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这篇论文里面，我已经否定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应该将他定位为中国新儒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是有大本大源的。曾国藩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大本大源自然来自中国文化，那就是中国哲学的天命观，这就涉及宇宙本体的形而上学。本文即着重谈这个方面的问题。
一、“道”的本源，“一以贯之”，在曾国藩那里，天道的最高境界是统一的，因此，曾国藩参透生命，学达本源，汇百川而归海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非常推崇曾国藩，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认为曾国藩抓住了他所主张的“大本大源”。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令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本源的问题就是宇宙观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归宿。曾国藩作为一代宗师，他学有本源，他的世界观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天道观，中国文化的天命论影响了他的一生。一般人认为，有学问有思想的人，一定要著书立说，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思想家。曾国藩一生戎马倥偬，他虽然留下了千万文字，却没有一部思想专著，因此有人说他没有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这话是没有明白中国文化的根本，既然宇宙的本体是不可言说的，连孔子也“存而不论”，那么圣人也不必著书立说，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佛陀一生说了那么多经，可有一次他说我没有说一个字。因此，并非一定要有鸿篇大作，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道不可说，它又紧紧联系我们的人生和世界。圣人的教育方法就在日常行为之中，正是出门无处不是道，饮食不知味正是道心隆（三月不知肉味）。
《论语·里仁》篇有言：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实际上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就是亘古不变的天道，大道之理可用一根线贯穿起来，这是孔子一生的本领，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人相传的本领。门人不解其中的意思，所以就提出了许多问题。曾子无法把不可言说的天道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可说出如何做人达到天道的境界，所以他就说：“夫子之道，忠恕两个字就概括了！”可忠恕之道仅仅是实践“仁”的方法，它并非“道”的本体。禅宗有本书叫做《指月录》，什么叫做指月呢？以指譬教，以月譬法。《楞严经》卷二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故诸经论多以指月一语以警示对文字名相之执着。
从中国文化本体论的这一特性出发，曾国藩也如曾子一样，继承了圣人的一贯之“道”，所作所为都有本源所依循。他作为新儒家的经世派，正是体悟到了“道”虽然不可言说，但它的本源又在日常行为之中。曾国藩说：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馀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认识到“道”的本源是“不能言”的，所以圣人有所不言。但是还有可言的，那就是“道”的外在表现。“积善余庆”是圣人劝人相信因果的话，这种因果就是天命，就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这就是可说的“道”。“积善余庆”来自《周易》，完整的话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已经影响了中国数千年，不仅是《周易》所说，也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但是后儒，特别是理学家改造后的儒士，以为因果来自佛家，反以不肖提出。而曾国藩却在这里明确提出这是天命，这是可言说的“道”。这又证明，曾国藩的新儒家是和程朱理学有所区别的。
“万事由命不由人”是不可言之“道”，曾国藩说它不可言，是因为天命已经跨越了生命的界限，命运的三世因果凡人看不见。三世因果错综复杂，即使是有天眼的阿罗汉也只能看见八万劫的事情，那么我们一般人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命运呢？只有觉悟了的圣人才明白宇宙的一切，他告诉我们，你所要得的报应，是不可逃避的，因此劝人不要去争名夺利。如果一个人争名夺利，损人利己，他不仅要偿还旧的报应，还欠下了新债。
然而，命运有定数，难以改变，这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对于修行的君子来说不是这样，所以圣人又言人世之“道”，那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礼乐政刑”和“仁义忠信”等等，这些都是可言说的“道”。曾国藩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志修“道”而改造命运。
“虚无清静，无为白化”，这句话虽然是道家的话，但既然“道”一以贯之，宇宙的本源是一，而不是二，“道”的本体只有一个，所以曾国藩是不排斥道家的。道家提到本源，往往用“虚无清静”来形容，“无”的境界是什么也没有，是清静无为的，但正因为什么也没有，所以就什么都有，无为而可使天下大治，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也是不可言说的“道”。
