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1878年，他以两年又八个月消灭阿古柏入侵者，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粉碎了沙俄妄图吞并我国新疆的美梦。左宗棠又是近代理学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在任陕甘总督15年间（1866—1881），他为陕西、甘肃、新疆、宁夏等西北各省的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工业、生态治理方面的开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党中央已把西部开发作为21世纪我国经济建设的三大战略部署之一，探讨左宗棠西部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今天开发西部，建设西部，仍不失其历史启迪。
一
近代理学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互为表里，是魏源开启的经学经世思潮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自救思潮的继续和发展。理学经世思潮的实质，是将传统的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以革除仍然被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的空疏流弊。洋务运动的实质，则是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变成学习西方先进制造技术的实际运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袖，包括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都是理学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开创者。左宗棠尝以“今亮”自喻，自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颇想有一番“治绩”。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为其大展宏图创造了条件；近代理学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影响，则使他对西北各省的经济开发有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一）以农为本，综合发展
同治五年十一月，左宗棠自福州西行赴任。虽然，他的职责主要是军务。但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恢复新疆的同时，他在恢复社会生产、开发西北经济方面，赢得了“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历史美誉。由于外族入侵，战事频频，加之自然灾害连年，西北各省饥荒踵至，人口锐减，农业生产日趋衰退，他上任后医治战争创伤、开发西北经济的第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他的主要思想和举措是：
1．抚民归农，重视调节处理好民族关系。
为了使农民迅速回归生产，左宗棠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从三方面作了有效的努力。其一，招抚流亡，安辑难民，散发赈粮，稳定社会秩序；分给种子、耕牛和农具，使农民很快获得恢复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左宗棠命令西征军将沿途所救难民一律遣回原籍或就地安抚，并严肃军纪，不许扰民。其二，从赋役制度根本处减轻农民负担，将按丁摊派田赋改为“粮随田起，摊丁人亩，十取其一”，差役则以“户民完纳银粮多富数目为定”。这样，地主和农民在田赋差役缴纳上就有了相对平衡：地主田多缴纳多，农民田少缴纳少。此举对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三，十分重视调节处理好民族关系。西北各省少数民族多，民族关系直接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生产。左宗棠不囿于传统的民族偏见，非常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坚决反对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并严厉打击挑拨民族关系的恶劣行为。如回民要求修建清真寺，他很快批示：“回教之建立清真寺，例所不禁。”同治十年（1871）春，宁夏府灵州汉族豪绅吕廷桂、苗维新因讹诈回民未遂，竟狂妄要求刘海棠“派兵抄洗”，同时阻挠回民承领耕牛、种籽；又散播流言，或说清军要杀尽回民，或说“官爱回民，不爱汉民”等等。左宗棠闻知，断然采取措施，将吕廷桂立即就地正法，并令湘军将领萧章开将苗维新押赴行营惩处。左宗棠尊重少数民族，客观对待民族矛盾的态度，在西北地区广为传颂，成为西北地区社会秩序由动荡渐趋安定、社会生产由萧条渐趋复苏的重要原因。
2．寓兵于农，兵屯与民屯相结合。
“首以屯田为务”，吸取历代屯田戍边经验，左宗棠初议西事，即主兴屯田。他认为：屯垦“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就是说，屯田之利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久远。因此，他又认为，“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必须走兵屯与民屯相结合的道路。清代西部屯田主要在新疆，清初以来新疆南北两路早已实行屯田，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景廉、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都曾命令官兵屯田，但收效不佳。左宗棠认为是因为：“关外诸军之以屯田为言者，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他们预借屯民种子，秋后四倍取于民，以致“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因此，他强调屯田要兼顾国家、士兵、百姓的三者利益，要严格管理，赏罚分明。他采取了许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兵屯“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分别勤惰”；“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最要照粮结价，令勇士均分，庶勇限利可图”。于民屯，则由官发赈粮，借给种子牛力等生产资料，待秋收后悉数归还，“不予多收”；民屯所收粮食，照时价收购，“兑付现银”。这样，“于军食有裨”，“于民人之故业无损，而民人复业得免开荒之劳”，因而兵与民“各安陇亩”，兵屯与民屯相得益彰，成绩斐然。如张曜屯兵哈密，岁获稻谷数千石；徐学功驻屯绥来，岁获粮食四五十万斤。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重开赋税，新疆行省共计征收253100石，次年增加到261900石，再次年增加到347200余石。而此前新疆岁纳米粟仅143000余石。
3．劝课棉桑，推广先进生产技术。
