恳切进言，曾即改弦更张。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和密保三种。湘军每攻克一城或者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办理一次汇保案，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服务的幕僚；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汇保和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所以使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成为曾国藩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对于湘军中的高级将领则主要采用了密保。但这批人员中好为官、争名利者比比皆是。杨岳斌因为彭玉麟的官位高于自己而悻悻不平，三次告假要挟朝廷，最后得到总督位置才罢休；郭嵩焘与蒋益澧、左宗棠之间也矛盾重重，最终以蒋益澧接替郭嵩焘广东巡抚之位而告终。湘军子弟因为有后台，往往在择业上有很大优势，一般都在薪水高、清闲的衙门供职，像盐茶督销局、粮台军饷筹办部门、厘金收取站、稽私督察等。
在湘军追逐名利之风的影响下，民间也逐渐沾染此种风气。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郭嵩焘就体察到了湖南人这一变化：“楚人之性，守田庐不乐仕进，近则赴选京师者月必数人，平民捐银数百，辄以知县注选……仕径尤捷，所费亦不过数百金。”事实上，广大湖南民众纷纷从军，这本身就是利益的驱使。“农舍耒，工释器，攘臂以争名利，浮动之气，乐杀之风，乃一发而不可遏。民相竞曰武勇，士大夫相奖曰忠义，而君子忧之。”
（四）文明开化之风渐兴
湘军兴起之前的湖南，整个社会还停留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阶段，士人们因为接受了相对保守的地方农耕文明的熏陶，大多数都表现为因循守旧、不太乐意接受先进地区先进的事物，更不用说西洋事物了，正所谓“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随着湘军转战南北，湖南人眼界大开，特别是那些湘军领导人物，既领略了西洋文明，又增加了实践知识，个人素质大大提高，眼光也日渐远大。对此，左宗棠颇有感触地说：“吾频年兵事，频得力方舆之学。人浙度陇，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临急遽以得力。以此知读书之有益，而问学之宜豫。”
通过办理湘军军务，曾国藩意识到在四方多难、纪纲紊乱的当口，若再一意维持成法，将是不明智之举，至少应当引用正人，既不泥于例，又不悖于理。所以在围攻安庆之际，他就主张兴办洋务，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延请徐寿、华蘅芳等科学家来做技术顾问，制造火轮和枪炮。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曾国藩又对清廷面临的形势作了一番估计，意识到中外矛盾在所难免，将来必有恶战，届时清政府必将办理船炮事宜责成海疆督抚，所以他趁军务闲暇之际，大量购器募匠，试造轮船。在他看来：“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在处理中外关系问题上，又要求“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先威后亲。为了熟知夷情，他又派遣容闳出洋考察。这些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表现。
郭嵩焘思想更为先进，眼光最为远大。他认为，太平军之所以强大，所依靠的就是洋枪洋炮；湘军久战无功，皆坐无洋枪之故。他一方面先后在江浙、广州等地广为湘军筹款购置洋枪洋炮，另一方面倡导湘军普遍使用现代化的装备，不仅要求在前线的湘军专恃洋枪之利，而且要求在湖南境内的湘军也预备此物，择营稍强能耐战者使用洋枪，这样军队人数虽少，却可以一当百，战斗力大大加强。由于在军中广泛推广使用洋枪洋炮，湘军在同治年间“已习用之”。郭嵩焘后来一系列先进的洋务、外交、政治军事思想的形成可以说都是得益于为湘军筹款购器的经历。
曾国荃也是在对敌作战的亲身经历中开阔了眼界，渐渐具有文明西化的主张。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就函商湖南巡抚毛鸿宾在湖南宝庆、辰州二府兴办开炉炒铁以资军需事宜。同治年间，他又默观时态，不为乡俗之见所囿，更不听其兄长所劝，加大了引进和购买西式武器弹药的力度，他多方求援，购买洋炮千尊，以加强水陆两军的抵抗力。曾国荃还表明了要打击外来侵略，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水师力量的观点：若水师建成，“则岛人（指英国人）或稍敛戢，长江利权不至尽失，亦中国不可少之着也。”曾国荃的洋务思想在同光年间更加完善，就连自认为思想比较先进的郭嵩焘都暗中佩服：“沅浦宫保所见洋务极深透，识解尤远且大。吾初自视方今言洋务当首屈一指，与沅老谈，自愧不如，其神识过人远矣。”