“道”的本体虽然是不言的，但天道的最高境界是统一的，因为宇宙不可能有两个本体。因此，曾国藩认为，不管是谁的理论，无论是儒，是道，甚至是被儒严厉批判的墨家（曾国藩说过“立身之重，以禹、墨之勤俭”），只要能够与人为善，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那么都能够指向“道”的本体。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闻道之君子”。
所以，曾国藩对于能够趋于圣贤境界的各家之说都予以推崇，反对排斥异己。对于尊程朱理学而贬陆王心学的现象，他说：“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陆九渊曾在江西贵溪象山讲学，所以人们称他为象山先生。他认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种一切唯心的观点显然来自中国禅宗和佛教的思想，所以中国哲学史上把陆九渊定位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王守仁继承了陆的心学，因其出生于余姚姚江之滨，因而称为“姚江学派”。他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伦理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致良知”，认为“良知”是每个人都有的，“满街都是圣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照着良知去做，去“致”良知。由此他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不同意把知行分开看成先后的关系，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种知行统一的观点，曾国藩加以熟练运用。曾国藩新儒学经世济民的思想，可以说吸收了陆王心学的合理内涵。所以，他常常称赞陆王。他说：
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
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对于圣人的教诲，曾国藩是从不怀疑的，对于后来的学派，曾国藩也折中对待，取其精华。他在日记中写道：“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据其弟子薛福成回忆：
昔曾文正公尝教后学云：“人自六经以外，有不可不熟读者凡七部书，曰《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学达本源，他所追求的是汇百川而归海。
虽然曾国藩重“六经”而尊朱熹，但他的立身之道与正统的理学家显然有别。他在日记中写道：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他曾对别人说：“吾学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
对于宋明理学，他貌似无所贬抑，而实则有所侧重。曾国藩既心仪陆、王，而道宗孔孟和老庄，甚至对庄周的赞赏亦有过于孟轲。他说：
邵子所谓观物，庄子所谓观化，程子所谓观天地，生物气象，要须放在胸怀，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
这段话从“道”的本源来探讨各家之说，无论是邵雍还是二程，如果都能像庄周那样游心物外，去掉一切名利，抛弃一切自私，哪里还有什么烦恼，又哪里还有什么争执呢？曾国藩送诗给其弟曾国荃，诗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世浮云过太虚。”
诗中“屠羊说”的典故，就出自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楚昭王逃亡在外的救命恩人，后来楚王回国后想要赏赐他，他却什么也不要。曾国藩写这首诗，劝告他的弟弟曾国荃看空名利。曾国荃于功名终究没有看空，打下了南京后，曾国藩非常担心他。老庄之学，功成身退，天之道。曾国藩就以这种处世态度来对待成功。所以打败了太平天国，他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骄傲，他看到的是必须急流勇退，所以将亲手培植的湘军大规模遣撤，让弟弟不要计较名利，要夹着尾巴做人。由于曾国荃急功近利，所以他拿到打南京的头功，但很多人因此怀疑太平天国王宫中的许多金银财宝，都被曾国荃搬走了。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王湘绮亦大为不满，他在写《湘军志》时，对曾氏兄弟和湘军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是把他们的坏处，也写进去了。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对外人嫉妒和排挤有愤慨之气。湘军一些重要官员对于外来的批评也受不了。传说有人向曾国藩秘密进言，何不推翻清廷，把天下拿过来，曾国荃也受不了窝囊气，竟然冲动要哥哥拿下天下。曾国藩呢，要曾国荃“低头一拜屠羊说”，要学习屠羊说的做法，他才是世上第一高人，像他那样，就知道了“万事浮云过太虚”，荣誉毁谤、富贵功名，都不过是太空里的一片浮云，人应该去求得生命的永恒，走向不为名利左右的最高境界。
洞达本源的人，一定是追求人生最高境界的人，所以曾国藩生前没有门户之见，即使对于观点相左的人，他也认为有长处可学。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被称“船山先生”。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和其弟曾国荃在南京搜求王夫之的著作，刻印《船山遗书》计70种。由于王船山和曾国藩故乡很近，又加以他的书是曾国藩主持印刷发行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曾国藩与王夫之一脉相承。事实上，曾国藩对船山之学只是有限度的赞赏，他的湘乡之学与船山之学没有承袭关系。王夫之贬抑陆、王，曾国藩却服膺陆、王；王夫之服膺张载，曾国藩却贬抑张载，认为“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对于王夫之的思想，曾国藩曾经明确地加以批判，他说：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