除重视粮食生产外，左宗棠还根据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提倡多种经营。陕甘地区雨水稀少，气候干燥，他劝谕农民广种棉花，并设局教习纺织。新疆南部气候温和，土沃泉甘，环庐树桑，他积极主张发展蚕桑丝织业。西北大部处于高寒地带，适宜发展畜牧业，他则明确提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并明令发给牧民羊种后，“所领成本分作三年摊还，不取息耗”。与此同时，他特别重视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他主持刊刻《棉书》、《种棉十要》，分发陕甘两省，要求“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光绪三年（1877），西北大旱，他大力推广“区田法”和“坎儿井”，将具体做法刻印成书，命各州县切实办理。收复新疆后，他又刊发陈榕门的《广行山蚕檄》，倡办蚕桑，并于光绪五年（1879），从浙江引入桑树和养蚕士民，把内地种桑、养蚕、缫丝、织造等技术推广至关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力主在地广人稀的新疆使用农业机器。1878年12月14日上海《申报》曾以《论新疆购用耕织机器》为题发表评论：“今观左爵相购机器一事，则又知爵相加意民事，而又能随地之宜，因时之利，其意之良而法之美，盖不胜心服焉。”得力于左宗棠的这些举措，西北各省在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经济作物的产量和效益也大幅度提高。如新疆和田，岁销英、俄蚕茧27万斤，由于蚕丝质地不断改善，“商人争相购买，茧价亦每斤银一钱五分涨到三钱二三分”。
（二）加强基础建设，改善生态环境
戈壁、沙漠、黄土是西北的自然地理特征。左宗棠在赴任陕甘总督途中就已切身体会到西部基础条件、生态环境对西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制约。因此，西进伊始，他就将加强基础建设、改善生态环境作为经略西北的一项基本任务。其主要思想和举措是：
1．兴修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干旱的西北地区尤其如此。这不仅是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对于保护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也有着重要意义。左宗棠西部开发的基础建设，首先便是兴修水利。他一方面发文训诫各地官员：“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渠，不易之理，”命令他们修渠凿井；一方面拨发饷银，以工代赈，为各地兴修水利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推广先进技术。如在陕西宁夏推行区田灌溉法，在新疆凿坎儿井，在甘肃试用机器掘井、用机器治理泾河。左宗棠任期内水利工程遍于西北各省，修复、新开了大量河渠。如在宁夏拨款修复汉渠。在河西走廊命知州张掖新开渠7道，修复马子渠56里，灌田6800多亩。在秦州命知州陶模新开陈家渠、毛缑家渠、张杨家渠、河边渠4条渠道，连同以前的石渠，共灌田数千亩。据统计，仅新疆行省即修复和新修干渠940多条，支渠2300多条，坎儿井185处，灌溉面积1100多万亩。这在西部历史上是空前的，为西部农业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修路架桥，改善交通条件。
古丝绸之路曾将西域与中原紧紧相连。但到晚清，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已不复存在，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如会宁县的瞿家所、张陈堡，安定县的王公桥，隆德县的六盘山，固原县的三关口，都早已成为有名的险隘之处，左宗棠记为：“河道沮淤，道路桥梁率多倾塌，夏潦冬冰，时有阻滞倾覆之患，农商行旅均以为苦。”为了改善西北各省的交通条件，特别是修缮交通要道，左宗棠可说是竭尽殚思，先后修筑大小桥梁60余座，道路2000余里，并在各处设立驿站，方便行人商贾。这些交通要道的恢复，不仅有利于物资流通，商业发展，而且有利于军队调动，政治统一，各民族文化交流。
3．植树造林，改良自然环境。
同治五年赴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便有志将西北大漠变成塞上江南，实现沙漠中建绿洲的梦想。因此，西征途中，他命令湘军开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在西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绿色活动”，在西征路上营修了一条长长的绿色长廊。这条绿色长廊东起潼关，西至嘉峪关，延绵4000余里，其支线也延伸到各个角落，总计全长上万里，植树44万余株。特别是从嘉峪关到哈密必经塞外要塞安西，这里地近戈壁，城外飞沙堆积，高与城齐。左宗棠命驻军（兼募民夫）挖去积沙，修建城墙、护城河，河堤上植杨柳万株。唐代边塞诗人王之涣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千古名句，其中“春风”假杨柳。左宗棠不然，名安西护城河堤杨柳为“安西杨柳”。光绪五年（1879），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造林、开发西北的成效倍加赞赏。光绪六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东归，但见“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可见造林已初见成效。后人为铭记左宗棠绿化西北福荫后世的功绩，称“安西杨柳”为“左公柳”。“左公柳”至今犹存，但多已采伐，殊为可惜。
（三）兴办近代工业，开启西部近代化进程
左宗棠是理学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地方实力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制造技术，独立自主地创办近代工业。同治五年十一月破土动工的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是其理学经世思想和洋务思想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大创举。该局同治七年（1868）年底竣工，计建16个分厂，80余所厂房，工人总数达2500余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造船局厂。在经略西北的过程中，左宗棠进一步把洋务运动的春风带进了封闭落后的大漠，捎去了近代化的信息，播下了近代工业的星星之火，为大西北近代化的起步立下了首功。其主要思想和措施是：
1．创立西北第一家兵工厂——兰州机器局。
同治十二年（1873）春，即用兵新疆前，左宗棠在兰州南关创办了西北第一家兵工厂——兰州机器局，调派对制造兵器颇有造诣的总兵赖长总理其事，并从广东、浙江等地招聘熟练工人。该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全部用华人，不仅能改造中国旧式火器，而且能仿制当时德国的较为先进的“螺丝炮”（即复线炮）和“七响枪”。光绪元年（1875），为与兰州机器局相配，他创设兰州火药局，就近供应军火。兰州机器局和火药局在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宗棠赞扬并阐发说：“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帮断难挟其长技以傲我尔。”光绪元年他在魏源《海国图志叙》中明确写道：鸦片战争以来，英吉利以坚船利炮“蹈我之瑕，构兵思逞”，为此他在同治年间创办福州船政局，西征用兵以前创办兰州机器局，“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就是说，福州船政局和兰州机器局都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爱国思想的实践。
