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郭嵩焘自1836年义结金兰，中年又结儿女亲家，先后出任封疆大吏，在长达36年的交往中，两人“颇有兄长阿弟之谊，曾对郭的关爱、指教是尽心尽责，郭对曾的支持、赞佐是不遗余力”。特别是在湘军镇压太平军过程中，郭嵩焘曾经不辞辛劳地四处劝捐筹饷，虽然几度遁隐，但每每因曾氏强劝而出山或自己主动佐曾幕，每出则以筹饷为要务，成为湘军将帅争相援引的理财能手。他因为筹饷而几度升迁，又因为筹饷而几次罹罪，由最初心甘情愿为曾国藩奔波，到最后因筹饷而导致两人私谊发生变化。他在挽曾国藩联中还说：“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其始终出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以此公开表达在湘军创业者群体中他与曾国藩的关系渊源，而私谊又是他们中兴功业的重要凭藉。因此深入考察郭嵩焘为湘军筹饷的来龙去脉，可以管窥郭曾两人在创立湘军过程中的关系变迁，进而观照湘军集团的艰难创业史。
一 曾国藩初创湘军，郭嵩焘在湖南劝捐筹饷
咸丰三年一月，曾国藩墨绖从戎，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拟在檄调来省的各地团练基础上另组一团，集中训练，“军饷皆取诸公家”，担负剿办本省土匪和防守省会之责。二月十九日，上谕在籍绅士郭嵩焘等人会同各州县地方官倡率督办捐输团练事宜，“一切经费不假胥吏之手，团练丁壮不得远行征调，庶良法美意奉行无弊，地方益得就廓清矣”。至于经费，曾国藩看到了“湖南军饷拈据，现实无饷可筹”。郭嵩焘也认识到，“用兵既久，筹饷之难倍于筹兵。饷裕则兵强，饷匮则虽有兵而不能恃以御侮。”因而湘勇（军）不得不“就地筹饷”，郭氏提出劝捐筹饷办法，但曾国藩认为劝捐扰民。据《玉池老人自叙》云：“（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经费，支绌百端，因议劝捐。曾文正公意难之，乃以商之益阳周寿山、宁乡廖子城，皆允诺自请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余万金。”可以说，在湘军经费支绌而曾国藩不愿劝捐的情况下，郭嵩焘不仅提出以劝捐筹饷的办法，而且自告奋勇地会同地方绅士劝捐以济军饷，并初战告捷。他成为湘军倡议捐输和劝捐筹饷的始作俑者。
郭氏在劝捐过程中，意识到捐输行之既久，“则民怨官烦，而法亦敝，故捐输可以救一时之急，而小可为经久之规。”特别足他到安化陶澍家劝捐时，就感悟到捐输有变通之必要，向曾国藩提出勒捐办法。这是捐输由个人主动捐纳到征收摊派或勒捐方式的转变。曾氏也认为在民力艰难的情况下，捐输“亦无裨益。”在复郭氏信中说到：“陶文毅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显然，在明确支持郭氏采取勒捐办法的同时，也表明他本人为筹饷所逼，已经改变了对劝捐的态度。
郭嵩焘在亲赴各州县劝捐集饷的基础上，为曾国藩提出一系列的筹饷办法：
一是开办通省厘捐。咸丰三年五月，郭嵩焘到常德劝捐时，看到黄冕在常德私设厘局以劝捐制造枪炮之经费，认定此为湘军“筹饷之一大端”，当即向湘抚骆秉章建议开办“通省厘捐”，并“手定章程”。此议为咸丰五年湖南开设厘金总局于全省征厘之嚆矢。
二是在率湘军赴援南昌途中提出开办盐厘之议。《郭嵩焘先生年谱》云：“自长江梗塞，淮盐不能至湘，先生因请行粤盐，为粤抚所持；又请淮盐改道浙江、江西，为江浙抚所持。”《玉池老人自叙》述说更详：“会嵩焘赴援江西，途遇贩盐者，经历贼卡，节节收税，山示所存税单，曰此即厘捐章程也。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由此，抽收盐厘成为湘军筹饷之新法，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奏清采买淮盐，由浙河转运湖南，淮楚两岸纳课济军饷，并奉旨允行，但以道梗而未果。