王船山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名家，是因为现在的哲学史把他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宇宙本原，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理势相成”。正统的中国哲学史认为他的思想进步，其根据就在于此。然而，简单地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哲学的优劣，是有失偏颇的。而唯心主义又分为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其定理也是不科学的。当然这样一个重大哲学问题，不是本文所能阐述的。
二、曾国藩认为“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所以“求仁”即是以众生同体之心去普度众生，入世不离出世，出世不离入世，天人合一
“道”的本源是无我的，是完全平等的，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以儒家的精神来说必须追求“仁”，仁者爱人。做一个入世修行的爱人者，普度众生，是曾国藩的志向。他说：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曾国藩从民胞物与、众生同体这个“道”的本源来追求“仁”。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儒家学说，比较重视“仁”的事象的研究。而实际上，“道”的本源才是仁学的根本，离开了本源，“仁”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求仁则人悦”即是说通过实践仁爱的主张可以走向平等无我的道的本源。觉悟了“道”的本源即无我平等，那么“求仁”就会成为自己的本分事，从“求仁”中得到快乐。
《论语》开头第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现在许多人都把这句话翻译为：“学习了并且经常温习，不是很快乐吗？”可事实上，过去的读书人，有谁把复习功课作为快乐的事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读书人为何要吃这么多苦？当然是为了“一举成名”，所以也只能忍受“十年寒窗”的苦读了。如果将“学”的本来意思与“觉悟”联系起来，就知道快乐是怎么来的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深层意思就是：学习就是觉悟，觉悟宇宙一切都平等无我，在心中时时反省自己，做到善念相继时，难道你还有不快乐吗？觉悟实际就是觉悟平等无我这个“道”的本源，只有觉悟了，才会时刻保持善念，也才能真正去爱人，把渡人济世看作一件快乐的事情。
“求仁”的过程也就是觉悟的过程，觉悟的最高境界就是“止于至善”，就是渡了一切众生，并非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因为我与众生本来一体，解除别人的痛苦也就是解除了自己的痛苦，这就是“大本同出一源”的意思。
“求仁”的过程也就是“时习”的过程。什么叫“时习”？就是要检查你当下～念是善还是恶（慎独），即把本来的觉性在生活中时刻提起，这就是“实践”，“习”实际就是“练心”。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去“练心”，去实践，这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曾国藩就是实践这种入世精神的。然而，归根结底，这种入世精神离不开“天人合一”，一切建功立业，都是趋向“天人合一”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儒家的哲学，我们一般理解为“天人合一”的哲学。如何理解“天人合一”呢？“天”就是出世之道，“人”就是入世之道，“天人合一”就是说出世之道是离不开入世之道的，而入世之道又是离不开出世之道的，“天道”和“人道”是辩证统一的。可是，我们对孔子的学说多从入世的层面去理解，而忽略了其出世意义。因此，把“学而时习之”理解为“学习和复习功课”就可知大家没有从孔子的出世精神去理解。孔子一生弘扬大道，他虽然立足于入世，但是目的是出世的。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段话正好把入世和出世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大学”不是我们现在的“大学”，而是做人的学问，即大人之学，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如何做好一个人呢？曾子提出了大学的培养目标是明明德，即发扬自性本有的美德，这种美德体现在“亲民”二字上。“亲民”是人世的，其意指君子是不能离开众生的，必须与大众打成一片，要热爱人民，处处关心他人，普度众生。我们现在提“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儒家也提出了民本思想．我们说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从孔子的“仁爱”，到曾子的“亲民”，再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真正的儒学，谁属于原汁原味的？我认为，曾子是得到了心传的人，孟子是再加以发扬光大的人。从入世精神来看儒学，“亲民”两字概括了一切，可朱熹认为这里写了错别字，硬将“亲民”改为“新民”，既不能体现入世精神，自然也不能体现出世之旨。
然而，光明白“亲民”的入世意义还是不够的。入世“亲民”的目的是什么？是“止于至善”。如果我们“止于至善”了，实际就是连“善”也不执着了，一切都无相，一切都空了，这就到了大快乐大解脱的涅柴境界。因此这里也即体现了大乘佛教的菩萨道。世人拜菩萨，却不知道菩萨就是自己，菩萨就是利益众生的人，佛是“觉悟”的意思，即佛觉悟了，“止于至善”了，不再会进入轮回受苦。而菩萨还没有达到觉悟，就必须利益众生走向无我的涅槃之境，所以菩萨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利他即是自利，觉他即是自觉。