2．创办西北也是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兰州机器织呢局。
筹建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即有了清晰的由军事工业推及民用工业的思想。他说：“由此更可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这是洋务运动由创办军事工业转向兴办民用工业、由“求强”转向“求富”的思想发端。收复新疆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根据西北畜牧、蚕丝、棉花资源丰富，兰州机器制造局委员赖长建议从国外购买织呢机器。左宗棠立时采纳，于光绪四年（1878）写信给上海采运局官员胡光墉：在购买掘井、开河、耕种、开矿机器的同时，“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副，到兰州仿制，为边防开此一利。”这批从德国泰来洋行购进的织呢机器几经辗转运到兰州，直至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二日才正式开工投产。这是西北也是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尽管只维持了两年半就因锅炉炸裂而停工，后又经几度兴衰曲折，但对于西北开发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它是西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起步，为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培训了技术骨干。左宗棠曾指示赖长：趁洋匠来华机会，“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从仿效”。“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此外，他还创办了其他民用工业，如光绪四年在乌鲁木齐开办铁厂，专门制造农具。
（四）培养人才，整顿吏治
左宗棠有一独特的人才培养路径：学术——人心——人才——吏治。他认为：“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由此，学术之不讲也。”在西部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中，他尤其经意政治、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一方面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这主要表现在：
1．兴办义学，培养当地人才。
在调节处理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左宗棠深感西部少数民族甚多，与汉族官民隔阂颇深，并且政令不通。其主要原因是一切民政事宜均经辗转通译，不免“壅弊”。要消除这些壅弊，必须从文化教育入手。因此，他一方面广设书局，刊刻六经，一方面广设义学，兴办书院。他在西安设立书局，先后刊刻《六经》、《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同治八年（1879），甘肃一省新建书院20所，修复书院15所，开办义学近300所。新疆收复至光绪六年（1880），亦兴建义学37所。这些义学和书院为启迪民智、培养当地人才、促进日后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整顿吏治，讲求长治久安之道。
官场黑暗，吏治腐败，是封建社会步入末途的不治之症，在落后的西北地区更为严重。曾任甘肃布政使的张集馨形容说：“一堂鬼蜮，暗无天日。”“甘肃非重新缔造，无从下手。”左宗棠上任便着手整顿吏治。其主要办法是：“察吏”、“训吏”、“恤吏”。就是说，不仅要检查官吏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法制的规定，是否贪赃枉法，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廉洁奉公守法的教育，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所谓“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在兰州精心节选顾炎武、陈宏谋、于成龙等人专论吏治文章18篇，编成《学治要言》，散发给各级地方官吏阅读，希望他们“玩索是编而有所得焉”！先教育后刑罚，惩治污吏，左宗棠毫不留情。如：甘肃总兵周东兴冒销赈粮，于军前正法。徽县县令杨国光一意营私，予以严惩，连为杨开脱罪责的官员也受到“记大过”和“永停差遣”的处分。新疆收复后，他指示部下：“必先严驭阿奇木（当时新疆的地方行政官员。引者注）及各小回目并局中书役人等，去其壅弊在其扰累。”此外，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并严格约束亲属。左宗棠掌握西北军政大权15年，坚持不许下属送礼。当他离开陕甘就职北京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打算把一笔甘捐尾款送给他，他断然拒绝。在“上下交征利”的晚清官场中，左宗棠的这种作风实属难能可贵。
二
现在开发中的西部，已超过左宗棠经略西北的范围。它不仅包括西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而且包括按“七五”计划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确定的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仅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达54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陆地面积56.8％；人口达2.85亿，占全国总人口22.8％。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开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左宗棠西部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是其从理学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中进发出来的匡时救世思想的集中体现，客观上推进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不可否认，他的思维具有传统与近代的二重性：一方面，仍以理学为宗，以农为本，配以屯田戍边、轻税薄赋、多种经营；一方面，鼓励商货，创办近代工业，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器物文明和先进技术。因此，以现代精神来审视，今天西部开发的范畴和任务与当年已大为不同，左宗棠西部开发的思想、步骤和措施未免有许多不因时的成分。但是，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仍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