三是在南昌提出劝捐官绅以解决水师船炮经费的办法：“除官办外，宜劝谕绅商捐办，并照捐输新例，酌减三成议叙。总以广为预备，迅速蒇事为务。”此议也是官绅集体捐资湘军的倡议，实际上是捐输的一种变通办法。曾国藩自九月移师衡州后，就设局劝捐，“日以劝捐为务”，以裕兵饷。可以说它奠定了曾国藩造备水师，肃清江路的经济基础。郭氏因驰援南昌，成为太平军兴来以军功而授翰林院编修的第一人，筹饷自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郭氏返乡隐居后，曾氏屡屡相招，“一以为友朋之私谊，一以筹天下之大局”敦请郭嵩焘来衡阳练勇，以赴皖援助江忠源。他本人在衡州深感“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更希望郭嵩焘来助，故一面频频书招，一面强刘蓉、庄寄渔等“派专人往促，嘱其出山”。郭氏迫不得已，于十二月抵衡州，与曾国藩“具述一切”，旋因家书催促而迅即返家，虽然他们商议诸事，“独饷项无可筹措，他事亦多未就绪”。让曾氏很失望。此时朝廷连续谕令曾国藩带兵驰援湖北，面对水陆师万余人，月需七八万金的饷需问题，曾氏“思之万难”，虽有朝廷命令湘抚为之筹拨军饷，但是“省库支绌，饷项为艰，不得不籍捐输以济穷乏”。于是，曾氏改变了此前勒捐失民心的看法，提出先对长沙常家、安化陶家等几家勒捐。同时拟请郭嵩焘等人总理营务，但郭氏无意冉出随征。无奈之下，曾国藩拟奏派郭嵩焘专办湖南捐务，以济军饷。既然私谊不能促其出山，就不得不以朝命相逼，他于是专函郭嵩焘，一方面以朝廷恩典以激郭氏，说：“今足下漠然置身事外，若于国事无与，不肯走省垣与仆共事，而但到湘阴与仆一决。所以引嫌避怨至周至详，窃恐自处失当，远背于大义而不自知也。近日友朋中，多疑此系为国藩一人之私事，遂有不宜许友以死之说，万以怪赞”。一方面又以友朋私谊强促郭嵩焘办捐：“刻拟奏请足下专办湖南捐输，亦取君所优为者付之，不欲劳君以远征而近君以危地。务望即日命驾前来湘潭，赶办劝捐事件。”“若竭足下之才力，能逐县督劝捐输，济一二月之饷，则不特下走感赖，二万军士实食君德。”接着，曾国藩上《清派大员办捐济饷折》，称：“惟人数众多，每月需饷银八万两，本省难尽供支，邻省亦难协济，专恃劝捐一途，以济口食之需。但劝捐非有大员专办，则畏难避怨，无人敢独任其责者”。在不得不劝捐济饷之际，以郭嵩焘为湖南劝捐大员，使其名正言顺地担当为湘军筹饷的重任，自然是集公谊与私交于一体。
于是，郭嵩焘以劝捐大员身份到各州县劝捐。咸丰四年在湘阴开办厘捐，“岁除军需局万余缗”；又到安化办捐；十一月到新化，“奉饮差团练使曾国藩札委，劝捐设局考棚”；十二月过湘乡永丰，经湘潭北返，到常德、岳阳、沅江等地劝捐。可以说，他为湘军劝捐筹饷不遗余力。然而，曾国藩在率军东征之际，更是希望郭氏襄助军务，几次强郭氏来营而未果，以致颇有微词，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郭嵩焘在曾国藩多方催促下，于五月到曾营，但七月送曾国藩至岳州后，“归治饷湖南”，仍然为劝捐而奔波。曾国藩虽有不满，甚至责备，但又无奈，对于郭氏劝捐还是全力支持。正是在以劝捐大员身份各处筹饷的过程中，郭嵩焘倡议开办通省厘捐于前，促成湖南厘金总局的建立于后，从而使湖南厘金成为湘军稳定的“养命之源”。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道：“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向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也耶。”此与“尤喜言厘金”的郭嵩焘分不开的。事隔20多年后，郭嵩焘还得意洋洋地说：“嵩焘于厘捐筹饷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开办厘捐，实一力赞成之。”咸丰五年四月湖南设立厘金总局时，郭嵩焘正在江西曾国藩幕府，但是其倡议与推动之功仍不容忽视。一是商定湖南厘捐章程。郭嵩焘借鉴了太平天国税厘制度，综合了仙女庙章程和黄冕私设厘局办法，并凭借自己在各地劝捐的经验以及对厘捐高人一筹的知明见识，直接影响了好友左宗棠、黄冕及胞弟郭崑焘制定的湖南章程。湖南厘捐章程被公认为最完善，郭嵩焘直言不讳地说：“湖南之所以优于他省，正以创立章程多出自贱兄弟，法周意密，流弊甚少。”二是经理方面，“使其弟佐总局，仿刘晏之法，倡用士人司理局卡厘务。”郭嵩焘自诩，湖南厘金之所以稍能尽利，是因为“专恃地方绅士主持正论者为多”。“自湖南始被兵，迄粤匪之灭，十余年以一省之力支柱东南大势，君（指郭崑焘）之力为多”。虽说郭嵩焘创厘捐而不居功，但是在湘军将帅筹饷重于筹兵的特殊情况下，郭氏兄弟的筹饷理财之能早为诸将帅所倚重，罗泽南甚至把郭嵩焘等人筹饷视为“吾辈数人取天下事”的关键。因而在湘军创业者集团中以筹饷而占据了一席之位。曾国藩则依赖郭嵩焘在湖南的三项筹饷以济军食，“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郭氏认为这是“筹饷之一变局也”。