左宗棠在办理军务的过程中，对洋务的理解愈加深刻和精辟。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侥幸求胜。其继坏于深悉洋务之人，不知大计，苟且图存，愈办愈坏，莫知所措。”
湘军将领们通过带兵，渐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在结束战事荣归故里后，大开湖南文明之风。有的创办义学，主持地方公益事业，如胡林翼创办箴言书院，曾氏兄弟为东皋书院、文庙、求忠书院等捐款，李元度、李续宾、李续宜等捐建地方昭忠祠、乡贤祠，且为增加地方学额多次发动捐款，李元度、左宗棠又分别主持修建长沙城北碧浪湖和岳庙等公共设施等。有的为繁荣地方文化事业作贡献，如郭嵩焘、曾国荃、李元度、罗汝怀、吴敏树、邹汉勋、丁取忠、邓弥之等人就主持采编和撰写了诸如地方志、先正事略、乡贤事迹、绥边征实、褒忠录、沅湘耆旧集等。蒋益澧受命浙江巡抚后有感于身为朝廷要员，须有学识，于是特拜杭州拔贡两人为师，就舍亟廨讲论，执贽为弟子。蒋益澧的诗书气也因此养成，且看他做成的精彩对联：“希贤希圣希天，尚友诗书，其揆则一；立言立功立德，名山俎豆。不朽者三。”湘军中还有很多人在保有武职官衔后并不满足于现状，纷纷回乡参加科举考试，“近年保举一二品大员应乡试者盖多有之，亦向来所未有者也。”例如陈展堂从刘长佑人湘军保至道员加布政使衔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赶回省城参加乡试。
不仅湘军上层领导人物的思想日渐开明，就连普通士兵也因为走出家门而见识大开，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被迫结束军旅生涯回到家乡后，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了新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或者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从事食盐、茶叶、烟酒等商品买卖，经营实体，成为大小不等的商人；或者走上了反清的道路，成为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和革命先行者。
（五）由农村移居城市、由重农轻商转向重商兴产业的风气逐渐形成
道咸以前，湖南以小农业种植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商业欠发达，所以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和中小地主阶级都居住在农村。城市居民所占比例很小，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城市数量也不多见，除长沙、湘潭、衡阳、岳阳、常德外，其余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区域。据光绪《巴陵县志》载，岳阳当时是“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这说明了当时从业者多为农民，省府和州县要政就是处理农业上的问题，“州县俱以种稻为事”。湖南此时大量输出粮食，也从侧面反映了湖南的重农趋势和农业人口远远多于城市居民的事实。但是，这种局面在同光年间有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湘军领兵大员和从军后稍有积蓄的士官兵丁纷纷在城市中心位置或者周边地区购地建房，移居城市。例如郭松林在长沙省城就有营盘街、草潮门、贡院西街、东长街等多处房产；郭嵩焘在同治九年（1870年）后也相继在省城建造了两处住所，分别位于又一村和寿星街；曾国荃也于光绪八年（1882年）移居省城贡院西街；王闿运后来在长沙定王台附近买了一处豪华楼宇。湘军其他将领如杨载福、滕嗣武、李元度、胡林翼、刘锦棠、胡恕堂、唐义渠等或其家人都在省城拥有豪宅一处或数处，前文所提及的郭姓守备也在省城拥有多处地产。湘军将领及其后代之所以选择移居省城，主要有如下原因：
1．认为更安全
湖南自同治三年（1864年）以后，因为湘军的大批裁撤，留下诸多隐患，全省内乱和会党起义频繁发生。例如1866、1867年，湘乡、湘潭、浏阳等地哥老会发动武装起义；1870、1871年，湘乡、益阳、龙阳、浏阳等地相继发生了哥老会起义；1873、1874年，郴州、耒阳、平江等地的会党乘机起事。此后，各地起义接连不断。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各州县地方治安防卫条件差，而省会的防范措施要好一些，很多有钱人认为移居省会能保证安全，于是纷纷移居省城。
2．逃避乡人的求助
湘军将士大多是富贵还乡，亲朋好友、左右邻舍遇到困难时多向他们求助。这样一来，他们感到不堪其扰，移居省城则会减少许多麻烦。省城距离家乡路途遥远，乡人一般不会隔三岔五大老远地找来，正所谓“省城万人如海，大隐朝市，较胜乡居”。
3．便于从事经商和社会交往活动