第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
左宗棠西部开发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了这一原则。他认为：“能事事讲求实际，地方必有起。”从抚民归农、屯田垦荒、棉桑畜牧多种经营，到兴修水利、筑路架桥、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从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到兴办义学、整顿吏治，他都一一要求以大西北自然、人文、社会的实际情形为转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化的时代精神。一如当时《申报》盛赞：“随地之宜，因时之利，其意之良而法之美，盖不胜心服焉。”现在的西部开发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多年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产生了一些成功的模式，如特区经验，深圳、浦东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包括失败教训，都应当为西部开发所借鉴。但是，西部毕竟是西部，不是南部，也不是东部，在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上有自己的弱势与优势。因此，西部开发不能简单模仿、机械照搬以往的经验与模式，必须像所有的成功经验与模式一样，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自己的优势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经验与模式。
第二，富民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左宗棠不但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倡导者，而且较早将创办军事工业与“自强”之道、创办民用工业与“富民”之道结合起来。为筹建福州船政局他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写道：“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自强之道，此其一端。”光绪五年兰州织呢局试办一年初见成效，他在《答王夔石少宗伯》信中写道：“陇中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新疆南北两路夙号腴区，从未经理，兵燹以后，更难覆按。见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现在的西部经济与东部经济差距仍然明显。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西部人均GDP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60％，不到东部人均水平5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水平低20％，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水平低4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占全国13％。西部与东部人均工业总产值的绝对和相对差距，从1985年到1995年，由172.4％扩大到261.7％，1997年西部人均工业总产值不到沿海地区四分之一。同时，西部还有国家重点县307个，占全国贫困县总数50％。因此，无论从西部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来看，还是从西部与东部的经济差距来说，开发西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份。
第三，坚持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
这是“左公柳”留给现代人的生态启示，也是中外现代化建设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资源丰富和生态环境恶劣是大自然赋予西部的二重属性：资源丰富是西部自然条件的重要优势，是西部开发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恶劣则是西部落后的重要原因，是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何发挥资源优势，改善生态劣势，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现代西部开发的重要课题。历史和现代都告诉我们：生态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生命线，再不能因为开发资源，因为工业化，而破坏西部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反，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西部开发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之，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应当成为西部开发借鉴以往经验与教训的智慧选择，成为西部开发经验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教育为本，科技先导。
左宗棠在西部输入近代工业文明的同时，大兴义学，培养近代化人才，开启了西部近代教育与科技的发展进程。在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现代文明进步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时代，继续西部开发这一历史伟业，无疑更加需要重视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加快现代化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西部科技进步应高层次，高起点，科技创新应开发西部独有资源，决不能急功近利，把西部变成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的淘汰、转移区。现代教育与科技应当成为西部开发的第一生产力，成为西部开发最强劲的动力。
现代西部开发需要研究和转换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开发西部是其一生最光辉的业绩，也是西部开发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之一。他的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化的先进意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重视教育与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无疑都是现代西部开发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给现代西部开发以重要的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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