二 曾国藩率军出省征战，郭嵩焘四处筹措军饷
咸丰四年十二月，郭嵩焘闻讯曾国藩兵败九江，退守南昌，即将湖南筹饷诸事交付其胞弟郭崑焘，问道走江西，驰赴曾营，义不容辞地襄助军务。与前此数度被招而不往形成鲜明对比，在曾国藩危难之际，郭氏此行足见两人风义与私谊。郭和刘蓉还与曾国藩相约，“奔走效力，在所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曾国藩应允，在后来与刘蓉信中说：“乃者凡在敝军人员，一技半职，皆得月分禄养，薄沾微润。惟吾弟与云仙不议月俸，出比龙见，而蜕若蝉清。盖国藩不欲以职事累两君，亦不以荣禄相酬。使两君得遂其来往自由之身，此鄙人之微意。而吾弟与云仙所默喻，而便安之者也。”
其时曾国藩所部在江西境内一万一千人，月饷需六万有奇，入款只有奉旨见拨之漕折、黄赞汤督办之捐输、借行浙江之盐务三大端。随着太平军进入江两，漕折难以催征，捐输不能措办，盐引无处销售，以致饷源俱竭，惟有依赖厘金来筹饷。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东奔西走，多方罗掘和开辟湘军饷源。
一是郭嵩焘到李元度营中考察捐米捐银之事，考虑到急添此一捐项，引起官绅窃窃私议，建议曾国藩于都湖“另出一途”，勒捐充饷。
二是郭嵩焘驻南康时提出盐厘充饷之议。所谓盐务筹饷，其一，四月间奏请运销浙盐三万引，大约除成本外，可获净利十万两；其二，于江西饶州、吴城、万安、新城四处设卡，对过境私盐酌抽税课，大约每月亦可得银万余两。此议为请拨饷银起见，而非变通盐法。曾国藩在《请拨浙引盐抵饷以充军用民食折》中恳饬恩准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用抵饷银，由臣招来绅富，自备场价，自备运脚，自行运至江、楚两省而销售之。以浙省之盐斤，行淮南之引地。”所谓“自备成本”，即就浙江盐场采办及沿途脚费给发现银，但仍无所出，故咨商从淮拨浙饷下先行筹支银数千两，交万青藜设法试行。至于所须成本十余万，则由郭氏前往浙江去张罗。这样，郭氏成为以盐务充饷以济湘军的先行者和实践者。郭嵩焘后来说是“奉涤公命，以饷项无出，求助浙人”。因为是在“饷项业已罄竭”之际，郭嵩焘往浙江以运饷盐，所以曾国藩寄予厚望，说：“水师终乏起色。筠仙与瞍甫同赴浙江筹饷，正初当可抵抗。”这种期望同时又使他对郭氏“离索增感”。可见两人共识与私谊之一斑。
郭嵩焘往浙江筹办盐务，沿途留心各地厘卡盐局，心中惟有“涤帅一军孤寄，时忧缺乏”一念，“至彼间需饷情形，每一念之，寝馈为之不安，仍求设法周急，曲示庇荫之大。”他拜晤浙抚何桂清，详述此行目的：“而区区远来之意，实欲上借声威，要求一二同志，筹所以裕饷之源，使涤帅一军得蒙庥荫，以图不匮。自审寡昧无知，而于天下大局，未尝不以关虑，盖非区区委员之事，求得饷报命而已。”经过数日访求与考察，他认识到江浙虽富庶之地，但“此间虚令之状，数路兼顾，供给实亦匪易。江浙生财之源，非无一二端可行者，而又非远人所能参与。”虽然筹饷不能，但经过实地考察，认识到“大江以南，关键所系，财赋则吴越，形势则江楚，实所均重”。也看到江浙仍有增加税厘和开辟饷源的町能，但只有地方督抚与当地绅商才能解决问题。
郭氏此行还是不少收获。一是为湘军筹集了一些饷银，如浙江方面当时就解拨七万两至曾营。而且曾国藩委任的湖北督粮道万启琛到浙江办理济楚饷盐，先后运盐十余万引，所得款项几乎相当于湘军一年的军饷。二是促使浙江方而改变了以盐充饷的态度，拟准从浙江省由江局运盐抵拨江西军饷。三是了解到上海县商贾云集，货物山积，厘金尚有罗掘余地，可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他致浙抚信说：“因念近岁各营筹饷之方，苟有可经营，无不率先为之，独此之为利尚无议及，或曾营之生机，留此以有待，而假手老前辈以扶掖之，俾托命宇下，以收饱腾致力之效”。上海厘务但须奏明办理，即可据以施手，因此恳请浙抚函商曾国藩会奏，“但使办理通利，缓急皆可相济，庇益滋多”。