因此，“亲民”就是入世修行的菩萨，“止于至善”就是已经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或者说是已经走出六道轮回的佛陀，而要成圣或者成佛，就要入世做“亲民”的菩萨，这就是说要“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如何“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呢？这就是整部《大学》所阐述的内容，其纲目就在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条目中间。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体现出世精神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体现入世精神的。八个条目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修心养性，通过入世修行，回归自己本有的善性。所以《大学》的根本精神是出世的。
曾国藩追溯本源而得出世不离入世之旨，所以他批判只顾独善其身而不顾众生的“自了汉”，认为“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因此，曾国藩深明《大学》之旨，他对于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这一宗旨，做了如下概括：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馀，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迭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既然众生同体，我们怎么能够对众生的痛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曾国藩认为“求仁”的核心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能够站立起来，引申为帮助别人立业，自己能够丰衣足食，也要让别人丰衣足食。“达”，有的书译为“行得通”，我认为“达”有显达的意思，显达就是地位高而有名声，当然是过得好了，所以己欲达而达人是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
曾国藩把儒学“求仁”的根本概括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可谓非常深刻。因为他深明众生本来同体，度众生等于度自己。自己还是凡人，就是因为没有达到同体大悲的圣人境界。所以，一个人做了什么好事，救济了什么人，并非有什么功德可言，要把它当作自己的本分才算进入圣人的境界。“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即使“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如此，曾国藩与入世修行的菩萨又没有区别了。因为菩萨即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人的。
曾国藩把这种观点概括为“知仁”的哲学，他说：
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在联合国的办公楼上，已经变成世界名言。这些都是仁者的境界。达到了这个境界了，“天人合一”的出世境界也就在眼前了。
曾国藩根据孔子所说的“三知”（即知命、知礼、知言，下文当论述），再加上“知仁”的哲学，从出世和入世辩证统一地阐述了“求仁”的意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使人们更加明白儒家的宗旨。这是他对于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曾国藩提出“四知”，而“知命”的哲学特别不能忽视，“知命”让曾国藩遵循天命，又自强不息，入世出世，终归本源
曾国藩把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概括成“四知”，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他在日记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四知”就是《论语》最后一句“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除此之外，曾国藩又根据人生的经验，扩展为十“三”字，他说：
三忌者，即所谓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也。三薄者，幸灾乐祸，一薄德也；逆命亿数，二薄德也；臆断皂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论语》末章所谓“知命、知礼、知言”也。三乐者，即九月二十一日所记读书声出金石，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三寡者，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十“三”字者，时时省察，其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者乎？
“三忌”、“三薄”和“三乐”，我们都比较明白，唯独“三知”却是大有深意所在，我们平时都忽略了，曾国藩一再强调，并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有其深刻的内涵。要知道《论语》为什么要在最后提出“三知”，我们就要与开头联系起来分析。