近代以来，士大夫阶层经营生计的越来越多，正所谓“士大夫而竟习商贾之业，则晚近数十百年争趋于是，无以为非者”。这种风气始于闽、浙、江等沿海省份，在湖南也因为湘军的兴起而逐渐蔓延，湘军官兵及其后代纷纷经营票号、当铺、钱庄、房产、矿业、教育、盐茶等行业。在一般人看来，要做成大宗生意，积聚更多财富，最好是在人多热闹的大都市。再者，省城求职和就业的机会也比乡下多，要想谋取好差事，呆在省城或者府县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另外，当时湘军将领们多在外地做官，回乡后停留的第一站就是省城，然后是州县，他们为了逗留的方便，为了更方便会见省城要员和名流绅士，非常有必要在省会有住所。
4．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
一般来说，城市拥有饮食之丰、林园之胜、交通之便、求学之利、信息之通、购物之畅、环境之美等诸多优点，其经济远比农村繁荣，对于那些湘军大员及其子弟来讲，移居省城可以满足他们美衣美食、广交滥用、多姿多彩生活的需要。
随着人们纷纷移居省城和各府县城市，湖南城市人口相应增多，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同时因为有西方资本家和沿海地区中国买办商人投资办厂、赚取丰厚利润的范例为湖南人所目睹，人们的经济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地方的商业和手工业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以商业发展为例，晚清湖南商业已经有十二大类别，分别为特许商、通货商、杂品商、麻丝棉毛皮革商、文具用品商、制造商、被服装饰商、饮食染料药材商、矿属商、农产物商、动物商、交通商，囊括了商业、手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五大部门。从地方工商业发展特色来看，省会长沙发展比较全面，盐业、茶业、典质押当金融业、丝绸布绣品业、文具书墨业、建筑等行业都比较发达。其他各地则各有特色，如湘乡、新化、安化、平江等地的茶业；武陵、岳州的丝织、棉织、粮食加工、渔业；邵阳、醴陵的瓷业；浏阳的鞭炮业等，显示出了比较浓厚的地方特色。
在从事特许行业的人中，湘军及其后代们最多。以从事食盐运输和营销行业为例，近代湖南因为本省不产盐，所需食盐均从两淮官盐产地运输而来，其中还有少数川盐和粤盐，所以食盐是湖南所需的大宗贸易产品，成为特许贸易行业。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湘军中就有很多人进行过食盐贩运和经销，例如曾国荃本人及其部下就多次进行过食盐贩运，稍后一些，湘军大员如李元度、郭嵩焘、欧阳静山、左宗棠等人还先后握有盐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过食盐贸易。近代湖南最有势力的大商人要数盐商，像朱昌琳、魏鹤林都是靠湘军势力而发家致富的，湘军的后代如郭崑焘的儿子郭子瀞、魏荫亭之子魏温云、黄南坡的儿子黄子襄也从事食盐买卖。当时整个湖南实行票盐制，湘军大员把持督销，拥有股份，其家人分润，常人是无法进入的。除了食盐贸易外，湖南的茶叶贸易也因湘军的兴起而摆脱了封建专卖和垄断制度的束缚，进入到自由贸易的旺盛时期。左宗棠力改过去由晋陕商人和回族商人控制湘茶贸易的局面，“奏定章程，以票代引。……同时添设‘南柜’，不论何省商贩均可以领票运销”。湖南的茶叶生产和跨省贸易由此得到了空前发展，“光绪六年（1880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间为最盛。湘鄂两省每年外销茶叶共值银一千余万两，其中湘茶占十分之六以上”。随着出口茶叶量的增多，全省境内安化、新化、临湘、平江、浏阳、长沙、益阳、湘乡等地种茶业日益发展。这又进一步促使湖南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近代湖南除了商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外，还兴起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各地利用绅商士民的捐款，兴办了一些民营的生产军需武器的手工工场和作坊，产品由省军需局统一收购。据各地的地方志记载，绅士们先后在省城长沙、善化、衡阳、岳州等地捐资设立了船炮局，制造各种军需产品。湘乡县开办的磺砂矿厂和硝厂，也是由专业户承办开采，产销两旺。19世纪70年代中叶，湖南巡抚王文韶意识到“近年以来，上海、天津、江宁等处均设有机器局，制造军火，自强之计，莫亟于此”，“滨海固宜筹备，而内地亦应讲求”。于是他从1875年开始筹备建立机器局，督饬记名提督借补长沙协副将韩殿甲，不用洋人，不多派员，就地取煤铁，聘请粤工仿造后门枪、开花炮子及火药。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湖南巡抚庞际云考虑到湖南又将成为用兵要地，大批湘军将开拔前线作战，于是奏请制造劈山炮、抬枪，参用洋法，清廷批准广为制造，以贤应用。左宗棠的儿子左子异还联合湘绅在湖南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1890年，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南积极兴办洋务，派遣候选道徐建寅等覆勘湖南衡州、宝庆各属煤矿，并督劝商民自行开采。