为此，郭嵩焘还赴上海实地考察，以湖南厘金局代表身份会晤各方要人及外国领事，与领事处会议交涉夷税，了解各种税收开支情况，得出的结论是：种种筹利，“皆当别有专主”，“沪城繁盛，殆罕伦比。是中大可筹划，而坐视无术。”四是了解到江浙筹饷之难，与当地绅士惑于厘金之为害有关，故以义晓譬之。郭嵩焘批驳说：“军兴费烦，于是酒榷茶榷之属，百端并举，甚或加赋，或预征，自古为然，虽有仁君，不能废也。夫酒榷茶榷，其类繁，或有税或无税，或再或轻，其弊为甚，故不如厘金，视百货屯聚之处，笼而取之，为公而实。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者，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取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竞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同时，他也看到勒厘捐确有苛敛扰民的一面，但“以饷需之急，不得已苛敛于民，又无哀矜惕厉之意，而一暴厉行之，吾惧其不终也。”
作为郭氏在汀浙筹款的回应，曾国藩在咸丰六年正月上《请抽上海厘金专济楚军片》。但朝廷不准，指定上海厘金仍归江苏经理。随即于二月、四月两次奏请借拨上海关税银十万两，迅解江西，以济眉急。又被江苏督抚议驳。原本希望郭氏去江浙筹款，开办上海厘金，“而今皆赋子虚”，曾国藩由此感到“江西局势日蹙，仆在此调兵筹饷，艰难委曲，有非笔墨所能罄者。彻霄兴叹，束手无策”。
郭嵩焘此次江南之旅，历时五个月，奔走于江楚苏浙之间，虽说筹饷有限，但发现上海厘金、浙江盐饷、汀浙厘务等均可以设法，为随后李鸿章担任苏抚后开辟湘军新的饷源打下了基础，后来曾国藩在《湘阴郭氏家谱序》中写到：“自予督师东下，伯琛相从，往来吴楚之突四年，倦而归，将休息于京师”。表明对于郭嵩焘筹饷工作是非常满意的。郭氏也自我表扬说，“是以在军五年，涉仕十稔，不敢求进一阶，兼摄一职。”足见曾郭两人私交甚笃。
三 中兴将帅争相援引，郭嵩焘心甘情愿为曾国藩筹饷
郭嵩焘以理财为朝廷赏识，曾经雄心勃勃地随僧格林沁赴山东整顿厘务，结果为僧氏所劾，降级留任。郭氏郁郁不得志，拟乞病告归。曾国藩也对郭氏此举颇不以为然，胡林翼则极力劝归，先后十次函达（或通过郭崑焘）郭嵩焘，或请郭崑焘托催，或请曾国藩促成，其援引郭嵩焘入幕的心情也最为迫切。个中原因，一是胡林翼所在湖北英山关系曾国藩军队甚大，英山若失，“则涤丈无进兵之路”，故乞求郭氏前来指教。二是胡近年病久，急望郭嵩焘来营，举以自代。他在致郭崑焘信中说：“林翼精力日颓，饷糈日竭，真有不可支之苦。南岳长老（嵩焘）肯发慈悲否？”“南岳老人当专弁持币奉迎，处以宾师之位，兵事主大略，吏事圣大政，饷事主大略，文事主关系安危之奏疏，他事不敢烦及。”郭嵩焘辞意甚坚，理由是：“君子去官而馆食，于义亦无甚害，徒以圣人勤勤垂问，及政府之意，皆疑小臣劳侍从之事，而有所期幸于军旅。苛不自量而强从事焉，则天下之人疑有所利，而出处进退之无据，足重贻訾笑也”。但是胡林翼仍苦苦相求，甚至遣使以书币到湘阴来迎，“欲以朝命相临”促其出山。郭氏迫不得已，答应缓日赴约，但决不随侍麾下，“效介士一夫之用”。
同时，左宗棠也几次致函郭崑焘，也盼望郭嵩焘来军营一谈，实有意请其相助。河南巡抚严树森也两次奏保，希望内召郭嵩焘，“自以供奉承明为妥”。安徽巡抚李续宜奏调郭嵩焘，郭辞不赴。曾国荃也盼望郭嵩焘帮他筹饷。此如后来李鸿章在《郭嵩焘清付史馆折》中所说，“当时将帅争欲得（嵩焘）以为重”，而郭氏“并辞不赴”。
对此，曾国藩虽坚持“云仙之出处，听渠自为主”，但认为从严树森赴豫“恐不相安”，而支持郭嵩焘入胡林翼幕。同时也盼望刘蓉与郭嵩焘来祁门军中，“或久或暂，听两君之自谋，决不相强”。郭氏在辞谢诸将帅之邀的同时，与曾国藩反复讨论兵饷事。他在汉阳舟次书中力言浙东财赋之重要：“浙东诸郡，如绍兴、宁波财赋之区，不减下河，保杭州以图浙东，尤今日之要务。然苟无水师，兵力虽足，犹未可图也。”在曾国藩奏设江西总办粮台“以发出境征兵之饷”，黄冕又提出行粤厘之议时，曾氏犹豫不决，郭嵩焘颇赞成“南老变通盐法之议，意在假朝命与粤东相挺”，劝慰曾氏以盐筹饷，“若奏称湘北现行川盐，较有章程，湘南距粤较近，饬派时、南两君就近转输，以敌各私，稍收其利，其辞未尝不公，其理未尝不顺也。”曾国藩从其议，援引咸丰五年借运浙盐章程，“借抽粤盐之厘，借抵淮冈之课，犹不失为两江任内应筹之饷。”可见，在诸将帅和友人中，郭嵩焘更为关注的是曾国藩的饷需问题，在随后苏松粮道任上付诸实践。