《论语》的开头和结尾是首尾呼应的。孔子首先是一个入世的修行人，所以《论语》从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如何修心，即是“时习”。这个“时习”的过程就是曾国藩所强调的“慎独”和“经世致用”。“时习”是修行者走向觉悟的一个过程，其思想上的修行要求就是“慎独”，要时刻谨慎自己独处也不犯错误，当下一念，是最重要的，像曾子一样，反省当下的一念是善还是恶，不久就能进入圣人的境界。只有具备了“慎独”的功夫，才能真正做到“经世致用”，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只是追名逐利，那么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给众生带来更大痛苦。一个人有了“慎独”的功夫，再“经世致用”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为人民造福。然而，“慎独”的功夫必须不断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这就是“时习”的另外一个含义。对如何在“经世致用”中提高自己的觉悟，进入圣人的境界，儒家提出了一系列修身、齐家、治国的原则。所以整部《论语》在“学而时习之”之后接着大说特说如何做人，《论语》的学问就是如何做人的学问。人做好了，就能渐渐明白出世之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走向“道”的本源，得到永恒的快乐。
《论语》结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是画龙点睛之笔，不过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这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与开头第一句话互相呼应的，具有深刻的意义。它告诉了我们整部《论语》的意义以及孔子思想的最终归宿。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三知”的重点。孔子告诉我们，如果不知道天命，那么永远难以成为一个君子。那么什么是“天命”呢？“天命”有人解释为自然规律。但孔子的这个天命不是指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规律，它也不是上帝可以主宰一切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这个天命，是宇宙本体的自然法则，知天命就不会违背这种自然法则。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的一切都有定数，都有命运的安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不爽。正如曾国藩所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有定数就跟着命运走，被命运所左右而自暴自弃，这是我们所批评的“宿命论”。而儒家不是这种宿命论，不属于这种思想。它告诉我们命有定数，是让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在穷困潦倒时不要失去生活的信心，而在春风得意时也不要沾沾自喜，因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穷富贵贱都是报应。所以要知道从善才有善报，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积极行善，要知道作恶必有恶报，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坚决断恶。这就是“知命”的人。但仅仅断恶修善还不行，因为好事做得多，下辈子福报也大，大富大贵就可能为所欲为，为三世埋下堕落的种子。修善只有达到无相无我的境界，即认为我所做的事是我的本分，我所救的人也是我的本分，才能走向天人合一的出世境界。不执着善，当然也不执着恶，这就是中庸，即《金刚经》所说的“空”。因此，说到底，知命就是走向出世之道，从而得到人生的“觉悟”。
《论语》开头从“学而时习之”开始，让我们找到“快乐之道”，而“快乐之道”的根源却是在于“觉悟之道”，只有觉悟了，才有真正永恒的快乐。觉悟的关键是要“知命”，所以，这里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与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相呼应的。
曾国藩对于儒家的天命论理解得非常深刻，他吸收了正统儒家合理的内容，而抛弃了世俗的宿命论。曾国藩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这段话解释了命运与自强的关系。它的意思是，凡是富贵功名，都有定数的，但这个定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半是天意，即是不变的定数，可还有一半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有定数，又怎么能够改变呢？俗话说“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仅仅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既然作善必有善果，那么怎么不能改变自己命运呢？说不能改变命运是违背因果法则的。用三世因果来看人，一个人此世为善，他仍旧很困窘，那是他必须偿还前世的恶业，而他此世的善行，则可能在下半辈子得到同报，甚至到下世才会有回报。
人们一定要自强不息，努力断恶修善，而不要去计较回报，努力了天命就会改变。
然而，修行的君子仅仅断恶修善还不行，所以曾国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断恶修善只能得到福报，而福报是很有限的，说不定因下世大富大贵作威作福而下地狱也不知道，佛教叫做“三世怨”，即第三世还是得到恶报，修善等于修得很冤枉，还是受到天命的干涉。如果追求圣人的境界，达到无我的境界，将积德行善作为自己的本分，那么就会走向出世之“道”，到这时就再也没有天命的干涉了。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用佛教的话即摆脱六道轮回而进入涅槃的境界。用儒家的话就是天人合一，谁也不能干涉了。所以曾国藩是追求这种出世之“道”的。