稍后，为了给湖北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提供足够的煤炭资源，张之洞又晓谕湖南各地民间多开米煤矿，这项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各地特别是湘中南地区煤矿资源的开发。益阳煤矿就是此时由官督劝商民联合开采的，同时又开发了石门铜矿、沅陵金矿等。1895年冬，湖南官矿局成立，巡抚陈宝箴派候补道刘馥为总办，任绅董廖树蘅以土法开采水口山铅矿，又设南路、西路、中路三公司，以绅董任其事，凡民间有矿山出售者，公司可优先购买。由于利益的驱使，各地绅民争相领照私办矿务，造成了国有资源流失和环境的恶化，地方案件也频繁发生。次年5月，湖南设立了矿务总局，由政府出面干预，并请饬江、浙、鄂、粤等省以后派员来湘采办硝磺均需来总局验照，不能直接赴出产地自行购买，以防流弊。1898年6月，湖南监生张本奎等人联合设立湖南化学制造公司，资本银额1万两，采用土法蒸熬樟脑。8月，湖南又设立了制造枪弹厂，由湘绅认息借银购办机器，仿用西法炼钢，为了鼓励公司生产自办，政府允许照湖北铁厂商办章程宽免岁课。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影响的扩大，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商人可与士大夫并重的观念开始为世人所接受，同时士大夫阶层也纷纷投向了近代工商业的创建和经营。正如郭嵩焘所言：“士大夫而怀商贾之心，于古有之。士大夫而竟习商贾之业，则晚近数十百年争趋于是，无以为非者。”总之，19世纪末的湖南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以农村为主体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向了城市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局面，城市的活力大大加强，广大绅商士民开了移居城镇的风气之先。
四
正是由于湘军的兴起，使得整个近代湖南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对近代湖南社会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湖南劳动力缺乏，加上湖南人竞相崇尚奢华造成物质的极大浪费，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经济遭到了很大损失
如前所述，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拥有兵权的家乡人的招募等原因，近代的湖南人纷纷从军。仅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就有二十余万人奔赴前线。中法战争前夕，湖南人得知曾国荃奉命署粤督，而且湘军将领中主战派逐渐左右了朝廷决策机构，不久将与法国开战于中越边境，于是又纷纷求荐于曾国荃。就连辞官居乡的郭嵩焘也不胜其扰。郭氏对此就曾发表言论：“使一方之民，尽废农工之业以趋于兵，欲无危得乎？”由于湖南人纷纷从军，致使境内农事商事等都缺乏必要的劳动力，社会经济日显萧条。对此，湖南历届巡抚都有抱怨。早在咸丰末年，巡抚毛鸿宾就曾经上奏朝廷说，湖南因为从军者过多，省内农事只有老弱病残之人勉强维持，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影响了全省的经济发展。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巡抚陈宝箴上奏，进一步说出了湘人从军的危害：“自军兴以来，佃耕农氓大半释耒荷戈，久从征戍，逮至凯撤回籍，则已无田可耕、无业可执，遂致生计日促、游手日多，在中稔之年即难免乏食之虞。顷来南、北洋征募湘军遣散过半，四境之内既骤增此不耕而食之民……情事极为可虑。”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缺乏，造成了农村雇佣劳动力工价上涨。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荃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就提及该问题，“昔者吾乡点工定价：石匠百二十文，木匠九十六文，小工七十二文，而谷价不分低昂，皆坐一串二百文一硕。今则谷价之坐同也，而工价则次第上升矣”。劳动力的缺乏还导致了近代湖南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日渐萧条，“军兴以来，勇力皆系民力，萃其精壮并之于疆场，徒留老赢弱稚于畎亩，故农工既不如昔日胼胝之勤，即百色匠工亦皆怀惰自安，旦已晏而始出作，暮未昏而先人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湖南广大绅商土民崇尚奢华，造成了整个社会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发展经济。
（二）由于湘军将领多是文人投笔从戎，他们将自身的文化素养融入了战争和军队建设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近代湖南的文明之风，繁荣了近代湖南文化，进一步完善了湖湘文化体系