李鸿章由曾国藩保荐为江苏巡抚后，提出由善于筹饷的郭嵩焘署理苏松太道兼绾海关，但在征求曾国藩意见时遭到反对。曾氏认为：一是郭嵩焘向来以做官为桎梏，不愿委曲求人，此乃性格使然。在致郭崑焘信中说道：“长公办事，与鄙人昔年之鲁莽而耕、灭裂而耘约略相同；其横被口语，儿难自明也亦同；圣主之若有意若无意也又同。”故对李鸿章说，“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二是郭嵩焘始终不任事，曾国藩早有允诺在先。随后李鸿章奏保郭嵩焘为苏松粮储道，既于察吏、整军、筹饷、缉夷各事有所裨助，又与上下游楚军易于联络。曾国藩赞成之，几次敦促郭嵩焘来沪辅助李鸿章，并清郭崑焘“似宜强起（嵩焘）一行，纵不欲遽尔莅官，亦可来皖、吴、淞、沪遨游一周，轮舟往返，不过十日，亦天下之至快也。”郭嵩焘函辞未成，在各方催促下，于八月十四日抵达安庆，屡与曾国藩商定行止，拟就任粮道。他的解释是：“天下惟官不可为，而苏、松无土地，无人民，虚具一官而已。两朝圣人遇我厚，不可以避难辞险，义当一往，稍平即归。”曾国藩敦促郭氏就任粮道，是因为郭可在上海帮助李鸿章的同时，为湘军筹饷，甚至开辟新饷源。曾国荃则希望郭嵩煮赴任后呼吁朝廷，酌减农夫之半以苏民困，酌留商贾之税以弥补国课，裨助军饷。若此，曾国藩为督，李鸿章为抚，郭嵩焘主持银粮，曾国荃提兵杀贼，“如能荡平寇氛，克复一处城池，试办一处章程，多用朴实爱民之州县，则此举未必不可畅行无滞也。”“吴中新政，必更可观也”。曾国藩在临别时赠语郭嵩焘：“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同时特函李鸿章要善待郭嵩焘：“渠性情笃挚，不患不任事，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若爱其人而善处之，宜令其专任粮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妥至妥。”而李鸿章后来还是令郭嵩焘兼管厘捐总局，以资练习。
郭嵩焘就任后积极整理苏松粮赋，李鸿章颇为得意地对曾国藩说：“筠仙到沪后，众望交孚，其才识远过凡庸”。令曾国藩满意的不仅是郭氏“莅沪数月，而上下贤愚，乃无间言”，尤其是郭嵩焘在上海设法为湘军筹饷，及时运解协饷。同治二年三月初六日曾国藩复李鸿章，“万不得已，咨请尊处惠协八万，以济眉急。”三月十七日又复郭嵩煮说：“饷项太绌，江西厘务日坏，他处无筹可借，不得不从沪中设法。议欲由敝处派员赴沪劝捐，果否有益于皖营，无碍于沪军？即祈商之中丞，察酌详示。”李、郭在一月内凑足六万两及时送来。曾国藩信称，“惠协六万金，恰济急需。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此外，郭氏兼管上海厘局后，提出关税“尚需分济安庆、金陵、镇江之饷”，以上海定征九江茶捐指拨金陵大营，又与李商议于沪上厘捐酌加一成，专济安庆饷项，两项合计每月大约三万两，成为上海方面协济湘军的定额饷源。曾围藩对此“感赖曷已”，说“实有饥溃之忧，得此何啻天瓢甘露。”对于郭嵩焘发端的这一筹饷办法深表佩服。可见，郭嵩焘与李鸿章在上海协济湘军，以济急需。
同时，郭嵩焘也设法在沪筹饷以供左宗棠。左氏答谢函说：“吴越本一家，未可存畦町之见。就饷事而论，沪最饶而越最苦，……尊意于万难之中，为之酌剂以求其平，其用心之公，所见之大且远，非寻常所能窥测，感之佩之”。不仅如此，左宗棠鉴于浙江饷源以盐务为大宗，行盐引地所及之江苏、松江、上海最称旺销，而松江府县各县各场将每年应纳盐课等欺瞒不报，意识到非委明干大员严为厘剔，不足以除弊而惠利源，特委笃实公正廉正的郭嵩焘为兼督松浙盐务，以金华府知府随同经理。同样，曾国荃也注意到淮盐栈商浮开之数巨大，希望郭嵩焘清查盐课弊端，裨益军饷，还提出改商栈为官栈，“以之作为淮南新增之课，济汀宁‘剿贼之饷’，于公事亦大有裨益”。郭嵩焘回信说，“细究盐事机宜，以引路之通塞为衰旺，析引路已为各私所占据，无能疏通之者，虽刘晏亦无何措手足。”果不其然，随后便是郭嵩焘走马上任两淮盐运使，整顿盐务以充军饷。
四 曾国藩荐举两淮盐运使任，郭嵩焘整顿盐务以充军饷