曾国藩改名为曾涤生，是受明朝佛教大居士袁了凡启发。他在日记中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意：‘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曾国藩改名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过去一切都死了，是要让凡夫的生命死去；今后一切重新开始，是要增长自己的圣胎，从而走向圣人的出世境界。“朝闻道，夕死可矣”，得道了，凡夫的生命结束了，而圣人永恒的生命则成就了。
曾国藩一生追求这种出世之“道”，所以他遇到荣誉时不受宠若惊，遇到困难时不一蹶不振。他能够以他慎独的功夫，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一切功名利禄。他生怕自己犯错误，时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谆谆告诫家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说：“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若不能通达本源，懂得天命，就不懂惜福的道理，当然就会倚仗权势作威作福。
曾国藩相信因果和天命，因此他在官运亨通时，告诫家人这是命数，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如他28岁中进士点翰林，30岁授翰林院检讨，官品是从七品。只用7年的时间，在他3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从二品的大员了。这在湖南是空前绝后的，在全国范围，连他在内也只有3个人。从39岁到42岁，他先后遍兼5个部的侍郎，除了户部，吏部、工部、刑部、兵部他都当过。对于这一切，他在家信中说是命中所得。
对于弟弟曾国荃修养不够，他经常劝诫。他写信说：“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从这个语气可以看出，曾国荃的所谓自强不是为修德自强，而是为功名富贵自强。“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不怕困难，自强不息，建功立业，并非仅仅是为了个人，小一点说是为了家庭，大一点说为了一个地方和单位，再大一点来说是为了整个国家。曾国荃没有明白“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意义，在时代的风头浪尖上自然要受到打击。曾国藩为他背了不少黑锅，毫无怨言，只是苦口婆心地劝他要学老庄虚静之道，要少出名，多惜福。告诫他一切大的功名自然有天数，“占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因此，曾国藩告诫曾国荃取得天京战争的胜利也是天意，老弟你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地位的骤升，更要处处谦虚谨慎。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爬得高摔得也重。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回忆起湘军三河大败，在日记写道：“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睪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弟（指曾国华）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从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纯任天命。”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轻时去南岳烧香，抽得一签说：“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曾麟书因此对曾国藩说：“我家这么多儿子中，将来必定有人江浙一带做官。”后来，曾国藩提起父亲这一签，感叹天命不可违。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都在南京做过两江总督。
富贵功名既然是天命所归，自然也要遵循天命。孔子到50岁才“知天命”，可见“知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知命，既知家运，也知国运。他说：
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其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富足。农有馀栗，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馈遗襁属。自余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蹙，任恤之风日薄。呜呼！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
曾国藩出生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时代，世风日下，人们遭受战乱的同时，道德也日益沦落，这是难以改变的大势。但是，君子修行，就是要在逆境中磨炼自己。所以，曾国藩一生就是如此自强不息的。他一生步履维艰，苦心孤诣，入世出世，终归本源。
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看曾国藩形而上的“道”，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迪，也可以更好地还原曾国藩的真正面目。只研究历史，不懂中国哲学，难以得出一个完整的曾国藩；而只研究哲学，不研究历史，也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曾国藩。因此，从历史和中国哲学结合来研究曾国藩，或许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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