还在太平天国时期，湘军将领们就纷纷捐款为家乡地方文化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李迪庵出资捐建湘乡昭忠祠，以后又为湘乡的东皋书院捐款。咸丰十年（1860年），胡林翼将老家益阳的祖上祠堂用做书院，名为箴言书院，还捐千金购书其中，“以邑人相勉以正子”。李元度将所部湘军的欠饷抵做增广地方的中额和学额，这种做法深为曾国藩赞赏，认为是百代流芳的事情。后来，曾还要求曾国荃与左宗棠效仿，这使得湖南全省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同时还扩大了湖南文化精英分子的范围，朝廷也逐渐重视湖南。另外，胡林翼、曾国藩又相继在湖北、江南开设书局，延纳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编写褒义录或忠义录等。同光年间，曾国荃、李元度、郭嵩焘、王闿运、刘长佑、吴敏树等纷纷致力于发展地方文化公益事业：主持撰修省志、地方志，如《湖南通志》、《湘军志》、《南岳志》等；广泛搜集地方珍贵文献和名书，如《湖南文征》、《沅湘耆旧续集》、《新增日月纪古》、《艺林新编》、《东游日记》、《明文明》、《山居闲谈》等。他们还经理地方慈善公益事业，如岳州的敦善堂、救生局，衡阳的南岳庙工程；捐修地方贡院、考棚、讲舍、府学、县学，如校经堂、思贤讲舍。湖南绅士李黼堂就曾经为思贤讲舍捐赠书100种。湘军人物在晚清时期将湖南传统文化加以弘扬，成为发展湖湘文化的原动力。咸同光绪年间，湘军人物以及受其影响的湖南知识分子们对船山学说的阐发、对经世致用观点的演绎、对自强救国思想的发挥以及求真务实的精神境界，既是嘉道之际湖南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也是发展和完善传统湖湘文化的重要表现，更是湘军对近代湖南风俗变迁最突出的影响。
（三）湘军将领及其后代糜烂的生活方式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湘军将领们回籍后纷纷在省城买地建房，经营实业和商务，家境更加富裕，他们自己生活奢侈腐化，其后代也学会了以利相交，以气相胜，常年征逐酒食，忙于应酬，每日沉迷烟酒声色，不知天高地厚。曾国藩的幕僚陈作梅在咸丰十年（1860年）时就说曾家子弟荡佚，习于吹弹歌唱之风。曾国藩在家信中曾多次批评过家中妇女子弟大讲排场、出门坐轿、崇尚奢华的不良生活习惯。郭嵩焘移居省城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居省始知……酒食征逐，音乐繁兴，莫知是非”，“无日无宾客周旋”。据他了解，长沙富贵人家子弟无嗜洋烟者很少，不禁感慨：“吾楚风土浅薄，仕宦之家，佳子弟尤不可得。”湘军将领及其后代奢靡的生活方式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四）湘军将领们大多沉迷风水，浪费了大量钱财
湘军将领中绝大部分人都迷信风水。曾国藩早年在军营中就多次运用堪舆夕道、相人之术来预测军情，选拔驻军地点和征调人才、军队等。这种风气后来传到地方，许多士大夫人家无论是买田置地、求官求财、婚丧嫁娶、还是迁居祭祀、选择老有所归之地，都普遍信奉这种地学、相学。特别是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家，在寻求葬地方面，不惜一切代价，不顾路途遥远，从来不马虎，即使“明为退财之计，亦无所悔”。而且还互相攀比，看谁家求的地风水最好。郭嵩焘因为迷信方术大师前后三次为其算命断定他只有72岁的寿命而惴惴不安，他还为改葬父母、夫人陈氏、儿子郭伊永4人，屡年不惜重金延请地师到处相地，其求地之勤，用人与财之多，令人不禁叹绝。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以前，由于特定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比较封闭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整个湖南社会的风气十分传统和保守。随着湘军的兴起及其南北征战，湖南人在经济势力大增的同时，也大开了眼界，湖南的社会风气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军之风、奢侈之风日盛，追逐名利之风、文明开化之风渐兴，移居城市、重商之风始成。而这些风气形成后又对湖南社会产生了诸多有利或不利影响，例如，从军人数太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崇尚奢华的生活方式，腐蚀了一代人的心灵，造成了多数湘军大员的后代缺乏进取之心；整个社会人员都迷信风水和相人、相地，社会风气向着畸形方向发展。但是，湘军所开创的文明之风却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和兴盛有着重大贡献。总之，湘军对近代湖南社会风气的变迁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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