同治二年三月诏授郭嵩焘两淮盐运使。此前李鸿章为淮军征厘助饷计，曾函清曾国藩荐郭嵩焘任此职，在未接到曾的回复的情况下，拟由郭兼江苏按察使，以便随时就近助理军务。曾国藩表示赞同。但据郭廷以先生推测，曾国藩早在李鸿章建议之前就奏请郭嵩焘整理盐务，故有上述三月的上谕。此时江北军务甚急，需饷甚殷，而两淮盐运使所辖引地最广，额课甚繁，筹运催征，责任綦重，于是曾国藩委郭嵩焘整顿两准盐税，以实军饷。证诸前述曾国荃等人的建言，这一推测是大致成立的。
其时两淮盐务凋敝万分，郭嵩焘履任两淮盐运使后，整顿盐务的一大举措是设立“督销局”，于各口岸督销淮盐，复淮盐旧有引地，并重税川粤私盐。当时曾国藩担心，欲商贾不贩轻本之川和粤私，而贩重本之淮盐；欲小民不食贱价之川私粤私，而食贵川之淮盐，虽杀之而有所不行。故提出招商举行票引。郭嵩焘认为，盐务以引地为纲领，当收复由川、粤各私占据的两湖引地，“今当先以收复口岸之计，如各府县城及各镇商贾汇集之所，必有销盐市肆，多或数十百处，少亦数处，督使销行引盐，此易辨而知也。但使口岸不能囤积私盐，即票引可期畅行，而引地自复，惟须所在以一官督之。”曾国藩表示赞成，并说：“盐务积弊自须大加整顿，目下既系云仙接手，渠必有一番振作。”于是郭嵩焘六月二十一日拟收复引地口岸详文并饬各场官设法缉私告示。
整顿盐务的另一举措是派兵缉私。鉴于曾国藩在盐务缉私方面的失策，郭氏专函提请曾国荃派兵弹压私枭。曾国荃回应说：“盐法之坏，在私枭悍勇，我辈水师血战，欠饷年余，尚不能分丝毫不利，彼狼子野心，拥兵殃民者，居然据国家之大利以饱私橐。”在致杨岳斌的信中说：“筠仙以孤立之势，而欲除数年之积习，又自度力有不逮，殷殷乞援于麾下，其用心亦深可敬矣。”派兵弹压，“可慰旧友瞻望之殷，而在筠仙则仰借威名，可以重整盐政，沾光多矣。如果办有成效，必能设法以济军饷，可谓一举三善。”可见，郭、曾均是着眼于接济军饷。
此外，郭嵩焘在整顿盐务过程中，详请各营配盐必由运司掣验，以为夺商人之利以允营饷则可，籍营饷为名以乱盐法则不可。通过打击私贩，收复引地，重税私盐，“于是配销大畅，一月收数竟为全盛时所不及”。可以说，郭氏又是湘军“招商领票”或“捆盐自卖”的改革者、推行者。
郭嵩焘在盐务整顿上大显身手，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运使专城经理盐务，无同官之牵掣，稍得自效其力。”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曾国藩等人的支持。在饷银奇绌而厘金毫无起色的情况下，对于郭氏整顿盐务之议，曾国藩总是择善而批准行之。在八月二十三复郭嵩焘信，“阁下经手各详，均已批发照准，大概规模略定。”“此外大函分别各条，均已形诸公牍，见诸施行矣”。对于郭嵩焘“条具盐务近事”，曾氏称，西岸盐务“业经办定，大致皆本尊裁所定，更改无多。”在七月初七致沅弟信中说：“筠仙前有一信，亦劝我于淮引地面重税邻私，当属可行。拟即照此奏办。……凡邻盐入我淮引地面，每斤取钱十文，处处蛮字为主，打字向前，庶可夺回一二引地销售淮盐”。甚至当得悉郭嵩焘已授粤抚，曾国藩还是与他商议规复淮盐引地，仍请择定良策并见示，以便奏办。可以说对郭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其支持与端赖是郭氏在运司任上游刃有余的基础。李鸿章向曾国藩夸耀说：“淮盐经筠仙整饬，月销引数倍增，上下游厘饷顿旺”。曾国藩也谈到，“云仙到运司任后，竭力经营，已将江西办有端绪。”
经过郭嵩焘的大力整顿，两淮盐运司解清了旧有欠款。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说：“是时运库支绌，仅南台月饷两万，协济皖抚月饷一万，岁支三十六万金。前任乔鹤年中丞移交库储不及四万，而积欠南台饷银至四五月。嵩焘在任一月，南台欠饷一例解清，皖饷支解一万，时皖抚唐义渠中丞驻临淮关间，其缺米，又为运米三千石。江督匣费一并解清江南大营支运营盐。”不仅如此，盐务整顿也增进库收，以助军饷，主要是解决曾国藩在江北饷务问题。“江北大局所系，则盐务厘务二者，亦大可经营。此所谓大举也。责成运司设法督销，粮台二万之外，尽解安庆，多少必有收获，则亦小就耳。”富重庵将军拜谢郭嵩焘，说“此军无福，能得久任运使，庶可一获饱餐。此后听朝廷简任何人，求如今日之成效，决知其不能矣。”同时，李鸿章也依赖郭嵩焘供饷。在五月二十八致郭嵩焘函中说，苏常军务告急，请郭嵩焘于淮盐内筹万金接济淮军，“以淮课饷准军，名义甚顺。”足见郭氏整顿两淮盐务对于筹饷之影响。
五 郭嵩焘抚粤，整理粤厘以济皖浙湘军
正当曾国藩期望郭嵩焘整顿两淮盐务以充军饷时，朝廷命郭氏署理广东巡抚，要求他“抵任后体察情形，妥为筹办，务令商贾不堪忧紧，军饷可以源源接济，方为妥善”。在两湖以治厘而见知于朝廷，此番升迁又以整顿广东厘金以济军饷为主要目的。足见朝廷对于粤厘和郭嵩焘均寄予厚望。曾国藩尤期望于广东厘金，早就奏请将所收之数，尽数解皖，不准截留。但因不得其人，办理不善，不仅征数减少，而且常有殴民、罢市、毁局之事发生，亟应整顿，以裕饷源。曾氏先是荐在湖南办理厘务颇有成效的毛鸿宾任两广总督，又派晏端书赴粤督办厘金。在同治元年三月时，设想“大约所得每月在二十万上下，胜于江西厘务也”，来年军饷“当渐优裕”。但到次年六月，“广东厘务，日见减色，欲竟弃之不顾，又未免有鸡肋之惜”。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整顿粤厘，湘军各方均寄予厚望。曾国藩尤其如此，认定现在毛鸿宾、郭嵩焘经理粤厘，以两臣之公忠，“必能妙选贤俊，筹济东南，是广东厘金不患无人妥办。”“毛、郭同省，粤厘当有起色”。“若得军务确有把握，则厘务亦必日起有功”。反过来说，郭嵩焘抚粤，以其与曾国藩交谊尤深，义无反顾地襄助曾国藩军饷。
郭嵩焘赴粤面临着粤厘分济湘军各军的问题。曾国藩专注于以粤厘济皖饷，已与毛鸿宾商议，粤厘由本省酌留三成，七成济皖浙各军，等与郭嵩焘过皖时“面商酌定”，到任后再“通筹妥办”。郭氏甫任粤抚，曾国荃即函告金陵军情，望郭嵩焘设法协济饷银，还为郭氏设计整顿广东厘捐方案，提出“厘捐归本省清理，洵恐利柄一移，则江南之饷，仍成画饼。不然划然两段，但思所以整顿之，庶几滴滴归源，日有起色耳”。左宗棠也说：“而此前粤东欠拨浙江协饷百余万，曾国藩未奏之先，粤饷尚为浙省所专，既经指定皖、浙，则每月皖四万两，浙二万两，浙不能复以饷欠为词，只可听之粤厘。”“所盼仁兄（筠仙）到粤，整顿一新，使皖、浙均沾其余溉。”粤厘分济各军将是郭嵩焘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广东之患，确如郭氏所说，“在于富名太著。凡言事者语筹饷必盛举广东，云南、广西、贵州皆设捐局省城，各处协济之款，指名提解，几等追呼”。郭氏虽然对厘捐有其高明见识，也难以应付，所以在《缕陈广东大概情形疏》中提出：“不急督责广东之饷，而后利源可以徐浚，一切应办事宜亦可以徐理。应由臣先收回利权，如京饷为根本重计，江南大营为军饷要需，酌量事势之缓急，尽力筹解，其余一切在广东筹饷者与罢除”。因此，郭氏抚粤的关键还在于筹饷，协济各路湘军则在其次。
正是在朝廷和各方饷事均寄予厚望之际，郭氏抵广州接巡抚关防之第三日，就下劝捐令。他通过凋查广东情形，认为广东厘捐之所以乱，一方面缘于富商大贾“以图倚洋人，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一过问”，以致粤中厘务，十余年官绅商民相与网利。另一方面各封建行户在水口任意设卡抽厘捐，民商苦不堪言。基于此，郭嵩焘整顿厘务，首先是革除中饱，改定章程，酌取富商盈余之资，不准课派平民，务除包捐冒奖之弊。其次是严打官商嚣张之气，将各处私卡“概行查明禁革”，除已经设立官卡之外，“其余水陆各要隘，有应行添设厘卡者，查明酌量添设”，其外府州县亦次第开办。粤厘经此整顿大有起色。其次是整顿捐输，纾解广东饷项奇绌的问题。郭氏认为，“厘金一项，从前则协济江皖，留用无多；目前则高贾不来，征收几绝，不得已而捐输，则臣等不避劳怨，设法筹劝，为时几至一年，所得不过二十万。”郭嵩焘自诩说：“在粤东陈复厘捐情形，援古证今，自谓能得其要领。”后来在《玉池老人自叙》中说：“筹饷粤东地大物博，足以立富强之墓，而相与坐困，劳文毅初办厘捐得七十万金，曾文正公请以粤厘济饷，奏清晏同甫副宪专办，亦只得七十万。粤东贸易皆仕宦之家，为之坐厘不能办也，向办行厘又皆士绅包揽，分别设卡稽查，商旅不胜其忧，又一皆督辕主之。嵩焘辗转筹商，始获裁汰各卡，归并一局办理，遽增至一百四十余力。粮库经乱后荡无存储，乃借作筹饷库，令粮道司之，凡厘盐捐输及房捐及沙田捐及船捐领于经费者皆归司库，其不领于经费及诸罚款乃归筹饷库，一二年中亦积至二百余万，支发军饷，赖以取给”。因而，郭嵩焘使粤厘成为湘军继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之后又一稳定的饷源基地。
郭嵩焘对粤厘的整顿，也如曾国藩所说，做事过于认真，因而见怨于绅民，获罪于朝廷。他明知在广东，一言筹饷，则犯时论之大忌，构百姓之私怨。“声名之美恶，百姓之恩怨，系臣一身，所不敢计，而惟饷源所自出，实系国家之本计，得失利病，所关甚巨，不敢不一尽言”。在实际劝捐筹饷时，操之过急，民怨大起，粤民赠予他“当今筹捐助饷之第一辣手”的称号，又赠“人肉吃完，惟有犬羊之廓（指郭嵩焘）；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让之毛（指毛鸿宾）”之讽联。有人还奏称，“又该省督抚一味劝捐，富绅大贾纷纷逃匿死亡，民间憾之切骨，外国载之新闻”。七月十一日严旨郭与毛据实奏闻。九月初六又有人奏参广东督抚派捐，任意通勒，“派捐富绅，凌辱销押，尽力诛求，致多潜赴香港，依附洋人，邑里骚然，有不可终日之势”。诏令广东将军瑞麟等访查。
同时，郭嵩焘竭力整顿粤厘以供湘军，但引起各方将帅不满。按曾国藩要求，郭氏将粤饷由海道经上海赴解金陵。曾氏在急催粤饷的同时，对于郭氏劝捐操切而引起民怨官烦，忧恼兼至，严厉批评郭嵩焘：“劝捐助饷，原为不得已之举，原无可勒，其勒者，必其人为富不仁，向有劣迹者。郭在粤东一概施之，往往诗书之家，横纳罢网，而又高自位置，不近人情，所作所为，无不任意。”曾国荃也是如此，一方面向郭嵩焘诉苦，说“惟饷入过艰，呼吁莫应，兵士枵腹以得处弹丸如雨之地，此则知者不能为谋，任之自然，无可如何耳。”另一方面对广东协饷又不时至，颇愤懑于郭氏，郭氏不得不赶紧另解饷银应急。特别是左宗棠，早就对郭提出让广东之捐于曾国荃不满，后对广东协饷不满而牵及郭嵩焘。在太平军入粤后，由李鸿章的淮军还是左宗棠的闽军入粤协防及军饷接济问题，左、郭矛盾开始激化。当诏命赶筹广东欠解闽饷及援浙军营协饷时，郭氏奏称，粤省旧欠闽省协饷银三十万两已经划抵二十万，援浙军营协饷尤属凭空结撰；蒋益澧等已在广东搜括三十万余，亦应清查。后来左宗棠率军援粤，催办粮柴船炮后勤诸事又为郭嵩焘婉拒。左氏回函奚落和训斥郭氏：“武人不能谋饷，客军之不宜薄待，人之不可无食，其事甚时，公若不知也者。”因此两人冲突升级，左氏甚至以筹饷不力弹劾郭嵩焘。在郭氏看来，他竭力筹饷以供曾国藩，不意曾氏设计驱逐太平军余部入粤，对此大为小满，责备曾国藩土苴视粤，对不起故人。曾国藩虽愤减免粤省协饷，并派兵入粤相助，也无济于事。对于郭、左矛盾，曾国藩虽情懑于左之无情，亦未尝不怨怒于郭之无能。因为镇压太平军余部以及与左宗棠的矛盾，郭、曾交谊发生了变化。最后郭嵩焘革职留任，不久惨然离粤。
总之，在湘军镇压太平军过程中，郭嵩焘殚精竭虑为曾国藩及其湘军筹饷，并且不求仕宦与保荐，而以筹饷赢得中兴将帅的倚重，又在筹饷过程得到历练而拔擢为封疆大吏。胡林翼曾经这样评说筹饷事：“筹饷无盛德，千古皆然，以一人为草荐而任人滋溲践踏之，或可补于万一……知我罪我，任人千秋万世怨詈之，而一寸教人之则又千秋万世不磨也。”在为曾国藩及湘军筹措军饷时，郭嵩焘不仅善谋发议，首倡开办湖南通省厘捐，倡议勒捐，抽征盐厘，盐厘充饷，首议提取关税等等，而且为曾国藩及湘军筹饷孜孜劝谕，劳怨兼任。因此他既是湘军筹饷的“言”者，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行”者。然而军兴已久，即使善于筹饷的郭嵩焘在号称富庶的广东也难以应付，反而因供饷而导致湘军各方将帅的不满，朝廷不满，广东地方也不满，进而使昔日友人反目为仇，曾郭交谊也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共同事业中，湘军创业者的中兴功业的艰难。如果说曾国藩以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而成名；那么郭嵩焘则以筹饷湘军而成名，而且是湘军中以筹饷开端，又以筹饷终其事业的唯一的大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曾郭交谊对于确立两人在湘军创业者集团中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又在血和战火中经受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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